三十功名，一纸真话

竹韵荷风

《真话》的封面上赫然写着“1978-2008中国壮语”，巧的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听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翻开书感觉到自己穿越到陌生的世界，那些让人啼笑皆非或者哑然失笑的事件和故事，现在看来也有点笑侃的意思，那么熟悉却又变得那么陌生和遥远。
三十功名尘与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历史、文字和戏说放在一起翻炒，就像是过年时一家人嗑瓜子唠嗑，温存或忧伤与怀旧夹杂，却总也遮掩不住喜庆的味道。喇叭裤、高仓健、北岛的诗，蛤蟆镜，万元户，外汇券这些带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关键词对于新一代的孩子来说已然陌生了，他们自然也体会不出这些词语对于时尚、文化、经济等诸多层面身层次的影响。至于领导带头买彩票，肯德基里的婚礼那些曾经成为热点的争议和话题，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冷笑话。而那些破天荒的事件，比如第一次的破产，第一个皮包公司，第一批倒爷，第一辆私家车诸如此类中国社会青春期综合症，在今天看来不仅幼齿还土得掉渣，“那是多大的事儿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堪比风口浪尖上的惊天大阴谋。
歌词里唱道：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三十年呢？人类乘坐时间的列车往前飞奔，不太在意自己留下的背影，倒是脚印被文字记录却无法否认，就像少年时为情所困写下的绝交书，纵使今天已羞于回顾，它照样能够在记忆角落咧着风尘仆仆的大嘴，取笑或观望着今天看似长大的人。
我不愿意把此本书称为书的，实话说，如果按照对书籍形式的要求，这本书的分数并不是很高——尽管它有着很宽厚大气的封面，以及封面上言简意赅的书名。
它更像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其内容重在收集和盘点，换句话说，它的意义不似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段，经后人的手或者笔润色而出，它的实质是“实录”，最多加了个别的注解，只是这种实录不是记载皇帝一家的吃喝拉撒生儿育女，而是将影响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事件与故事进行了梳理，尽管越在前面的内容看着越觉得好玩、滑稽甚至匪夷所思，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那些内容竟全是“真话”。
这种太平广记式的记录方式，虽有搜罗痕迹但却未零散到乱。更多的，感觉这是某一历史阶段重要元素择摘和梳理的方式，给所有有此类记忆的人，作为共同回味和品评的依据；给所有对此类事件无记忆的人，以追忆和探寻的切入口，让每个有印象的人在一同回忆的时候能触动心弦，没有印象的人则可以因此“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回顾和追问都是阅读带来的良性衍生物。
翻书也是翻时间，一本书带你从30年前走到30年后，那感觉就像进行了一次时间上的旅行，文字让这段旅行的颜色越来越明丽，内容也越来越活泼，格局也越来越大了，而话题则由严肃的政治正论到嬉皮式的网络文化。可惜没有搜罗到2009年，我不怀好意地想，如果写2009年，关键词是什么呢？——会不会是XXX，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不过，对我这样只对万元户的头衔有印象，却对一切都语焉不详的人，拿到书后翻开后，忽然想到给老爹打个电话：您当年那条喇叭裤哪里去了？

竹韵荷风

《真话》：记录1978-2008中国民主进程关键词
（《真话》：记录1978-2008中国民主进程关键词。本书以编年体结构，抉取1978至2008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梳理出三十余年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制度到观念的转变，留存一份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本书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艰难进程。）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1985年初，许世友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请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够，活着尽忠，死了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辞世。下葬时，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他生前戴的欧米茄手表，天天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




当了和尚要撞钟

“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1983年11月15日，内地第一个赴港旅游团从广州出发，抵达香港观光。香港人相信内地真的要改革了，高唱赞歌。一位香港老太太拉住旅行团一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8月发表的一篇北京专稿称，一般中国人更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国营饭馆的地方去吃饭，因为国营饭馆服务态度不好，桌子脏，人们吵吵嚷嚷，有时还有人抢座位。在一家个体饭馆的意见簿上，有一条留言：“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美联社1983年1月28日报道，北京京剧院著名女演员赵燕侠，在一场艺术革命——打破“铁饭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锅饭”——中走在前头。

赵燕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分成4个队，她自己负责一个有70人的具有事业心的队，这个队搞自负盈亏，实行浮动工资和现金奖励。其余3个队继续实行工作量不等，但报酬相等的旧制度。这一“大锅饭”制度当时仍在中国各个领域里实施。

自从改革以来，赵燕侠的队在18个城市进行了340场演出。1982年，该队赚了27万多元，为国家节省了10万余元补贴。其余3个队仍依靠160万元国家补贴。

赵燕侠说她不能容忍吃大锅饭的思想。“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介绍步鑫生改革尝试的新华社内参上的批示。

作为这一年的改革明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句口号：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和尚可谓忠于职守。”

这是1983年热播纪录片《话说长江》中的一句解说词，配的是镇江和尚撞钟的画面。在片子的解说之一陈铎看来，这是内涵很丰富的解说词。

解说前，撰稿赵化勇却对陈铎说，把这句话拿掉。他担心有人对号入座，“会有人说，你是说我在其位，不谋其政吗？我们别找麻烦了。”

第二天，陈铎跟赵化勇说，“我想过了，我们电视还有教育功能，而这个教育功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发现了，挖掘出这个内涵来，不容易，是我们有本事，别轻易扔掉。我的意思是不要删掉那句话，关键在于处理。”

这句解说词最终保留下来了，陈铎在解说时，用了很平和的语气。没有人对号入座。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回忆，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10倍。

观众排队进门时非常急切，可看画时，却不敢长久驻足，直视画面。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后排的人踮着脚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观众的眼神非常复杂，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潮红，叨念着：“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间，曾有一个女记者，称自己代表妇女来与主办方交涉：“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下体遮盖着？！”主办方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参展画家们生怕随便哪位领导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为期18天的展览，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人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

不过，人体模特们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1小时只拿24块，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后来闹上法庭。10年后官司判下来了，3位模特每人获赔1万元。




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1988年赵瑜报告文学《强国梦》中的一段话。这一年，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对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等的反思开始出现。

20年后，强国梦依然，金牌大丰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举国体制“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1988年4月8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到高潮。9点35分，代表们开始填写选票，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9点53分，开始投票。邓小平在主席台的票箱投完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来自广东的女代表邝健廉看到这一幕，写了一张“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条子，从台下依次传递，递上了主席台。邓小平看到条子后，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他立即把烟熄掉，还将那张条子递给邻座的其他领导人。



            《真话：1978--2008中国状语》  九州出版社  定价：28：00

孙浩然

真难为了许世友，花了十年时间操心自己的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