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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如此幼齿（作者：王晓渔文化批评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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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2 14:29:3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严谨的“编著”
如果在书店见到刘青松编著的《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我百分之两百地不会碰它。我很少买“编著”的书“编著”是介于原创和抄袭之间的托辞，那本《货币战争》就是宋鸿兵剪刀加浆糊“编著”出来的“真话”让我联想起“真理部”、“《真理报》”，“壮语”让我联想起“豪言”，这都是不太愉快的联想。可是，有次我在网上闲逛，在天涯虚拟社区“闲闲书话”遭遇《真话》，当时有个帖子正在贴出这本书被“瘦身”的内容，虽然怀疑这是一种促销手段，但对八卦的热爱促使我点开了这个帖子。

该帖子以编年的方式连载30年间的名人名言和非名人非名言，并且将前因后果一一道来，比如以下两段。因为日本电影《望乡》，巴金写道“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200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介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我很不理解这些文字为什么属于“瘦身”对象，但一叶知秋，我立即买了一本《真话》。
刘青松的“编著”相当严谨，书末专门注明“资料来源”。当然，在我这个历史学出身的读者看来，如果每段文字直接注明出处，效果更佳。

原来我们曾经如此幼稚
《真话》虽然被“瘦身”，但灵魂依然健在。我读完后又买了一本。我不能免俗，碰到好书也习惯买两本，一本留着自己看，一本送人。这两年对历史的回顾，贯穿了一种从“今个儿真高兴”到“明天会更好”的逻辑。这种逻辑，我把它称作“励志进化论”，如果在事业失败或者感情失败之后，这样自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以此进行集体自慰，就会产生打鸡血的效应。首批注射了鸡血的同志，异常亢奋地发明了从“今个儿真高兴”到“中国不高兴”的逻辑，既然我们自己高兴了，就有权利让别人不高兴。在他们那里，似乎只有别人不高兴，自己才最高兴，明天才更好。

历史的主要功能不是励志，更不是打鸡血，而是提醒人们反思，让思考成为一剂疫苗。对于30年的历史，作为亲历者，我对当年的幼稚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真话》还是时时让我惊讶，原来我们幼稚到——— 借用网络和动漫常用的一个词——— 几乎是“幼齿”的程度。1979年5月的《大众电影》风波，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事件。这本培养了几代审美趣味的杂志，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热心读者愤怒地写信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接着升华到阶级立场的高度：“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中国当代历史上，有很多封著名的“群众来信”，有的甚至预言着历史进程，好在这一封虽然著名，却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杂志收到了11200多封读者来信，让这位读者失望的是，赞同他的不到1/3。

《真话》接着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首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公映时，为了 “维稳”，许多地方临时增派消防官兵驻守影院，传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贴了层膜，观众们翘首以待，准备仔细观察那层薄膜是否存在，遗憾的是，男女主角刚刚蜻蜓点水，女方家长就破门而入。看了这段花絮，我立即跑到视频网站找到这部电影，想通过慢镜头获得谜底，可是视频效果太差，未遂。但这部1979年的电影让我产生了兴趣，电影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为背景，男主角是一位小提琴家，他坚持演奏悼念周恩来的作品《一月的哀思》，遭到一位文化部副处长的跟踪，却受到了一位美丽姑娘的青睐，无巧不成电影的是，处座又在追求这个姑娘。故事套路非常常见，不常见的是这部以文化部官员为反面典型的电影，获得了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不过，这从逻辑上可以解释，在电影中出现的是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颁奖的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化部。同一年、同一个领域甚至同一部电影，传递出不同的信息，既可以看到春水东流，也可以感受到乍暖还寒。

除了真话，还有假话

《真话》没有将内容限于标题显示的“真话”，而是把真话、假话、伪装成真话的假话、伪装成假话的真话或者不真不假、真真假假的话一网打尽，呈现各种面目全非的表情，使读者摆脱“励志进化论”的盯梢《真话》不供应从“今个儿真高兴”到“明天会更好”的逻辑，它告诉读者我们曾经如此“幼齿”，同时提醒读者，我们有可能依然“幼齿”。刘青松经常把一些事隔几十年但惊人相似的言论并置在一起，看到这种话语遗传效应，我们确实会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不高兴”是面向自己，而非别人。
今年6月，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发出狮子吼：“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语震惊中国，刘青松钩沉出2001年的另一段往事，当时江苏省射阳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对原粮食局局长刘平的任命，县委任命他为粮食局党委书记，刘平说：“人民不要我，党要！”(《人民日报》2003年8月26日第13版)如果不是两者只隔八年，我几乎要怀疑逯军是刘平的转世了。
行政话语“稳定压倒一切”，不算意外，私人话语一直被认为在三十年间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在我的记忆中，1992年之后已经相当开放，至少接吻不再是一个问题。但《真话》显示，直至1998年，杰士邦的广告还接连被禁，以至于公司总经理期待“我期待未来的人买它就像买瓶洗发水沐浴露一样平常。”看来记忆并不可靠，需要时时修正。现在杰士邦出没于街头巷尾，是否说明“明天会更好”？且慢！给经典油画中的裸女打上马赛克，这不是30年前的旧事，2009年的网民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低俗”的热爱。同样是在这一年，电脑距离统一安装绿坝只有咫尺之遥，这种据说专为花季少年护航的软件，甚至可以过滤花季少年喜闻乐见的“加菲猫”。
刘青松说《真话》试图呈现三十年的精神成长史。在我看来，《真话》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因为它同时呈现了我们的精神幼稚。看到自己的幼稚，是成长的前提。
（摘自南方都市报：[url=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dsb/200909130065.asp]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dsb/200909130065.asp[/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