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

扁头

书中人物

“如果它有任何意图，”普塞尔说，“它都会先俯下身来，仔细辨别，让风代为传述。”

——《人质》

之一
那是少见的冬日里的好天气。许茂叠太太一手提着一个果皮纸箱，迈着轻步，口中哼着小曲，双目扫视着四周暴露在阳光中与阴影相叠加的那一切，让人猜不透，那两个纸箱中究竟有没有放东西，她那略微往一侧歪斜的肩膀有没有负重。
刮了几日的大风还有最后一丝残存的力量在轻轻颤抖，就像是挥别。这样的好天气真是来之不易啊，许茂叠太太想到这一点，觉得两臂更有了力量，她走进一大片毫不吝啬的光照中，就像是披上了金色的铠甲，所向披靡。
在进入楼道口之前，许茂叠太太选择将纸箱摞在一起，抱在胸前，然后以一种几乎挡住视线的危险方式，驾驭着航向，在一步一步升起的台阶上，摇晃着向前。
她从余光中注意着一边的扶手，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宽厚的外衣不与它们发生任何接触，她暗中求稳，她感到对局面的掌控，因此才激励着自己，在箱子的遮挡中，完成这看似滑稽的攀登。她到了单元楼中的寓所门前。
两个纸箱落地之前，原本相接触的部分发生了片刻的分离（也许不过是触到了许太太的手臂），并产生了只能是由于内中的空空如也才导致的轻微的移位。许茂叠太太的手掌从侧面及时伸过来，不过，这只挽救了局面的手也时刻保持着那种欲走还留的姿态，仿佛在和它的主人一起思考，房门钥匙是在哪个兜里坠着呢？冬天的衣着太厚，像是有谁使坏，关掉了房间里的灯，那股寻找的热情被肉嘟嘟的厚度阻隔了。
她听见里面的电话在响，隔着一道门，那声音减弱了，很平静，没有一点儿催促，但其中还是有微微的异样，那是别的什么东西重新吸纳了电话铃声的结果，使得它，几乎变成了好听的铃铛声。
过了一会儿之后，铃声静悄悄地停止了。许茂叠太太刚刚还数着铃声来着，但就那么一刻，她沉醉于这种节奏，转而放弃了对冷冰冰的数字的等待，管它呢，响一百下和一万下，又有何区别？况且，就算真的要数上那么多下，她琢磨着，如果铃声始终保持这种音高的话，她说不定也会乐意去做。
错过了电话铃声，许太太把左手插进深深的外衣口袋，很幸运的，她的直觉起了作用，拿到了钥匙。楼道里从来不曾消散的那股灰尘味道缓缓撞击着她的鼻腔，她还是感到，拿到钥匙的一瞬，她的呼吸急了一点儿。真的，就那么一点儿。
按照许太太的听觉，开锁声音听起来缭乱而尖硬，无论她怎样加倍小心，都难以避免。如果听从父亲的建议，往锁眼里膏一点儿油呢？她不知道，而且，从时间来看，难道不是没有必要了么。
她往后挪了挪没有任何分量的纸箱，在上面的箱子有些歪斜，看上去底端的尖锐棱角已经把下面箱子的箱盖挤开了一条缝（但这也并不代表此时处在上方的纸箱正在为任何被它容纳的东西承重）。沉重的防盗门擦着纸箱的一侧小心地扭开了，并且由于原先预留的余地不太够，使得纸箱和许太太一起向后退让着。纸板在水泥地上发出刮擦声，许茂叠太太判断着这力量会引起的后果。
没问题。她将把两个新成员推进家里去，一个一个的。在她的面前，是类似魔方的某一面，中间留出一个正方形的缺口，供她把新的纸箱推进去，进一步去完善里面占满空间的方格，然后再钻出来，像一只蜜蜂。
更确切地说，那甚至不是蜂房。她只是为离开作打算，先是把原有的电器、家具，总之所有带包装的一切，重新放回到一个个小立方体形状的包装盒里去。她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盒子。为什么要留下电话呢？她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后，计算出了一个初步的完工日期，在工程期间，她会再续上半年的房租。
这之后，她就到外面去捡盒子了，一次两个。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拾荒者。她一点点地用这些盒子把房屋里的空间占满、堵住，她开始在盒子上爬上爬下。没有草图，但她尽力使得每一个步骤看起来都是计划好的，她本质上是只蚂蚁，用盒子组建隧道，从大门到房屋里的阳台，从墙根到天花板，可供爬行的路线被一点点地限定，缩小，具象。
许茂叠太太像杂技演员那样倒退着从入口缩入，拽上了那道门。新加入的两个纸箱严丝合缝地沿着入口处的通道前进。在前方，靠右的地方，有一个预留的缺口。头一个纸箱不得不先越过缺口，等待第二个纸箱（落位），再被拉回，被推进。拐过这个直角后，纸箱就停了下来。它们锁住了电话，完成了对它的非暴力合围。
此时，许茂叠太太躺在亲手缔造的甬道内，安静地呼吸着。她感觉自己殚精竭虑织就的这层茧成功而又温暖地包裹着自己。她鼓一鼓剩下的气力，沿着那条唯一的通道，向光亮爬去。她渐渐被光亮蒙蔽了双眼。

之二
储新知一家到海边去钓鱼，很快活。
海浪翻滚着，永不疲倦。如果你愿意，那里就有数不清、也建不完（因为它们每天都消失，因为不等它们初具规模，你就想象，就数）的沙堆城堡，这些沙堡不是被海水冲掉的，它们被一种蟹抢来抢去，沙子在尖利的蟹螯的攻击之下顷刻还原。
有好几种海鸟的叫声。让人徒增烦恼的未被捡拾的垃圾在一波又一波的海水退去后依然留了下来，被微小的生物发现、触碰。每天都如此吗？他不知道，他不常来这里，更不知道如今会在这里待到几时。十岁的储宝不堆沙丘，他就站在这海滩上。
近来他被一种深刻的烦恼控制着。有时候他一个人跑到较远而又游人稀少的沙礁后面（他的父母可真够大胆的），躺在浅浅的水湾边缘，将下半截身体浸没。他能感受到来自全身的冲动，他体会着，想象着，一次又一次，他不知道顶点是什么。事后每当他回想起这一点，就涌起无力的忐忑。他感觉自己几乎要为此昏厥了。
他害怕父母会责怪他。他也担心马莎迟早会将这一切泄露出去，与小朋友们在一起时他显得有些不自然，他觉得自己心不在焉。他试图让马莎相信，说出这些对他们两人都没什么好处。一切都按商量的办法来。马莎会认为他只是在提供必要的建议，而切实的行动，从没人逼迫她去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决定的。储宝为自己扮演的角色绞尽脑汁，他得谨慎，小心别让自己的声音露了马脚。
而马莎呢？她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我们从储宝这端打量，更多地获得的是一团四散而来的反光，好像车祸中逃生的碎片。
临近傍晚，储新知和他的妻子才和伙伴们从海上回来，看得出来，他们意犹未尽。那是从大海里得来的战利品啊。他们手提着一只只塑料桶，在沙滩上欢快地前进，从桶的边沿不时泼溅出水花，落在潮湿的沙滩上。
小储宝站在海滨旅馆的落地窗前看着行进的队伍，这几天他都是这样过的，独自一人等待晚归的父母。马莎的父母也在队伍里，他急切地想从中看出端倪。马莎在隔壁的房间里，也在看着自己的父母吗？储宝聆听着微弱的海涛翻滚的声音，一想到马莎，他发现自己快要记不住她的脸了，她哪里长得好看呢？
重新团聚的一家人短暂地休整过后，又来到宾馆楼下的餐厅里享用他们的胜利果实，而储宝还是不能很好地适应海鲜特有的那种味道，他每天都吃不饱，他怀念家里的零食，和炒米饭。
围坐在这张大桌子周围的都是同来的储宝父母单位里的同事。在酒精面前，在座的父亲们互不相让。他们还拿沉默寡言的孩子当笑料，请各位少爷公主来表演节目（滑稽节目，小丑，他们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轮到储宝时，他百般地不情愿，那个所谓的主持人剧烈地咳嗽着，掰手腕一样地拧着小储宝的肩膀，储宝快要发疯了，他说：“你妈妈没教过你别冲着人咳嗽么？”那个人愣了一愣，真的有些喝醉了，“你说什么？”他怀疑自己没有完全听懂。储宝摇了摇头，立刻有些后怕自己刚才的行动，他把肩膀从这个人的手里甩开，走到座位后面。
储宝为大家表演了在音乐课上学到的民谣《苏珊娜》。他唱得难听极了，他最讨厌的那个比他高半头的小孩大声嚷嚷着：“他唱得不对！他唱得不对！”储宝尴尬地在半截停了下来，那个孩子当即站起来唱了一段《铡美案》，在众人的叫好声里他还得意地望向储宝。储宝看到马莎两侧的脸颊有了红晕，但他们隔得那么远，说不上话，好像马莎还和从前一样，一样快活。
但储宝生气是因为，尽管他唱得五音不全，大人们仍然没有忘了他。父亲单位里的同事夸张地指点着，奖给了他一个桔子。还要他的父亲也来一段。也来一段什么？他没有听清。父亲在他身边站起来，端着酒杯，居然傻乎乎地说起了祝福的话，什么“阖家幸福”、“恭喜发财”。而周围的人，至少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在听！他们交头接耳，一刻不停。难道在别人说话时，没人教过他们应该懂得安静吗？
储宝用脚把父亲的椅子向后踹开了一段距离。谁也没有注意。储新知放下酒杯后“咚”的一声坐在了地上，全场的人都开心地笑了。他父亲好像真的把手腕戳坏了，储宝着急又心疼地凑上前去看着。储新知咧着嘴，好像在为自己的跌倒感到不好意思，轻声地对储宝说：“你怎么了，你干吗要这样？”储宝再也控制不住，一把扑到父亲怀里，哭了。

之三
不，不是后悔。而是好奇。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再次站到那些时刻面前，他也许会尝试着挽回。也不是挽回，例如这一系列新的动作究竟会导致的方向，是好，是坏，他不关心。他只是好奇，就像手拿白粉笔的人站在白色的石膏板前画线一样。
他这么做了得有十余年后，她们才发现。那天她们都傻了，站在白床单前，压抑着不解和怨气。那些肮脏的信都被他自以为是地藏在被面里了。每天清晨叠床时他居然能够不让这些被子里的通信发出窸窣声，他怎么做到的？一定很小心，时时温习，清楚地记着信件摆放的位置，别让信纸正好处于叠痕之间，被挤压出声。
他自以为！
现在好了，大家围着床沿，谁也逃不掉，他怎么向她们解释？她们是他的监管人。这绝对是一件意想不到的让她们难堪的事。这么多年了，她们还以为对他控制得很好，他心地单纯，社会经验少，不爱与人交际，这些她们都看在眼里，但谁也没想到，他背后还有这么一手。
“可真丢脸呐。”“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别人说。”“你怎么向你的父母交待？”“你认识到错误了么？”
这些她们都没提。两个人沉默着，看着那些“死信”。是的，它们都死了，根本不曾寄出过，他一个人把它们造出来，又塞到秘密的见不得人的地方，好像一切都过去了，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这怎么行？
现在可好，这些信被打算洗被罩的工人翻出来，晾在床上，好像一床的通奸犯！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尸横遍野？他脑子里闪过这个词，看着他一手造成的——灾难。他一手造成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被罩是要定期清洗的，只不过是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期限，但还是如约而至了。他一手做下的，怎么逃得过去。
他有点感谢今天是周六了。他是自行车邮递员。起码在这间房子里他是。昨天客户才把自行车送过来的，骑到楼下，车闸上夹着小纸条，告诉他要送达的地址。他的任务就是骑着这辆车，骑到指定的地点，再撕一张小纸条，夹在闸皮与车圈之间，上面是另外的地址。然后，会有人接替充当他的角色——自行车邮递员，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邮递自行车员——骑着车到他指定的那个地址，此时他的身份就又换成了那个要求邮递车辆的客户。如此这样一番转换，这辆自行车在许多年里在不同的人之间骑来骑去，去了许多地方，又经过特别的环节，回到了他这儿——最初的一批自行车爱好者这里。
他是有些感动的，自行车没忘了他，好像一条老狗又寻着气味千辛万苦找了回来，而他幸运地还健在，只不过刚刚犯了一桩“错事”。能叫“错事”吗，对她们来说是的，甚至对他也是，因为，显然，她们立在这里，一副深深地受了伤害的样子。
虽然不是艳阳天，但窗口里的光还是够强烈了，信纸与字迹，双料证据。他得打破沉默啊。其实已经结束了，他在心里想。多少有一些无奈，他不做这些信已经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了，他承认，最近他克制得挺好，几乎不想这回事了……
“你真脏，”终于有人说话了，“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难怪你这些年变矮了，你把精力都用在这些地方了。死信？啊？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自毁前程？”
另一个着意打断了她的话，“别说他了。先让他送车去，我看见车在楼下了。”
他感激地望了那个人一眼。
话被打断的人几乎要哭出来了，“这可怎么办？这些被面怎么办？怎么清洗？那些笔迹会不会印到被面上？你看看！”她推开信堆，被面上果然有了一缕缕蓝烟似的线痕。
他也知道这很难清洗，所以他不想再看了，并且开始感到恶心。为什么会是我？他扪心自问。对于过去的事他说不出话，他也希望自己从没写过死信，他也希望这里的每一封信都配有一只信封，每一只信封上都有一个确实的、真实存在的地址，那上面，有邮戳。
就像他的自行车那样。
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之四
我们都是在生活里爱开玩笑的人。我，我的邻居贝尔纳先生，我们私下里称呼他为“胡同里的外国人”。当然贝尔纳先生并不住在胡同里，但他是外国人，是我们的邻居，他正在写一本书，叫《影响论》。
而我的妻子是能明白我的人。为了偷听聋哑人说话，我们自己练习手语。我们不曾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所以我们交谈激烈的时候就像胸前抱着朵快要爆炸的花。有时候我们也靠读唇语理解对方，我们嘴唇开合得很慢，很谨慎，连发出气音也不行，谁要是嘟出声就只好再想一个新的游戏，而这比什么都难。
所以我的妻子对在我和贝尔纳先生之间发生的事一直表现得很宽容。我们最早开始接触贝尔纳先生是因为他弹钢琴。很大声，也许他没有踩静音键的习惯吧，不过钢琴上真有这种键吗？还是我们的墙壁太薄了？我们总不能像许那样把屋子堵死。
我去敲了贝先生家的门。他刚刚搬来，但事情总不能等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才去解决，这就像打预防针。我知道我这样做有点儿霸道，有点儿过于追求完美，我相信，这不过是一种尝试，而不是捍卫什么。
贝先生雇的中国保姆开了门。贝先生能听懂中文吗，看到这个保姆我心中有点儿疑虑。我想她一定是从来不会和雇主说话的那种人，即使在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伤害的时候。但她让我进了屋，我告诉她能不能让这家人在弹琴的时候小点儿声？“你自己进去和他（她）说吧。”她让开门，用手中的掸子往屋中一指，在我身后关上了门。
贝先生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他一个人在向阳的房间里，他已经在朝这边望了，他知道我进来，他手中拿着烟斗。
“嗨，哈罗。”然后我说了那句英文，发音别扭极了：“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手持烟斗，是准备点燃还是在吸下一口之前的那段间隔？我好像没看到有烟冒出来。贝尔纳没有示意我走近一步，也没有走出自己站定的范围，他就那么站着，像在发愣，保持警惕，轻轻地点了下他的光头。
“您能不能在下次弹琴的时候小点声儿？”我问。
“我弹得不好吗？”他问。他的中国话说得挺好，不过我没时间表示惊讶。
“我不懂音乐。”我说。我觉得谈话到这里就已经能闻到火药味了。
“嗯。”他考虑的时间很长。因为处在逆光的位置，我不太能很好地观察他，而且我不习惯说话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眼睛。但我可以注意到别的地方，比如他的凉拖，地板上拖拉着电源线的笔记本电脑，甚至他那让我感觉到外国人的野蛮和强壮的恶狠狠的大脚趾（我觉得它有自己的生命）。
他考虑的结果是沉默。反正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我得离开。在这一刻，我才觉得我们两人都有点儿尴尬。除了那些不同的摆设，我经过这一模一样的房间布局，心里厌恶极了，都没发现钢琴在哪儿。至于是保姆还是贝尔纳关的门，我忘了或是我再没心思留意。
他叫“贝尔纳”，他在家写书，自然都是在这之后我才了解的事情。那之后我们甚至可以隔着墙壁下棋。在我们两家共享的那堵墙壁两面各画着一副棋盘，它们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需要贝尔纳先生的巧手，和很多的沟通、测量（我们尝试着不进入对方的房间来画这副棋盘）。这足以证明，那段时间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我在墙壁这面用擀面棍在棋盘上的某一处点两下，“笃、笃”，过一会儿，同样的敲击就会在另一面响起。我要专心倾听，记住它在棋盘上的位置，选择自己的下一步。我想，这样唯一的好处是我们都可以在脑子里为自己选择喜爱的颜色，而把晦气的颜色给对方。贝尔纳在我的棋局里永远使着一副青蛙粪颜色的棋。青蛙粪是什么颜色？我可没见过，也绝对不想画出来。我们只在各自的墙上玩这个游戏。
每当棋局结束，我们就在棋盘外围敲上三下，像举行某种古老的仪式。但现在不行了，贝尔纳先生没有了他的手。
虽然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我的工作让我明白，他不可能只靠口述去完成一部著作，那样会不好意思的。贝尔纳的家人都来帮助他重建自信，他们怕他用自己的假手自杀。可如果贝尔纳真的想死的话，只需要用牙就行了。
我记起我们真正相识的那天，是在第一次会面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一直没再听见钢琴声，隔壁安静得像是在等待新主人——贝尔纳忽然邀请我去看他的“手艺”，“我新做了一台琴，有特别的效果”，他右手五指叉开，按抚着自己圆圆的脑袋，站在走廊里。他的胖手指就像爬在脑袋上的香肠。我想了一下，去了，看到那架台灯。是三角钢琴的样子，琴身上了白色的漆，黑白按键分明，顶上有一盏节能灯。
“它会随着音乐变色。”他说那盏灯，他只用双手的食指在台灯上弹奏，我什么都没听到，只看见一闪一闪变化不尽的彩光。
贝尔纳真的有一双巧手，可他失去了它，我觉得在他心里还有另外一双，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我没开玩笑，我认真打这个赌，和我的妻子。在那一个月里，我脸上有一层黑纸，随着月球位置的移动慢慢覆盖我的脸，在我变成新月之前，贝尔纳先生，你一定要长出自己的新手，我也一定要赢。

之五
这五个人是自愿留下来排练的。头一次他们占用了自习课的时间，没想到班主任却利用自习课来演练下星期的公开课，发现讲台下五个座位空着。
他们从课间休息时就在操场上，直到打了上课铃，操场上终于安静下来，他们彼此不用嚷着说话了。小峰和马其果站在高高的水泥台子上。执棋手已经准备好了，将旗杆在风中顺了顺，让红色的旗帜自然下垂，旗杆呈四十五度扬向空中。一男一女两个护旗手在等距的斜后方，保持一致，就等台上的小峰按下录音机上的放音键。出旗！
他们走了几遍，效果还不错。其中一次小峰和马其果把红旗升上了半截旗杆的高度。作为护旗手的小浩天也想试试升旗的感觉，正当他和马其果抓住一根绳索争执的时候，班里的生活委员跑过来冲他们喊：自习课不上了，班主任要讲课，快回去。
马其果手一撒，“你来，让给你！”转身跑下台。小峰也松开手中的绳子，跟在后面。几个人中身高最高的，执棋手蒋春燕（体育委员），在下面扬一扬头，“你快把旗子放下来啊。”小浩天仰头看了看飘在半空的旗子，感受到来自手中粗麻绳紧张的拉力，心里一阵不服气。他放弃了对绳子的控制，让国旗从天而降，所有人被迫听着绳索快速摩擦的噪声和旗杆与旗杆间相互碰撞的喧响，“噌！”在最底端，国旗有力地反弹了一下，歪在了那儿。
许婷婷跑上台，帮小浩天解开旗杆两端的扣环，卷好国旗，提上录音机，剩下的这三个人向体育组后面的器材室走去。
等他们回到教室，老师正在门后弯身取什么东西。小浩天只注意到讲台上没人，他冲着那两个早回去的男孩大声嚷嚷：“应该是你们去还国旗啊！”
大伙儿都忍着笑，老师从门后出来，手里托着三盒彩色粉笔，粉笔沫在盒盖上堆着，像个小山堆。
“你们几个，快回座位去。”
“娘娘腔！”底下不知哪里传出一声。小浩天往眼睛堆里胡乱地一望，看到几张笑脸。他红了脸走回座位。“说什么呢？还不安静！这点儿时间都让你们耽误了！”现在小峰和马其果在他背后了，他看不见他们了。“老师说你们了，说你们不应该利用上课时间彩排。”同桌的张明宇跟他说。
所以这一次，他们在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之后才来到操场上。
这一次有老师在。五个人都挺严肃。小浩天觉得马其果站在那里真是装模作样。凭什么让他担任升旗手？他的下嘴唇、他的体格，他那副很熟练地接过蒋春燕递过来的国旗杆的厚手掌，还有他敬少先队礼时绷直的面部表情，都让小浩天打心眼里不服气。
说起来，护旗手的动作是最简单的，只要跟着执棋手的步伐，走到规定的地点，转身，立正，几乎没有出差错的可能。而两个升旗手的步骤就要复杂多了。每周的升旗仪式上，就只有在这个环节最令人“窒息”了：没有音乐，两个孤零零的升旗手在旗杆旁边，把执棋手送上来的国旗固定在绳子的环扣上，好像做针线活一样，等待起来可真是漫长。就有几次，还要体育老师帮忙，才把旗子系好，升旗仪式得以继续进行。干吗要设计这么复杂的环节？小浩天听大人们说，在天安门，只要一按电钮，鲜红的国旗就嗖嗖地升上去了。
在操场的另一边，学校的足球队在训练。有几次，球飞出场地，向他们这边滚来，但总是在半途就被捡回去了。
放学后的学校真安静啊。老师离开了一会儿，让他们自己再练练。马其果很淘气地按下了快放键，停止，再播放。会传出什么声音呢？居然是《雪山飞狐》的主题歌！几个人挺吃惊，也很高兴。接在这首歌之后的是广播体操的音乐。小浩天心想，控制录音机的人一定很熟练了，如果在全校上操的时间，没倒好磁带，放出电视剧的主题歌，可怎么办呢？他在心里笑了。
B面呢？小峰和马其果霸占着录音机，不让别人动，他们总能发现好玩的东西。
小浩天看见齐佳佳了，他是足球队的，训练似乎结束了，他和几个小孩在单杠旁边饮水。齐佳佳也发现了他。他跑过来。
“嗨，你还是中队长呐？这周你升旗？”
小浩天摇了摇头。他的四个同学这时都停下来看着他。
“你们练完了？”
“差不多吧。”
马其果和小峰回过头去摆弄录音机，两个女孩的注意力还在浩天身上。小浩天看了马其果一眼，他看见过马其果跟别的高年级同学在一起。
“你们呢？也练完了？那过来踢球吧！”齐佳佳说着就抓起小浩天的胳膊往球场走。小浩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齐佳佳的力气比他大多了。他从没踢过球啊。蒋春燕下巴一昂，可他们已经离得很远了，几乎在跑了。
在球场中间的那个大圆圈里放着足球。“你踢前锋吧。”齐佳佳很自信，“这是我朋友，技术可好了。”他对大家宣布。
“你来，我们开球。”
小浩天碰了一下球，碰给齐佳佳。齐佳佳踩住球，等着对方上来抢。几个穿白队服的小孩一下子冲过来。小浩天开始往后退。
随着比赛进行，他越退越后，早已经离开了齐佳佳吩咐他呆住的范围。他望了望国旗杆的地方，没有人了，他心里一急。难道他们已经回家了？
“你来帮我守门吧。”小浩天身后传来声音。
“我……”对方忽然攻过来了。“浩天！拦住球！”
球冲着球门滚过来了，几个孩子在后面追，还有一段距离。小浩天想起了自己在家里床上练过的铲球动作。他把身体蹲下去，两手撑地，侧向伸出自己的右脚。球改变了方向。
那个想让浩天代替他守门的门将来不及反应，眼看着球耍赖似的滚进了网窝。

之六
教化所的同志坐下来，他们一个个面耳发红，身下奇痒难耐：
“小时候，因为拉不出屎，父母往我的屁眼里捅棉签，还没来得及对疼痛作出适当的反应，我就感到一阵急速的蠕动从身下传来，那股向下的力量谁也阻止不了。
“我感到自己很轻，坐在床上，我想我又能在床上蹦了。不过我没动，那种快乐的劳累我永远记得。
“父亲走开去倒掉我的排泄物，母亲为我准备新的裤衩，我光着两条腿，看到它抬起头来。它瘦瘦的，像一根肉针钉进空气里，我以为它就那样了，再也变不回从前的样子，我感到从它四周感到的冷。
“它有自己的想法，我确信，每次它抬起头看我，我都感到这一点，并回望它。就算不用眼睛也能察觉它的存在，我还是喜欢更直接的方式，毕竟打电话不算真正的见面，对不对？
“它有思想，所以它有自己的语言。那语言是与众不同的。它用自己身上的动作，伸长或缩短，垂头或脸红，幅度就像你随便屈屈手指头那样，来表达很复杂的心情，很凝炼的思想。这难道不是很便捷吗？
“我这么说，马上会有人说我是疯子。
“你肯定见过它口吐白沫的样子。因为它曾经很高傲，以为自己根本不会被普通丝麻所击败，第一次甚至不是丝麻，而是塑料泡，就让它忘乎所以，它说大话了，关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大话，那种事发后会破坏友谊的大话。它输了，口吐白沫，我以为它要死了，那一夜我再次感受到曾经感受过的由它而来的冷，这种冷不经翻译，直达我的心底，之后我明白，只有在这一个瞬间，我们学说同样的话。
“我平躺，它垂直于我。我行走，它平行于土地。你不觉得它就像一条狗？它撕咬，向它向往的地方努力昂头。它没必要鬼鬼祟祟，它的处境不在我们的地平线上被衡量。
“于是大多数人就以为它是聋子？是低等生物？我跟你说，它教会我认识许多日常。从淋浴器喷头泻下的水流，一注一注不曾断开的棉线，闪动的文竹之眼，在盛夏之夜织就的木制围栏，道道刺青拱起救生皮艇，船甲板上的不冻光和悬崖海燕……它懂得命名。
“我知道，另外还存在着未脱离他人身体的‘它们’，互相说着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我不再有机会去把握的语言。它的外形变了，虽然由于某种原因，我至今还能看见它保持童稚时期的样子，可它已经学会从我身上攫取，而不是学习。如果说那是成长，那它理应脱离我，就像我今天看到的征兆：
“半夜起来，我看到饮水机在‘流泪’。机身底下交代出的水漫到客厅中央，像没办法完成爬行的软体动物。饮水机像个孕妇，她眼看着再也无法保住怀中所抱，站在那里，坚忍地流泪。
“这就是告别么？我得到了我需要的启示，我要给它，给我们，一个可以被举起、高高宣布的未来。”

之七
小浩天哭得不能言语了。以往需要他上台发言的时候，他就紧张得不行，想说的话像在海浪里荡，嘴唇频频发干，简直能擦出火星儿来。最重要的，他还发抖，心脏怎么也端不平，像在“打摆子”。他知道“打摆子”是一种病，一种在冷热之间交替、不能自已的传染病。
如今的情形与他上台发言前有些类似，不过他已经不太可能分出精力来暗示自己去改变现状，似乎可以说，他表面爆发的哭泣，完全是对自身失控的一种弥补。马其果就没有哭，他还对老师说，是浩天先动手的。
他们是为了一盆花争执起来的。小浩天从家里带来了米兰，但小峰说不是。
“这就是摆在我家窗台上的！只有我家才有这样的红花盆！”
小峰反驳说：“我家也有这种花和花盆！”“不是！这是我家的花！”“不是你家的！”“是我的！”
马其果在后面用浩天的铅笔盒砸了小浩天的脑袋一下，“谁能证明这花是你拿来的呢？”
小浩天最不喜欢别人碰他脑袋，他觉得碰一下，智慧就少一点。他回转身，举起自己刚刚被马其果使用过的铅笔盒，也敲了马其果的脑袋一下。马其果不甘示弱，又拿起浩天同桌的铅笔盒，砸在浩天脑袋上。他们就这样，你一下，我一下，鸡啄米一样互相砸着对方的脑袋，谁也没想到从对方手里夺下铅笔盒。一开始力气还是轻的，但随着节奏的增快，双方再也收敛不住力道。小浩天就这样被砸哭了。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砸人家脑袋啊。”班主任对马其果说，他们站在楼道尽头的窗户跟前，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刚刚打响。
“行了，你也别哭了。马其果，给浩天道歉。”马其果打量了一下老师，很小声地对着老师的肚子说：“对不起。”浩天在两个人旁边很委屈地一抽一吸，吸进的气息紊乱又短促。
争端就这样解决了。回到课桌旁边，看到自己铅笔盒里散开的笔帽和从笔尖里渗出的钢笔水，浩天又一次哭了。他红着眼睛，使劲压抑着自己，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放学的时候，他不要和小峰他们一起回家了。他一个人背起书包，往家走。
他还是走得快了点儿。他看到小峰和罗盛超他们在前面有说有笑，把路边散落的煤块儿踢到马路上飞驰的汽车中间，被经过的轮胎碾爆成粉末。小浩天也喜欢这种游戏，不过他今天不能玩，他只有一个人，他怕驾驶室里的人会通过后视镜发现他的举动，停下车，揍他。
他希望有办法能拖延自己，可他不知道另一条回家的路。
在路边有一条深沟，里面积满腐叶，沟的弧度很宽，像长长的吊床。小浩天从沟的一侧冲下去，拽紧书包的背带，在沟底达到的速度帮他升上对侧的斜坡。在即将达到顶点时，积蓄的劲头被用光了，小浩天不得不手脚并用地扒住土坡，险些倒退着栽回沟里。
小浩天对自己的发现挺满意，掌握了技巧后，他便自如地冲下冲上，像副沉醉的钟摆。
他弄得自己满头大汗，看看前方，小峰他们早没影儿了。小浩天还有一个伙伴，是他在儿童节当日的游艺项目中得到的奖品。如果不是中午发生了那件事，他早拿出来给许婷婷看了。
可整个下午，许婷婷都没有和他说话。想起这些，他刚刚有些空白的心灵又被烦恼充满了。他把书包换到胸前，拉开拉链，往里面瞅。在水瓶的底下就是它了——一副“可赛”头盔。
他把头盔套在头上，拉下面罩。透过塑料面罩，和头盔厚重的质感，他感到头脑和四肢间的距离拉大了，外面的世界也变远了，他摸索着迈出自己的脚步。
他手中拿着空气宝剑，又一次冲下斜坡。这一回，他听不到耳边短暂的风声了。呼出的气息被面罩反弹回来，热烘烘的。经过一番奋战之后，他把面罩向上拉起一点，喘一口气。
再往前，就能看见垃圾堆了，那是离家不远的标志。那里蚊蝇飞舞，臭气呼呼，连砖头也快要腐烂了。每次经过时浩天都会屏住呼吸，在头脑中默数：“一、二、三……”。他扣好面罩，整装待发。在热气腾腾的面罩内部，他看到眼前有凝结的水珠滑过。他穿过那片“有毒”的场地，对头盔以外的生物置之不理。

之八
我坐车到了风苔镇。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所以这次我必须来了。
车站牌子下面有一些绿色的座椅，颜色挺刺目，有一些漆皮起翘了，使人想起在太阳底下打瞌睡的老人斑，它们附着在退了休的昏沉沉的皮肤上，靠休眠度日。
街道、楼群都很老旧了，吹到这里的风也显出低的体温，像是在主路上刚刚经历过的夏季，转眼在这里就结出果实，迅速腐败了。
虽然是第二次来了，但记忆上的偏差还是导致我多走了一段路。当我回忆起楼的位置特征时，发现它已经落在身后的一条街上了。过马路时我还是小心地左看右看，车辆并不多，然而从身边经过时，车速始终是不曾放松的。
还有一些卖水果的摊位，顶着慢腾腾的遮阳伞，扎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但根本没有什么顾客。这时我远远看见在回头路上，医院字样的塑型字支起在某一片楼顶上，越过了繁茂的树梢，像肿起的蜗牛眼。
继续向前走，路面就完全落在楼影中了。机关楼向街的立面上钉着标有楼号的铜牌，楼牌下面则有单位名称落在几个字形上，被木板悬挂着。那是形象被文字追击后在战场上升起的无形硝烟——“密云市风苔镇志愿者协会”。我给自己暗中鼓了鼓劲儿。
正要往前走，路边停着的车里走下一个人来。是我认识的人。
“李根！”我叫到。
他站在马路牙子上，手扶车门，身子有些不稳，扭过头来，“我靠，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冲他嘿嘿乐着，用的是和他相识时还不曾学会的乐观脾气，“啊，我是到这儿来面试的。”
“这儿？”他按了按手里的钥匙，车子赶紧“哼”了一声，发出被锁住的声音。不过，如果那是一个玩笑呢？比如说，像电影里武功盖世的高手亮出迎战的造型，从关节中发出自我骨折的“咔咔”声一样？一个玩笑，车门没锁，懒汉随时可以上去，用方向盘架住脸盆，把头安全地埋在里面，睡觉。又或者……
我想得太远太零碎了，脑袋又开始昏沉了。
正当我定神的时候，李根的女朋友（还能是什么呢？他有这么年轻的亲戚吗）从我后面跑过来，也指着那栋楼说：“就是这儿！”
“啊？你也来应聘志愿者的吗？”我没想到竞争对手这么快就出现了。我恨不得收回自己刚才的话，我太早暴露目标了。这下完了。
他女朋友看看我，显然没有搭话的意思。
“不是，我们来办房产证。”“房管所也在这楼里。”李根又补充了一句。
我把李根叫过来，“李瑶呢？”李根摇摇头，无需多说了？
“那她病好些了么？”
“越来越差了，我们每月都看她的。”
“你们？”
“我和温啸。”
“温啸？”
话题正在自我盘绕。他女友果断挥刀，“快走吧。”
他们先走了。我留下来又观察了一会儿停车位的情况。楼房墙面上的砖缝以一种熟悉的方式拼接排列，这是我看过的最冷静的求生信号，是砖红色的。
我也走进了大楼。
我发现我来得并不算早。被领到一间会议室后，我看到已经有许多应聘者落座了。从他们选择落座的位置上可以看出哪些人是相熟的。在会议桌上，与每个人相对应的位置上，都放着一个纸杯，好像看病时的挂号条。
很快我也有了自己的纸杯。
屋里开着空调，我瞅准机会换了个座位，来到了角落里。我开始阅读。书的内容是一些书衣的集合，列有简单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并非关于书衣所属的书的介绍。如果不想从文字上判断出这一点，从那些影印件中也很快能发现怪异之处。比如，单是这本书自身的封面就出现了不只一次；书中影印下来的书衣有时重新以它所在那页被翻开时的情形被再影印一次；书衣的出现也并不遵照一定的原则。就像一本正在整理中的教材，一本杂乱无章的关于书衣往来更迭及至抄袭模仿的骗子导游图，一本广告全集。
阅读这样的书是十分艰难的。最初的兴趣点一旦被攻占之后，书籍中就只剩下辽阔的原野，所有那些需要你自己去阐释的意义都在远处低头吃草，而你，以食肉动物的形象出现，因为并不适应而少有警觉，饥饿的喘息声只能逼得那些羊群一逃再逃，而土地，缺乏尽头，干涩枯燥。
我很快就感到累了。周围的人在小声聊天，或者看手机里的电影，偶尔也有人对现状发问，不过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劳作的人仍在继续劳作。有一度我觉得我们只要在结束时把各自头顶的空中楼阁搬回家就好了，也许是一些电影情节、也许是压缩机僵硬的足节、又或许是些热带空气。
中午大家在机关食堂里吃了顿面，炸酱面，也有打卤面，还可以挑选面码。我看到那些不久后也许会成为我上级的人手里拿着绿色的饭票，在窗口交易。我想我已经梦见过这个情节，还有餐桌边粉色的座椅。
下午我们又回来会议室坐着。三点钟的时候终于有了变化，一些人被叫去库房，搬来原本已经报修的电脑，在会议室里开始组装，机箱不断发出报警声；另一些人终于被分配了，工作地就在这栋楼里，他们开始上网，接收邮件，我去厕所的时候路过那些屋子，看到了正常的显示屏和正常的小图标。
我属于最后被分配的那批人。我和另一个女孩儿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地方——柳下窑办事处。这之前由于无法忍受冷气的攻势，我跑到楼道里，站在纱窗前呼吸。热浪却不是一缕缕的，而是成团而来，攥紧成湿润的小拳头。阳光炙热的午后，居民楼里窗户上反射出的光像可以害人的狐媚。直到有人站在门口向屋内喊我的名字。
我和那个女孩被叫到同一间办公室。门关起来了，机器发出和谐的噪音。有个中年女人坐在写字台后面对我们说话。
她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对肺部造影特别做了指点，让我以为她曾学过这方面的专业或是有这方面特殊的爱好（我身边的女孩儿默不作声地看着），只不过平时难有机会对人提及。但当然不是（她的饶有兴趣成了她的老迈和闲暇的佐证）。她还给了我们每人一顶草编兔头帽，让我们立刻戴上，静坐半小时。
这半小时是漫长的半小时。从头上摘下草编兔头帽后，中年女人又从“帽子”上分别取下两片草叶，用记号笔做了标记，放入了她身下的抽屉里。随后她送我们离开。楼下有车来接我们两个。
“现在就去？”我问，已经五点半了，去柳下窑要穿越大半个城市。
车门已经打开了，办公楼里有人追出来，让我们挑选一条腕带戴上，这是明天集会的出入证。我挑了一条绿色的，上面有一条格言：每天万步行，健康你一生。那个女孩儿挑了血红色的。
上了车，我书包里的手机开始震动，我翻开压在它上面的那本“书衣之书”，手机屏幕有节奏地一闪一闪，映亮了书籍的封面。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