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黄裳：是非琐记

陶北

——写在《来燕榭文存二编》出版之际。 　　　
    一年前的今日、正当整理旧文，编辑新集之际，在“后记”中首先提到的是，“新世纪零七年三月沈某伙同韩石山在其主编之《山西文学》上对我展开声势浩大的人身攻击，连续四月之久。”我的首先提起此案，不只因其出现最早，更因我与韩某素不相识，更无是非可言，只素闻其“文坛刀客”之“声名”，据其后来声说，其所以展开此番凌厉攻势，不过是为了使刊物热闹一下而已。欲达此目的，方法甚多，而独取此种稀奇古怪之策略，捏造事实、凭空诬陷，更放任沈某制造伪证，企翻旧案，以多种捕风捉影之游词，百般攻击，使整本月刊，陷于恶毒阴霾之中，凡此莫非主编者精心策画之成果。据此种种，不得不赐韩某以“粪帚文人”之嘉名，是否恰切，望读者教之。

　　“文存”后记以“时下的传奇”为题发表（《上海书评》2011年4月10日），迄今又近一年，韩某谋得《文学报》“新批评”专栏“特邀策划”新职，有了新的阵地，于是忙于排兵布阵，等一切就绪，“没想到这股鸟气，在肚里憋了‘一’年之久，还是砰的放出来了”。案，这里借用了韩某的原文，只不过改了一个字，将“四”改“一”。真不愧为名句，非“粪帚文人”想不到、做不出，声香色味俱备，充分表现了专利特色。是继承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嫡传而又有了发展创新的实证。

　　韩某在《文学报》上发表的大文自然是主炮，此外依靠“文坛刀客”的威风、人脉，还放了一连串“排炮”，闻见所及，有《包商时报》、《中华读书报》、《芳草地》等，内容还是那些事，只在文字上少加改动。估计还有不少“哑炮”不曾放响。
　　我初见《文学报》的有关版面，不禁惊倒。竟得与“粪帚文人”排排坐，并列于版面上端，其“荣幸”、“局促”、“屈辱”为何如！其无奈又何如！“新批评”开宗明义第一炮，不是面对作品而发，而是一篇提到人格高度的“道德批判”，其预示的批评走向如何，颇难预测。而韩某批评之为恶意报复，则彰彰明甚。媒体的功用、任务、品格，因而遭遇质疑，更不必说。

　　韩文涉及的两点，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也不能不少加说明。其时恰遇家人重病住院，手中积蓄不足支持短期医药所需，无任焦急，眼中只有一“钱”字，彷徨无计。恰有朋友介绍，有欲得名人手迹者，来寓选购，一一遴选，给价，钱货两讫，交易而退。当时我有一切皆身外物之感，救人是第一位的。无论胡适之墨室小纸片，即使是二王的墨迹，也必一掷无悔。这是当时的真实心态。韩某只字不提，转而与我讨论文物价值、朋友情愫，不免有隔世之感，“何不食肉糜”之叹！此正是“粪帚文人”诡辩术之一，割裂上下文，断章取义也！

　　当年为编日报副刊所需，我托了在北平的吴晗代约文化界名人写字，指定必得的是朱自清；在上海则托了靳以。靳以是前辈，但在一起混得熟了，也就交给他同样的任务。靳以写信来，报告工作进度，“萧乾不写字”，是说萧乾不喜在笺纸上写毛笔字。至于张充和的书法，在圈内已有声名，但在社会上尚无今日之光辉八面，靳以只是顺便一约，并非我的慕名求索。何况我已有沈公（从文）所赠张、沈、杨振声三人在颐和园霁清轩避暑时的习字三纸。那是三条狭长竹纸，三人分写数行，各缀名字。依我外行看法，三人以杨最好，张充和的行草也好，胜于后来所作。在这里，只能说韩某是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

　　有上文必有下文，是当然的。此案的下文也有值得一表的。那位风雅商人多方收买了一些名人手迹以后，随即精印为一册，作为“藏品”上市，以示自己“风雅主持”身份。又“不旋踵”一起上拍，后果不详，是赔是赚，不得而知。只有那张纸片，胡适之手写的“贯酸斋（韩文写为“堂”字，看来不像“手民”之误）清江引”却大出风头，更有无聊书客，引为佳话，细述流转踪迹，甚至出现了“伪仿制品”，引来满天风絮。看来借此片纸博得“微利”者不少。其时正当胡适走红之际，毫不奇怪。

　　至于同时上拍的张充和书《归去来辞》则抛售得早了些，张的书名尚未大红大紫，知音者稀。为董桥兄拍得，并以之见还。韩某认为我不该收下，我的意见不同。仔细斟寻，董桥的好意是真诚无可置疑的，不像是借此微讽。如果如韩某所设计，婉拒、璧还，反倒伤害了纯洁的友谊。韩某还代笔写了一通回信，读了实在令人气短，文言笺札尚未入门，这样的“笔杆子”实在雇用不起，只好敬谢了。过去遇到友人旧藏的文物，买下后归还原主的事并不稀见，张充和自己画的“仕女图”，上有沈尹默等加题的，就曾失而复得，不过其中故事不详而已。

　　也曾读过几篇与韩某意见不同的文字，涉及本人的年纪，词意温和，盛情可感。不过我以为，文坛固不可卖俏，也不可卖老。岁数一年年添上去，并不能在天平上增加多少分量和保护色，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吧。

　　韩某曾不止一次说过，他“打炮”的第一篇文字不算数，还将有另文深论。等之久久，未见踪影。现在《来燕榭文存二编》已于去年十二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记”俱在，韩沈共同谋划的伪证丑剧原始文证也俱在，且看韩沈有何新鲜说法。
　　《时下的传奇》，也即《文存二编》的“后记”，所著录的第二件公案，可就复杂得多了。

　　此案由老戏改刘厚生牵头，揭开帷幕，将一厚册巨书，关于京剧脸谱的研究成果，由作者刘曾复“亲笔”致书相赠，并请为其即将问世的脸谱研究新作撰序，信是用毛笔写在旧制红格八行笺上，书法流丽，情词恳切。且说及与吴祖光相熟，曾以我题赠《黄裳论剧杂文》一册转赠给他。信中娓娓论剧，见解新潮，绝无暮气。这样的信，曾来往过几次（看来代笔者另有“高人”），并勉力为之写成一序。至于所谓“即将出版”的论文集至今也未见踪影。我那本《论剧杂文》，却于《梅兰芳歌曲谱》拍卖成交后，立即以签名本资格上了拍场，最终为友人陈子善所得。看来此书不过是得之拍卖场，适宜运用为吴刘交往之证而已。仅据上述情节，已隐约呈现其为一场事先精心筹画的“局骗”，可惜这一切当时都为我忽略了。

　　我与“刘曾复”的来往函件，全由一位在“京剧院”工作的年轻人转手，始终不以刘老的真实住址相告。关于《歌曲谱》的来龙去路，详尽无遗，也是由年轻人转述的刘老谈话。看来必有所本，非出臆造。

　　我的《鲁迅·刘半农·梅兰芳》写成以后，在《读书》压了许久。这中间那个年轻人曾数次恳请得到此文副本，我当时虽未悟出其迫切以求的用意，只按常规坚拒了。不料在此短暂期间《梅兰芳歌曲谱》已在拍场上上拍，瞬即高价成交。拍卖场于宣传中曾否利用我的言论、如何运用，我都不知道，事实上风向逆转，鲁研界大佬与插进来的丑角，一致投袂而起，剑指《歌曲谱》上鲁迅的几个字与拍出的高价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攻击。并牵连到曾因《歌曲谱》写过论文的我。对论文中的论点不着一字，只从对该书拍卖起了有力的宣传作用着眼，甚至猜测曾得“好处”几何。呜乎！今日之批评界目光所聚如此，可令叹息。

　　论题转变得快，由鲁迅那几个字的真伪，说到辨伪法说到鲁迅研究的一些问题，以及鲁研界某些资深研究专家的研究走向问题。是否有乾嘉朴学末流的繁琐趋向，甚至有愈研究离鲁迅越远的情形。

　　时代风向转换不拘，一时崇胡骂鲁成为时尚，朱安与许广平、鲁迅一直反对学生上街、反对赤膊上阵、主张“横着站”，防备“奴隶总管”从背后刺来的刀锋，鲁迅多疑，树敌甚多，却与日本人内山完造来往密切，又有拿卢布的嫌疑，鲁迅一面骂国民党、一面拿每月三百元蔡元培批的大学院薪资，所以是两面派。鲁迅一生只写短篇小说和杂文，没有长篇，所以不算什么。由远及近，鲁迅一生挨骂多矣，这只不过一小部分。鲁迅研究界理应对此有所研究、讨论、回应，但反响寂然，不可解也。

　　鲁迅思想是前后两截的么？恐怕不是，至少我从未相信过。鲁迅是“革命功利主义者”吗？难说。有些志大才疏的论者，不时吹起一些五彩缤纷的洋泡泡，可是吹到一定程度就破碎了，难得持久。如与鲁迅相对，树立起一条知堂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以书话风区别鉴定，钱默存也被列入这一传承序列，理由是《谈艺录》、《管锥编》都是读书笔记，与《知堂书话》同属一家眷属。这位论者胸怀大志，想在今天复活、重建京派，为了扩军，把巴金、靳以也拉了进来，因为他们曾短暂居住过北京三座门编文学杂志。这些使人目瞪口呆的高论、奇论似乎没有引起注意，随即消失了。

　　近来研究周作人的著作，不时涌现，也不乏文彩斐然之作。视角各别，如妇女观、儿童问题，以至笑话的编选，都成研究标的。研究面扩展了，深入了，显示着实在的进步。不过谁还记得，三十年前作为挡箭牌出现的“人归人、文归文”，不再见于学术著作之中。也许已被归入“套话”，更大的可能是国民性之一的“大忘”！

　　这才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方面，不要只看见站出来批鲁迅、骂鲁迅的少数人，更应注意对鲁迅怀有深的不满、却未引起读者注意、而随时随地、似偶然实必然的流露，远比大呼小叫的批鲁骂鲁者值得研究得多。

　　本来是不经意的文字争论，却引出了新的思索，这在我，是感到高兴的。

　　在“后记”里还介绍了某些猥琐的小角色，穿插跳踉，也是不可或缺的点缀。一些不可思议的言论行动，似可入《笑林广记》，也破格地写入了。实在是舍不得。友人读后曾寄来一诗，尾联云，“儒林外史应无数，容我来时掩口听”，是能知此中别趣者。便借来作结。

二○一二·一·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