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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论《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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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1 17:00:2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陀斯妥耶夫斯基非常擅长用卖关子和暗示的方法把小说情节编织的错综迷离，也由此使读者在阅读中一直在脑海里绷紧一根弦。俄国的中学生沉醉于他的小说，并把他与费尼莫尔•库伯、维克多•雨果、狄更斯以及屠格涅夫相比肩。四十五年前我初读《罪与罚》时刚刚十二岁，那时我想，这是一部充满力量而激动人心的小说。在俄国卫国战争时那噩梦般的岁月里，十九岁的我再次拾读这部小说，那时我觉得，它的情节拉的太紧了，且失于毫无耐心的感伤，总之，这是一种愚蠢的写作。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再次阅读这部小说，那时我在写专著，里面提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美国高校授课的时候，因为备课的缘故，我又一次读了这本小说。而只是不久前，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如此讨厌它。

在我看来，《罪与罚》第四章第四节出现的裂陷使整部小说的结构从道德上和审美上都崩塌了。在场景一开始，杀人犯拉斯柯尔尼柯夫的自我忏悔只是因为新约中的索菲亚。当然，这还不是那么糟糕，但接下来的句子，我们在整个世界文学中也找不出比它更愚蠢的表达：“插在歪着的烛台上的蜡烛头早已快要熄灭了，在这间几乎一无所有的屋里暗淡地照着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妓女，这两个人竟奇怪地聚在一起，一同来读这本不朽的书。”“杀人犯和妓女”、“不朽的书”——这简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小说中点晴的句子，表现出典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演说家式地矫揉造作。这个句子是如此刺耳，如此愚蠢而毫无品位。

我认为，无论是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道德家，还是纯洁的教徒、真正的哲学家，诗人、社会学家都不会在矫揉造作的演说辞的裂隙中把一个杀人犯同——同一个不幸的妓女联系在一起，使他们那两颗如此不同的脑袋凑在一起，阅读圣经。他们都信仰上帝，他们都如此理解上帝。杀人犯的当务之急是去看医生，他们两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拉斯柯尔尼柯夫鲁莽而残忍的罪行不能由索菲亚来分担，她出卖自己的肉体，丢掉了荣誉。杀人犯和妓女一同阅读圣经——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里没有任何在艺术上可以为之辩护的联系。如果这只是偶然，就像在恐怖小说和伤感小说中那样，也只是低劣的文学把戏，而非极为虔诚且具有高度道德价值的杰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艺术标准的丧失。拉斯柯尔尼柯夫卑鄙的罪行在多处细节中展现出来了，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杀人犯做出的多种解释。而对于索尼亚，我们甚至一次都没有看到她是怎样从事自己的职业的。我们面前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应该通过作家的言辞信任他，但对于这个作家，我们却无法做到这样。

拉斯柯尔尼柯夫为什么杀人呢，原因是极错综复杂的。

如果我们相信，托斯妥耶夫斯基相当乐观地想要证明：拉斯柯尔尼柯夫是一个极好的青年。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一方面，忠于家庭；另一方面，忠于他高远的理想。他勇于自我牺牲，善良，慷慨，勤奋，但是相当敏感和骄傲。他甚至曾准备完全地自我封闭，割断一切和他相亲善的联系。这个很善良、慷慨、骄傲的青年人又极度贫困。

为什么拉斯柯尔尼柯夫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为了使他的家庭摆脱贫困，也为了拯救他的妹妹，后者为了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打算嫁给一个富有的商人。

但是，拉斯柯尔尼柯夫杀人的目的还在于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会屈从于不知是谁臆造出来的道德戒律，而他的个性使他能够创造出个人的法则，为了美好的目标（帮助家庭，使自己完成学业，他的学业可以使它造福全人类），他将承担起所有的道德压力和良心的折磨。他选择恶毒的手段（杀人）并没有破坏精神的平衡和生活价值。

他的谋杀还另有其因：依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喜爱的思想，唯物主义思想会在道德上败坏人的心性，甚至会把积极的青年变成杀人犯。这样，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轻松地把罪行与糟糕的社会环境统一起来了。我们来看看拉斯柯尔尼柯夫在自己的“论文”中发展出来的法西斯思想：人类可以分成两种，普通人和超人，大多数人应该受到既定的社会道德的约束，但是在普通人之上的极少数人，理应被赋予自由去确立自己的法则。最初拉斯柯尔尼柯夫声明，牛顿或是其他伟大的科学家有权牺牲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如果这数以百计的人阻碍了他们的发明之路。但随后他莫名其妙地忘掉了这些人类的恩人，而把注意力投射到完全不同的理想上。他所有包含着极强虚荣心的追求都集中在拿破仑身上，他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统领人群的强力个性，权力所选择的人，只是那些拥有能力的，在等待的人。如此，不知不觉间就产生了一个跳跃——从虚荣心重的人类造福者跳跃到虚荣心重的崇尚权力的暴君。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习惯式的匆忙相比，这一转变理应得到更加精细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作家喜欢的另一个观念在于，罪行会把罪犯引至精神的地狱，这是所有罪人不可逃避的命运，他们会遭受同样的精神折磨，但赎罪并不可能。只有他们在人民的法庭受尽折磨、在他们故意的自我侮辱之后赎罪才会发生，这种自我侮辱必须被亲近的人看到，只有这些与他们亲近的人才会减轻他们的精神折磨，使他们赎罪，带给他们新生等等。这一条路，也即是拉斯柯尔尼柯夫理应走到尽头的那一条。但是否会重新走上犯罪之路呢，这是很难说的——如果我们想起他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对以同一种罪名去犯罪的观念，对为自己量身订做道德戒律的看法。

陀斯妥耶夫斯基成功地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故事吗？我表示怀疑。

首先，拉斯柯尔尼柯夫，这是一个神经衰弱者，而对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歪曲理解都不会破坏它的声誉。我们不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取得的成就是把拉斯柯尔尼柯夫塑造成一个坚定的、镇静的、严肃的青年，唯物主义的观念把这个青年败坏了。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聪明地想到，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必然是失败的，如果有另外一个相似的镇静的青年沉迷于某种荒唐的理念之中，那么该对他进行的心理分析强度不会像拉斯柯尔尼柯夫那样弱，健康人的性格会阻止他的蓄意谋杀。因为这绝非偶然，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罪犯都是发疯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皮尔加科夫、《穷人》中的费里卡、《白痴》中的罗果仁)

陀斯妥耶夫斯基察觉到了自己立场的弱点，他运用了所有可能的因素，以促使拉斯柯尔尼柯夫赎罪的不可能，我们应该相信，这种不可能粉碎了他对德国哲学的渴求。令人感到屈辱的贫困不仅是拉斯柯尔尼柯夫独有的，同样是他深爱的妹妹和母亲的处境，他的妹妹准备去自我牺牲，这一自我牺牲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和屈就意味——这些附加原因的丰富性表明，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感觉到了自身立场的不稳固性。克鲁泡特金非常敏锐的注意到：“在拉斯柯尔尼柯夫形象背后，我感觉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他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他自己，或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能否像拉斯柯尔尼柯夫一样犯下罪过，而哪些抑制性的因素会阻碍他，阻碍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成为杀人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我完全同意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些人，比如命运的探寻者或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属于浪漫主义创造的领域。”我乐于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些，以索涅奇卡﹒马尔梅拉陀夫对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予以补充。索尼娅的起源是一些浪漫主义式的人物，他们不得不住在既定的日常人群生活圈子之外，却并非因为他们自身的罪过，对于这种生活来说，他们要承受社会给予他们的各种耻辱和苦难的重负。直到1731年，这些人物才跨进世界文学的殿堂，善良的修道院长普列夫把他们引入曼侬﹒列斯科这一形象之中，这一形象被塑造的更加精致，从而也更加感人。陀斯妥耶夫斯基倾斜的屈辱主题并没有使我们远离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斯柯尔尼柯夫的妹妹冬妮娅、在林荫道上闪现的醉酒的小女孩、还有善良的妓女索尼娅——所有她们这些人都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家庭那些手臂折弯的主人公们的姐妹。

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个奇特的信念，即肉体上的折磨和恭顺会改善人的自然本性，这与他的个人悲剧密切相关：想必他感觉到，在他内心存在过一个自由爱好者，一个暴乱份子，一个个人主义者，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之时，他逐渐失去他们，他丧失了本然的天真，但仍然固执地认为，可以以“改过之身”重新得到它。

小说, 屠格涅夫, 杀人犯, 维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