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创作谈：《偶然之必要》

陶北

明人郑仲夔有一本小小的笔记叫作《耳新》，专以载录诙奇诡怪人生为务，是为中国笔记小说之正宗。里边有一篇不着标题的故事，记载了张幼于（本名献翼）不同于常人的行径。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小说」，通篇不过两百字，分别述说了两段轶闻。

其一叙述相国吴中拜访当时已经致仕归隐的张幼于，家中童子开门迎迓之后，久久未见主人露面，吴中正在狐疑之际，忽然看见堂前庭园之中横向走来一位须发皓然、蓬散戟张的老者，右手执一短筇，飘摇而过，两人并未接一语。吴中益发好奇，追问那开门的童子。童子说：「老人的确就是主家翁。」吴中大为忿惑：这林下老儿岂能如此失礼于当朝显贵？可那童子说主家翁已经有交代：「贵客登门之时曾说：『不过是要见主人一面』，这样就算见过一面了罢？」

同一则笔记里还叙述了张幼于另一种怪异得近乎荒诞的行径。据说此老不只天生一副好银髯，每当出游的时候，他总随身携带五色胡须，藏在袖子里，行不数步，便换带一副，以邀路人惊艳。《耳新》里的作者郑仲夔称张幼于为「奇诡之士」，这个老头儿令我想要攀交。

我在二○○七年赴北京为《聆听父亲》一书做些签售活动，第一次面对异地的读者，或许是由于主持人阿城的魏晋风度，又或许是由于对谈人莫言的朴野襟怀，猛然间我想起了张幼于以及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于是我脱稿讲述了一段其实不足以餍众听的个人琐事。那时，我还是四、五岁的孩子，经常行走在纵横如棋盘的眷村小巷弄，每当有人与我同向而行，我总会加紧脚步走在他的前面，遇到左右拐弯之处便岔入横巷，骤然飞奔一段，拉开距离，随即恢复正常的行进速度，继续前行。在我那幼稚的小脑子里，身后之人若是行经巷口，赫然发现我已置身数十尺之外，一定会误以为我有什么超能神术吧？

我从来不知道有没有人真会被我耍弄的小把戏吓一跳——理智地说：肯定是没有的；然而这个把戏我玩了不下百数十次，显然我都快要相信自己具有神奇的功夫了。我的本家老前辈张幼于还有几副道具胡子，我什么都没有。

试图令人惊奇而人未必惊奇，试图令人眩惑而人未必眩惑，遥远地想来这一切似乎只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寂寞，而我持续搬弄这事已经足足三十五年了。我写小说始于高中时代。因缘约略分说有二：司马中原的《刀兵冢》和朱西宁的《蛇》。这两部书促使我从幼年时逐渐浸润的古典说部之中探出头来，四方张望，朦朦胧胧地发现了说故事以及不说故事的现代。《刀兵冢》不能算是一部名著，我是在衡阳路骑楼下的一个香烟摊上发现的。和它同列于一斑驳木架上的，还有日后多年我才读到的《狂风沙》以及迄今尚未寓目的《菟丝花》。我问父亲：「可以买这一本吗？」通常他会问我要看的理由，而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父亲觉得这书看来像是寻常的武侠而予以峻拒的话，我会说这里头讲的是太平天国的事，然而父亲很爽俐地掏钱，付账走人，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尿急，无暇与我缠斗。而我却顺利地、意外地、极其偶然地打开了一扇通往复杂叙事的小门。

冢，坟也；瘗埋尸骨之处。整本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前段说的是一群抵抗太平天国军队的武装乡民舍身取义的惨烈情节；后段说的是千里迢递、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代子孙如何为他们归葬不成的先祖筹造坟场的经过。它果真不是一部武侠小说（老实说：我略微有一点失望）。然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收获则是，此书夹述夹议、插说倒叙的丰富技巧，使我开了眼界：原来小说可以在杀人盈城、流血漂杵的动作高潮之后，还能够透过人情世故、琐屑纷云，悠然展开迷人的家常。

《蛇》更是一组「没事」的小说。两个上山采集植物的大学生投宿在一位慈祥的胖妇人所经营的民宿里。叙事者主人翁基于对山村荒野的恐惧而误以为自己的睡裤里钻进了一条小蛇，他和同伴折腾了大半夜才发现：原来蛇不是蛇，只是半截裤带头儿。这一篇小说使我低回良久，反复咏叹，原来杀人盈城、流血漂杵也可以完全不必要。

我只能挂一漏万地速写这两本小说的肤廓，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它们为我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在我开始以书写方式——而非背着人偷跑炫奇的方式；试图惹人、诱人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伊始，似乎并无深刻的自觉：原来这是「现代小说」或者「具备现代性的小说」一个重大的关键。我不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还是一个于无事处反省「说」这件事的人。

我十八岁，念高三，总觉得这辈子是进不了大学的了，一不小心进了大学，漫漶于整个青春期的考试焦虑仍旧坚刚不朽。我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琢磨了一部题曰〈悬荡〉的小说。此作全仿朱西宁，描述一个大学联考后发榜前出游散心的十八岁青年陷身于缆车事故，与十几个惊惶恐慌的旅客困处于两座峭壁间下临无地的半空之中——我没忘了在这一场群戏里面把朱西宁笔下经营民宿的胖妇人也放了进来。她、还有一个背着照相机的专业报导摄影师、一个形容委琐的中年男子、一个天真烂漫、却在最不合宜的时候忽然间尿急起来的小女孩……以及我们的主人翁，并未解决任何生命中重大或微小的问题。他们只是共同遭遇、共同度过，而后相忘于江湖。是的，没事。

没事是很闷人的。那些曾经吸引我、召唤我、迷惑我的「现代性」应该容有的深层思考之于我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面错过。我徒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还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某些小说家提供了我遥不可及的典范，他们之中的一个是契诃夫，另一群则是像郑仲夔一样的笔记作家们，如果要举出一个现当代的名字，我愿意先提到汪曾祺。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百年曾不能以一瞬」。

质言之，个别人生片段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现实生活而更为伟大。每一则简陋的、散碎的生之光景都在违反最明确的数学公式。1＋1＋1＋1……小于1。那个个别的「1」从庸俗纷扰的众生相里峭然拔出，就像张幼于的某一副异色胡须。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断然脱却了诸般宗教性、伦理性、哲学性对生命的大论述，仅能测得沧海于一蠡，并且觉得完足。

有些时候我会毫无根据地相信这一类的作家是「偶然性」的原教旨派，犹如临终交代遗言的曾国藩所昭示者：「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俗见以为曾公此言若非迷信，即主宿命。然而我却相信，这位老人家所洞明练达者，是一份对世事偶然的推崇和敬畏。

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份争议一径是各方各面关于创作起源和目的关注焦点。唯有离开这个焦点，我才能辨识出创作也可能植基于偶然的发现。反过来看，意义重大的偶然发现，恰恰是某个出其不意的神悟：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讲得更浅显些，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契诃夫、郑仲夔、汪曾祺这样的名字与我写作小说的技术磨练看来毫无关涉，穿梭在他们之间的是朱西宁、黄春明、鲁迅、海明威、卡夫卡、贾西亚马奎斯和艾可。我之所以列举这些名家，是因为总有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会沉迷于这几个名字之下的某些作品。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积重不返，浑以为小说之能事尽在于斯。

差不多也就在这一个阶段里，我总在思索：甚么样的主题必须透过甚么样的观点加以陈述，甚么样的结构必须配合甚么样的元素加以固着，甚么样的角色不可能展现甚么样的形式，甚么样的材料又不可能出自甚么样的腔调……诸如此类，治丝益棼，往往自觉既要见树又要见林之时，不意却迭床架屋地构筑了一座空中楼阁。我认真思索过人生的本质问题吗？可能根本来不及。此时的我还来不及察觉「偶然」的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