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热内的弱点（评《小偷日记》）

管理员

　　“热内在日记中谈热内，直抒胸臆，无须中间人；他诉说他的经历、他的穷困、他的荣耀、他的爱情；他把他的思想编成故事，人们似乎可以相信，他像蒙田那样，有自我画像的善良而亲切的设想。但热内从来就没有亲切过，甚至同他自己都未曾亲切过。不错，他什么都说。全都是真实，除了真实别无所有：但这是神圣的真实。”萨特的这段对热内的《小偷日记》的评价写得很聪明，他直截了当地讲到了这本书的优点，而对他“什么都说，除了真实别无所有”的缺陷避而不谈。
　　作为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小偷日记》大概能够满足人们对热内的人生的了解；然而充斥着“事实”而疏于梳理，则使这本称为“自传性小说”的作品累赘枯燥。如果“真实”本身在小说中得以成为主要的动人的要素，那么新闻通稿早已占领了世界文学史。
　　毫不怀疑热内的书写的真诚，但他过分注重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没有“利用”好他所处境况中难以调和的自身的矛盾，从而使对回忆的叙述始终处在“狂暴”的自暴自弃中，缺乏写作的自律，面对丰富的生活内容走马观花以致这些看起来是俯拾皆是的重复表述，实在是阅历丰富而才智不足。
　　“自传性小说”跟“自传”的区别在于“自传”是为自己立传为自己正名或忏悔或反思或给人以交代，本质是“报告”。而“自传性小说”仍是小说，难以对读者提出“你去了解我是个怎样的人”这类明白无误的要求而对事件进行不断地累加同时解释“我是个怎样的人”。热内对那种既让他厌恶又让他得以生存的欲望，既被社会所不容又为他所赞美的欲望，这些煎熬背后所作的思考显得太少了。也正因为他过于着重讲述这些欲望，深陷这些欲望之中，他在小说中的叙述声调时常显得偏高，无法做到不卑不亢。与同是自传性的小说《情人》比，才智使这两部作品的格局自分高下。杜拉斯从一开篇就知道了叙述的距离，看到了事情背后的真相，而热内则一直沉醉其中无法抽身。
　　
　　中文版（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所说的《小偷日记》“形成一套与社会对抗的伦理”看来只是个噱头，在这本书里，他所做的对抗，是无法反抗自身的绝望而借艺术之名为自己正名，他的痛苦来源于此，而不是来自社会伦理。因为当他在俗成的社会伦理中发现自己无法生存和享乐的时候，这种“人性的欲求”和“社会的现实”无法调和显然令他痛苦，他无法解决这一自身问题正是这本书值得书写的地方，但在他的小说中，他的绝大部分笔墨都用于叙述代表这种痛苦的事件，使这种痛苦得不到深化而偏向于概念性的痛苦。
　　在第66页中，热内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尝试过用词语重构当时的心境，结果自欺欺人，并不比读者更清醒。我们的语言甚至无力折射出这些流逝的陌生状态。倘若意在使读者对我为何许人有个完整的理解，连这本日记也犹所不及。确切地说，我撰写此书只是为了解我的原有面目而提供一些素材而已。本书不是单纯的叙旧，不是对旧时光的缅怀，而是一部从我昔日的生活汲取素材的艺术品而已。它是靠过去支撑起来的现在，而不是从现在到过去的回溯。读者无须怀疑，我讲述的事情确有其事，只是作何种阐述则依据我今天的心境——即现在的我。”
　　 这段自我辩解的话无疑暴露了热内的缺点。“我讲述的事情确有其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句子。对语言的无力的抱怨是对表达能力不足的逃遁。“艺术品”，重要的一点不正是对形式的挑战，也就是在对叙述中如何战胜“语言无力折射出这些流逝的陌生状态”，这正是叙述需要努力的地方。而热内，用一段话试图把这些作为作者本分的工作一笔勾销，可谓是不自信的撒娇。
　　发现自身所处的这种矛盾，承受它，受它的束缚，抵抗它，这个才是在精神上让人震颤的地方。而他过于固守自己的回忆，它提供的只是文学的素材，对于如何把它们写成作品，他表现得有些笨拙。或许“热内”如他所声称的“愈堕落愈自由”？不，他并没有通过“堕落”抵达自由，他越是强调道德的规范，越表明他受到道德的束缚。而显然，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始终能读到这位“无所畏惧”的叙述者并非活得多么豁达和洒落，受同伴、情人的忠诚和爱欲在尊严上的折磨反过来也指证了他偷窃、犯罪等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尊严。这种顽固的矛盾，他很少加以揭示，顺着对经历的回忆，讲述了远离“我们世界规范”的“经历”，所形成和面对的苦难只成为苦难的代名词。
　　
　　 苦难能否成为一个作者创作的福地，要看他是否对苦难存有疑虑，怀疑之心足以搅起思想情感的轩然大波，而苦难本身，除了说明一个人所受的苦外什么都不是。缺乏冷酷的铁石心肠的人往往也不会有柔情万丈的时刻，而热内的冷酷和柔情被他的经历本身盖了过去，叙述止于事件，而且这种叙述上的老实正在被故事的叛逆衬托出来。因而看来，他的小说显得粗糙，体验和感受难以通过语言本身散发出来，过于依赖“事实”，读到的更多是关于“苦难”的概念而非感受和理解。
　　
　　热内在写一种犯罪的欲望，一种成年人无法扭转的性格和本能，一种病态心理。作为叙述者，通过大量的坦露事件或许能得到同情，但也仅此而已。坦露式的写作使形象接近于标本，接近于资料和概念，使得原本可以触目惊心的故事难以显得辉煌。在杜拉斯的《情人》中，我们能读到这种“自传性小说”在回忆与叙述中如何变层层描摹和咏叹，怎样在“理智”的引导之下使中心人物“中国情人”被围绕在与“我”与“我的各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看到的是描摹，是咏叹，而不是坦露。杜拉斯不缺乏直白的叙述，相反，她常常用直接和绝对的口吻在谈论叙述者的处境，但并非无的放矢或任意叠加，她的咏叹因为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而和谐，情感震颤。热内常常草草收场，他也做过努力，但对事件背后的东西关注得不多，对“如何造成”以及“造成之后又如何”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思索。而这种关系之间的难以定义的灰色地带，正是文学隐藏其中的魅力。热内看得很少，他更加关注的是生命中既成的事实，事实背后的暗涌被他忽略，整体上便成为一个表象。
　　倒是对几个与他有关的男人的形象叙述得更为生动。而他对自己，大概因为了解得过多太清楚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反而讲不出丰富的形象，更多的是讲出了特点和事件。在第86页中叙述者称：“《小偷日记》这本书旨在追求不可能的无价值。”这大概也是符合萨特这位哲学家的审美取向，有多少哲学家对文学的思考能够摆脱对哲学概念的偏好呢？仅仅是坦露和宣称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学中，语言才是本质，语言并非知识，并非概念，它唤起的是感受和形象，一本书可以以某个观念作为引导而写成，但基础要素绝不是对这个观念或者某个概念的反复说明和证实，在小说中，使一件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比这件事本身让人不可思议要重要得多（当然事情本身的不可思议往往有助于加强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理解）。观念是表象而非精髓，就像形容词脱离了丰满的形象之后只是一个苍白的词语。就连那些大篇幅叙述他对史蒂利达诺的爱，也是对一种雷同的感受的千篇一律的复述，在内热在反复填充叙述中使小说的形象过于单一嘈杂并且累赘不堪。

【黑蓝1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