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与经验——穆齐尔的《随笔》

镇州大萝卜

开个玩笑，上次X看了莫言的获奖发言得出了什么经验来着？阅读此文让我们得出的经验是：如果想要信口开河又不被捉住把柄，避开数学比较可行。

镇州大萝卜

镇州大萝卜 发表于 2013-2-19 16:49
席勒所说的是论美的形式，创作和理论是两个不同领域。对创作者来说，不知道体系、流派、术语等等，完全不影 ...

严谨起来，我这也算是信口开河。不能开口就能告诉你哪一词牌有哪些具体规定并且能背出各韵中的字，就只是知道一般常识。

柏仙妮

二
人们也许不应该根据这些例子来根据我是在咬文嚼字。但事实上，人们却会这样做。因为在——我想使用“精神”这个词——就说在精神圈子里吧，不过我指的其实是文学圈子，存在着一种摒弃数学，逻辑和精确性的方便成见；在各种忤逆精神的罪行中，它们通常被例为光荣的政治罪行，在这种罪行中，公开的原告其实已沦为被告的角色。所以让我们豁达些吧。斯本格勒说的是“大概差不多”的意思，他用类比法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总可以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作者全部用错误的名称来使用概念，甚或混淆是非，那么人们最终也会习惯的。但是一把密码锁，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某种最终唯一的联系，是必须被贯彻始终的。这里就连这种联系也没有。前面提及的那些不需要寻找太久就可以从众多例子选取出来的例子不是单个的错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错误！
有柠檬黄色的蝴蝶，有柠檬黄色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蝴蝶是中欧的长的翅膀的小型中国人。蝴蝶与中国人都以作为肉欲的象征而著名。鳞翅目动物群的古老年龄与中国文化的古老年龄之间有一种从未被注意过的一致性，这个思想在此首次被把握到。至于说蝴蝶有翅膀而中国人没有，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一个动物学家对于技术的最新和最深的思想有哪怕一丁点的了解，那就不需要非得由我来阐明如下事实的意义：蝴蝶没有发明出火药，因为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某些种类的夜蛾对于燃烧着的火焰的那种自杀性的偏爱是这种与中国文化的形态学联系的一种让正常理智很难理解的残余部分。
借助这样的手段要证明的是怎么样的东西，其实完全是无所谓的。我想以数学为例——斯本格勒说过，数学是能够证明他的论证的唯一东西——来表明，数学应该得到多大的信任。
三
现在我要转到斯本格勒从对物理学的思考中得出的认识论的结论。
他宣称：“单是大小、位置、过程、状况改变等词汇就已经描述出了一些西方特有的意象，这些意象控制着科学事实的特性、被认知的方式、更不用说功、张力、作用量子、热量、或然性这些复杂的概念了，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简要地包含着一个物理学的整体观念。”“实验，对经验的系统应用，是极为教条的；某种特定的自然观点已经被作为前提了。”“完整的，高度令人信服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结在一种非常意义深长的意义上是依赖于发展过程，依赖于普通的、民族的和私人的命运的。每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总会赋予他的发现以自已特有的方向和色彩；每个假设，没有一种个人的味道都是不可能的。每个问题，恰巧落入这个而不是其他研究者之手，都意味着对于其他学说的形态的诸多命运安排。对此，有异议的人并不了解，在力学的各种绝对因素中隐藏着多少有条件的东西。”
忽略几个模棱两可之处不计，斯本格勒的这些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把它们当成是新的了，它们的内容是每个对过去五十年的认识论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很熟悉的。
但是当他从中得出结论说，物理学的决择涉及的是“风格问题……物理学体系之存在，犹如悲剧与交响曲之存在。物理学中如绘画中的一样存在着学派、传统、方法和惯例”，那么他就是在用不相干的东西制造拚盘。
斯本格勒说：不存在现实。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各种文化是我们能接解到的唯一现实。我们最近一个阶段的怀疑主义必须是历史性的。但是为什么阿基米德时代的杆杠或旧时器时代的楔片的作用与今天的完全一样呢？为什么连猴子都会使用杠杆或者石块，仿佛他懂的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似的？为什么豹子能通过足迹推断出猎物的所在，仿佛它明白因果联系？如果人们不愿意假设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把猴子、石器时代的人、阿基米德以及豹子联系在一起，那么能够假设的大概就只剩下一种位于主体之外的共同规则，即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具有扩展与细化的能力，它是认知的可能性，是真理、进步、上升的某种版本，简而言之，恰恰就是那种主观与客观认识要素的混合，将这两种认识要素区分开构成了认识论中最费力的分类工作，而斯本格勒为自己省掉了这份工作，因为它非常明显的会阻碍思想的自由驰骋。
斯本格勒曾经强调，认知不仅仅是一种内容，而且还是一种活的行为。但是他严重忽略了的是：它也还是一种内容。标志和确定我们的思想状况的，恰恰是已经丰富到无法把握的内容，是不断膨胀的事实知识（包括道德事实），是经验在自然表面的四散流淌，是那种无限的东西，是由那些无法否认和忽略的东西构成的混乱。我们要么毁灭于此，要么就作为一种心灵更强大的人种克服它。因此，借助一种伪怀疑偷偷取掉事实所具有的事实力量，借此把这种具有的危险和希望像变戏法似的变没，这种做法在人的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
四
即然自然法则的很大一部分是空间测量的结果，那么，如果能在空间的本质上指明，空间不仅在每种文化中都被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而且在每种文化中都是不同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而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的这种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连根拨掉了。
斯本格勒的确要求：“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包容着所有人的空间，对于这个空间人们有完全一致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幻象要被打破”，并且“独立于认识的特殊形式感的……广延性本身”要被证明为是“一个幻象”。
他提醒人们注意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存在。从非欧几回德几何学中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好几个空间概念，这种概念恰恰是通过这种几何学在其中有效而得以定义。让我们称之为数学空间。它们是通过传统欧几里德空间概念的某种特性变化而得以产生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尽管如此，它们也应该应用于物理的，亦即真实事实的计算式表达。但习惯上人们却如此区分：与其他数学符号完全一样，为描述而选择的空间最初只是为另一个空间，即普通现实这个空间的进程搭建的概念之桥。让我们称之为经验——长度空间，因为它无非就是在度量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角度下的经验空间，通过想象除了经验——长度空间以外，在某种意义上，在经验——长度空间之前，还存在着被看到、触摸到和听到的从原始印象直到完全有意识的感受的各个阶段空间，人们很容易让自己确信这一点。这些空间完全是非欧几里德的，例如平行线在视觉空间中相交、长度依赖于一段距离的相对位置，三维不是等值的，还会出现一些经常只是在与其他感觉领域的经验相遇之后才能被证明为假象的特殊假象。我的意图并不是继续阐释和表明，完整的经验空间是如何从中产生的，为什么这个空间被视为欧几里德的，以及深化了的数学——物理经验是借助何种判断能力来重新质疑它的。对我来说只要确定一点就够了，即这构成了大量认识论工作和心理工作的内容，其结果虽然还不意味着，但很可能预示着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说，斯本格勒不仅仅在存在着多个数学——物理空间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他所谓的“可变的直观形象的多数”，他的错误只在于，他把它当成空间理论新的基础。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把思考工作的起点当成了终点。如果他不把“实验心理学的愚蠢可笑的方法”视为一个配不上他的“中等头脑的狩猎场”，不把认识论工作视为“学术上无足轻重的小事”，那事实对他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考察另一个方面，我要略过对时间以及“空间形成的秘密”所作的类似考察，因为在单个问题上始终只是同一意象的重复。

（此贴同时在第一楼更新）

柏仙妮

五

    在此之前先做一个插入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反复呼吁的是经验的管辖，有些人对此的回答是耸耸肩：经验哲学！也就是说，它只是许许多多哲学方向中的一种，在对真理的占有上并不特别具有优先权。斯本格勒会宽容地把对事实性的坚持作为西方的文明征候而轻蔑地弃之不用。但由精神斗士和心灵丰富者——据说从歌德直到最小的精神莫里茨和今天的“上帝与我同在”——组成的合唱团早已经一致直觉到：压根儿不存在比经验主义更可怜的东西。

     但是在作出回答之前，我要说，我认为仅仅因为其缺点就去嘲笑一部有重要性、有自己生命的作品——我认为斯本格勒的书也是一部这样的作品，然后把自己的小锅端到灶台上，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自命不凡煮进去，这是不应该的；当一个作者因为空间、时间和对重要性的意识都有限而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就更肤浅了。因此我要强调提出，我并不是轻视斯本格勒，而是攻击他。我攻击的是他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他的肤浅之处。当我攻击斯本格勒的时候，我也在攻击他身处其中的、喜爱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的错误也是那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时代是无法反驳的；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不可知论，而是因为没人有那么多时间来干这件事。除了严密监视并偶尔警告那些时代，人们也做不了别的。

   负责在斯本格勒身上执行这项监视任务的是经验，这种经验与从哲学史角度进行的区分没有丝毫关系。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以与经验或者由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相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严肃的哲学都是经验的。因此，如何精确地去把握经验，如何在更为狭义的词语意义上去区分先验因素和经验因素，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谈及经验，当然就包括许多详细的还远未结束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也可以被搁置一旁，出于如下原因：因为这里谈及的那种广泛的反感反正也不是针对理论工作——理论工作极少了解这种反感，而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受益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自十八世纪以来日益统治着文明化的人类。对于科学来说要考虑进去的经验是在那种可确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宣称自己经验到了上帝。因此我要不无幸灾乐祸地补充说明，这是一种平凡庸常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思维当然会对精神有所束缚。精神被指向自下而上的结构，指向那些更为可靠的、可理解的、磨去棱角的东西——伟大的理论思想相对来说很少见，因此它在获得精确性的同时也很容易带来某种市侩性；总是先抓取低等事物而不是高等事物——因为后者并不经验成功，这变成唯一的姿态。它本身含有某种哲学上的迟钝——在它未能成为更高等的精神美德的地方；人们把经验的碎片粘在一起，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中产生出体系，但这确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人们一再只是把经验与其他经验组合在一起进行分类，那么人们就是在原地转圈儿并满足于此。这样做的时候，即使形而上学需求的满只完全不需要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处于毫无希望的状态——乃至人们要经常满足于表象。也不能否认，为了追溯而做的追溯经常是非本质的，并且会产生一些可以说只有依据行话才正确的解释。于是这就成了反对狭隘科学精神、反对唯理智论、反对理性主义的战斗大阅兵。但是每种精神类型当然都有自己的讽刺画追随队伍，而其反面的讽刺画追随队伍则还要大的不知多少倍是。如果人们在经验主义者身上只看到被上帝追赶到地狱的卢西弗，那么人们不应忘记，什么是支持他的主要论据：所有哲学天使的力不从心。为了向一位更高存在者表示敬意，我拿斯本格勒作例子来尽我所能地展示这样一个处于部分地被拨掉了羽毛状态的天使。

                                         六

    认识论角度的异议当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有效，即要有所认识。但是始终能够有所认识吗？当我们阅读爱默生、梅特林克和诺瓦利斯——我把尼采也包括进去，并且为了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还要提到鲁道夫.卡斯诺——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极为强烈的精神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把这称之为认识。因为没有聚拢出任何单义明确的东西，印象由于无法进行压缩简化而导致失败，它们是对某种东西所做的智性改写，这种东西人们以人之常情的方式获得，但是只能通过智性的改写才能重新表达出来。

    原因在于，在这个兴趣范围的意象都不具有任何牢固的含义，它们多多少少都是个体的体验，只有在回忆类似的东西时，人们才能理解这些体验。它们必须分别被重新体验，而且永远只是部分地重新体验，但无法被一劳永逸的理解。那些不具有牢固的感官可感性基础或者纯粹理性基础，只是以情感或难以重复的印象为基础的意象总是这样的。所有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当然都属于这类意象，两个人之间的每次商谈、每次劝说、每个决定、每种关系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基于无法预料的因素。如果人们在这样的语境中把握这样的意象和事实，就像随笔所做的那样，去把握“意见”、把握“个人的”信念，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形成物，这些形成物当然像堆的很高的原子堆一样容易倒塌。

    一进入这个领域，逻辑的方式就被证明为失效的。一个思想在这个序列里的位置越高，理智所占的份额相对于经验来说就越减少。因此我过去曾经把这个领域称之为非理性领域（在《大全》杂志第四卷中，人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几个对这个领域的临时说明），但是这个领域当然只是在刚才所讲的意义上才成立。取代僵化的概念而出现的是具有推动力的意象，取代等式的是类比，取代真理的是极大可能性，最根本的结构不再是体系化的，而是创造性的。这个领域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等级阶段：从近乎科学的东西（如泰纳或者麦考利的随笔，但说到底也包括几乎一切历史书写）直到猜想和臆断，或者如当今有些诗人所写的那些仅仅提供启发和建议的论文。与此相应地，它们的内容时而聚拢近乎为单义明确的东西，时而发散为完全的互相矛盾，并因而只创造出一些思想布局和散乱的激动。

    谁如果受训于这样的文章，就会知道，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简单说就是通过思考，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粹取出多少东西，尽管它们最细腻的内容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掉；同时他也会知道，在这些文章中，除了那些单纯表达所需的理所当然的理性之外还隐藏着多少理性。（有一种情况我要排除不谈，即一些之前只被观念和诗所统治，现在却突然之间完全被理智占领了的领域，比如心理分析的情况。）如果当今非理性领域中的成绩与科学的纯粹理性的成绩之间的不对称没有被丈量错，那么我要说，理智在所谓的被削夺了全部舒适的时候，会越发具有活力，在一切皆流动的地方，理智越发需要清楚地区分与把握。将精神置于理智的对立面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误解；与人有关的根本问题只会被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书写弄得更加困惑，唯一可能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人们不会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失去同样多的东西——是超理性主义。

    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澄清，人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少。研究某个领域的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该领域中的事实是由经历组成的，大多数哲学家不熟悉这些经历的必需的丰富多样性。据我所知也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人尝试对类比和非理性事实的逻辑进行研究。“有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斯本格勒说，“体验和认知之间存在着一种甚少得到重视的区分。”“对比可能是历史思维的幸运……其技术必须在一个全面的观念的影响之下得以训练形成，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熟练。”我很钦佩这种意图把整个世界历史塞进新的思维形式中去的热情决心。至于它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只是斯本格勒的错，原因还在于缺少任何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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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仙妮

七
根据对象的不同，思想的关健要么是经历的概念性，要么是它们变动不居的特性，一旦弄清楚了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那种不仅仅是由斯本格勒在活的和死的认知之间所做的区分，不需要任何神秘论。那些人们在学校里能够学到的东西，知识、理性秩序、从概念上加以定义的对象和关系，人们可能学得会或者学不会，可能记得住或者忘记，它们可以像一颗削去棱角、打磨得很光滑的骰子一样被塞进我们的脑袋里，或者从中取出来：这样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的；它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是情感的反面。精确性、正确性扼杀生命，能够被定义的东西，作为概念的东西，是死的，是僵化，是骷髅。一个单纯的理性主义者在他的兴趣范围内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一点。但是在某些精神领域中，人们每走一步都会有这种体验，在这些领域中，如下定义是有效的：认知是重新记起（或者——我过去曾经提出过——黑格尔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这种三段论恰恰在黑格尔运用它的地方，即理性领域中，是无效的。）在这些领域中，词语不描绘任何被确定下来的东西。它们是活的词语，在意志和情感交汇的瞬间，它们满载着含义和智性关系：一个小时之后它们就不再言说任何东西，尽管它们说出了一个概念能够说出的一切，一个这样的思想大概就可以称为活的思想。
八
斯本格勒说：“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分解、定义、排序、根据因果来界定。这是一种工作，而另外那种却是创造。形象和法则、臂喻和概念、象征和公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器官。这里显然出来的，是生与死，创造与毁坏之间的关系。理智、概念通过“认知”而具有毁坏性。它把被认知物变成能够被测量和分割的僵化对象。直观能够赋予灵魂。它能获取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的单个细节。诗和历史研究很近似，计算和认知也很近似……艺术家、真正的历史学家直观某物如何形成。他在被观察物的特征中再一次经历这种形式过程。
除此之外，这还导向某种与活的认知和死的认知之间的区别，或者如斯本格勒所说，与直观和认知之间的区别相关联的东西：我曾经把这种区分称为因果性和动机说明之间的区别。因果性通过规律性寻求规则，查明那些总是绑在一起的东西；动机说明则通过触发对相似的行为、感觉或思想的推动力而使动机获得理解。这为前面已经提过的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分奠定了基础。但是我还要提及一点，即学术性心理学和文学创作性心理学之间的混淆也是这种类型的，这种混淆经常发生。在一九OO年前后，每个作家都想当一名“深刻的心理学家”，而一九二O年前后，心理学则被当成一种侮辱。这是一场同想像力所作的斗争。因为因果性的心理学，其实只不过只是对人的认知以及说明动机的能力。而且不是马贩子的那种建立在人的类型基础上的对人的认识，而是一种明察秋毫的人对人的认识。
九
以上已经提到了生与死、直观与认知、形象与法则、象征与公式这几组的对立：我还要补充几组：生成变化——即成物、运动——静止、自由的——他者的、心灵——世界、方向——空间、时间——米制时间、命运——因果性、有机的逻辑——逻辑（也是时间的逻辑与空间的逻辑之间的对立）、观相学——系统学。如此一来，基本格勒借以给基本事实——无论他从那个方面着手，这种基本事实的本质都是保持不变的——描绘出鲜明特征的建构性思想就已经几乎被全部列举出来了。
我要抵制描绘这种基本事实的诱惑，因为它会把我卷入一些被斯本格勒避开了得困难中。顺便说一句，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来复制斯本格勒的哲学。只要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将在某种意义上”以及“已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谓词，忽略表达形式上的一些非本质的区别，然后将所引用的每一个概念都和全部其他概念组合在一起，肯定所有那些在第一组成对出现的概念组合，同样也肯定那些在第二组出现的概念组合，否定每一个由第一组出现的概念和第二组出现的概念之间构成的组合：只要认真遵循这套模式，就会自动产生斯本格勒的哲学，甚至还会多产生一些。例如：生活是被直观的，它有形态，是象征符号，是生成变化，等等。因果性的关系是死的，是被认知的，它有法则，是既成物，等等。生活没有系统学，命运不是被认知的，凡此种种。斯本格勒会说，这表明了理性的缺陷；但这也正是我所说的。
只是，对于那种指责斯本格勒是在依照柏格森的说法——斯本格勒不承认这种指责——我们必须为柏格森辩护。在柏格森那里，情况有所不同。至于这个根本问题本身，则既非斯本格勒也非柏格林专属，而要经由德国浪漫派和和歌德（斯本格勒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一直追溯到更远。
十
一个问题本身是直觉。我提议，所有德国作家都应该弃用这个词两年。因为今天的情况是，每个想要断言某种他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想得很彻底东西的人，都以直觉为依据。现在但愿能有人先把这个词的无数种含义都说清晰。
那样一来，人们大概就会更加关注某种人们现在很乐于忽视的东西，即纯粹理性的方式中也有一种直觉。在纯粹理性中，决定性的事件——即便已经在方法上做好了准备——同样也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突然跳到意识前面。纯粹理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起来似乎与情感毫不相干——同样也要由提升了的情绪状态来推动。那种在此处被称为非理性思维的东西所具有的渗透性和内在移植速度还在多大程度上恰恰依赖于词语的生命力，即那团笼罩在无关紧要的概念内核上的思想和情感之云雾。 或者人们只要想想那些“醍醐灌顶”的认识吧；一系列的直觉；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也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不是突然爆发的另外一种精神活动，而是一种早已形成的整个人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终于发生了骤变，在这个骤变的过程中，当前那种人们误以为点燃了一切的思想其实只是爆炸中的闪光，陪伴着那种伟大的内心反应。
“某种不能被认识、被描写、被定义……，而只能被感觉、被在内心里体验的东西，人们要么永远不能理解，要么完全确知的东西”，“一下子，凭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人们学来的，而且不受任何有意的影响……，它在其最高瞬间很少足够地出现”，斯本格勒说。这只是那个大刻度表上的一个刻度，这个刻度表从这里开始，经过信仰状态、爱的状态和伦理状态，一直导向减半作用，导向幸福幻象以及世界地狱的其他伟大形式；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得病理学分支，这个分枝从流行的循环性精神病一直延伸到严重的妄想状态。
这是对直觉过程采取的一种分析式的态度。有人会插话说，只有学者们才会对此感兴趣，他们应该在自己人内部做这种分析工作，而在人的意义上，重要的不是对一种心理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把从该形式中获得的内容进行综合。我们生活中其中并且通常也参予表演的这个世界，这个由被授权的理智和心灵状态构成的世界，只是另一个世界的临时替代品，而通往后者的真正的内在联系已经丢失了。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在所有一切中，没有任何一切是本质的，只需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它们就会在对世界和对人的另一种态度的炽热情感中融化。人只是麦杆和一口气，而世界只是个颤抖的圆球。在每一个瞬间，所有事物都在重生；如果把他们当成牢固的事实来看待，那人们认识到的就只有内在的死亡。马车前面的马和擦身而过的人互相交流。或者至少，人与人不相互比较，不象侦探一样相互打探，而是相互间的了解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手和腿。这是由哲学上的创造性状态或者哲学上的无创造性状态构成的氛围。人们可以很有智慧地将其解释为迟到的基督，或者也可以用它来演示赫拉克利特的流动，总而言之可以从中解读出一切内容或者赋予它一切内容，其中也包括某种全新的伦理。 我们相信这些解读吗？不，我们用它们来玩文学。用它们来给佛、耶稣和其他不精确的东西镀金。而理性雷霆万钧地在外围狂奔。人们抗拒理性并且声称，在一个锁闭的小盒子里有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直觉的收藏盒。人们终于还是打开了它，看看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新的世界。
人们很少能找到像斯本格勒塑造配方这样漂亮的、强健有力的塑造配方。但是全部这些直觉的内容最终却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人们不言说和处理最重要的东西，人们对理性极端的怀疑（也就是说，甚至对那些真实的毫无其他可能的东西抱有怀疑！），相反却对那些刚刚突然获得的想法相信的要命；人们怀疑数学，但是却相信艺术史上诸如文化和风格一类的真理假肢；尽管相信直觉，人们在对事实进行对比和联系的时候却在和经验主义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做得更糟糕，只是射出的是烟雾而不是子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被过度的和延续了的直觉享受所软化了的精神及美的精神的临床图景。


（此贴同样在第一楼更新,未完待续）

柏仙妮

十一
即便不用形而上学，文化最终毁灭于内部衰竭这个想法也是有说服力的。同样，彼此相应的各个阶段可以被区分为上升阶段和衰落阶段的想法也是有说服力的。
心灵的紧张支撑着人们：一旦它不在是必需的，过去了，机体就会崩溃。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相似的东西，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再有指向性的力量对其施加作用，心灵的紧张就会瘫作一团。
所有的文化都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和社会里产生并传播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稀释和衰竭的倾向。同样的倾向也存在于代代相继的时间性作用中。（非理性领域）的观念不能像知识一样被传承；它们要求同样的心灵状态，但事实上，最多只存在相似的心灵气质。于是观念就总是要屈服于变化。当它们还是新的时，它们也许会因变化而得以丰富，但随后便会腐败。不过它们中途已经在各种机构和生活形式中获得了实现；但是实现一个观念就已经意味着部分的毁坏。观念的所有实现都是漫画，随着年岁增加，它们会越来越空洞和不可理解，因为形式和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速度；所以较老层面的形式总是钻进较新的观念中，与它们竞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晚近的时代总是如此不统一，并且在这样的文明时代里文化总是像山脉一样土地崩瓦解的部分原因。
十二
发展本身不是某种在一条一体的线上起作用的东西。随着观念在其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弱化，来自各种新的观念来源的影响也在交叉。每个时代最内在的生命核心，一团朦胧的、涌动着的东西，就深埋在形式里，这些形式是很久以前的某些时代的失败。每一个当下都同时即是此时，也是几千年前。这条虫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物的和无限多的其他肢体爬动，其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节奏：人们可以把这看做一个统一的图景，并从一个原因出发，像从中心视角似的——正如斯本格勒所做的那样——加以发挥，但人们恰恰可以从其反面找到乐趣。这种发展没有计划，也没有理性，好吧；但是这真的比有计划有理性更糟糕吗？不可知论很舒服吗？它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件理性的事情，或者敏锐或者肤浅；但是，它在人的意义上是否深刻，这就完全不再是认知的特点，而是一个，用我的简化方式说，一个非理性复合体的特点。这些复合体就建立在那些理性信念的基础上。举例来说，这样的混淆就恰恰在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评价中长久存在，后者直到今天还被视为肤浅的和缺乏情感的，尽管它当然也完全可以像对天使的信仰一样充满感情。据此，人们或许可以理解，我的希望——希望这样的理论（只要它们不是显见地符合事实或者错误）仅只被作为塑造内心生活的智性尝试基础来对待，而不是像今天总是发生的那样，如果简单而笨拙地给理论赋予一种情感特点——是什么意思。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称为唯理智论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时髦的智力上的匆忙，思想在成熟之前的过早凋谢，都是因为我们是在用思想寻找深刻，用情感寻找真理，而没有注意到相反的方面，因而每每对于最终不能取得成功而感到失望。像斯本格勒所做的那种绕很大弯子的意识形态尝试虽然很漂亮，但是它们在今天要忍受一个事实，即内在可能性的准备做得太少。人们把世界大战和我们的崩溃也是一会儿归结于这组原因，一会儿归结于那组原因。但这是一种蒙骗。正如人们把一个单独的物理事件归结于某种原因链条时的那种欺骗。事实上，原因在链条的那些最初环节上就已经扩散成一眼望不到边的平面了。在物理问题上我们有办法（函数概念），但在精神问题上我们是完全无能的。理智遗弃了我们。但不是因为智力太浅薄——好像其他东西没有遗弃我们似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工作。
十三
如何区分文化和文明，这是一个古老的，在我看来徒劳无益的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人们要对此进行区分，最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种尚且统一的生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谈及文化，与此相反地把文明作为已经变得含混的文化状态进行定义。每一种文明都以一种瓦解于其中的文化作为先行；每一种文明的显著特征都是技术对大自然的某种确定的控制和一种非常复杂的——即要求很多聪明才智，但又吞噬了很多聪明才智的——社会关系体系。
文化几乎总是被赋予一种与本质的直接关系，一种人性态度的命中注定的可靠性，而且还是一种出于直觉的可靠性，与之相比，理智、文明的基本征候，只能拥有一种有点可怜的不可靠性和不直接性。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建立在哪些症状的基础上。一方面是神话与宗教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特别是从远处看显得很完整的姿态，另一方面是理智在言说一些东西时的烦琐，那些东西人们用一道目光、沉默、一个决定能表达的更好。因为人终究不仅仅是理智，也还是意志、情感、无意识，而且经常是像云朵在天空中漂浮那样的事实。但是意志、情感、无意识和事实性只能在人身上看到理性未施以作用的东西，它们最终只能在蚂蚁国或者蜜蜂国里寻找思想，在这些国度中的神话、和谐以及由直觉得来的得体可靠性相比，一切人性的东西大概什么都不是。
如前所说，我认为参与此过程的人数的增长是从文化过程于文明的最主要原因，很显然，渗透到一亿中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渗透到十万人中的任务。文明的消极文面绝大部分与社会躯体传导影响的能力已经不再与它的这一数理相匹配有关。观察一下战前的顶峰，铁路、电报、电话、飞机、报纸、图书业、学校和进修系统、兵役：一切都是完全不充足的。大城市和黑色幽灵般的农村之间的区别要比种族之间的区分大的多。即便是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要想进入到另一个思想圈子的各种前提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投入漫长的时间。后果：认真不足和急躁的肤浅。精神的组织结构跟不上数量的增长：所有文明现象中有百分之九十八都要归结于这一点。没有任何首创精神能够大幅度地渗透这个社会躯体并从其整体中接收到反馈作用。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耶稣基督可以重新降临到人间——但是他完全不会再起作用。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精神的组织政策。这是社会主义一类的能动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所有其他努力都是白费，因为它是其他努力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
十四
我总结一下：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急着要在事后这么做。
简单地说，我攻击了一本受到普通喜爱的书。
我曾经许诺——我不做评论——用著名的个例来演示时代的错误。肤浅：智慧的匮乏，这种匮乏里面隐藏着四肢能动的玩偶；诗意的不精确向理性领域的漫延。因为，举例来说，尽管爆炸性的世界观结论（这些世界观结论成团地消化着即将来临的精神事物）和书虫（它以虫子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啃噬着它的多倍的精神自重，消费着各种科学，并且当然只能以较为松散的形式表达出这些东西）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它们却只是同一时代的单纯对比性的、从意义上来说相同的现象，这个时代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理智。这个时代并不像它一向宣称的那样拥有太多的理智，而是没有在正确的地方使用理智。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时代用表现主义将一种对艺术的原始理解表面化和肤浅化了，因为那些想要把精神引进到文学中的人不会思考。他们不会思考，他们用空洞的词语思考，这些词语没有内容，没有经验的检验；自然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精神的现实，表现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现实的精神：两者都是野蛮思想。但是一转到另一方面，我们马上就会得到某种土里土气的理性，这两个对手半斤八两。
我要再次指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分，这种区分并不是我臆造的，我只是将就着这么称呼它而已。后果严重的直觉问题而任感觉进行理解的问题的根源就隐藏在这里，它们不是别的，恰恰是非理性理域的特点，只是被错误地理解了。开启“修养教育”的钥匙就在这里。我们时代的佝偻病似的理想主义和它们的上帝就是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在这里，人们将能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文明中，科学思维和对心灵的要求之间的无结果的斗争只能通过一种额外的东西，一个计划，一种工作方向、对科学和文学的另外一种评价，才能得以解决！
对于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我要公开地——作为我的喜爱的表示——声明，其他作家知所以没有犯这么多的错误，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两个方面都能涉及的跨度，因此容纳不了这么多的错误。
（一九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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