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认识随札——摘自穆齐尔的《随笔》

柏仙妮

    正如自保罗教派时期和俾斯麦时期以来受损的教授的声望一度在公众生活中提高了上去，而诗人的声望却低落了下来，在教授知性达到了世界存在以来最高的实际影响的今天，诗人却沦落到“写作匠”这样一个通用的名字，这一名下被理解的人，是没有被查明的缺陷妨碍了他成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记者。不应该低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对它作些思考。这一思考局限在对智性的考察，而且规模很小，就如同一篇认识理论考试的论文，这一思考把诗人仅仅看作一个以某种特定方式和在特定领域的认识者。这就是所要达到的限制，当然其合理性惟有通过检测来检测了。不过要事先声明的是，这里所讲到的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不仅是指写作的人，而且还包括许多害怕这一活动的人，他们对这一类型的作用部分构成反作用的一面。

    人们也许能够把持人描述于这样的人，即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和在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无救的孤独者。人们决不能对一个被人描述为敏感的人作出评判。他们的性情更多的是对无足轻重的理由，而不是对那些关键的理由作出反应。他厌恶性格，怀着那种孩子在中年早逝的大人面前所拥有的可怕的优越感。他甚至在友谊和爱情中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他甚至可能憎恨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面前这些理想不是目的，而只是他的理想主义的腐化的产品。这些只是单个的例子和特例。与所有这些相适应的，或进而言之构成其原因的，是一种特定的认识姿态和认识经验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客观世界。

    如果人们从诗人的对立面出发，就会最佳地理解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对立面是有着固定的点a的人，在ratioiid领域中的理性的人。请大家原谅我遣词的怪癖以及它根源的历史上的混淆，因为不是自然以理性为指归，而是理性以自然为指归。但是我找不到任何词语，它不仅曾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方法，而且还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成功；不仅仅表达出事实的被征服，而且还表达了事实的可征服性。这种自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表达出的受之有愧的善意，当然随即在所有情境下都要求人的一种无计可施。这种理性领域包括——初略界定——所有科学上可以系统化的、可以归纳于规律和规则的东西，因此它首先指的是物理的自然；但是只在少数几个成功的特例下包括道德的自然。其特征表现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单调乏味，表现为大量的重复，表现为事实之间的一种相对的独立，以致事实通常都可以被嵌入早已形成的规律、规则、概念之林，而它们被发现的顺序先后。但是它最主要的特征还是，事实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传达。数字、亮度、色彩、重量、速度，这些是观念，但是他们主观的成份并不减轻他们客观的、可以普通适用的意义。（相反，从一个非理性领域的事实，例如从“他曾要它”这个简单陈述的内容中，如果没有没完没了的补充，人们决不能得出充分明确的印象。）人们可以说，在这个理性领域中满布的是坚固之物的概念和未曾被考虑的误差的概念；充满的是作为某种实际上来自根基的虚构的坚固之物的概念。就是在这里，在最底层，地基也在摇晃，从逻辑上讲，数学的最深刻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物理的规则也只是近似而已，而天体也无非是在一个根本没有原点的坐标系统中运动。但是人们希望——不是没有原因——还能将一切理顺，而且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说过“给我一个固定的支点，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撬起”，它今天仍是我们执着于希望的行为表现。

    从这种行为中，产生了人类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是以往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教会的影响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也试尝在道德——最广泛的意义的——关系上遵循同样的行动，尽管这在那里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今天，连道德领域也在接照打桩的原则行事，把概念这一僵硬的沉箱——在它们之间张着一面由规律、规则和公式组成的网——垂放到这个很不确定的空间。性格、正义、规范、友善、绝对命令、所有方面的牢固即是这样一些桩，之所以在其僵化上维系，是为了能在它们上面固定这张成百上千的、每天都要求做出的道德的单个决断的大网。今天仍在起得影响的伦理——根据其方法——是一种静止的伦理，以坚固作为其基本概念。但是既然人们从自然走向精神路途同时也是从一个僵硬的矿物标本室跨进一座充满无限生机的暖房，那么伦理的应用就要求一种很滑稽的限制的技巧和撤消的技巧，仅以复杂程度就足以让我们的道德露出落没之态。大家试想想“你不该杀生”这条戒律演化的过程这个普通的例子，它从谋杀发展到欧杀，发展到杀死通奸者，发展到决斗、枪杀直到战争，如果人们为此找一个统一的理性公式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就像一个筛子，在使用它的时候，网眼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牢固的编网。

    因为在这里人们久已踏入非理性领域，对我们来说现在道德只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例子，正如自然科学一度是另一个领域的主要的例子一样。如果说在过去，理性领域是“有着例外的规则”主宰的领域，那么现在的非理性领域则是“例外在主宰着规则”的领域。也许这只是一种层次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又是如此地极端对立，以致它要求认识者立场的完全的倒转。事实在这一领域并不臣服，规律像个筛子，事件也不是重复的，而是毫无限制地在变换着，是个体的。除了指出这是一个个体反作用于世界和其他个体的领域，是价值和价值判断的领域，是伦理的、美学的关系的领域，是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我尚找不出其他的更好的结识该领域的方式。一个概念民、一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它们被应用的方式以及人的制约的；但一个理念在其意义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两者制约的，它的意义总是偶然地被确定的，如果人们把它从它的环境中分离它就会湮灭。我随意拈出一个伦理的观点：“没有一种理论，人们可以为它而牺牲并受死神的诱惑——”每一个受到这些伦理体验痕迹的熏陶和打磨的人将会知道，人们同样可以得出相反的观点。单是为了说明人们是在何种意义说这个话的，单是沿着一个路标方向——它随后在某个地方分岔得望不到头，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以某种形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经验的话，就需要写一篇长长的论文。在这个领域，对每一个判断的理解、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被一个更柔软的经验之外壳所包裹，作为以太，被一种个人的意愿和数秒之间就变换着的个人的非自觉所包裹。这个领域中的事实以及它的关联是无限的、也是难以捉摸的。

    这就是诗人的家园，是它的理性的主宰领域。他的对立部分在寻找着稳固，如果只要它碰到未知数，就能根据自己的推测列出方程式，随之他便感到心满意足，而在这里，从一开始未始数、方程式及其解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任务是：始终去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式，提出诱人的典范，教导人们可能怎样是人，发明内在的人。我希望，这些例子是明白不过了，足以摒弃每一种“心理学”的理解、把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心理学属于理性领域，而且它的事实的丰富性也根本就不是无限的，并不像心理学的存在可能性作为经验科学所教导的那样。惟有心灵的动机才具有不可捉摸的丰富性，而心理学与它们毫无干系。

    这里关涉的是两个从本质上讲完全不同的领域，由于缺乏这种认识，造成了资产阶级将诗人作为一种特例来对待（这样的人离神经错乱也不远了）。实际上只有当他是一个注意到例外的人的时候，他才是例外人。他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先知”，也不是“孩子”，也不是理性的某个畸形儿。除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之外，他不运用其他的认识的方式和能力。这位举足轻重的人是这样一个人，他以拥有最大的事实知识和最大的理性作为他们的关联：既在这个领域也在那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找到的是外在的事实，而另一个找到的是内在的事实；一个发现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经验之序列，而另一个则没有。

    我不能肯定，切割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些迂腐之嫌，也许这只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没有被讲到的，尽管它也是同样的重要，我只好请大家原谅：尤其是同所谓的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分野，这并不简单，但是却证明了上面所说的。但是这些研究是被评价为迂腐还是被评价为不可或缺，最终只能根据赋予一项证据的重要性来判断：这项证据是，是世界的结构而不是人的天赋的结构把诗人的任务指派给他——他担负着使命。

    人们经常把这样的任务指派给诗人，要他做时代的歌手、美化者并且把它——按照它所是的情况——带进语词的过度浮华的空间；人们要求他为“好”人树立凯旋并把理想神圣化；人们要求他有“感情”（也就是说当然只是特定的感情），要求他对批判的知性说不——因为批评的知性缩小了世界，它从世界那里拿走了形式，正如一座坍塌房子的残垣要比先前的房子小一样。最后人们还（如在印象主义的实践中，它和昔日的新唯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命运）要求诗人把事物的无限性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相混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止”之物的调和，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违背物质的。人们会指责说，这里所说的一切反应的只是一个纯粹智性主义的观点。那么，有些创作，他们与这里作为主要任务所考察的很少有关联，但同样是撼动人心的艺术品；它们有它们的美丽的血肉，而且这种荷马式的血肉的光辉穿越数千字一直照彻到我们。从根本上讲，这只是来夏一些恒定地保留下来的或者再次回归的精神的立场。但是，此间业已完成的人类的运动，来自于变体。而且剩下的惟一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应该是他时代的孩子还是应该成为不同时代的创造者？

                                                吴晓樵 译

（柏仙妮于2013年2月25日9月22分手工录入）

柏仙妮

而且剩下的惟一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应该是他时代的孩子还是应该成为不同时代的创造者？

对于小说来讲，是否也有这么一个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