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蓝作者心理研究资料

镇州大萝卜

卫康 发表于 2013-3-19 09:45
你这么说没错，但是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古代写作者的心理，能够提供的资料仅有文本，难道就无法进行研究 ...

我个人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弗洛伊德分析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研究资格，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虽然我对精神分析本身就有一定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学派，弗洛伊德也是精神病医生，捎带地说我喜欢荣格比喜欢弗洛伊德要多），就学术资格，他是有的。但是我仍然会反对他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理由之一：心灵是个人财富，即使持有分析师资格，当被分析人未请求分析时，分析师无权分析他人心灵；理由之二，如果分析师分析了，在未征得被分析人同意时，无权公开。第三，我不认为弗洛伊德有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能力，正因为精神分析不同于其他心理学分支，是针对个体的，所以，与该个体人的直观交流也应构成分析要件，完全基于文本的分析可信度不大。

我反对弗洛伊德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前两条理由，在本帖并不成为反对理由，因为本帖仅只列示了“资料”（文本），并未对该资料进行进一步剖析。

因之我视作一种关于现象的讨论。

镇州大萝卜

抱歉地说其实我又在歪楼了，因为后续跟帖内容多数在讨论“心理研究”这一标题，其实是忽略了你的初衷的。后续跟帖中，对你首帖内容的实质性讨论并不多。比多说得是有理的。

比多

镇州大萝卜 发表于 2013-3-19 09:58
我个人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弗洛伊德分析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研究资格，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 ...

萝卜这个说法更准确一些，“一种关于现象的讨论”。这事儿有了定性，就算我这个级别层次的人也能够做。关于作者各种“失态”表现的讨论。也不能讲失态，只是不同表现。讨论它的意义就像卫康说的“或许使一些写作者少走弯路。”基于这两点，就可以展开讨论了。

这个定性非常客观，也非常客气。充分照顾了新手作者。然而我本质上同意黑蓝的做法，批评要狠。那些菜鸟要是连这点批评都接不住，或者因为这点打击而退却了，那就是“祖师爷不赏饭吃”，不是干这行的料。并且如果能通过严厉的批评，规劝一些人放弃自己的写作，我认为是有功德的事儿。没准人家是总理的料，非往文学家上逼，作孽。

如果爱，如果真的爱。就客观的看待批评。注意看批评的内容是什么？要辨别他是否真的出现误读，你有多在意这个，我是知道自己缺点的，如果人家说对了，我就当给我提了醒。如果人家说错了，我就解释。如果相持不下，我保留意见。就这样，是我的心态。供各位参考，讨论。

西维

黑蓝之所有还有这么多骂战，说明它还年轻，蓬勃发展，所以吸引了更多年轻（不是指年龄）的写作者。这些人处于特殊的心理期和创作期，矛盾几乎一触即发。抱团、斗争、劝架、隔岸观火，这也是任何矛盾产生时众生的态度，但黑蓝更具代表性，他们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比谁都懂道理，又比谁都情绪化，敏感尖锐。
等那些吵架的作者成熟了，或者说是老了，他们或许再不会那样去吵了。在写作上，他们或许到达另一高度，或许已放弃，不再因此而较真，更重要的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经历了更大的蜕变（这才是根本）。他们会变成劝架的，或是隔岸观火的。当然，也可能不再踏入黑蓝半步。
而黑蓝，如果哪天不吵了，它也就老了。

柏仙妮

西维 发表于 2013-3-26 09:22
黑蓝之所有还有这么多骂战，说明它还年轻，蓬勃发展，所以吸引了更多年轻（不是指年龄）的写作者。这些人处 ...

他们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比谁都懂道理，又比谁都情绪化，敏感尖锐

很有道理啊。

而黑蓝，如果哪天不吵了，它也就老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能不能理性的吵？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理性的吵？

镇州大萝卜

说笑一下，说到理性，就会有情感型的人觉得理性本身有局限。

这算好的了，据说刘半农跟徐志摩在《晨报》时为了鲁迅那个“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吵起来，刘半农当即揪打徐志摩，徐志摩绕着桌子逃跑，刘就围着桌子堵截。后来也看到过还有谁，打得比他俩利索，而且打完就合好的。

刚才去搜刘徐打架没搜到，搜到如下内容，笑喷了：

    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极力提倡“俗文学”，并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征求“国骂”，拟搜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语辞辑为“地方骂”和“国骂”。

　　语言学家赵元任博士见了启事，当天就跑到刘半农宿舍，拍着桌子，用湖南、安徽、四川各地骂人的话骂了他一顿；接着周作人前来，又用绍兴话骂了他一顿。上课时，又被宁波及广东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

陶北

柏仙妮 发表于 2013-3-26 10:05
很有道理啊。

没有可能性。非理性出谬论也见真知。

镇州大萝卜

更正一下，跟徐志摩打架的那个是孙伏园，不是刘半农。我经常张冠李戴，过后才想起来。
我还是记错了，也不是跟徐志摩打架。终于搜到原事件了：

鲁迅创作《我的失恋》时，孙伏园正在编《晨报副刊》，收到这篇作品立即发排。但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馆去看大样，发现这篇作品已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已抽下来了。刘勉已是徐志摩的同乡和朋友，知道徐、林的这段恋情，所以对《我的失恋》一诗特别敏感，特别忌讳。孙伏园觉得对不起鲁迅，按捺不住火气，顺手给了刘勉已一耳光，立即表示辞职。鲁迅当时正在《晨报副刊》连载译文《苦闷的象征》，还发表其他作品，刘勉已均无异议，唯独不准登《我的失恋》这首诗。1924年10月31日，《晨报副刊》第259号刊登了一则《孙伏园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我个人信件请致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孙伏园辞职后，《晨报副刊》先后由刘勉已、汤鹤逸、丘景尼诸人接编，逐渐变成了新月派的刊物。1925年9月29日，刘勉已正式解除副刊部主任的兼职；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了《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