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oject：《疍民史诗》

唯阿

A  project：《疍民史诗》


对于我这样的业余写手，写作意味着什么？——没办法，每次打开一个word，我就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不得不面对着带来焦虑感和消解写作源动力的一系列“意味”……
首先，写作意味着抽更多的烟——这绝不是好事；其次，它意味着和个人的生活、工作的关系再一次地紧张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地紧张起来；最后，作为行为的目的论，它意味着再一次的劳而无获——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就像吴刚砍桂花树……
应当继续往深处探究，比如，关于写作的目的，难道就不能超然一点？高尚一点？也许应当吧。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我的焦虑来自阅读过许多垃圾一样的书，然后，对自己的写作也产生了强烈的杯弓蛇影式的怀疑——我会不会也在创造垃圾呢？再比如，写作造成的和生活工作的关系紧张问题（否定这一点的写作者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到底谁应当被降格对待呢？我已经参加工作十年了，和各行各业的同学一比较，我才发现自己的日常工作量差不多是他们的两倍！我的写作当然是第三倍。也就是说，我的“生活”相应地少了三倍！
最可怕的当然是对生活本身的耗损和伤害。——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对天性或身体（即灵与肉）的耗损和伤害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写作这种额外的附加生活方式加剧着耗损和伤害。我可以解释得更私人化一些：我现在在一个小海岛上工作，十天左右，我会回大陆休假四五天，我越来越发现，大陆上的四五天生活是一种比孤岛还要孤岛的生活。和我下棋、戳杆子（台球）、聊天、一夜喝遍所有酒吧、像难驴一样在红尘里打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这令我痛苦不堪。当然，被迫的息交绝游不可一概而论，它有许多的个别原因，比如，年龄（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大概已不是放浪的年纪了（我自己的不安分只能算是例外），比如，社会地位的变化，我的朋友大多已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一个等级或是专制的社会生活里，地位是造成隔阂的非常直接的原因。他们都不是坏人，只是地位让我们的思想差距越拉越大。我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体察再细微一些，就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在写作！
这不是污蔑栽赃。首先，写作（它其实包含着一个艰苦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构思过程，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让我越来越沉默寡言，其次，“我在写作”这样一个状态势必会要求朋友们迁就我，谈“我的话题”，而这样的交谈产生的效果就是难以掩饰的、让双方都极为痛苦的尴尬。第三，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人的写作绝对会令另一个普通人心存忌惮。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热爱生活，当思路清晰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知识分子”以后，我发现我只能热爱并依赖生活，我很厌世（从十几岁到现在的每一篇作品都能证明这一点），这让我更加热爱生活，让我更加愿意遁身于生活的无边的琐碎细节之中。这种近乎病态的热爱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强调着写作的可疑之处，无望的写作使我不能很好地在现实生活中站位，我的言说因为没有可信赖的立足点而变得更加虚妄……


离题近一点吧，先谈project，很奇怪，在这种可笑复可悲的所谓“写作状态”之中，我却有许许多多的关于写作的project。出于对写作的怀疑，我一点也不信任头脑中冒出来的歪念头似的project，我必须尽我所能，一个一个拍死它们。可是，就像我手机里的“打地鼠”游戏，拍死一个它又冒出一个，让人穷于应付，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然而写作是一种类似于吸毒成瘾的状态，它们都有越来越少的快感（这是我的工作对象告诉我的，我相信他们）和越来越强烈的欲罢不能。一个又一个的project或一次又一次的欲望还是在产生着。粉仔粉妹的可怜的抗争我感同身受。
我必须有自己的办法，比如，我让那些project一个否定一个。这样，project始终是project，它不必付诸艰苦的行动，它只存在于大脑之中。在脑子里，大project名正言顺地否定着小project，然后再被另一个更大的否定。不必多说，这肯定包含着痛苦——构思一个作品远不是快乐的事。
切入正题：远在写作《嘘！……》之前很久，我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狐疑之夜》——一个想一想都觉得累得慌的大project……我始终不能甩开它！我当然可以甩开它，就像上面所说的，我让一个更大的project《疍民史诗》来击溃它，让它识相地、自惭形秽地离开我。


所谓的疍民即水上人家。台湾流行歌手张宇（？）好像有一首歌就叫《疍佬的棉袄》，但必须指出，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浪漫或是温情的东西。它是一个既悲苦又强梁的社会阶层，他们生于江海老于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生，漂泊无定，与陆上人相互蔑视或仇视。千百年来，它们是一个被放逐或者自愿放逐的独特的社会阶层。
我对疍民题材产生想法绝不是面对大海的不着边的意淫。第一，他们的后人（有一部分）现今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船、船上的狗、舱里的生活方式、女人的沉默寡言、男人的一天三顿酒（要祛湿，倒不是为豪爽）等等细节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第二，在我辖区内的东澳岛上，距离警务区200米远的山石之上，有一处石刻，纪录了19世纪初期横行珠江水域的疍家贼张保仔躲避台风的一点史实。——字呢，据说是他手下一个粗通文墨的浙江籍秀才写的。
《疍民史诗》绝对是一个气泡式的大project。因为，第一，对这一段无论是规模和谋略气魄远胜过英国海盗的史实中国学者几乎无人涉足（可叹啊）。美国学者倒是研究得非常详尽，可惜我看不到。——希望有这些资料的网友能帮助我；第二，我说过，我构思这个project只是想借力击溃前一个project，我没有一点付诸行动的意思。最直接的证明就是，那个200米之外的遗迹，我仅仅在上岛第一天由老村长陪着参观了一次，而且，那一天我喝高了，山石都像船一样颠簸着。我什么都没记住。老村长的口沫更是白溅了。
疍民是古越族的延续——没有这一点，它也是货真价实的有意味的民系——但现在是南方汉人。疍民最初来源于汉朝灭赵佗南越国时拒不臣服或者不被接受臣服的贵族及军队，其后历有新鲜血液加入。首先是东晋末年，浙江的世家大族孙氏发动政治暴乱，被扑灭后其党徒遁逃海岛；其二是南宋的残余军队，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就在珠海；其三是明初，善于折磨人的朱元璋（据说是回族）强行将广东的蒙古骑兵俘虏编入疍户，让骑马的从此改行划船。清初，还有郑成功余部的加入……到清末，这些强梁的、不顺服的疍民据梁启超的估计人数约在百万之众……
触发我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博尔赫斯，他有一篇小说叫《女海盗》。我现在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所写的那个“秦寡妇”就是疍贼首领张保仔的先养母后夫人的石一嫂。1992年我读了它。它很有趣，另外，它带有博氏小说的一些共通弱点：枯干。还有，博氏很博学，但是写作中国题材时他跟许多洋人一样，让包子带有黄油面包的怪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读。


海的蔚蓝色不见得比黄土地美或者丰富吧，但对于大陆人来说，它代表着未知和无穷应当是不争之论。事实上，细究疍家史，包括思考台湾问题，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不断涌上来以至于和大陆的边缘死死咬合在一起的浪潮却形成了一个古怪的紧箍咒式的圈，它将那些被弃绝的疍家紧紧地捆在大陆式的思维方式之上了。比如，疍家贼可以用财力和武力改变越南的政权，但这新政权却仅仅要求或者满足于之后要挟清政府册立它为皇帝。疍家贼的名声其实远播海洋，它为什么不能和那些刚刚起步的西方工业国家碰撞那么几下呢？这叫人想起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大胡子占了扶桑，然后就将那里的生活也“中国化”……。——请原谅我无法对这一点进行更为透彻的解析，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思考清楚。
然而，我要写这篇小说却自有雄心存在。首先，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关注人类历史上的亚文化流——其实我早已向这条路上走去了。亚文化流更为久远和坚实，我们只是由于观察的角度有问题才觉得它们次要。这一点我有切肤之痛。十年前，上大学时，一个台湾女生带了本画册给我看，那是一个台湾的抽象派画家解释自己历史和阐述自己情感的画作。毫无疑问，我就像所有的以天朝上邦人物自居的大陆人一样，对这些画作进行了无情的贬抑。我贬抑的理由既不是因为艺术上的抽象造成的理解困难，也不是对它所传达的情感没有共鸣，而是因为，就像所有的宏大派知识体系一样，否定的是它所载运的思想内容的渺小性。但是十年之后，它还显得渺小吗？……
其次，我确实对台湾问题感兴趣。我自认对台湾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请注意，所谓的台湾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思考它绝对是应当的，不能认为炮弹就能解决它。至于怎么把台湾和疍民煮到一个锅里，我相信，还是个project的小说《疍民史诗》一旦诞生自然会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算怎么回事？为一个八字没一撇的project写一篇文章，想沽名钓誉吗？做广告吗？吹嘘自己的写作雄心吗？NO！我想给自己加压，好早日开始工作，免得它在我的脑子里又被另一个project所替代。我的内心深处，越来越倾听到另一块土地即生养我的三秦大地对一个写作者（所谓的）日趋强烈的召唤，而要响应它，就必须完成这样一部关于广东、关于大海（我精华的十年在此渡过）、关于我所感兴趣的强盗题材的小说写作。
也许，《疍民史诗》永远都是一个气泡，目前只是暂时还未找到替代物而已。也许吧。吁，老天爷，这可是只有你才知道的事……



2004年5月12日于零丁岛
[em33]

黑天才

不应只是压力，可算是出师表，也算是种肯定。我也在写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之前写过这样的笔记，可以说是写作的前言。一般先写这样的东西，心里就有些底了。
祝你好运。

唯阿

这个我要真诚地感谢你。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