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普鲁斯特时，请放慢呼吸

陶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早早就上床了。有时，刚吹灭蜡烛，眼皮就合上了，甚至没来得及转一下念头：‘我要睡着了。’但过了半小时，我突然想起这是该睡觉的时候呀，于是就醒了……”《追寻逝去的时光》（另译为《追忆似水年华》，本文所指为周克希译本，下文简称《追寻》）的这个著名开头，在100年前被认为是个笑话。1913年2月奥朗道夫出版社的退稿信说：“我这人可能不开窍，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怎么居然能写上30页。”还有一封退稿信更刻薄：“把这部720页的稿子从头到底看完……简直不知所云。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它要说明什么意思？要把读者带到哪儿去？”（延伸阅读：A27版《追寻》第一卷文选）

　　然而100年后，《追寻》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把自己的思想乃至生命中最好的部分，都倾注在这部小说里了，他认为写这部小说比他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都重要一千倍、一万倍，“以前的那些事情跟它比，简直不值一提。”

　　1912年下半年，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完成了第一卷《逝去的时光》（后改名为《去斯万家那边》）和第二卷《寻回的时光》（后成为第七卷）的初稿，总的书名是《心灵的间歇》，法文的字面意思是“心跳间歇性停顿”。1913年3月，在遭到屡次退稿之后，他把书稿交给格拉塞出版社自费出版，先垫付1750法郎。到了5月，他在拿回校样的时候，把书名改成了《追寻逝去的时光》，与此同时，他将两卷分别命名为《去斯万家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1913年11月8日，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终于出版。

　　普鲁斯特对此书充满期望，他曾对好友说：“我真的觉得一本书就是我们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它比我们自己更重要，所以我现在为了它，像父亲为了孩子一样四处求人，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普鲁斯特1922年去世前，他终于完成了7卷本的《追寻》，他在结尾处写上“Fin”（完），“现在，我可以死了。”普鲁斯特说。

　　100年后，我们还在读《追寻》。为纪念《去斯万家那边》出版100周年，法国各大出版社都在出版跟普鲁斯特有关的图书，比如当年要让普鲁斯特自费出版的格拉塞，今年出版了普鲁斯特亲自删减的缩减本《追寻》，再版了几本普鲁斯特传记。今年2月到4月，纽约摩根图书馆还举行了一个普鲁斯特手稿展，书稿和校样稿上布满作者修改的手迹。11月8日至14日，纽约人连续7天在纽约不同的地点举行《去斯万家那边》的朗读会，这七个地点号称与小说里的场景相似。一连串的研讨会也将在这个月在纽约举行。

　　日前，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法国作家、出版人夏尔·丹齐格和南京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翻译家许钧分别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他们对普鲁斯特和《追寻》的阅读。

读普鲁斯特就像深海潜水

　　勒克莱齐奥前几日在上海参加国际童书展，这几个月一直在南京大学执教，教授艺术和文学，普鲁斯特的《追寻》也是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之一，“一定要讲普鲁斯特和《追寻》，这是绕不过去的。”“我个人现在一直会看普鲁斯特的作品，尤其是《追寻》，比如我最近又在看其中的第五卷《女囚》，以前我看这卷的时候，对它的内容不是太熟悉，所以我想再看一遍。”不仅是勒克莱齐奥，多位采访过的法国作家都曾告诉记者，他们至今还会重看这部小说。《追寻》之于他们就如同《红楼梦》之于中国作家。

　　勒克莱齐奥最早接触《追寻》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的感受如同其他所有初读者一样，“非常难读”。勒克莱齐奥说，“我一开始的印象是，书里的句子非常难，里面的人物不是很友善，感觉上不让读者去接触他们。《追寻》描写的是19世纪末巴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整天不工作，就是聚在一起，经常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当时，我不是很喜欢小说里的这些人。”

　　夏尔·丹齐格另外一个身份是法国格拉塞出版社的丛书主编，100年前，普鲁斯特在多次被退稿之后，在这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了《去斯万家那边》。在丹齐格位于巴黎出版社的狭小办公室，到处可以看到他主编的普鲁斯特作品，作为一名《追寻》的疯狂爱好者，这部被公认为难读的小说在他看来却“很容易读”。丹齐格在他的办公室对早报记者说，“因为《追寻》写得很好。写得好的书总比写得糟糕的书更易读。”丹齐格说，阅读普鲁斯特就像深海潜水，“最重要的是，掌握好呼吸节奏，你阅读时也得改变平时的呼吸和心态。”

　　“因为他的句子写得很长，又不紧不慢。所以在阅读时，呼吸要比平时更缓慢。的确，普鲁斯特写的日子比正常的生活更缓慢。读普鲁斯特的时候，要对自己说，我们在玩深海潜水。要抛弃白天的节奏，徐徐向前，进入这个水族馆一样的世界，周围的一切都有点软绵绵、有点迟缓。”丹齐格说。

　　今年是《去斯万家那边》出版100周年，格拉塞出版社一整年都会出版各种和普鲁斯特有关的书。比如由普鲁斯特亲自做大量删减的缩减本《追寻》，“我们在1987年找到了这部手稿”。出版社还再版了普鲁斯特初中时期的朋友写的回忆录《我与普鲁斯特》；还有另一位朋友罗伯特·德雷弗思的《普鲁斯特1913》，“这本书讲述了普鲁斯特每个月都做了些什么”。

　　在丹齐格看来，阅读普鲁斯特没有任何难处，可是勒克莱齐奥说，他最后能读进这部小说、理解这部小说的转折点是因为一部日本俳句集，里面有一个诗人说，“你要去听暴雨的声音，听暴雨的声音是理解这个作品（诗集）很好的方式。”“我意识到，这就像读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去读懂它，而是去感受它。我记得《去斯万家那边》有一段讲到，全家人在等斯万回来，等待的时候就注意听门口的声音。听到‘叮叮’的时候，就知道斯万回来了。‘叮叮’是开启我阅读普鲁斯特的一扇门，更加验证了我对普鲁斯特作品的理解——读懂《追寻》，就是去感受书中的声音等感性的东西。”

翻开任何一页都能读

　　普鲁斯特在100年前用七大卷讲述记忆，用记忆重建了时代和生活。“我读过之后了解到，不能从表面了解一部作品，包括《追寻》，这部作品其实是要开启一个记忆的闸门，既是作者普鲁斯特通过这些描写开启自己记忆的闸门，读者通过阅读也能开启个人记忆的闸门。”勒克莱齐奥说。普鲁斯特找到了一种形式，让想象去回忆，让现实交叉其中。普鲁斯特开创意识流之先河，用意识流的方法，追寻逝去的时间，用艺术的方法，让逝去的时间永存。这也是普鲁斯特自己说的，他写作并非是为了回忆过往，对于记忆，他说：“我要重现它，让它获得生命。”

　　采访勒克莱齐奥是在思南路上一个过度装潢的房间里，从前的法租界区域。“我们在这里谈普鲁斯特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勒克莱齐奥说，“普鲁斯特当年的生活方式和这里的生活方式有些相近，但现在这个房子的装饰跟普鲁斯特时的装饰完全不同。”无论是在“法租界”的这个房间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角落，都会有人在读《追寻》或假装去读。而在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翻译的新版《追寻》开始被越来越多读者接受，尽管如此，这部小说依然被列入“天书”行列。

　　许钧教授是1987年版《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之一，“当时我还年轻。我曾开玩笑说，当时翻译这部作品的我，是翻越这座高山的敢死队成员之一。因为这部书，要理解它、走进它的世界，非常难。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探索的是现实的世界，而普鲁斯特探索的是精神的世界。”

　　在许钧看来，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首先是逻辑性”，“中文跟法文逻辑是不同的。原文中长句、插入句和反问句很多，如何在一个意识流的世界中找到逻辑？翻译时太逻辑，不符合原著，不太逻辑了，中国人又看不懂。第二是想象力，普鲁斯特有很多的比喻、隐喻，如果点白，就不是想象了，如何保证想象的空间，在翻译过后还能让读者有思想的余地和共鸣？第三是句法独特。普鲁斯特开创了一种独特文法，尤其是句法。如何让人读懂，这对任何一个翻译家都是考验。”许钧也承认，《追寻》不只是考验译者，对读者同样如此，“我知道史铁生爱读，他在黄昏的时候读《追寻》有生命的感悟；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也知道梦的重要性，他们都在读。这部书，不是非要从头到尾去读，翻开任何一页你都可以读。你可以从中去读生命的感悟，读对事物细腻的关注，阅读它能让你安静、让你的内心更丰富。”

为什么我们仍在读普鲁斯特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读普鲁斯特？”勒克莱齐奥说，“这部小说描写的并非是真实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那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他描写了生存的困难甚至是生存的痛苦，这一种人生感受不只属于普鲁斯特那个时代，在每个时代不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小说内容永恒的地方。”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为《追寻》写了一本书《拥抱逝水年华》。对于普鲁斯特，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普鲁斯特经常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19世纪作家，但我喜欢他描写的一系列现代体验：汽车换挡的声音，一架飞机在空中翱翔，和一位电话接线员的交谈。我们每个人都乘过火车，但大多数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只是粗枝大叶地提了一笔而已。我们都听到过火车车轮和铁轨碰撞的声音，但普鲁斯特却将这种声音从我们习惯性的疏忽大意中解救了出来，用文字将它们固定了下来，在这些文字之中，他又融入了许多自己第一次经历这些新鲜事物时的个人情感。普鲁斯特小说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情感描写以及与我们生活的相似性，他拓展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实生活的能力，将探测器深入到我们耳熟能详但尚未将其陈述下来的事物中。”

　　一部书之所以成为经典，许钧教授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它一定要作用于人类的心灵。“《追寻》，无论从它的写作方法、风格笔法，还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探索的程度，大家现在都能判断它是经典。《追寻》对人的精神状态，内心生活的状态，有很好的揭示。写作者通过想象揭示物质世界，揭示现实世界，而普鲁斯特最独特的贡献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作品指向现实，普鲁斯特指向内心。”

　　1919年，普鲁斯特凭借《在少女花影下》（《追寻》第二卷）获得龚古尔奖，勒克莱齐奥说，“我从他那里找到了一些跟我创作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家庭、遗产等问题的讨论。跟普鲁斯特一样，我也从个人家庭历史中找到了所有我写作的热情所在。”在勒克莱齐奥看来，《追寻》在法国文学上拥有持续的地位，“它描写情感、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事件或某个时期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我喜欢的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反映的是某个文化中的内涵，所以它不会因为随着时代过去而被遗忘。”

镇州大萝卜

我只看了半本。他的人物也很现实，细节上尤其好玩。那一对老小姐向斯万表达谢意的委婉使得她们的表达谢意像在表达对他观点的反驳——这种说话方式的别扭在我自己身上也有。此时就有，比如我会很难提起《追忆》中的“内心感受”，而讲人物则容易得多。

还记得的就是那个工程师，瞪着眼睛望着“父亲”而目光落在远处的那个。看的时候会看得笑起来。我至今都还很敬佩那个人，能在那么尴尬的局面下那么镇定地继续抒情。

马牛

第6本还差30页读完。很快开始最后一本。

陶北

马牛 发表于 2013-11-13 09:18
第6本还差30页读完。很快开始最后一本。

全部完工时，自奖一下。建议。

陶北

镇州大萝卜 发表于 2013-11-12 17:09
我只看了半本。他的人物也很现实，细节上尤其好玩。那一对老小姐向斯万表达谢意的委婉使得她们的表达谢意像 ...

看了个开头，整天应酬，反而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电子版看得多。陀翁小说人物都大段说话，感情强烈，个性鲜明，恍惚有点琼瑶小说的感觉。

镇州大萝卜

还是不咋爱看这人写的

纳博科夫曾经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大加贬低：

从文学趣味的角度看,陀氏远远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个有着异乎寻常幽默感的平庸作家。罩在陀氏头顶的桂冠并不符合实际。陀氏作品由两种因素构成,一是西方感伤和恐怖小说的影响—理查森、狄更斯、卢梭、欧仁·苏;一是达到感伤情节剧程度的宗教情绪。感伤情绪与感受敏锐不同。前者有时残酷,如卢梭的弃子;后者则始终充满柔情。陀氏亦同欧洲感伤主义作家们一样,力求通过艺术手段来夸大最普通的感情,以唤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陀氏小说的主要冲突都建立在感伤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把人物置于受屈辱的地位,以此赢得读者的同情和怜悯。陀氏的全部创作都渗透着欧洲小说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号称痛恨欧州的陀氏,其实是所有俄国作家中最欧化的。 陀氏笔下最心爱的人物,是《自痴》中的梅什金公爵一类的人,他们纯洁无邪,傻不拉几,恭顺温驯,自我牺牲,心灵平静,其原型就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一伊万努什卡形象。此人在弟兄们中间一向被认为智力低下,糊里糊涂,毫无道德感、诗意和吸弓!力,实际上狡猾得象一个货真价实的狗怠子,而且最终偏偏能以弱胜强,成为胜利者。……


“感伤情绪与感受敏锐不同。前者有时残酷,如卢梭的弃子;后者则始终充满柔情”——这种句子，要在走过很多弯路之后才会明白。

镇州大萝卜

上面那篇是收费的，只有开头免费。但是可以找到他的其他论文。很少人能不被纳博科夫和乔伊斯嘲笑——天才作家们容易如此。我可以阅读纳博科夫的评论，但是我不可能和他一起嘲笑陀氏。但就不同年纪对陀氏小说的不同感受，他是有道理的。

纳博科夫论《罪与罚》

    陀斯妥耶夫斯基非常擅长用卖关子和暗示的方法把小说情节编织的错综迷离，也由此使读者在阅读中一直在脑海里绷紧一根弦。俄国的中学生沉醉于他的小说，并把他与费尼莫尔•库伯、维克多•雨果、狄更斯以及屠格涅夫相比肩。四十五年前我初读《罪与罚》时刚刚十二岁，那时我想，这是一部充满力量而激动人心的小说。在俄国卫国战争时那噩梦般的岁月里，十九岁的我再次拾读这部小说，那时我觉得，它的情节拉的太紧了，且失于毫无耐心的感伤，总之，这是一种愚蠢的写作。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再次阅读这部小说，那时我在写专著，里面提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美国高校授课的时候，因为备课的缘故，我又一次读了这本小说。而只是不久前，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如此讨厌它。

    在我看来，《罪与罚》第四章第四节出现的裂陷使整部小说的结构从道德上和审美上都崩塌了。在场景一开始，杀人犯拉斯柯尔尼柯夫的自我忏悔只是因为新约中的索菲亚。当然，这还不是那么糟糕，但接下来的句子，我们在整个世界文学中也找不出比它更愚蠢的表达：“插在歪着的烛台上的蜡烛头早已快要熄灭了，在这间几乎一无所有的屋里暗淡地照着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妓女，这两个人竟奇怪地聚在一起，一同来读这本不朽的书。”“杀人犯和妓女”、“不朽的书”——这简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小说中点晴的句子，表现出典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演说家式地矫揉造作。这个句子是如此刺耳，如此愚蠢而毫无品位。

    我认为，无论是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道德家，还是纯洁的教徒、真正的哲学家，诗人、社会学家都不会在矫揉造作的演说辞的裂隙中把一个杀人犯同——同一个不幸的妓女联系在一起，使他们那两颗如此不同的脑袋凑在一起，阅读圣经。他们都信仰上帝，他们都如此理解上帝。杀人犯的当务之急是去看医生，他们两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拉斯柯尔尼柯夫鲁莽而残忍的罪行不能由索菲亚来分担，她出卖自己的肉体，丢掉了荣誉。杀人犯和妓女一同阅读圣经——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里没有任何在艺术上可以为之辩护的联系。如果这只是偶然，就像在恐怖小说和伤感小说中那样，也只是低劣的文学把戏，而非极为虔诚且具有高度道德价值的杰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艺术标准的丧失。拉斯柯尔尼柯夫卑鄙的罪行在多处细节中展现出来了，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杀人犯做出的多种解释。而对于索尼亚，我们甚至一次都没有看到她是怎样从事自己的职业的。我们面前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应该通过作家的言辞信任他，但对于这个作家，我们却无法做到这样。

    拉斯柯尔尼柯夫为什么杀人呢，原因是极错综复杂的。

    如果我们相信，托斯妥耶夫斯基相当乐观地想要证明：拉斯柯尔尼柯夫是一个极好的青年。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一方面，忠于家庭；另一方面，忠于他高远的理想。他勇于自我牺牲，善良，慷慨，勤奋，但是相当敏感和骄傲。他甚至曾准备完全地自我封闭，割断一切和他相亲善的联系。这个很善良、慷慨、骄傲的青年人又极度贫困。

    为什么拉斯柯尔尼柯夫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为了使他的家庭摆脱贫困，也为了拯救他的妹妹，后者为了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打算嫁给一个富有的商人。

    但是，拉斯柯尔尼柯夫杀人的目的还在于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会屈从于不知是谁臆造出来的道德戒律，而他的个性使他能够创造出个人的法则，为了美好的目标（帮助家庭，使自己完成学业，他的学业可以使它造福全人类），他将承担起所有的道德压力和良心的折磨。他选择恶毒的手段（杀人）并没有破坏精神的平衡和生活价值。

    他的谋杀还另有其因：依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喜爱的思想，唯物主义思想会在道德上败坏人的心性，甚至会把积极的青年变成杀人犯。这样，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轻松地把罪行与糟糕的社会环境统一起来了。我们来看看拉斯柯尔尼柯夫在自己的“论文”中发展出来的法西斯思想：人类可以分成两种，普通人和超人，大多数人应该受到既定的社会道德的约束，但是在普通人之上的极少数人，理应被赋予自由去确立自己的法则。最初拉斯柯尔尼柯夫声明，牛顿或是其他伟大的科学家有权牺牲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如果这数以百计的人阻碍了他们的发明之路。但随后他莫名其妙地忘掉了这些人类的恩人，而把注意力投射到完全不同的理想上。他所有包含着极强虚荣心的追求都集中在拿破仑身上，他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统领人群的强力个性，权力所选择的人，只是那些拥有能力的，在等待的人。如此，不知不觉间就产生了一个跳跃——从虚荣心重的人类造福者跳跃到虚荣心重的崇尚权力的暴君。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习惯式的匆忙相比，这一转变理应得到更加精细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作家喜欢的另一个观念在于，罪行会把罪犯引至精神的地狱，这是所有罪人不可逃避的命运，他们会遭受同样的精神折磨，但赎罪并不可能。只有他们在人民的法庭受尽折磨、在他们故意的自我侮辱之后赎罪才会发生，这种自我侮辱必须被亲近的人看到，只有这些与他们亲近的人才会减轻他们的精神折磨，使他们赎罪，带给他们新生等等。这一条路，也即是拉斯柯尔尼柯夫理应走到尽头的那一条。但是否会重新走上犯罪之路呢，这是很难说的——如果我们想起他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对以同一种罪名去犯罪的观念，对为自己量身订做道德戒律的看法。

    陀斯妥耶夫斯基成功地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故事吗？我表示怀疑。

    首先，拉斯柯尔尼柯夫，这是一个神经衰弱者，而对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歪曲理解都不会破坏它的声誉。我们不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取得的成就是把拉斯柯尔尼柯夫塑造成一个坚定的、镇静的、严肃的青年，唯物主义的观念把这个青年败坏了。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聪明地想到，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必然是失败的，如果有另外一个相似的镇静的青年沉迷于某种荒唐的理念之中，那么该对他进行的心理分析强度不会像拉斯柯尔尼柯夫那样弱，健康人的性格会阻止他的蓄意谋杀。因为这绝非偶然，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罪犯都是发疯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皮尔加科夫、《穷人》中的费里卡、《白痴》中的罗果仁)

    陀斯妥耶夫斯基察觉到了自己立场的弱点，他运用了所有可能的因素，以促使拉斯柯尔尼柯夫赎罪的不可能，我们应该相信，这种不可能粉碎了他对德国哲学的渴求。令人感到屈辱的贫困不仅是拉斯柯尔尼柯夫独有的，同样是他深爱的妹妹和母亲的处境，他的妹妹准备去自我牺牲，这一自我牺牲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和屈就意味——这些附加原因的丰富性表明，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感觉到了自身立场的不稳固性。克鲁泡特金非常敏锐的注意到：“在拉斯柯尔尼柯夫形象背后，我感觉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他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他自己，或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能否像拉斯柯尔尼柯夫一样犯下罪过，而哪些抑制性的因素会阻碍他，阻碍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成为杀人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我完全同意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些人，比如命运的探寻者或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属于浪漫主义创造的领域。”我乐于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些，以索涅奇卡﹒马尔梅拉陀夫对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予以补充。索尼娅的起源是一些浪漫主义式的人物，他们不得不住在既定的日常人群生活圈子之外，却并非因为他们自身的罪过，对于这种生活来说，他们要承受社会给予他们的各种耻辱和苦难的重负。直到1731年，这些人物才跨进世界文学的殿堂，善良的修道院长普列夫把他们引入曼侬﹒列斯科这一形象之中，这一形象被塑造的更加精致，从而也更加感人。陀斯妥耶夫斯基倾斜的屈辱主题并没有使我们远离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斯柯尔尼柯夫的妹妹冬妮娅、在林荫道上闪现的醉酒的小女孩、还有善良的妓女索尼娅——所有她们这些人都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家庭那些手臂折弯的主人公们的姐妹。

    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个奇特的信念，即肉体上的折磨和恭顺会改善人的自然本性，这与他的个人悲剧密切相关：想必他感觉到，在他内心存在过一个自由爱好者，一个暴乱份子，一个个人主义者，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之时，他逐渐失去他们，他丧失了本然的天真，但仍然固执地认为，可以以“改过之身”重新得到它。

镇州大萝卜

贤明的本雅明说过，陀氏艺术的魅力，在于将人间诸宗问题容纳到俄罗斯民族性之内——他在写作上的种种瑕疵（19世纪小说的体例、风格等等）仍不能掩盖这种独特的魅力。我相信本雅明

嗯。纳博科夫是谁都嘲笑的。他好像也说过托尔斯泰如何如何，也说过加缪什么都不是。

只是从“文学趣味”上，他有些话说得有道理，就看一看。

镇州大萝卜

纳博科夫对《罪与罚》的评论里，我有同感的是：

不同年纪会不同感受，并且着迷程度会下降。

再就是这一句，“……这些人，比如命运的探寻者或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属于浪漫主义创造的领域。”

或许因为我自己部分带有浪漫主义基础，我是把这些作为对自己缺陷的反思来思考的。——JUNEAU提醒过我我的陈旧(我绝不认为浪漫主义大师陈旧，我只认为我有部分既陈旧又没有达到纯粹的浪漫主义)。所以我会把纳博科夫的尖锐批评找出来看，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都会受到他这样的批评，我对自己的批评就可以更……

陶北

经过现代主义洗礼后，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成熟了，再回头看19世纪小说当然有许多要不得的缺点，不仅陀翁如此，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