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当我躺下来的时候世界会比较温和》

柏攀

当我躺下来的时候世界会比较温和



    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尚未发育的状态，看待世界的眼睛也将变得扁平，这在翡翠岛上尤其明显。

我很少来海边，来到这座岛上也有些时日了，但天气一直没放晴。我不喜欢一座被烟雾缭绕的岛屿，每天推窗望去，都看不清海平面，除了从薄雾中传来的鸟鸣，我置身岛屿和在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直在等待这座岛屿从睡梦中苏醒。这天，岛屿终于苏醒了，我穿上泳衣，来到海边，把脚印留给退潮的沙滩，我的脚印串在上面，像大海戴的手铐，我转过身，在海水声中望着来时路。我还记得一周前我在一辆颠簸的汽车中醒来时，没过一会儿，翡翠岛就已经在我脚下了。

汽车行驶得很慢，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戴着墨镜的司机目不转睛地望着路面，打方向盘的是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方向盘被他的手磨光了，兜兜转转的运行方式让我晃眼。我吃了晕车药后，脑子很快进入了黑夜，打起了瞌睡。我从未想过我的失眠能如此轻易被治好，被一辆破旧的小卡车，两粒白色的晕车药。

我的梦很沉，像裹着床单从二楼的阳台往下坠落。这个裹着床单的梦带着我远离喧哗的城市，最后降落在这座人迹罕至的翡翠岛。期间我醒来一次，发现车玻璃上阳光刺眼，这种阳光经玻璃二次回收，变得比真正的阳光更加热烈，我把车的遮阳帘拉下，把头抵在上面，脸颊隐隐发烫，车内的光线霎时暗了许多，那些刚才还在阳光下浮游的尘埃已被黑暗吞噬。我望着前方，以一个老司机的执拗，看着前方被车轮碾压的高速公路。

路旁有指示牌，随时提示着此去离城市已有多少公里，另一侧公路的指示牌则刚好相反，提醒着旅人还有多少公里即能进入夜幕中的城市。蓝色的指示牌在灰蒙蒙的空气中庄严肃穆，白色的数字严阵以待。这座城市连指示牌都冷冰冰的，当我逃离那幢钢筋水泥，摆脱内心压抑已久的块垒后，我发现空气居然是甜的。

司机抿着嘴不说话，墨镜下的眼睛没有表情，只有那双手在来回转动。如果此刻我乘坐的是一艘船，司机手里握的就是舵，车轮下的公路便是茫茫大海。置身在海风咆哮的海面，船长只能凭借经验掌握方向，没有指示牌指示方向，也没有休息站供我们整理倦容，只有一座隐匿在风雨中的灯塔。近视的船长误把漩涡当成灯塔发出的微弱之光，一头栽了进去，狂风暴雨拖拽着船只，船长和船员在呕吐。

“下来休息会儿吧。”司机摘下墨镜，叫醒我。

休息站到了。我收回思绪，跟随司机的步伐走到厕所，人很多，排着长队。休息站旁边有个不喷水的小池子，旁边的花草沾上了累累灰尘。我脱离队伍，去买了瓶咖啡，一饮而尽，脑子还是昏沉沉的，司机从厕所出来，裤裆处洇开了一片水迹。他拿出烟，我没接，我已经戒烟很久了。司机把烟点上，重重吸了一口，我发现他的表情是一种入定后的愉悦。我盯着那辆车，那辆满载行李的小卡车。

卡车上有我的书柜，有我的书桌，有我的凳子，还有一摞摞看完的和还没来得及看的旧书新书。这次离开我带上了全部家当，终于决定从一座城市来到一座岛屿。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在此之前，我从事一份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工作：审片。这份工作很符合这座城市浮躁的调性。我无数次在加完班后走在城市的街道，数着那些沉默以对的路灯，有些时候地铁还未停运，我看着容纳地铁通过的地道，像一节节弓着背的毛毛虫。在这样的夜晚，我一般满怀心事，这和白天的我不太一样。上班的时候，我表现得很活泛，与每个同事都相处得很好，但这些每天与我一起吃午饭的同事们，不会知道我在黑夜中的模样。

坐我旁边的同事，甚至每天都借故提早去吃午饭，好让我可以拼他的凳子睡一个午觉。我不知道当我睡熟时，在旁边耐心等待我醒来的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像我不知道每天下午我们一起走进审片室看那些五花八门的电影时，他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他心里所想。

他送过我一个垫枕，图饰是红蓝相加的球衣，10号的梅西。我每天中午把梅西枕在脑后，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而旁边是站立着空想的他。在审片室，他的眼睛会变得很亮，和他站着的样子很不一样。他和我一起坐在凳子上，看着屏幕，刚掐灭灯的审片室灰蒙蒙一片，我们把屁股坐在失去颜色的椅子上，胳膊抵在同样失去颜色的桌子上，眼前人影晃动，人声飘渺。和电影院不一样的是，审片室很安静，没有吃爆米花和嘬可乐的声音，也没有情侣热吻的唇，一切都很安静。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来到了坟墓，除了小鸟掠响翅膀的声音，坟头青草毕剥的拔节声，死者和他们所置身的墓穴都是悄无声息的。

只有他例外，他很兴奋，眼睛照耀出来的光是这个黑暗的审片室里唯一的亮色。他正襟危坐，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不管是走路还是打篮球，都是一副抬头挺胸的姿态，好像一个随时待命的士兵。他觉得这样会让他看起来比较精神，他还年轻——年逾不惑，就应该要有年轻人的样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变相说我萎靡不振，他也许看到了在黑夜中的我——与白天的我大相径庭，看到了我在黑夜中弯腰驼背，以一副嫌弃这个世界的表情趿拉着脚后跟，走在华灯初上的城市街头。

不过这样也好，审片需要两双相异的眼睛。他闪耀着光芒的眼睛可以发现我未曾留意的细枝末节。我们需要把看过的每部影片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最后在末尾写上“同意”，“修改”或者“待定”。前者是一些爆米花电影，我们对此类电影的看法大都一致，中间的是一些比较激进的（我们觉得会带来不好的示范），有些时候，群众很脆弱，经常会受一些电影、书籍和画作的影响，为了避免产生此类影响，我们只好让这种电影陷入无限修改的泥淖，直到导演麻木放弃或者直接引入地下放映。我们只关切看得见的，至于地下还是其他地方放映，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最后的通常是一些又想赚钱又想保持所谓操守的电影，一般都四不像，我们会开会讨论，需要剪掉哪些保留哪些，导演刚开始老大不高兴，誓死捍卫自己的作品，但上头会许诺增加一些排片量来打消对方的不满。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需要捍卫的东西，在某些东西面前，坚持——人们所说的可贵的坚持，会变得不堪一击。我们对此非常了然。我的同事很多时候都在试探这些导演的底限所在，但结果都证明，他们的底限会随着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而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允许最后的成片和自己的设想南辕北辙。他一直乐此不疲，对此我也不好说什么，用这种方法揭开人们心中糊的窗户纸，让他们看清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安静的审片室只有他沙沙记录的声音，一部片审下来，他的A4纸上会写满他的意见和一些看法。如果电影里面的人有现实意识，我觉得他们会走下荧幕，跟我们谈谈。谈话内容和把他们制造出来的导演不会一样——这些导演永远三句话不离排片量与票房，而他们只会就影片的内容谈论——

“你们不能让我这个生活在唐代的人说现在的话，我知道你们对某些古文理解有些困难。但这些是你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不仅如此，我们的穿着也要尽量符合那个时代的……”

我的同事为此的看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如此，就要无限往当代靠拢。

“……我在影片里之所以坐着，是因为导演另有所图，你看看我坐的椅子和茶几上的摆设，就知道还原这些东西有多么困难了。”

同事则说，还原的事还是让考古学家来做吧，你们只需要按照剧情走向，或者按照电影应该有的拍摄方式站起来，怒吼一声，没有人对你们的内心活动感兴趣。

最后，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那些导演辛辛苦苦还原的道具，都在这些建议下打碎捣毁。当电影呈现一种眼花缭乱的打斗后，我们都觉得该片修改得真是好极了。

A4纸上写了多少建议，我们对一部电影的贡献就有多大。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编剧甚至导演，那些电影完全按照我们的看法修改。对此，我们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同事站着和坐着时不一样的原因。不过我对这些却没什么兴趣，如果不是职责所在，我不会去看任何一部影片，更不会花上半天时间对它们挑挑捡捡，我不喜欢隔着荧幕观看一截生活片段，这和戴着眼镜看世界有什么区别？很多时候，只有经历过，才有发言权，我没经历过任何一部电影，更没兴趣生活在任何一部影片中。有段时间，我心血来潮去眼镜店配眼镜，其实是想测试下双眼的度数有无加深，从读书时代起，我就有些近视，近视的原因不详，而且老师还把我的位置挪到了最后，导致我看黑板的时候，眼前经常出现一些蝌蚪和音符。现在我的面前经常朦胧一片，像眼睛洒上了薄雾，又像我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颗粒状的薄膜。

这种膜经常在家具店里看到，用来垫家具的，上面有一排排可以用手摁响的泡泡，学名叫聚乙烯气泡复合膜。我就是那些家具，隔着复合膜，看不清购买我的那些顾客长什么样，只能听声辨别其性别。终于有一天，我不想再做一个隔着膜的家具，来到了一家眼镜店。

眼镜有许多种，陈设在柜台，我挨个试戴，都不中意，这些眼镜都配不上我的脸型。

营业员的耐心在被我一点点消融，她换上了一副只有霸道的顾客才会有的表情，我有点害怕，想离开这间坐落在大型商场的眼镜店。

“为什么需要测度数？”我问营业员。

营业员没有回答我，也许在她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值得回答。我想随便买个戴上去能看清世界且不会头晕的眼镜，对方没同意，坚持要帮我测度数，还再三强调不要钱。他们不相信我，更愿意相信冷冰冰的机器。我觉得有点难受，我无法替自己的眼睛做主，它们以后只能继续保持灰蒙蒙的状态了。我走出了眼镜店，外面已经阴了，阳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走在十字路口，被斑马线、红绿灯和那些灰色的建筑迷失了方向。

我终于没有配眼镜，我回到出租屋，坐在沙发上。这些沙发棕黄色，和室内的陈设很不搭调。窗外那些在夏季蓬勃生长的树木已经在落叶了，在我坐在沙发上休息的间隙，就掉了好几片。一片片巴掌大的落叶遮蔽了原本就灰暗的天空，让天空矮了好几寸。我坐在沙发上，望着面前的书柜，书柜里的书和我的职业毫无关系，是一些小说和散文，没有一本和电影相关。每晚加班回来，我从书柜随便抽出一本书，这些书的封皮在书店付完钱的那刻就被我撕下来丢进了垃圾桶，有些时候推荐语过多的封面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我的书大都没有封皮和封面，只有一层白色的扉页，像破茧的蚕。

我坐在凳子上，打发难捱的夜。想到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书的内容就变得像鸡肋。窗外是闪烁的霓虹和步履匆匆的赶路人。有人曾敲开我的房门，为我推销健身卡。我不知道对方怎么知道我新近发福了，更不知道对方会敲响我的门，也许他走遍了整栋楼，每个房间都有他的敲门声。对敲门声没有回应的房间，门底下一般会塞满厚厚的一摞健身卡，只有那些有人头探出来的房门，他会及时换上笑容。

“五折优惠。”他递给我一张优惠卡。

窄窄的一张卡片，挤满了各种健身器材，要是我的身材也能变得如此娇小就好了，那么我每天早上就不会为穿不进裤子的腰身而兀自伤神了。人胖了，连衣服都不好买了，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也许我真的要去健身了，就从明天起，每天花上一个小时，把汗水挥洒到那些哑铃和跑步机上。我的同事有些时候会到公司楼下的游泳池游泳，我曾经用一副望远镜观察过游泳中的他。

游泳池在望远镜里变得很大，像经过一夜暴饮暴食发福的人。我能看到他的脊背水花一片，他游得很好，很快就从这头游到了那头，而且没有溅起水花弄湿池边遮阳伞下休息的人。遮阳伞花花绿绿的，我之前不知道，那些身穿泳衣的男人女人躺在伞下，露出一条白花花的大腿，像跳到岸边引诱花猫的一尾鱼。

我用望远镜打量路上的行人，在等红绿灯的行人没有表情，行人头顶的楼层都紧闭窗户，像对整个世界合上眼的蚌壳。同事起来了，抖落一片水花，用手把头发拢到耳后，过了一会儿，穿戴整齐地出现在路边，走进这幢森严的建筑。看到我没在睡觉，觉得有点奇怪，坐在凳子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把藏在身后的望远镜拿出来，环顾公司一圈，发现每个或休息或工作的同事都变胖不少。

公司墙壁上有一张蝴蝶标本，被镶在镜框里。这些本该纷飞在春天里或沉睡在冬季的蝴蝶被钉在了不足12英寸的镜框里，只有彩色的羽翼能让人想起它们曾经拥有过天空和花园。这些出现在望远镜里的蝴蝶标本，因距离的突然拉近，面目变得有些可憎，像一些奇丑的毛毛虫。我赶紧放下望远镜，回到工位上。

“先生，你到底办不办？”推销员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过神来，看到推销员不再是撑开两翼的蝴蝶，而是活生生的人。他脸上热情未却，期待我对他的话有所反应，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还不明显，“下次再说吧。”我说。他尴尬地笑了笑，礼貌地退出去，让我有需要随时拨打上面的联系电话。我点了点头，把卡片丢进了门边的铁盒里，里面积攒了厚厚的一叠卡片，其中美食卡居多。

我坐在凳子上有些期待敲门声响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我想着要不要打电话让对方过来坐坐。我从铁盒里翻找健身卡片，找到后捏在手里，掏出手机，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手愣在了半空。脑海里有个声音不断地对我说，“你和他非亲非故，贸然打电话过去人家以为你要办会员，你已经让他失望一次了，难道还想让他二度失望？”

“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我说。

“人家很忙的，哪有时间陪你唠嗑？”他说。

“我可以买他的时间。”我说。

脑海里的声音断了，也许他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摁响了对方的号码。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对方相信我不是要办卡，而只是想和他说说话。但是他又不相信我会付他钱，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就让他把支付宝帐号告诉我，我可以预付他一点钱，可是却没声了，电话断了。

我的同事对我在半夜找他聊天感到有点奇怪。他以为我们每天在公司就已经聊得够多了，换句话说，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熟悉了。但是直到他在半夜穿过大半个城市看到我时才明过来，原来我们之间尚有一层隔断：他住这头，我住那头，唯一的交流也只是隔断的吱吱嘎嘎声，而内心的真实想法都深藏起来了。他看到我房间有那么多没有封面的书，有些不可思议，我通过他惊骇的双眼和夸张的表情判断，他就是对我竟然还看书感到大吃一惊。我没去管他，让他放轻松些，就像审片那样。

他听到我这句话更惊讶了。他原以为他在公司一直很得体，从未失态过，没想到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保持的体面都在那间昏暗的审片室里露出了马脚。他奇怪地笑了笑，坐在沙发上没敢动弹，双腿并拢，像个拜见岳父岳母的准女婿。我们的谈话很不顺利，也很不自然，而且两人都把内心封尘起来了，言语虽然和准女婿那种豪言壮语、过分自谦有所差别，但与相亲时候的拘束倒也相差不大。最后我只好借口天色已晚，送他出门，而屋里的沙发上还遗留着一道仅有二十分钟温度的坐痕。

审片的时候，他眼里的光芒弱了很多。我看到他束手束脚的姿势，有些不习惯，但我知道自从上次深夜交谈失败以后，我与他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了。这个已经四十岁的同事，这个已经不知激情为何物的中年男人，已不可避免地平庸下去了，而且在生命终结的那天，躺在棺材里的姿势也是得体且令人赞叹的，即使变成了骨灰，骨灰形状也是不敢旁逸的椭圆形，与骨灰盒的空间如此登对，如此熨帖，一起安详又自得地陷入长久的虚无之中。

他对那些A4纸也过分小心了，往往一场片审下来，上面只有寥寥几语。这便宜了那些导演，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他们已经在无形之中领会了电影的精髓，现在拍摄出来的电影不需要修改便能打动审查人员和观众的内心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世上不可能存在一部没有问题的电影，就像电影不可能一镜到底。

所以最后只能我与电影中的人对话，纠正他们的走路姿势、讲话方式，让剧情符合我们的想法那样发展。这样很累，但没办法，我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乐在其中，为电影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好在秋天很快到来了，进入了一年中的观影淡季，很多人都很忙，只有我每天没事干，也许我该去寻找一片落叶藏身。但我知道，那些落叶没有一片适合我藏身，秋天是四季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季节。当落叶纷飞，万物枯黄，只有我还保持着夏季的炙热，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急切想变成随着季节变化的虫子。春天时，我是一只热烈的瓢虫，夏天时，我是一只躲在阴暗角落的甴曱，现在秋天到了，我想变成一只枯叶蝶，大地为我染上枯黄，让我随着秋风翩跹，伴着秋露入眠。但我太显眼了，走在人群里一目了然。谁都能发现那个满怀心事的年轻人，正踽踽独行于四季中最萧索的秋天。

“该上车了。”司机戴上墨镜对我说。

车继续驶在高速公路上。这几年，我一直在路上，沿途的风景也看过不少，但都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印象。我对在路上一直没什么兴趣，如果有可能，我宁愿久居一座城，哪都不去，那些美景美食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明白人们对在路上兴致勃勃的原因，更不明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途中所背负的躯壳即使千斤重，也阻挡不了他们对出游的热情。每逢节假日，大部分景区就会挤满从各地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坐上几个小时的飞机，数天的火车，只为了来看看这里的人们和他们所在地的人们有什么区别。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而他们寄予厚望的景点，也被这些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的游人稀释了，什么都看不见，眼前灰蒙蒙一片，就像一只小虫掉到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上。

但很多时候，即使自己不愿意，生活也会逼迫你上路。你会腻烦一座城，腻烦城中的人和建筑，你想换个环境，起码在去往别处的途中，你的心情是保持愉悦的，即使出行的意义只剩下这短短几分钟的快乐，在你看来，也比继续呆在城市好。

为了这短暂的快乐，我又踏上了去别处的路途。多年来，这样的轨迹像恒星运行，从没改变，偶尔偏离轨道，也会被意外这只刺猬刺伤之后重归正途。我的心情像多棱镜般，折射出一道酝酿中的彩虹。每个镜面都代表一种心情，每个心情都象征一道颜色，只不过现在我颠簸在狭窄的车内，呈现给外界，给自己的，刚好置于灰色。

车窗外是低矮的树丛，几间小屋点缀其间。有人在翻土，几个动作来回重复，平整的土地很快被锄头掀翻，像一只硕大的土拨鼠用脊背拱起土，再用利齿把泥土细嚼慢咽，待到适合植物生长之时，锄头被放回了屋角。留存在田园的是几垄新翻的泥土，鳄鱼的鳞片在阳光下闪耀着微光。

司机一路都不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很佩服他，他能分清这些纵横交错的公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开车上路比织毛衣困难，即使有指示牌这个织衣说明书。这些司机就像一只蜘蛛，在这些一如二维码般混乱的网里，非但没有迷失，还把我们这些乘客送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到这里，我眼含笑意地瞥了他一眼，只不过这只蜘蛛太严肃了，没有给我任何回应，还是专注地望着前方歧路横生的高速公路。他们也要非常小心，非常认真才能不出错，此刻我在心中默默地为他颁了一纸奖状。

还在城市的时候，我的同事领我去了一回迷宫。铸造迷宫的铁墙将近一人高，当然对我来说，不止一人高，对我同事来说，一人高未满。他是北方人，生来高大。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错综复杂的迷宫，而是迷宫中央的观灯亭，传说每年元宵或中秋，皇帝会命宫女举着花灯闯迷宫，谁第一个顺利到达正在俯瞰她们的皇帝身边，谁就会在当晚沐浴到皇帝的雨露。皇帝一般站在观灯亭，看着脚下宫女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会享受到一种类似小孩吃到糖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对他久居深宫的一种补偿。

我们置身在迷宫中，他走得比较快，我落在他后面，很快我就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了，可是他却看不见在铁墙内左支右绌的我。我已经迷路了，只能尽量昂起身用目光追寻他越来越快移动的脑袋。虽然有指引，但那些墙壁就像鱼肠一样，不是相通的，而是设置了很多障碍。我在迷宫里，头一回碰壁这么多。等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看不见他了，而是听到了一阵震耳的笑声，他已经站在观灯亭上了，俯视着我，看着我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不知路在何方。

在暗夜里，他用发光的手机屏幕为我指示方向，经过无数次失败之后，我终于和他站在了一起，并肩。我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享受着俯瞰迷宫的喜悦。迷宫在我们脚下，像极了二维码，这些二维码出现在无数商品包装袋中，经无数小贩的嘴吆喝出来，经常让我生出一种购物堪比乱麻的错乱感。那天晚上，我终于可以正视迷宫了，之后我也可以在经过那些嚷嚷着“扫一扫”的人们身边时，停留下来，和其他人一样，像能捡到多大便宜似的掏出手机，让这些二维码和我的手机打个照面，从此以后，我所需的物品就和它们关联上了。

然而，我到底还是认不清路。

“你怎么一个人？”司机终于说话了。

我没有回答他，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对我至今一个人感到很奇怪，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大概算一种病，一种可大可小的病，在家人看来，这种病无药可医，只有找到另一半才能自行痊愈，在朋友看来，这种病无关痛痒，顶多关乎一个男人的自尊。但对我来说，这真的不算病，我既不需要另一半，男人那脆弱又好笑的尊严我也不在乎。

“一个人比较舒服。”我说。

司机点了点头，好像赞同我的看法，“就快到了，你为什么去翡翠岛？”

“翡翠岛远离陆地，在大海漂泊，就像一个人。”我说。

司机笑了。

我们在进岛的路上看到孔明灯绽放。天已经黑了，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人为的孔明灯飘在半空，让还没下车的我们依旧可以看清路旁的指示牌——阿那亚，1km。

很可惜，这个充满希腊神话般色彩的地名与诸神无关，只是一个度假村，仅仅是一个度假村而已。而此时驶过的这座桥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茹荷桥，同样无关上古神话，只是一座桥，一座在海边渐渐腐烂的栈桥。车胎碾过，发出饱经风霜的咳嗽声。我们循着孔明灯的亮光，抵达了海中央的翡翠岛。

我们在黑夜里看不清岛屿的轮廓，远眺海面，只有几艘还未进港的渔船的帆，在模糊的夜色中发出达达似的发动机响声。司机把我送到屋旁，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花了我半天的时间修葺，才将将可以住人。司机看了我一眼，无法确定我真的要住在这座荒凉的岛屿。岛上什么都没有，唯一的生活超市，还在几公里以外的进岛小道旁。

我从他手里接过我的行李，司机看了一眼地上放的书柜等物品，矮身钻进了车，开动发动机，车灯在夜幕中渐渐地熄了，我与岛屿重新陷入了无垠的黑暗中。天上的孔明灯飞得很高，烛火闪烁，隐隐像一只身陷囹圄的飞蛾。

第二天，我醒来时，打开窗看到有人在沙滩上踢球，几辆JEEP在沙地上打滑，旋起一阵风沙，车辙印在沙土中凹凸分明。各种垃圾堆满了涨潮的海滩，浸泡在水中，吐着白色的泡沫。这里的海没有天空的蓝，只有阴天的灰，说是海，其实更像一瓢刚洗完碗筷的池水。

好几次，我想去海边，但不作美的天公每次都让我打消此念。我只好躺在还未修葺完毕的木屋内看书。等到夜晚来临，我点燃从远处小树林里捡来的木柴，小树林很多朽木，被海水泡得发白，白蚁在里面打穴，搬运的时候，需要敲打朽木，让白蚁落尽。当火燃起来，这些朽木很快会被火焰吞噬。海滩边还有篝火的灰烬，像被灼伤的一块皮肤。

这样过了几天，我感到百无聊赖，我已经备好了泳衣泳裤泳帽，就等天放晴，下海畅游一番了。这些游泳必备品还是我同事送我的，就像他送我梅西睡枕一样，我事先也不知道。

他告诉我说，躺下来这个世界会比较不一样。

当我躺在公司的凳子上时，我知道这个世界会比较不一样，我看不到人们的面容，只能看到他们的大腿小腿，让我像误入了丛林深处。他让我去尝试游泳，只有躺在水面，才能看见站着时看不见的景物。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泳池，换上了正装，只有头发还湿漉漉的，露出了他锃亮的额头。我接过他手里的袋子，点点头。只是他永远不会想到，我始终没去游泳池游泳，而是去了远离城市几千公里之外的翡翠岛。

那段时间，我一直想去翡翠岛看看，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和上头说。同事送给我泳衣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徘徊在上头办公室门口。我还没找到离职的借口。上头在百叶窗内发现了我，招手叫我进去。我迟疑着开了口。上头微微一笑，说现在刚好是审片淡季，出去走走也好。就这样，我获得了为期一周的假期。

可是，现在假期快结束了，我还没去海边好好地看一看，我不想让这次翡翠岛之行被天气破坏。然而不管我多着急，天空还是没有放晴的预兆，还是黑着一张脸，好像时刻会从紧锁的眉头挤出水来似的。我只好躺在屋内的木板上，听海风穿过屋檐的声音。好在中午的时候，天终于放晴了，我穿上泳衣，戴上泳帽，走在足迹慢慢变少的沙滩，望着发黑的海水，站了很久，始终不敢下去。我无数次在下班后站在湛蓝的游泳池边，望着发蓝的池水，站了很久，始终不敢下去。小时候我也是游泳的一把好手，数米高的悬崖一跃而下，迸射起朵朵水花，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被飘忽而至的大水冲到了下游，如果不是有人用一把锄头把我拉上岸，也许我早就不在了。从此，我一见到水就鼻腔发酸，两耳嗡声作响。我不会游泳了。

我绕道去远处的生活超市。那里有帐篷兜售。既然我始终无法亲近海水，总可以露营在沙滩，尽可能拉近与海水的距离。我知道海洋深处，是一个五彩的世界。我曾经在无数影片中看过海底世界，那些扇贝，珊瑚，鱼类在海底组成了一个秩序分明的社会。而且，海洋远比陆地广袤，生活在里面，应该不会感到拥挤。

退潮的海滩躺着各种颜色的贝壳，泥沙里有许多细小的眼，那是某些浮游动物逃生的窟，远处海鸥带来一团白云，海面作业的渔船在朦胧中像梦一样遥远。超市老板给了我一个单人帐篷，还问我会不会搭，我说有说明书问题就不大。走出超市后，我才发现墙上到处是宾馆、海鲜的信息，几间残垣断壁屹立在海边，像默默守卫海洋的使者。

当天晚上——距离假期只剩最后一天，我没住在那座木屋里，而是在沙滩上把帐篷搭起。搭帐篷不太容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搞清楚那两根铁杆的作用，花了更多的时间学会分辨帐篷的正面和反面，还与越来越大的海风搏击了很久，才让帐篷竖立在风中，不至于被吹倒。

帐篷搭好后，天也黑了。我在大雨到来之前钻了进去，刚眯上眼睛，帐篷就被兜头一浇，雨降下来了，落在帐篷上，像大火燃烧森林的声音。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在这个酷似翡翠的翡翠岛上，我在帐篷里听雨，外面蛙声叫了一夜。不过，明天我始终是要回去的。

雨越下越大，我感受到帐篷越来越矮，越来越吃重，帐篷顶端就快接近我躺着的脸了，像被千斤坠压着，喘不了气。我掏出装进塑料袋里的手机——避免进沙，拨打求援电话，可是信号断了，潮水已经漫上来了。我终于在躺着时真正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同之处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结尾太悲观了，没必要让主角以这种方式死去。”同事看完电影说，“而且他已经离开城市了，结尾应该光明点。”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觉得很好，影片结尾已经说了，第二天他又要回到城市，他的假期结束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他永远离开城市。”我说，“而且我觉得他并不想死，只不过当死亡真的来临之后，他已经无从选择了。”

我们第一次为一部电影的情节相持不下。最后他生气地摔门而去，我耸耸肩膀，走出公司，准备把谋划已久的出游计划付诸行动，最好是去往一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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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我现在不得不借助于电脑， 才能够立即想起《鱼穿上羽毛变成鸟》、《环形佩刀》。还有一些类似的可怜的事情发生。例如，我打印出这篇《当我躺下来的时候世界会比较温和》，用单位的打印机，在上个星期五，我记得那个墨盒是北平阅兵式前1，2天换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用打印机比较费，所以这次打印出的13张A4纸，几乎是耗尽了墨盒的最后的一滴血，字体已无从辨认。后来，我就把这13张纸摆在面前，故意让那三个因酒后寻衅滋事被带进来的家伙看到。我可以跟他们讲，我用我一个人的时间，换你们仨的时间，如果你们再不老老实实地,把他妈打架的原因写清楚，那咱们四个就谁都别想睡觉，谁都别想！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看到小说开头写的一句话，它是没有声音的，却是那样地充满着力量：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尚未发育的状态，看待世界的眼睛也将变得扁平...

我有两支眼睛，其中一支和整个世界站在了一起，我用另一支眼睛紧紧盯住它们。于是，总会有一支眼睛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就是这样的感觉，从始至终。我讲不好林为攀的翡翠岛究竟在哪里，或许就在三个酒鬼背后的窗外？我当时想，把无聊的审讯继续下去也未尝不可，如果是为了不错过这篇小说的案发第一现场。

诸如“汽车”、“瞌睡”、“失眠”，在同类案件里已经司空见惯。路边的那个指示牌，就是“提示着此去离城市已有多少公里”的指示牌颇为诡异，小说中提到的这座城市仿佛在一个巨大圆轨的圆心上，那辆小卡车就开啊，开啊，我们此刻所追逐的，也正是我们试图逃避的。这又让我记起一件可怜的事情，关于审片。小说中提到的审片是比较残忍的，比审判一个罪大恶极的团伙都要残忍，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比罪大恶极的团伙还要罪大恶极的事情，我他们没干过，但是我有几个同事，他们倒着班地干，类似地审颜色，对什么RGB、CMYK的值要求都非常严格，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用三棱镜对一个颜色不仅要剖析出它的形容词，还要有它的名词，它的动词属性，青出于蓝，你可以胜于蓝；黑，黑于蓝，但你不能黑蓝。所以，这篇小说的故事性绝非仅仅局限于审片这一形式。顺便还要再说一件小小可怜之事，doo1xx，其实是我制服警号的一部分，隐去了几个数字，搞得像一小节吉他谱子，因此经常被网审科的小丫头们取笑，“您老人家在A4纸上记了多少笔录，对于侦破一案件的贡献就有多大”，这句话也是她们惯用来取笑我的。所以，看到林兄在这篇小说中写，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成了导演，电影完全按照我们的看法修改，我恨不能立刻就与你们拥抱在一起。

你们知道吗，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并非我无法感知，只是那些感知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试问，谁没有“醉过”呢？我提醒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谈写作技巧是多余的，或者用这样的句式跟他们讲，你的某某让我想起了某某某，其实就是在侮辱某。但我还是要说，林为攀这篇小说中的世界，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相隔不远，也不近，那距离刚巧也是我们万万不能忽视的，在这篇小说当中的一副望远镜当中。可怜的我还没有孩子，有时候我躲在阳台的窗帘后面，用一副望远镜看别人家的。但这是一个天文望远镜啊！是老婆特意给我买的。在浩瀚的宇宙中，真正可以孕育、并且适合生命持续地繁衍下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时间关系，我就先写到这儿了，其实他们仨也挺可怜的。

有时间，我建议自己再读一遍《当我躺下来的时候世界会比较温和》，并且不需要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