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版文学史为何持续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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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辽宁日报
　

    2015年7月到10月，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深圳商报》连载整整50期。今年3月讲稿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在中国学界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强烈关注与热烈争论。这部讲稿的价值如何认定?将带给中国文学史怎样的改变?

　　一部深情的文学史

　　国学大师钱穆被称为“一位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造诣高深。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其一生80多部著述，超过1700万字，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人们只能在他散落的文论，以及他那部著名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去找寻他对古代文学的精彩论述。

　　如今，这一缺憾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

　　由钱穆讲授、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出人意料的是，这本尘封60年的钱穆版文学史面世后，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2015年7月到10月，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深圳商报》连载50期。8月11日，《深圳商报》启动“再提‘中国文学史’”系列访谈，钱理群、洪子诚、李陀、张隆溪、刘再复、顾彬、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家，在５个月内持续不断发言，从钱穆版文学史到文学史写作、传播、研究、讲授等涉及诸多问题，一波又一波的争论，钱穆版文学史引发业界关注。

　　1949年，钱穆在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31章20万字。开篇第一课钱穆直言：“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讲稿中。他主张学习文学史，需要和中西方加以比较，才可知道其独特的面貌。他钦佩朱熹，赞赏朱子解释《诗经》与前人不同而有新意的同时，也指出他解释的《诗经》也有错失。因为朱子只有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钱穆解释《诗经》为取信于众，他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

　　钱穆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着笔颇多。在讲屈原的《离骚》时，他直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就如同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不是非要讲给人听，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人生遇到的悲欢离合，也当如此。

　　在钱穆看来，中国从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失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切通俗文学最终达于上层才有意义。他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他不囿于旧文学一家之言，对各种学说有批评有吸收。他批评红学崛兴，质疑治学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之所以影响巨大，并非提供了一套理论，而是有一套新文学的帮助。他虽然心知旧文学已死，却不放弃而呼唤包容共存。

　　叶龙：没想到书稿会引发学界关注

　　叶龙，浙江人，1928年出生，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毕业，师从钱穆多年。因为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学过速记，当时就由他来整理钱先生的讲稿。曾担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教授及所长，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专著。

　　叶龙先生介绍，“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时，每学期仍开设一两门课程，他开过《论语》《孟子》《诗经》、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及中国思想史等课程，我在大学部修读他的6门课。这些课程笔记跟随我60年。我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都带着这些笔记本。”

　　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我把钱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于去年8月整理完毕，在全书出版前，先由《深圳商报》连载部分章节，引起文教界之关注。”叶龙先生介绍，由于钱先生在“绪论”中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刊出10天左右，即获得文教界学者之热烈讨论。

　　记者注意到，参与讨论的都是当下海内外文学史界最知名的学者。讨论集中在钱版文学史的价值如何认定？作为教材使用是否合适？既然是文学史，就其内容而言应该各朝代不偏不倚，而以个人喜恶进行增减是否合适等。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表示，“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记录，更是有很大的差异”。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理想的文学史本质上不存在，因为历史研究以寻求共性为目的，文学的价值却表现于他人的独特性。”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文学史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至于说到理想的文学史，是永远不会有的。”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说：“国内以往数十年所出的文学史教科书，缺失的恰恰是个性，太多雷同、重复，其复制性。编写没有个性的所谓‘平稳’的教科书，算不上‘文学研究’，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作为教材，还须要顾及‘学术价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学术价值，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否适合作教材，恐怕也未必。”

　　就这本著作出版后的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了居住在香港的叶龙先生。

　　辽宁日报：这本讲稿尘封了60年才得以面世，是否有不得已的原因？

　　叶龙：此乃由于早前一般世人都没有如此重视钱先生的意识，当时所谓的人也没有多少人，随着时日一步步受重视的。并没有不得已，而是当时只觉得这是一门功课，选修完了，便罢。你想，当时那个年代会有多少人重视钱先生呢？当时的人不多也，往后就一直搁置着，我也没有注意到钱学开始受重视。

　　辽宁日报：您之前是否料到这本书会在学界引发5个多月的持续热议？

　　叶龙：只是有人重视了，我才想起这本笔记，我未考虑到效果如何。钱先生后来也说，文学史可以各有多讲，学术是自由的。我后来考入新亚，就是崇拜钱先生。来讲句公道话，因一般人对晋时代不重视，是不公平的。恕本人不知如何言，我只是向来敬仰他，才跟随钱师学习。

　　辽宁日报：钱先生开篇所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对钱先生的这个观点，您如何评价？

　　叶龙：钱先生讲这门课时是1955年至1956年间，是指那年代之前，尚未有一本特别好的。这是因为当时他尚未看到一位讲文学史特别满意的吧。要写出一本十全十美的中国文学史实无可能，但人人均可写出其各人不同的见解与看法。这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有待今后的学者们一齐共同来寻求与创造。钱先生在此讲稿中提出了一些大问题，值得大家来讨论，也确实提出了他个人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见解。

　　辽宁日报：钱先生对一些章节一笔带过，而对朱熹、魏晋南北朝及建安文学却浓墨重笔，有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同看法，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叶龙：依在下之见，钱先生认为孔子以后最值得钦佩的大学者当为朱子，我想他是站在奉行儒家思想的立场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