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为文学系师生合集《背锅人》作序:说对说错皆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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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网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行动。

　　2013年初，我从空军文艺创作室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谈话的时候，院首长开宗明义地交给我一个任务：培养军队文学创作人才，并要求文学系“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离开办公楼，走到多年前我曾经住过的学员宿舍楼前，徘徊在大枣树下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徐怀中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对于文学系新的一代人来说，那是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只有我和这两棵高龄枣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是军事文学复兴的时代，是军队文学青年圆梦的时代。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开创了“不拘一格，八面来风”的教学理念，注重实用、注重实践、注重实战，突出一个“实”字，紧贴部队文学创作人才需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培养出莫言、李存葆、柳建伟、麦家、阎连科、江奇涛、王海瓴、陈怀国、石钟山、王久辛、殷实、衣向东……一支支精锐的文学部队，一届一届从这里出发，奔赴部队基层，奔赴创作一线，奔赴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高峰。我入校的时候，文学系主任已经换成王愿坚，印象中老主任只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讲短篇小说结构技巧，草蛇灰线。

　　老人家对我们的创作情况十分关注，鼓励我们多读、多悟、多写。那个时代，中关村南大街18号院，校园虽然破旧，却弥漫着浓郁的艺术空气，文学系南阶梯教室里，常常出现戏剧系、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学员的身影，文学系的学员，也有很多时间出现在其他系的教室里。院里还经常组织各系一起进行座谈、演讲、读书报告等活动，综合素养全面加强，实战能力普遍提高。文学系生活学习的大本营是2号楼，常常有人潜伏在厚厚的帘子下面，写作直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每当精彩的授课之后，争论的声音从教室延伸到宿舍。仅有的三五个教员，站在讲台上是老师，出了教室就是朋友，学员会撵着教员发表不同观念，探讨写作方法。有时候，为了一篇作品，为了一个观点，师生争得面红耳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达成一致，沾沾自喜者有，暗暗得意者也有。几年之后，学生成了老师，老师成了作家和评论家，随着学生在广袤的文学沃野上声名大振，老师也当仁不让地在文坛占据重要一隅，譬如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那真是一个肝胆相照、教学相长的时代，也是个实实在在的艺术时代。

　　毕业22年后，我回到学校接任文学系主任。那天面对已经改造为教学楼的学员故居，回望高大巍峨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我感到肩膀沉重、视野模糊。院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可是，我能做到吗？这个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军队综合艺术院校，文学系的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师资结构由野战派转为学院派，学生是前高中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规定的学业、拿到学历，老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我，一介武夫，土生土长，半路出家，歪打正着，写小说尚有经验，讲道理捉襟见肘，由我来领导文学系，将向何方，能否到达，这是连我自己都很茫然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退路，也不能退缩。

　　那个春节，我去拜访了徐怀中老主任，接着，又走访了吕永泽、黄献国、宋学武、朱向前、张志忠等老师，并多次向前任主任张方、张婷婷、许福芦、刘建华等人请教，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这几年，我耗费很大精力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对于文学创作的渴望是强烈的。上任之初，我和系政委陈存松商量了一个题目“我心目中的文学系”，经常组织学生座谈。我接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1名同学在即将离校之际，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原来以为文学系是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可是四年本科读完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到部队参加活动，我就尽量走访往届学员，一个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在单位，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是文学系的毕业生，因为我们没有学会创作，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

　　这些话，让我非常纠结，也敦促我坚定了一个信念。

　　从2013年开始，系里想了很多招，在优化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大兴课外创作之风。依托本系老师，借助院外作家、任职班学员、文学期刊的编辑等资源，组成松散型的导师队伍，软硬兼施，由少渐多，把学生拖进文学创作的状态，先后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人民文学》以专辑、专版、专刊等形式发表作品，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全系老师悉数参与国家广电总局“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和“强军梦”征文等活动，指导学生写作，不仅强化了创作意识，也营造了文学氛围。

　　今年上半年，我特意设计了一个中篇小说《好一朵茉莉花》，人物形象半明半暗，情节结构时续时断，意在鼓励学生重写、改写、续写、补写，作为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创作的有效训练。我把想法同创作教研室主任张志强老师说了，一拍即合，然后由他把电子版发给在校学生，大家纷纷响应，仅仅一个暑假，就完成了15篇再生作品。东方出版社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主动要求合作，出版了师生作品合集《好一朵茉莉花》，封底印了这么两句话：小说之树开放的小说之花，作家之手托举的作家之星。

　　这两句话，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将不屈不挠，牵引牵引再牵引，推动推动再推动。今年下半年，我将我的作品《三尺布》《识字班》《背锅人》发给在校学生，告诉大家只做一件事，开展批评。我在动员会上说，同学们不要有任何心理障碍，学生连老师都敢批评，一是说明学生成长了，二是说明老师成功了。１０月３１日凌晨，我看了张志强老师发来的二十篇学生撰写的“大批判”文章，喜出望外。这些九零后的学生，几乎不受任何世俗的束缚，少有杂七杂八的顾虑，谈问题一针见血，不乏真知灼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同学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徐贵祥老师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她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背锅人》这个作品里，开头写了一个国军军官的正面形象，大量铺陈，而在作品里，这个人物逐渐弱化，这个人和他的故事显得多余。二是真正的主角从叛匪到汉奸再到八路军民工的转变，缺乏细微的心理刻画，在最应该出彩的地方没有出彩。另有一个同学，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在结构上有明显硬伤，几个重要的情节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甚至逻辑混乱。还有一个同学，对于作品中经常昙花一现的人物表示莫名其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姑且不论这个同学、这些同学的判断是否正确，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进入作品内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相信，就是这种条分缕析、吹毛求疵的精神，不动声色地把同学们拖进了文学创作的特定情境当中，让他们亲临现场，设身处地，直接感受。更重要的是，我们组织这个“大批判活动”，还有一项附加作业：不仅要指出问题，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假如是我，如何来写？这个作业，直接就把学生带入创作思维和创作状态之中。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这可不是搞着玩的，徐主任那么大个块头，不是轻易能够被击倒的。假如是我，我写得怎么样，那是要刺刀见红的。

　　我认真看了几位同学“假如是我”的设计，有几篇确实别有洞天，令人耳目一新，大有“出蓝胜蓝”的趋势。但是，公允地说，他们毕竟年轻，创作经验缺乏，生活体验单薄，他们的设计未必比我高明很多，有些甚至还难免稚嫩，整体质量有待提高。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欣喜欣慰，说对说错皆用心，说高说低都是真。至少，他们已经上路了，他们在我行走的路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走在我的前面啊，那一天也许并不遥远。

　　（201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