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格医生》所表达的俄罗斯心声

常回来灌灌

1917年的十月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著名的诗人勃洛克曾预言：革命将会把整个知识界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他的预言在革命后应验了，托洛茨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的铁扫帚将把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残渣余孽一起扫掉。”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所热爱珍视的一切——温文尔雅、高尚情操、温和的人道主义、悔悟、矫饰，还有对美或对朦胧的自由主义的崇尚——突然间都变得分文不值，在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的岁月里，这些品质与现实生活更加显得格格不入。残酷的现实和象征主义的诗人们的预言、满脑子神秘观念的激进分子那种“革命就是福音书”的预言毫无共同之处：现实就是传染病、饥饿、监狱、流放——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从思想到感情的奴役。作家和诗人们觉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为突然降临的灾难举行葬礼：从雷米佐夫的散文《俄罗斯大地毁灭曲》到爱仑堡的诗《为俄罗斯祈祷》，从舒米廖夫的《死者的太阳》到普宁的《罪恶的岁月》，都表达了这种极度绝望的心情。

    1957年，在十月革命四十年后，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在意大利以译文（英文）的方式出版，之后又出版了俄文原版。1958年，《日瓦格医生》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格医生》是对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进行“另类”描述的作品，也是一部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把十月革命后四十年的思考，都凝聚在了日瓦格这个人物身上。从日瓦格的经历中，似乎能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真实的思想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格，是西伯利亚一个富裕的工业家的儿子，十岁就成了孤儿。他是在莫斯科知识分子和艺术资助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在沙俄时代，他的成长环境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作为人，他却有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主义的、对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因此很难成为某种信仰的追随者。日瓦格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也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似乎是旧俄知识分子教养的体现），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日瓦格也写诗歌——这一点，似乎是作者自己的写照，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在日瓦格看来，人的价值就在于保持思想的独立。他虽然间接地卷入了战争和十月革命，却始终和战争与革命保持距离，拒绝直接“参与”进去。在他看来，战争和革命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为实现功利主义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与符合大多数人的人道主义目标不相容的。但是，不能因此把日瓦格看成是加缪笔下的那种“局外人”。加缪笔下的默尔索是生活的“局外人”，他对工作、亲情、爱情，都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信奉“他（别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默尔索的“局外人”角色恰恰是加缪存在主义“局内人”角色的体现；而日瓦格仅仅是战争与革命的“局外人”，他并没有把对他人的“敌视”作为存在的依据，他热爱生活、忘我工作，并不感到自己远离了大自然、亲情、友情和爱情，对这一切他都是珍视的，但他不愿意受到思想的束缚、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日瓦格在开始阶段也欢迎十月革命，革命对他来说似乎就是浪漫主义的“个性凸显”、无政府主义的“盛大庆典”，这都体现在革命的虚假形式上：它的横扫一切的气势，它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和《国际歌》所表现出的悲壮气氛。然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教告诉他应该怎么生活和怎么思考时，他反抗了，举家离开了莫斯科，避居到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冷避的小村庄里。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逃避“普遍真理”，日瓦格走遍了整个俄罗斯：穿越燃烧的城市和动乱的村庄，经过了许多受饥荒、内战蹂躏的地区，似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独立思考”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已经荡然无存，生活在剧烈的动荡中好象回到了中世纪愚昧无知的岁月中。

    日瓦格在乌拉尔山区度过了短时期的宁静生活。但好景不长，他的生活先被突如其来的对拉拉的爱情所打乱。拉拉是日瓦格在莫斯科的旧友，她的生活被柯马罗夫斯基所毁，之后在动荡的岁月中流离失所；如果说，日瓦格逃避莫斯科是为了寻找“思想自由的独立空间”，那么拉拉逃避莫斯科是为了在大自然中“净化心灵和感情”。所以，他们的爱情是在战争与革命之外的某个地方展开的，人不再是教条势力的虚假摆设，而是“异性相吸”的本真自然的男人和女人，所以心灵的默契超越了肉体占有的欲望，体现出俄罗斯普通人对生活真实、质朴的渴求……笔者认为，这是小说《日瓦格医生》写的最感人最深刻的部分，似乎暗示着：任何残暴的统治都无法奴役人类真实淳朴的感情——你可以消灭它，但永远无法奴役它！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开始，就始终坚信着这一点，所以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果，留下那么多动人的爱情篇章。之后，日瓦格开始在西伯利亚流浪，不久遭红军绑架，被迫给红军当医生。内战结束后，日瓦格已经孑然一身：他的家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俄罗斯，拉拉已经逃亡到哈尔滨。他回到莫斯科后，已经穷困潦倒，如同行尸走肉，不久心脏病发作，倒毙街头。

    《日瓦格医生》是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切身经历写成的，显然带有自传的性质。拉拉的原型，是帕斯捷尔纳克旅居乌拉尔山区时所爱上的一个女人。在《日瓦格医生》里，个人的生活与历史事件总是处于相互抵触之中，所以充满了带有偶然性的奇异的冒险性质，这种性质是人的知觉、本能、思想和精神在反抗现实的压迫中必然要发生的，思想与人格欲求独立的力量使人经常不得不做出与愿望相反的选择，当日瓦格和拉拉决心捍卫人的本质、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时，他们已经背弃了十月革命的戒律、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成为了自己时代的叛逆者和牺牲品：当人的本质、尊严和权利需要以叛逆来维护，需要以牺牲来抗争时，那“革命”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日瓦格并不想历史倒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他和那个时代的分歧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哲学和道德方面的。他没有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错觉，认为法令和枪毙就可以改造人、改造社会，取消言论自由就可以消灭“唯心主义”，限制公民权利就可以确保领袖的绝对“权威”。日瓦格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哲学与道德方面，他这样说：只有通过仁慈我们才能得到最高的仁慈，如果人类的兽行可以通过恐惧和暴力来克服，那我们理想中的人将不是耶稣基督，而是马戏团里手持鞭子的驯兽师了。日瓦格相信受到基督教伦理学称颂的人的美德，并宣称大自然、爱情和美是至高无上的。日瓦格反对公认的共产主义教条，主要是反对它无视人的个性的存在、忽视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日瓦格与那个时代分歧的核心在于：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分歧。所以，日瓦格的悲剧命运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必然的，只不过这种必然性是通过个人遭遇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日瓦格与俄罗斯的矛盾似乎也消失了。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在专制独裁绝对统治俄罗斯的年代里，俄罗斯还有一个充满着激情、渴望、理想和创造性的世界；虽然独立的思想在电台报纸中消失了，完整的人格在强权下扭曲了，但普通俄罗斯人在心灵上永远是和普希金相通的，扭曲的人格下跳动的依燃是渴望真诚与爱情的心。帕斯捷尔纳克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这一切，这使他命中注定要成为普通俄罗斯民众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