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热点问答录

王敖

诗坛热点问答录 (部分内容见今日南方都市报)

周瓒，生于江苏，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1999年获安高诗集整理奖，出版诗集《梦想，或自我观察》。主编诗刊《翼》。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于坚，1954年生，“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著有长诗《零档案》，诗学随笔集《棕皮手记》等。曾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影响很大。


臧棣，诗人、诗歌评论家，任教于北京大学，“学院派”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著有诗集《燕园纪事》。


伊沙，1966年生，诗人，提倡“口语写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西安，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创办《唐》诗刊并出任“唐”诗歌网站版主。著有诗集《饿死诗人》、诗论集《十诗人批判书》（合著）。


（关键词：身体）

热点一：随着“下半身”写作的走红，身体在诗歌写作中的位置被异常鲜明地提出来了。不少诗人批评“下半身”写作的极端化，认为他们并不能真正体现诗歌中“身体写作的可能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诗歌和身体的关系？


周瓒：身体在写作中的位置或功能问题，这其实是一种修辞表述：写身体和像身体般感性地写。前者，作为题材，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它已经不再是禁区；后者相对而言有点复杂。写作可能像身体般直接、自然、灵敏，也会像身体般做作、迟钝和衰弱。身体写作的可能性其实很多样，不仅仅是欲望的率真传达，也会是欲望的压抑、扭曲，或者是欲望的转移、升华等等。身体写作既联系着欲望，也和思想有关。灵与肉既可能作殊死搏斗，也可能达到至高的交融，或者同时兼具二者。当“下半身”写作被提出来时，可能是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某些写作倾向的反拨。然而，“下半身”写作到底有哪些明确的诗歌观念；这些观念与传统诗歌的关系到底如何；围绕《下半身》杂志周围的诗人们对那些观念实现得怎样，这些还是需要进一步清理的问题。如果说，作为写作的隐喻，身体和诗歌有关，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持“下半身”诗歌观的诗人们并不是“身体写作的可能性”的代表，身体写作的可能性在别处。


于坚：　写作重新意识到身体的存在，是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写作潮流，我以为它作为广泛的文学意识，比二十年前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更有价值。说到底，文学通过语言与世界发生关系，但它与身体并不是分裂的，身体是语言的母体。只是在二十世纪的泛意识形态文化中，身体成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写作成为形而上的宣传活动，甚至是镇压身体和生命的话语活动，取消世界细节的活动。身体最基本性质的当然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就是繁殖，繁殖当然与下半身有着决定性的关系。“身体写作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写作的创造性、繁殖性。什么是无身体的“无体写作”，就是复制的、鹦鹉学舌的、读者式的、没有原创性的写作。人们总是在指责“下半身”写作的极端，他们难道忘记了过去时代，更极端的语言与身体的分裂史？我经历过１９６６年的革命，那是身体怎样全面遭到镇压的时代啊！这种身体与语言的分裂，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空气和美学标准，我不认为“下半身写作”是极端的，我以为在写作的创造性和力度上，他们做的还不够，在今天，这种写作是有压力的写作，因此是有希望的写作。


臧棣：从写作的角度去考察的话，诗歌与身体的关联其实非常古老，或者说，诗歌的身体性是诗歌写作的一个内在的因素。有的诗人愿意强调它的作用，而另一些诗人则通过自觉抑制它产生的张力来写作。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只要有足够的敏感和天赋，他总会从身体中找到创造的活力与内在的启示。就此而言，当代一些诗人把身体夸张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其实相当幼稚的。在诗歌写作的历史上，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真理性的素材领域。换句话说，身体也许暂时让一个诗人的作品显得有趣，但它不会保证作品的质量。另外，与很多诗人幻想的不同，身体能向诗歌的独创性提供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假如一个诗人不能凭才力让身体超越素材，那么身体就会用它自己有限的花样翻新来报复。在当代诗歌中的写作，身体有沦为器官的趋势。也就是说，本来，对诗歌的身体性的关注可以让我们摆脱一些美学偏见，但如果把它降格为器官，诗的质量就会受到难以弥补的内伤。毕竟，我们写诗歌，主要的目的不是想吓一吓某种诗歌趣味吧。另一种想法更拙劣，就是自以为在诗歌写作中，用身体可以玩出别人没见过的东西。
此外，大量的触及其身体的意象，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加强诗歌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这种情形其实只是把诗歌与身体之间的固有的联系用风格的力量提升到文本的表皮），但很有可能，它的确造成了对身体的新的误读，是另一种遮蔽。从新诗的历史看，主流诗学确实存在着有意无意“排斥”或“贬低”身体的状况。从新诗早期围绕汪静之的诗集《惠之风》展开的争论开始，身体就划拨到主流诗学所指定颓废、小我、堕落的领域。辩护一方虽然在政治文化的意义胜诉了，但其引用的话语资源，其实也是建立在对身体的贬抑的基础上的。在当代诗歌的范围内，有关诗歌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对诗歌的认识，探索对诗歌写作的新的认知，并淘汰一些迂腐的观念和偏见。但我觉得还是要明智一点，对诗歌写作来说，像其他的领域或话语一样，身体不会向诗歌写作提供什么“诗歌的真相”。诗歌中的身体，几乎像生物学中的身体一样，是暧昧的。永远都不要忘记，诗歌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想象，或假设。从诗歌角度看，身体是被命名出来的；它的分类学的痕迹虽然不明显，不那么直接，但对身体的想象和理解，其实须臾也离不开美学的分类。所以，看到一些诗人把身体转义为“精力”/“能量”，再拼凑一个风格的神龛，将身体移防到其中加以膜拜，就忍俊不禁。


伊沙：“下半身”写作的所谓“走红”，是它的某些“宣言”——或仅仅只是“下半身”这个词被误读成“有关于性的主题性写作风潮”所带来的一片哗然、蠢蠢欲动，跟“身体”一词的被提出与被强调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这个“身体”也不是到了“下半身”才被提出的，与此相应的成熟作品也早就被写出来了——反而，“下半身”的初创还是受到这些作品中所携带的身体性这一因素的启示。我以为“下半身”的“身体写作”是带有很显著的青春期特征的，现在回头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千万别把“身体”又学术化、神话了，没有身体，哪来真诗——这不过又是一个常识。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不过是反复在探讨和解决一个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关键词：接受）

热点二：无论诗界人士怎么鼓和呼，诗歌活动怎么活跃，似乎总是诗歌圈子的热闹，现代诗歌在接受方面总是存在障碍。有人悲叹诗歌已经成为少数精神贵族的游戏。而一些作者指责读者没有用心读，没有基础的诗歌知识；更有人认为诗歌天然属于少数的专业的读者。更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乏现代诗教育所致。你怎么看现代诗歌的接受问题？


周瓒：作为一种文体，诗歌在当代并不属于最流行、最普及的样式，影视、流行音乐早已取代了诗歌乃至文学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位置。然而，也不能说它就成了少数精神贵族的游戏，虽然诗歌写作从来都需要写作者具备一定的天赋，兼之技术的习得。作为写作者，抱怨读者不读诗，没有基础的诗歌知识，虽然有点过分，但也可以理解，毕竟，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技术时代，大众早已消失了独创性之梦。只有真正的诗人，那在语言创造的愉悦中体验到心灵力量的诗人，依然相信诗歌存在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于新诗的传统并不悠久，现代诗歌教育的薄弱，的确也是造成当代诗歌接受障碍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广泛阅读新诗、外国诗，那么，将来的诗歌读者群就决不会只限于“圈内人士”了。


于坚：我自己的诗歌不存在这种情况，我的读者在诗歌圈以外，在诗歌圈里，我是毁誉参半的诗人。多年来，我在诗歌界一直受到“非诗”的攻击。奇怪的是，在“非诗”的读者中，我是受到欢迎的，我的诗集的印数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些出版一本诗集只有几百个读者的诗人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什么少数，就像把作品放在抽屉里的称自己为诗人的人们一样，这种“少数”根本不存在。读者的稀少和独一无二的诗歌是两回事情。别被“为少数写作”迷惑，他们其实就是写得狗屎，诗歌是大智慧，不是小聪明，诗人需有菩萨之心。看看膜拜菩萨的善男信女有多少？但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么。写作当然是专业活动，但并不是只有专业人才明白的语言游戏。我认为诗歌是可以普渡众生的。我反对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所谓“自我”写作，这种“自我戏剧化”“自我神圣化”指望读者对诗人自己的臭袜子感兴趣，结果是读者们掩鼻而去。我不是自我的诗人，我是道发自然的诗人，我的独特性、不同凡响，是来自身体决定的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细节关系，而不是“自我神圣”。诗歌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教育的方向决不是把孩子们教到把狗屎吃下去为止。我最近看到一本叫做《在北大课堂读诗》的书，这是我见过的最狗屎最可怕的诗歌教材，他们把什么东西当做现代诗来教育？而且他们“教育”得又是多么可怕啊！要是我在青年时代就读这种“诗歌教育”，我会永远鄙夷诗歌的。我以为诗歌教育教读者阅读古典诗歌足够了，他们可以理解中国古典诗歌，必然可以接受现代诗歌。我的证据之一是，正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个庞大的从美国到欧洲的西方现代诗歌队伍才得以获得新的灵感。


臧棣：诗歌受到社会的排斥和疏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想想柏拉图对诗歌的定位吧。在他看来，假如人类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理想国的话，那么，诗歌应该被从中驱逐出去。表面上，这是对诗歌的憎恨。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对诗歌的能力的深切的恐惧。因为作为一个智者，柏拉图深知诗歌的力量：诗歌是一种揭示真理的力量。有时，它甚至比哲学的方式更有效。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憎恨诗歌、驱逐诗歌呢。哲学把真理想象为一种客观的先验的东西，哲学以信仰的方式接近真理。而诗歌则以体验的方式接近真理。换句话说，诗歌的方式表明，真理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真理依赖于人。这种状况，差不多是所有古代智者所难以容忍的。至于给诗歌扣上说谎的帽子，不过是柏拉图施加的“障眼法”而已。柏拉图的例子表明，诗歌和社会的冲突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哲学的背景。都是根植于人类自身的能力，哲学倾向于独占对真理的认识，它渴望改造世界，并往往会求助于物质的力量。而诗歌的存在表明了哲学的局限，甚至是哲学的喜剧色彩。哲学不会容忍它的地位受到“嘲笑”，所以，展开了对诗歌的战争。哲学唤起物质的能力是巨大的。哲学和体制结盟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外，诗歌差不多都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对诗歌的敌意是非常普遍的。目前，诗歌所受到的漠视和疏远，表面上，是一种边缘化的结果，其实，往深里说，都和已经蜕变成一种文化潜意识的对诗歌的敌意有关。我的看法是，诗歌也许是由少数诗人写出，但诗歌关乎我们每个人。因为在本质上，诗歌是一种人类的能力的反映。即使把写出诗歌的少数人赶走，也无济于事。诗歌肯定是少数人的行为。从写作上看，也是如此。你不能期望它是一个全民运动。而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看，诗歌召唤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少数人”。每个人在认识他自身的过程都可能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人是他自己身上的“少数人”。当然，一个人有权犯懒，不去寻找他自己身上的“少数人”。
有鉴于此，我想，我们最好不要去过多地指责“诗人”。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反感把诗歌专业化。


伊沙：我认为这一切都很真实——反之倒是虚假的。古代诗歌在接受方面就没有障碍吗？《静夜思》的真正读者总比《将进酒》要多得多，但只写了前者的作者肯定不会成为日后的李白，而只写了后者则基本可以——对中国的广大读者而言，真的知道“中国的诗魂”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举头望天时的那轮月亮吗？这还是在传统的压力和强制教育下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必自作多情地考虑这些问题。


（关键词：口语）

热点三：这两年，在诗歌写作中，贴近日常生活的“口语”相当流行，有人认为这代表了艺术更贴近当下生活，摆脱虚妄的精神贵族身份，更加有效地表达当下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向庸常的妥协，是媚俗。“口语”似乎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成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同时前所未有地带来写作面目的类似。你怎么看口语以及“口语”的流行，又怎么看以上观点？


周瓒：口语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时，它的针对性很明确，那时是仿朦胧诗、寻根文学流行的时代，用口语写作的诗歌的确为文坛吹来一阵清新之风。而这两年来流行的“口语诗”，在写作观念的确立上，不能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口语诗等同。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口语诗针对的是某个假想敌，某种艺术偏见或极端之见。往好的方面说，是极端的口语实验；往坏处说，就是降低了写作起点，简化了写作难度，有点儿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的观念。说到底，文学思潮的更迭的确有某种因果盛衰的辨证关系，一旦针对性不甚明确，反叛就显得可疑，不真切。我觉得，口语是任何诗歌写作者都要关注的语言资源，而且，目前现代汉语本身的发展也很混乱，我们的文化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时尚言语、专业术语，而诗歌写作者既需要汲取日常生活言语，同时也要有清理这些言语的责任。对我个人来说，什么流行，我就警惕什么。


于坚：口语就是语言的自由。口语是什么？某种规范的、模式的、标准的、可以举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东西么？显然不是。口语就是随便怎么说都行，想想你在一间酒吧里怎么说话吧。
庸常的是口语，不是诗歌，诗歌比口语高那么一点点，擦着口语的大海飞行。诗歌不能飞得太高，太高就没影了。口语就是回到语言的自由大地，从那里出发去发现诗歌。口语写作是向自由致敬的写作，在语言上，诗人难道一定要坚持某种话语而不妥协么？哈哈！让他们去坚持普通话、社论或者翻译体吧。我会向一切语言妥协，向一切语言致敬，向充满创造力的，变化的、繁殖的口语妥协。在语言上，我没有什么要僵持的，怎么说可以说出诗歌，我就怎么说。庸常就那么可恶么，没有庸常，生活在何处？庸常正是生活的本质。说到底什么“艺术向庸常妥协”啦，“口语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啦，都是那些毫无感觉的庸才的屁话，我的天，还“门槛”！怪不得大学里那些诗歌博士惶惶不可终日，礼崩乐坏啦？圣人老子还说“道在屎溺”呢。


臧棣：在这些说法里面，有很多混乱的东西。使用“口语”，有助于表达当下生活，这是常识，没有错。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常识是，表达当下生活，并不一定非得用“口语”。这里面，还有一个决定论的陷阱，就是把“表达当下生活”设定为诗歌的目标，诗歌的任务。这实际上是往诗歌身上套枷锁。诗歌最核心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我们追寻生命的个体性，像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诗歌产生于自我辩论。也就是说，诗歌最根本的特征，诗歌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没有边界的自我对话。好的诗歌的确都很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根本用不着从外部施加要求。从新诗自身的传统看，从五四时期开始，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对“口语”的关注，是新诗的最根本的特征。也可以说，这是新诗的传统之一。我赞同胡适的想法是，新诗的命运应该和日常语言休戚相关。日常语言（某种意义上的“口语”）不仅仅涉及新诗的语言观念，或诗人的语言趣味，更主要的，它的确也是牵涉到新诗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大问题。不同的语言节奏会影响到事物的认识。比如，仅就审美而言，用书面语的节奏，或用日常语言的节奏来呈现一个事物，往往会形成对这一事物截然不同的观感。日常语言更生动，更灵活，更亲切，更新鲜，更温柔……，这是它的优点。由是观之，我觉得说一个诗人使用日常语言就是“媚俗”、“平庸”，恐怕不合适。但丁的《神曲》，就是用“俗语”（相对于当时正统的文学语言“拉丁语”）写出来的。在英语诗歌中，像华兹华斯、艾略特这样的大诗人都倡导使用日常语言。所以，即使抛开批评的立场，仅就阅读修养而言，我觉得也不能认为使用“口语”就说明一个诗人在“媚俗”。相反，一个诗人可能会使用书面语，但那不就说明他有多么不庸俗。对于诗歌，我们尽量不要用诗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推测乃至判定他的精神格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态度倾向于把日常语言作为新诗语言的努力的方向的。但我也知道，使用书面语言，有很多诗人也写出了相当优异的诗歌，比如陈东东，黄灿然，黑大春，食指，台湾的商禽等。其实，用口语写诗，应该比书面语更困难。书面语容易形成一个大致的语言程式和表达规约，但口语更灵活，更难以被规范化，所以，很可能并不像有些诗人认为的，使用口语似乎更有利于写出好诗。从诗歌现象的角度看，目前的诗歌写作中，口语确实有日趋粗糙、恶劣的现象存在。但我觉得，不应该责备“口语”本身。而且，我也劝大家想开点，恶劣的诗歌自会有时间来淘汰它。

伊沙：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是1999年“盘峰论争”中“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口语写作”）在舆论上占得上风和紧随而来的网络时代带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口语诗浪潮，与80年代中后期的前一次有所不同的是：对广大的写作者而言，它不再是可供扬弃的某种现象，而是一条走向创造的必由之路。至于你说到的一些观点，我可以立即对它们发出疑问，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和气质的诗歌好像都是出自“口语”这一脉吧？妥协什么？媚谁的俗？别搞错了，主流文化咱们另说，大众最为喜欢和最易接受的恰恰是：“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徐志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还有，“全民健身运动”有什么不好？“门槛”是什么？是写好的门槛低了还是写坏的门槛低了？“口语诗”恰恰是写好的门槛太高！高得看不见。至于“写作面目的类似”，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种写作（当然也包括口语诗），都是99%的人对1%的人的追随与模仿。



（关键词：技术）

热点四：对技术的讨论也是这几年诗歌写作的一个热点，有人认为诗歌是专业的技术活动，强调诗歌写作的难度；有人指责现在诗歌作品中的技术，很大部分对于表达并无用处，是画蛇添足，“诗歌写作成了技术的表演”，他们甚至认为，缺乏诗意感受的人，才会十分强调技术的作用。你怎么看诗歌写作中的技术？诗歌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怎样才是一首好诗，与技术有关系吗，如果有，是怎样？

周瓒：诗歌肯定和技术有关，任何有写作经验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只是，有些诗人的技术比较简单，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子；而另一些诗人，对诗歌写作技术保留了无穷的好奇心，并多多少少意识到，由技术所构成的多样的形式会最大限度地、更其复杂地探索自然的博大，生命的奇妙和心灵的秘密，会证明人类创造的力量。在写作的某个阶段，一个诗人常常会认真思考技术问题，不过，如果有诗人坚持认为，诗意是技术的敌人，那只有一种可能，他的诗意已经成了一头黔驴了。当然，一个写作者的天分常常决定了他/她的创造力的限度，那其实是一种无奈感，对此，只要他/她足够清醒，并有勇气面对自己，那么，他/她的创造限度可以通过内心的朴实、坚毅等品质弥补。一首好诗大概是这样的：美妙新鲜的修辞技术构成其骨架，真挚质朴的情怀生成其血肉，只有二者自然的交融方能组合为诗的生命。


于坚：这些是黑暗问题，一个诗人自己的生命内部的问题，自己对付吧，与你和哪个女人相爱有关，与你的梦有关。在作品外面，讨论什么技术？技术可以从写作里面分离出来讨论？在工厂里可以这么干，诗歌永远不行。那些庸人怎么就不明白，诗歌不是靠所谓的“技术”，而是靠“作爱”。我从未听见父亲母亲们讨论他们的儿子是靠什么技术生出来的，如果可以传授，大家不是可以把孩子都生成明星或天才么，好笑！诗歌是语言的生殖活动，看得见所谓“技术含量”的东西，只是修辞和中学生作文。他们还“含量”呢，要不要借个量杯？



臧棣：诗歌和技术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对那些外行说清楚的问题。另外，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更多地取决于每个诗人如何选择他的诗歌立场的问题。一些诗人可以说，写诗不需要技术（我觉得用“技艺”也许更恰当些），而庞德的看法是，技艺是对一个诗人的真诚的考验。庞德的意思是，假如要想在诗歌这样的表达方式里展现“真诚”的话，那么一个诗人就必须有意识地锤炼自己的技艺。也可以说的通俗点，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那样，他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技能训练，才可能充分发掘出自己的潜力，做得比别人更好。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重视技艺与发掘我们自身的天性和潜力并不矛盾。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技艺的诗人，但我也不主张把技艺绝对化，把技艺神话化。另外，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在流行的诗歌观念中，把技术/技艺看成是诗歌的手段的看法似乎很普遍。对此，我要说，不。技艺从不是艺术创造中的外在的因素，外在的手段。技艺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技艺就是观念，就是感受力本身。这在现代绘画中甚至比在诗歌中更突出。在音乐创作中，这一点也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为什么在诗歌中，人们喜欢把技艺和感受力相对立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诗歌的无知。这种无知最大的表现是喜欢把本能和天性神话化。可以下一个断语，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首好诗不是靠技艺写出的。我倒是希望有人能驳倒我。


伊沙：我甚至无法容忍在提到诗歌的时候提到“技术”一词——也许换用“技艺”好一点，也许再换用“技巧”会更好一点。我反对唯技术主义者，譬如“知识分子写作”；反对“一招鲜”（实际上已沦为“一招旧”）的技艺贫乏的小团伙，譬如“橡皮帮”；反对持技巧无用论的群氓主义者，譬如“垃圾派”。“无技巧”永远都是写作的至高境界，但“无技巧”哪里是文盲望文生义的真的没有技巧？——反而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融会贯通后随心所欲打哪是哪地出手成招，原先何门何派的一招一式已经看不出来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痕迹”、“炉火纯青”。


(关键词：个人写作）

热点五：“个人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人人都声称自己是个人写作。但写作的面目还是无可避免地雷同可疑。有人认为，“个人写作”就意味着围绕着自己的生活进行写作，从而指责那些关心公共领域和公共事件的写作是“公共写作”。一些读者指责诗人们“就写自己那么点事”。“个人写作”跟写作题材有关系吗？什么才是“个人写作”？


周瓒：“个人写作”肯定不只是和题材相关，但即使是从题材出发，“自己那么点事”也可能会很复杂，很具有代表性。“个人写作”重要的一点是，忠实于个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自我的认识。曾经，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所有的作家都以书写重大社会历史题材为己任的时代，一个诗人要是写了自己对于重大事件的个人理解，或是写到边缘性的题材，或是写出了自己的风格，马上就会遭到评论的攻击。现在，题材的禁区少了，重大的、不重大的，都可以写，重不重大也不能决定写作效果的好坏。而个人写作其实是一种挑战，要写得真正既具有风格、素材的个人性，又具有人性、精神的普遍性，其实需要诗人历经相当艰苦的磨练。


于坚： 我不知道什么是集体写作，我从来都是自己写作，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自己写作的力量意味着是集体和公共接受你，而不是你向集体和公共将就。集体和公共的范围其实也很复杂，读者是集体，《他们》是一个集体，《人民文学》是一个集体，文学史是一个集体，图书馆也是一个集体。自己写作并不是一个右派立场，也不是左派立场，它是个人的身体决定意识形态。写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公共写作，公共意识形态其实可以暗藏在自己那点事里面。写什么并不重要，自己那点事或者国家大事，并不重要，普鲁斯特不就是写“自己那点事”么，但托尔斯泰写的是“战争与和平”，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作家，而不只是简单的“个人写作”，在我看来，“个人写作”其实是废话一句，我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写作以来，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这个词，对作者来说，这不是当然的么。


臧棣：“个人写作”的内涵有它自己特殊的文学史语境。在当代诗歌历史上，它指的是70年代以来存在的一种反抗把诗歌当成宣传工具的诗歌倾向。它最主要的努力是建立诗歌的自主性，要求诗歌的个性得到起码的尊重。因为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诗人写诗不是从他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出发的，而是依据集体的要求像完成一个生产任务似的写出的。诗人的个人感受在这样的写作中全然被剥夺了。提倡“个人写作”，就是要扭转这种侮辱诗歌的状况。这是我们谈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另一方面，它也像所有好事情一样，出发点可能不错，但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很多弊病。但我仍要说，这些弊病还不足以说明“个人写作”的主张是错误的。起码，作为对诗歌写作的性质的一种自我体认，它还是我们和诗歌打交道的一个最可靠的方式。当然，我也觉得许多当代诗人可能对这一基本立场有误解。比如，把“个人”这样的东西想得太绝对，太狭隘，甚至把它等同于诗人的私人性。在诗歌中，不存在绝对的“个人”。诗歌的个性无论如何极端，都是有人类的共性牵扯在里面。一个优秀诗人之所以优秀，多半因为他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个性设置恰当的界限。在反对集体性对诗歌写作骚扰的同时，也不要把诗歌的个人性太理想化。我觉得罗兰·巴特的感觉是对的。他说，优异的文学表达总是介乎个人和共性之间。好的诗人多半有开阔的视野,他不会只限于关注自己的个人天地。“个人写作”主要不是一个和题材有关的诗歌立场，而是一个关乎如何从诗人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去表达人的生存本身的诗歌原则。至于公共写作，我认为对诗歌而言，不存在“公共写作”这样的东西。


伊沙：据我所察，中国的诗歌舆论在提到“个人写作”时还是针对青春期特征显著的“集体写作”、“集团写作”、“团伙写作”、“流派写作”、“圈子写作”而谈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个人写作”还有一个向内的纵深与开掘的问题，对自己的内心隐秘有价值地揭示的问题（不要浅陋地理解为隐私自暴）——所以如果它是真正的，恰恰不会出现“写作的面目还是无可避免的雷同可疑”。“公共领域和公共实践”当然可以写——在向内的纵深与开掘中你自然会与它们在你的内心相遇——但它们已带有很强的个人发现、个人视角、个人趣味等特征。回视一下我在今年的写作：伊战、SARS、神五……这些“大事”无一没有触及——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个人性：你本来就是个趣味渊博的“胖子”嘛，加上作为一个写作者意识里的自觉“求宽”——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一首诗是可以作为“主旋律”的音符发表在《诗刊》头条位置上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越写这类“公共题材”、“大题材”就越显出你太过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嘛！


提问者:欧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