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李笠）

夜跑跑

管风琴音乐会上的短暂休息

管风琴停止演奏，教堂一片死寂，
      但仅只是几秒钟。
一架更大的管风琴，低弱的嘟嘟声
      从外面街头涌入。

是的，我们被沿教堂墙壁移动的
      汽车的嘟哝包围。
那里，外部世界带着弱音搏斗的影子
      像透明影片闪过。

我听见脉搏在寂静中跳动，好像它
      是这些声音的一员。
我听见循环的血液，藏在我体内
      我带着走动的瀑布。

和我的血一样亲近，和一个四岁小孩
      的记忆同样遥远。
我听见重型卡车开过，让这六百年
      古老的墙壁抖颤。

这里与可做母亲怀抱的东西不同
      但此刻我仍是孩子，
听见大人在远处说话，胜者与败者
      的声音交杂在一起。

蓝色长椅上坐着稀落的听众，柱子
      挺拔，像奇异的树：
没有根（只有共同的地板），没有
      树冠，（只有共同的屋顶）。

我重温一个梦。我独自站在墓地。
      四周到处是闪烁的
石楠。我等谁？一个朋友，他为何
      没来？他已在这里。

死亡从底下，地里，把光慢慢开大。
      紫色，不，没人
见过的色彩越来越亮……直到晨光
      呼啸着穿越眼帘。

我醒成不可动摇的“可能”，它抱着我
      穿越飘摇的世界。
所有让世界抽象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就像给风暴画像。

家里，书架上站着一米长的全能的
      百科。我学会了读它。
但每个人都应该写自己的百科，它
      在所有心灵里生长，

它从出生写到死，数十万张纸
      紧贴在一起，但之间
仍流动着空气！就像森林里抖颤的
      绿叶。矛盾的经书。

写在那里的东西时刻在更变，画面
      自动修正，词语
闪动。一阵浪涛涌入全文，被下一个
      浪涛接替，被下一个……

夜跑跑

自1979年3月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遇到雪上鹿蹄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记忆看见我

六月的一个早晨，醒来太早
但返回梦中已为时太晚。

我必须出去，进入坐满记忆的
绿荫，记忆用目光跟随我。

它们是无形的，它们和背景
融为一体，善变的蜥蜴。

它们如此的近，我听见
它们的呼吸，尽管鸟声震耳欲聋。

夜跑跑

以上诗。以下回忆录。

夜跑跑

记忆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我眼前就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我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月稀疏——那是那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年近六十。
    最早的经验是最难接近的部分。复述，关于记忆的记忆，重建突然燃烧的气氛。
    我可追溯的最早记忆是一种感觉。一种骄傲的感觉。我刚满三岁，人说意义重大，即我已经长大了。我躺在一个明亮房间的床上，然后爬到地上，清醒地意识到我已长大成人。我有个娃娃，我给它起了个我能想到的最美的名字：卡琳·斯宾娜。我没把她当作女儿对待，而是当做朋友或情人。
    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城，斯韦登堡大街33号（现在的格林德大街）。父亲仍是家庭成员，但很快就要离开。我们的方式很“现代”，一开始我就对父母直呼其名。外公外婆住得很近，就在街角，在布莱金大街。
    我外公，卡尔·海尔默·维斯特贝里，生于1860年。他当过领航员，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完成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好像在时间里退了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能触摸历史。
    外公讲着19世纪的语言。他的很多表达显得惊人的老旧。但在他嘴中，对于我，却显得十分自然。他个子很矮，长着小白胡子，弯钩形的大鼻子——按他的话说“像土耳其人”。他不缺脾气，会突然发火。但他的火从不被当一回事，它很快就会过去。他缺少持久的攻击性。说穿了，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几乎可扣上软弱这顶帽子。他也总护着那些不在场却遭受非议的人。
    ——但爸爸，你必须承认X是个混蛋！
    ——听着，我不认为如此。
    离婚后，母亲和我搬到南城一个中下等阶层居住的公寓。那里各色各样的人彼此挤在一起。来自那里的记忆如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里的人物被安排得有条不紊。可爱的门房太太，我崇拜她那沉默寡言的丈夫，传说他由于勇敢地接近危险的机器而煤气中毒。
    楼里时不时会出现不属于那儿的客人。醉鬼会坐在楼梯上。乞丐每周会来按一次门铃。他们站在门厅嘟哝。母亲给他们做三明治——她不给钱，她给面包。
    我们住在五楼。最高一层。楼里有四扇门，外加一个通风口。其中的一扇门上挂着“欧儿克”的名字，一个报纸记者。和报纸记者做邻居让人感到莫大的荣幸。
    隔壁邻居——经常能听见他的动静——是个皮肤微黄的中年单身。他在家里上班，用电话作房产交易。打电话时，他常常发出穿墙而至的感人笑声。另一种声音是瓶塞的声音。当时啤酒瓶还没有瓶塞。这些酒神式的声音，笑声和瓶塞的腾飞声，同我常常碰到的那个鬼一样苍白的大叔毫无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开始疑神疑鬼，笑声也越来越少。
    有一次楼里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我还小。一个邻居被他妻子关在了门外。他喝醉了酒，愤怒地大声叫喊。他妻子在里面堵着门，他威胁说要破门而入。我记得他喊的那句古怪的话：
    ——我管他妈的是否会进国王岛！
    ——他为什么说国王岛？我问母亲。
    她说警察局就坐落在国王岛上。这个区有一种可怕的色彩（这色彩在我上圣艾里克医院时又被加深了一层，那里，我看见1939年和1940年从芬兰战争退下来的伤兵）。
    母亲一早上班。她从不坐车。在她成年的生涯里，她一直徒步穿行在南城和东城之间。她在埃丽诺拉人民小学教书，年复一年地教着三四年级的学生。她是个满腔热忱的女教师，极其喜爱孩子。大家担心她退休会难受，但恰恰相反，她退休后心情很轻松，像卸了重负。
    母亲是职业妇女，所以我家有保姆，那时叫“姑娘”，但其实应该叫“阿姨”。她夜里宿在一间和厨房连在一起的小屋里，这屋子不能算做所谓的“一室一厅”。
    我五六岁时，来了一个名叫安娜·丽萨的保姆，她来自南方艾斯勒夫小镇。我觉得她很有魅力：金黄的鬈发，翘鼻子，带着南方口音。她温馨可爱，当我坐火车经过艾斯勒夫，我仍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但我从没在那个神奇的地方下过车。
    安娜在画画上很有天赋。她擅长画迪斯尼人物。而我在30年代末几乎从未中断过画画。外公从副食店带回一卷当时用来包装食品的白纸，我用连环画填满它们。是的，五岁时我已经会书写。但进展太慢。想象需要更快的表达。我甚至缺少足够的耐心把画画好。我创意出一种速写方法，快速运动的人物，风驰电掣的剧情，但没有细节。那只是供我一人消费的连环画。
    3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迷失了。母亲和我参加她学校的音乐会。在音乐厅出口的拥挤中，我脱离了她的手。我孤零零地被人流带走，因为人太小，没被发现。黑暗降临。我站在音乐厅外的草垛广场，失去了所有安全感。我周围有人，但是都在忙自己的事。我无依无靠。那是我第一次的死亡经验。
    惊慌之后，我开始动脑筋，走回家是可能的。绝对可能。我们是坐公共汽车来的。我像往常那样跪在座位上看窗外的景色。皇后街在眼前流过。我要做的事很简单，顺着原路一站一站走回去。
    我走对了方向。长途跋涉中有一段路我记得很清楚。我走到北桥，看到桥下的水。这里车很多，我不敢过马路。我转身对一个站在旁边的男人说：“这里车真多。”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过马路。
    但他放开了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和别的成人一样觉得一个小男孩夜晚独自在斯德哥尔摩行走是一件正常的事。但事情就这样。其余路程——穿越老城，大闸门，南城，肯定很复杂。也许我抵达目的地靠的是狗和信鸽所具有的内在的神秘罗盘——无论在哪儿放了它们，它们总能找回家。我已不记得那些细节了。不，我记得。我的自信力在增强。当我回到家，我欣喜若狂起来。外公迎接了我。我心碎的母亲正坐在警察局等待寻找我的下落。外公坚韧的神经没有垮，他很自然地和我握手。他当然高兴，但并没有大惊小怪。一切都那样安全，自然。

夜跑跑

博物馆

    童年，我迷上了博物馆。第一个是位于弗雷斯高地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多气派的建筑！巨大，像巴比伦塔一样雄伟，无穷无尽。一楼的各大厅放着积满尘土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标本。此外还有挂着鲸鱼散发骨头气味的穹顶，二楼是化石，没有脊椎的……
    我拉着某人的手，参观这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我那时五岁，入口处你会遇到两个大象骨骸。这是把你带入神奇世界的两个守门人。它们给我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我在自己巨大的绘画本上画过它们。
    一段时间后，我停止了访问历史博物馆。我进入了惧怕骨骸的阶段。最可怕的是《北欧族谱》“人类”一章里的那些骨骸的插图。
    但这种恐惧折射到了所有的骨骸上，自然也折射到博物馆里大象的骨架。我甚至害怕起自己画的大象骨骸，不敢打开那本绘画练习本。
    我的兴趣开始转向火车博物馆。博物馆而今已在耶福勒城边铺开，但以前它夹在克拉拉区的街巷里。我每周两次和外公自南城而下，参观这座博物馆。外公肯定自己也喜爱火车模型，要不然他早就不耐烦了。参观常常要花上一整天。最后在附近的斯德哥尔摩火车中心结束，那里跟原本一样大的火车冒着蒸汽一列列驶入站台。工作人员显然注意到了小男孩的痴迷。有一次，他们把我领导博物馆的问讯处，让我在顾客簿上签名。我在上面写了一个倒反的“S”。我想当铁路工程师。我对蒸汽火车头的兴趣要远远大于现代的电力火车头。换句话说，我不是技术型的，而是浪漫型的。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又开始重返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我是业余动物学家，神情严肃，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我向印有昆虫和鱼类的书俯身。
    我开始自己收集标本。我把标本放在家里的一个柜子里，但在我的大脑里，一个奇大的博物馆在扩展。在想象博物馆和弗雷斯高地真实的博物馆之间，出现了一种呼应。
    差不多每隔一个周六，我就会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坐上小火车，去鲁斯劳斯图，徒步行走最后几公里。路总比我想象的要远。那些行程我至今记忆犹新：风老吹着，鼻涕不停地流着，眼睛渗着泪水，我对相反的行程毫无记忆，仿佛我从来不会回家，而总是朝着形如巴比伦塔建筑方向在前进，涕泪满面，充满希冀。
    抵达时，大象骨架向我打招呼。我常常径直走向18世纪标本已经做好的“老”展厅，有些头部肿胀，样子笨拙，但仍不乏魔力。而那些庞大的人工自然景色和精致漂亮的动物标本，对我则毫无吸引力。那是虚假的景色，哄哄小孩的。这样做不好，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让人知道这里呈现的不是活的动物，而是人工做的，是为科学服务的。我挨得最近的科学，是林纳式的科学：发现，收集，考证。
    博物馆被逛遍了。我长时间都留在鲸鱼和古生物的展室里，但我待得最多的展厅是无脊椎动物。那里，我从未遇到别的参观者。其实我根本记不得那里除了我，是否还有别的参观者。我多次到过的别的博物馆，比如航海、民俗、技术博物馆，那里总是挤满了人，但自然历史博物馆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开似的。有一次我遇上一个同行。他不是参观者，他是教授，或者诸如此类的。他在博物馆工作。我们在无脊椎动物展室相遇，他突然变成陈列物的一部分，几乎和我身体一般大。他的话一半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很快我们深入地谈论软体动物。他很健忘，没有偏见，把我当做一个大人对待。他是我童年一个时不时出现，用翅膀抚摸我的保护天使。我们交谈后，他让我走入一个对外不开放的展厅。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大量做小动物标本的秘诀，还得到了似乎只属于专业用的细小的玻璃管。
    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我都在收集昆虫，主要是甲虫。十五岁那年，新的兴趣闯了进来，主要是艺术方面的。把昆虫学的兴趣让位给它们真叫人伤感！我告诉自己，那只是暂时现象。五十年后，我将重操旧业。收集昆虫的工作始于春天，当然主要在夏天，在任玛尔岛上。我们在别墅里只需要几平方米的空间，在那里放装着被杀死的小虫子的玻璃缸，排列钉蝴蝶的夹紧板。
    这些东西散发着乙酸乙酯的气味，这气味也跟着我，因为我的口袋里总放着一只装杀虫剂的瓶子。
    无疑，《杀虫剂手册》所推荐的氰化钾是最酷的。但幸好我没搞到这种杀虫剂，避免了用“我敢”或“我不敢”来考验自己是否是个男子汉。
    很多人都参与了昆虫捕猎。周边的孩子学会一旦发现有意思的昆虫就立即发出“这里有只虫子！”的信号。喊声在村里回响，我举着网，飞快地向喊声跑去。
    我们不停地出外作业。一种和健康毫无关系的野外生活，我对自己的猎物自然也没有审美意义上的见解——这是科学——但我毫无意识地经历了很多美的享受。我在巨大的神秘里活动着。我领悟了大地是活的，有一个巨大无边的爬行和飞翔的世界，可以完全不理睬我们而过着自己丰富的生活。
    这个世界极小极小的部分为我所捕获，被我固定在仍保存着的木箱里，一个我缺少认知的微型博物馆。它们坐在那里，昆虫们，仿佛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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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小学

    我入了北卡特琳娜人民小学。我的班主任是个女教师，一个每天都要换裙子的单身女人。每周六最后一堂课孩子都会得到糖果，但是她很严厉，抓头发、挨打是家常便饭，但她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我，一个女教师的儿子。
    我第一堂课的主要任务是静坐板凳。我已经能写会算。我被迫坐着，剪着彩纸。剪什么东西，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觉得第一年课堂的气氛还相当不错，但不久就变得冷峻起来。次序一乱，事不顺畅，女教师就发脾气。你不能焦躁或喧哗。也不能软弱。你不能出乎意料地有理解上的困难，尤其不能做出乎意料的事。一个含着羞辱尿裤的女孩等待的将是重罚。
    我上面提到过因为我是女教师的儿子，所以我避免了肢体惩罚。但周围令人窒息的责备和威胁的气氛，我能感受到。这背后有教务主任，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可怕的家伙。最可怕的莫过于上教管所，一个在特殊场合多次被提到的东西。我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只是现象本身让人感到无趣。教管所是什么，并不难想象，尤其当我听到这一装置的名称：刮。让人联想到刮刀和刨子。每天对那些送进教管所的人上刑——也许致死——的特殊机构的猜想。因为他们太闹。这太惨了，但事情必须这样，如果你闹成那副样子……
    当学校某个男孩被送入教管所一年返回后，我就会把他看成从死人堆里复活的尸体。
    一个更现实的威胁是转移。战争头两年，所有大城市的小学生都计划着如何转移，母亲用墨在我们的床单等用品上注上“特朗斯特罗姆”的字，问题是和母亲的班级还是和我的班级一起转移，即和女教师R一起发配遣送。我猜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我避免了转移，学校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我整体盼望学校放假，我可以一头扎在那些真正吸引我的东西里：非洲，深水世界，中世纪等等。学校唯一真正诱惑我的，是海报，我是海报的迷恋者，最大的乐趣是跟着女教师去库房取一张陈旧的海报，那时还能看到其他挂着的海报。我在家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几张。
    我的生活和班上同学的生活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我没有可以让人看的爸爸。大多数同学来自离婚率很低的工人家庭。我从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装作我的家景有什么不正常。对自己我也这样。不错，我有爸爸，尽管我一年只和他见一次（通常是在平安夜），我对他的情况很清楚——比如战争期间有一阵他在一条鱼雷快艇上，他在那里给我写了一封很有趣的信等等。我很想给人看这封信，但这显得有些不自然。
    我记得那瞬息的恐惧。我从学校请了几天假，回来时有一个同学说——女老师，不是R，而是一个代课老师——说，不要用我没有爸爸来取笑我。换句话，这是在可怜我。我听了之后，害怕起来，显然，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面红耳赤，试图辩解。我唯恐被人看做与众不同，因为我内心深信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被那些正常的孩子没有的兴趣所吞没。我主动上绘画课，画深海的景色：各种鱼类，海胆，蟹，海螺。女教师大声提醒我画的是非常“特殊”的画，于是惶恐又揪住了我的心。总有一些不敏感的大人老说我与众不同。同学其实倒还宽容。我既不受人青睐，也不招人打骂。
    黑塞，一个比我壮五倍，皮肤黝黑的大小伙子，第一年课间休息时，总喜欢把我按在地上。起初我竭力反抗，但这根本无济于事，他还是把我摔倒在地，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最后我找到了让他失望的办法：完全放松。每当他接近我，我就自己摔倒。只留下一具皮囊，一个可以任意按压、毫无生命的抹布。这使他感到无趣。
    我思索着让自己变成无生命的抹布的方法，对我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一种被欺压但保持尊严的意识。我经常使用这种艺术了吗？有时它起了作用，有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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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这是1940年春。我九岁，骨瘦如柴，对着报纸上的战争地图俯身，那里，黑箭头标着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势。那些箭头直插法国，同时也像寄生虫一样占据着我们这些希特勒敌人的躯体。我确实打算去那里，我从未这样全身心参与过政治！
    说一个九岁的孩子参与政治无疑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而是说明我参与了战争。对于社会问题、阶级问题、工会、同盟、经济、资源分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问题，我确实一窍不通。“共产党”指的是一个喜欢俄国的人。“右翼”有些暧昧，因为这个党的部分成员倾向德国。除此之外我理解的右翼，是他们把选票投给有钱的人。但究竟什么是有钱的人？我们有几次在被看成有钱的人家吃饭。他们住在苹果湾。这家的先生是个服装店老板，一栋豪宅，穿着黑白两色的佣人。我注意到这家的男孩——他和我一样大——有一辆巨大的玩具车，一辆让人羡慕不已的救火车。他是怎么得到这玩意的？啊，我明白了：这家人属于另一个阶级，一个能买大玩具车的阶级。这一经历变成了一个并不重要的残缺的记忆。
    另一个记忆。在一个同学家做客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抽水马桶，而只有像我们在乡村用的茅房。他们在一个废弃的铝锅里撒尿，然后他母亲把它倒入厨房的污沟里。这是一个具有田园色彩的细节。除此以外我并没有去像这家人是否缺了什么东西。苹果湾的豪宅在我眼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和很多人从生活中获得的那种本领离得非常远——一眼就看清环境的阶级类型和经济地位。很多孩子似乎都有这种能力，我没有。我的“政治”直觉完全是针对战争和纳粹的。我认为一个人不是纳粹分子，便是反纳粹分子。那种在瑞典蔓延的温和、等着瞧的机会主义，对我来说不可思议。我把它理解成要么就是对盟军的认可，要么就是对暗藏的纳粹的支持。
    当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原来是“亲德”的，我胸口立刻会闷得难受。一切都完了。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共同的东西了。
    在亲人面前，我毫无保留地寻找同盟。一个晚上，我们在舅舅埃洛夫和舅妈阿德嘉家做客，新闻转播之后，我听见沉默寡言神情安详的舅舅说：“英国人正在胜利撤退……”他几乎用抱怨的口气说这句话。当我发现他话里含着讽刺（讽刺平时对于他几乎是件陌生的事），我胸口突然发起闷来。盟军的历史决不允许质疑。我痛苦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灯泡，我在这盏灯里找到了安慰。它形同英国钢盔：像只汤碗。
    星期天我们常常在我另一个舅妈舅舅家吃饭，他们住在恩谢德，是妈妈离婚之后的“支助家庭”。当时在他家听英国BBC广播成了一种习惯。
    我永远忘不了节目开始时的呼叫。我听见胜利的信号，紧接着是开场曲《来自普塞尔的小号志愿军》（其实是根据耶利米·克拉克大键琴乐曲改编的一段气势磅礴的演奏曲）。播音员平静的声音带着轻微的英国口音，从另一个世界直接对我说话，那里和蔼可亲的英雄正冒着暴雨般的炸弹在正常工作。
    当我们坐上小火车去恩谢德时，我总让母亲——她不喜欢引人注目——展开那份《大不列颠新闻》的宣传报，试图用这一方法表明我们属于哪一方。她为我几乎什么事都做，这一次也是。
    战争年代我很少见到父亲。有一天他出现了，把我带到记者同事的晚会上，酒杯林立，嘈杂与欢笑，屋子弥漫着雪茄的烟气。我转着圈和人打招呼，回答各种问题。这里充满了轻松愉快、宽容大度的气氛，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躲到一边，沿着书架在一个陌生的家里走动。
    书架上摆着一本新出的书，叫《波兰烈士》，一本纪实文学。我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头顶回响着大人的说话声。那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描述着我害怕的东西，或许也是我渴望的东西。纳粹分子和我想象的一样没有人性，不，比这更坏！我读着，既迷恋又恶心，一种胜利感油然而生：我是对的！一切都在书上，证据确凿。等着吧！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有一天真相会呈现在你们这些怀疑者的面前，等着吧！结果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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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公民大楼建于1940年前后。一个位于南城的巨大方块建筑，这是一个宽敞明亮，具有多功能的现代建筑，“实用派风格”。它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路。
    在公民大楼里有一个公共浴室和图书馆，里面一边是孩子区，一边是成人区。我自然属于孩子区，那里起初也有书，对于我这就足够了。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布莱姆的《动物生活》。
    我几乎每天都钻入图书馆。但并不是说可以随心所欲。有时我借一些图书管理员认为不适合我这年龄段读的书，比如像豪姆博厄充满暴力的纪实文学《沙漠在燃烧》。
    ——谁读这本书？
    ——我……
    ——那不行。
    ——我……
    ——告诉你爸爸，让他自己来借。
    更糟的是在我想进入成人区的时候。我需要一本孩子区没有的书。我在入口处停下。
    ——你多大？
    ——十一岁。
    ——那你不能在这里借书。欢迎你过几年再来。
    ——但这本书这里才有。
    ——哪本书？
    ——《斯堪的纳维亚动物世界的迁移史》，艾克曼写的。我轻声加了一句，知道游戏已经失败。一点不错，我被挡在了外面。我满脸通红，暴跳如雷。我绝不会饶恕她。
    但沉默寡言的舅舅埃洛夫帮了我一下忙，他把自己成人区的卡借给我，我撒谎说帮他借书。现在我可以随意出入成人区了。
    成人区和浴室只有一墙之隔，入口处可以闻到水池的蒸汽，漂白粉味道从排气管里渗透出来，你可以听到浴室里隐约回荡的人声。浴室里总有一种奇妙的回音。健康的庙宇和图书做邻居，给人一种喜庆的感觉。
    我成了公民大楼图书馆多年的忠实朋友。我认为它比斯维亚大街上的市图书馆强得多——那里空气沉闷，令人窒息，没有漂白粉的气味，没有回荡的人声。那里书的气息也不一样，让人头疼脑涨。当我在图书馆可以随意走动时，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书上。文学我暂时搁在一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书我也这样处置。但历史书很有意思。医学书让我不寒而栗。
    地理是一个我关注的领域，我常常在“非洲部分”的一大片书架前逗留。我至今还记得好几个书名，《埃尔贡山周边的地带》《一个斯德哥尔摩人在非洲》《沙漠速写》……我在想那些当时把书架填满的书今天有几本还留在那里。
    有一本是艾伯特·史怀哲写的，书名极其诱人，叫《原始森林和水之间》。此书主要讲对生命的思考。但他，史怀哲，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传教士的客栈里，从不旅行。而约斯塔·姆贝里数公里接着数十公里地走着（为什么？），在迷人的陌生地带，尼日利亚、乍得以及图书馆的书上没有的国家。我最喜欢的是肯尼亚和“坦噶尼克”，古老的瑞典乡村。游客在尼罗河坐船南下到苏丹地区，然后返回，著书立说。但谁也没有到过苏丹的干燥地区，没有人涉足过科尔多凡或达佛。它们在地图上看上去很大。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非洲部分”处于被忽略默默无闻的状态——这使得它们变得更令人心驰神往。
    我在图书馆站着读了一大堆书——我不想借阅。很多同类书，或基本一样的书被放在一排。我那时觉得我会受到图书管理员的指责，而这无论如何都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夏天——记不得哪一个了——我沉浸在非洲这巨大空洞的白日梦里。这是在远离图书馆的任玛尔岛上，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想象我带着探险队穿越中非。我在任玛尔岛上的森林里不停地走着，走着，估测着我究竟走了多远。在巨大的非洲地图，我绘制的“非洲全貌”上面，标上墨点。比如计算我一星期在任玛尔岛上走一百二十公里，我就在地图上标出一百二十公里。这并不算多。我计划探险从非洲东岸开始，大致在斯坦利出发的地点，但这样到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就会太远。我改变了计划，决定坐车先到阿尔贝特·尼安萨。那里步行探险才真正开始，不管怎样，我要在夏天结束以前走完大部分的伊图里森林。
    这也就是19世纪的探险活动，有担架队等等。但是我朦胧地意识到这种探险方法已经陈旧。非洲已经改变，英国人统治的索马里正在打仗，每天新闻都能听到这消息。装甲车出现了。这其实是盟军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的第一站——我注意到这点——阿比西尼亚是第一个从轴心国解放出来的国家。
    几年后，我的非洲梦再次返回，它已经现代化，而且几乎变成了现实。我想当昆虫学家，在非洲收集昆虫，去发现我的种类，而不是去发现新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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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人考入了中学。报考“南城男子高等中学”，也就是“南拉丁中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入学需要考试。在我考的所有科目中，我记得我只写错了“特殊”一词。这个词我总学错，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才纠正过来。
    我清楚地记得1942年秋第一天上南拉丁中学的情景：我夹在一群完全陌生的十一岁的男孩中间。我紧张不安，孤立无助，而其他人好像彼此都很熟——他们来自玛丽亚小学。我搜寻着北卡特琳娜小学的面孔，但一个也没找到。空气里一半是忧郁，一半是期待。
    所有人都被点了名，分成三个班。我被分配到B1班，跟着博士，我的班主任毛林，年纪最大的教师之一。他的专业是德语。他是个矮个儿，但有一种猫的威严。他的动作轻快无声，竖着的短发，白得有点勉强，额头上有秃斑。我从身边一个人那里获得一种判断：老毛——人都这样叫他——“严厉但公正”，这是不幸的征兆。
    我一开始就看到中学和小学的区别。南拉丁全是男的，学校一律是同性，就像修道院或兵营。几年后才悄悄溜进了几个女教师。每天早晨学校在大堂集合，唱圣诗，听信奉基督教的老师布道。然后走回各自的教室。南拉丁的集体主义氛围当时被学校拍摄的《精粹》这部影片给永恒化了。（当时我们在几个镜头里充当了群众演员）
    我们每个人都配有《学生守则》，其中《学校的纪律和惩罚制度》里写道：
        “学生必须准时上课，必须衣着整齐雅致，必须携带必备课本，遵守纪律，言行文明，上课专心听讲。学生也同样必须准参加晨祷，晨祷时必须安静专注……学生要尊    敬服从学校的老师，必须接受他们的劝告、指正和惩罚……”
    南拉丁位于南城最高点，校园在城区屋顶上围成一个高原。从远处一眼能看到学校的教学楼顶，我总是在惊慌中半跑着，走在这座叹息城堡的路上。我穿过战备时期大熊花园前面的一大片高高堆着的木柴，踏上汉森和布鲁斯书店的哥特路，左拐进入高山路，那里每天早晨都站着一匹马，咀嚼着一只麻袋里的干草。一匹驮运啤酒的马，一匹冒着热气的阿登马。我突然进入它气息的影子，对这一坚韧的动物的印象和它在潮湿寒冷中的气息，至今记忆犹新。一种既让人窒息又给人抚慰的气息，差不多在学校铃声敲响晨祷的时候，我奔进了校园。我几乎从未迟到过，七点和八点之间一切有条不紊。翅膀为一天而紧张地张开着。
    快放学的时候，气氛自然平静舒缓了许多。有时我跟着派勒回家。我第一年最亲近的朋友无疑是派勒，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的爸爸也不在身边——他爸爸是海员——他是独生子。他妈妈是个温蔼的女人，似乎很乐意见我。和我一样，派勒养成了一大堆独生子的癖好。他首先是个收藏家。收藏什么？所有的东西：啤酒标签，火柴盒上的商标，剑，斧头，邮票，明信片，海螺，不同民族的装饰品，骨头。
    在铺天盖地的收藏品中，我们比着谁收藏的剑最多。我俩在骑士岛上一块秘密地点挖掘着，挖到我的牙科医生辨认出来的属于“人体局部”的骨头。
    与派勒的交往很有益，但之后我们渐渐疏远起来。他常常因病请假。他转到另一个班级后，我们就中断了来往。我的旧友遥不可及。其实他已病入膏肓：他现在偶尔才上学，面色苍白，神情严峻，被截了一条腿。他死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良心受到了谴责，但拒绝承认，仿佛我必须忘掉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
    派勒死于四十五年前，他没有长大成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我们是同龄人。但被我们叫做“老头”的那些年长的老师，他们在记忆里永远成了老头，尽管他们中最老的和眼下写这些文字的我年龄相仿。人总是觉得自己要比实际年轻。我的内心带着自己早期的面孔，就像树带着自己的年轮。它们的总和就是“自我”。镜子只看到我后来的面孔，我熟悉我早年所有的脸。
   
    在记忆中占据大部分地方的，自然是那些课讲得引人入胜的老师，那些鲜明、活泼的个性。他们不占多数，但不少。在这些人里，有一种我们都能预感到的悲剧，一种类似下面的绝境：我知道我不会受底下那些榆木脑瓜的爱戴。我不会被爱戴，但至少我要让他们记住我！
    课堂是舞台，主角——老师，登台表演，被冷酷地挑剔。学生是观众，有时一个个参与表演。
    你必须时刻提防着，你必须习惯一再出现的暴力场面。我和人民小学的女老师关系不错——她曾对我非常严厉粗暴。但她不是真正的演员。在家里我没有任何可汲取经验的地方。家里没有人表演，没有精彩的演出，没有咆哮的父亲形象。母亲直率，但缺少戏剧性。发脾气是一种幼稚的行为。小时候爱发脾气的我现在已成了一个相当能克制的小伙子。我的理想是当个英国人——刚毅的上嘴唇，暴跳如雷是轴心国的事。
    学校有一些色彩撩人的主角。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建造病态的宣泄塔上，仅仅是为了在那里喷泻积压在心底的怒火。
    我的班主任毛勒显然不是主角。但他成了定时发怒的炮灰。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毛勒无愧是一个有魅力的好教员。但悲哀的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愤怒。不错，他每个月最多发两三次大火，而他的威望也正建立于此。
    雷霆在课堂上移动着，谁都知道它随时会袭来，但不知道落在哪里。毛勒没有专门发泄的对象。他“严厉但公道”。谁都可能遭殃。
    一天，雷霆落在了我的头上。大家开始打开德语语法书。但我没找着书。在书包里？忘在了家里？不管哪里，我就是找不到。
    ——站起来！
    我看见毛勒从讲台上迈着舞步走来，就像在田野上看见一头公牛向自己逼近。
    耳光开始劈啪作响，我左晃右摇。一眨眼毛勒又回到了讲台上，坐着，满脸怒色，给家里写着一封书面警告。警告写得很暧昧，说我应对“上课开小差”负责，或诸如此类的文字。
    很多老师希望书面警告能带来法院的审讯和家里的新的惩罚。
    但我家并非如此。母亲听了我的述说，给书面警告写了回函，在上面签了字。当发现我脸上有老师戴戒指的手留下的乌青块时，她反应强烈起来，说要和学校联系，直接给校长打电话。
    但我反对，不能这样做！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现在丑闻在威胁。我将不光被毛勒，而且将被学校所有老师看成是“母亲的小猪崽”。
    她当然没这样做。在整个学生时代，我尽力把学校和家庭两个世界给隔开。如果两个世界开始互相漏水，家就会遭受污染。我就会失去真正的避难所。直到如今，每当我听见“家庭和学校配合”这个词，心就会猛地抽缩一下。我也看到把这两个世界分开的做法，可引申为进一步把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从根本上分离开来。（这和“左派”或“右派”的思潮无关）学校经历的东西会被看做社会风气的投射。我的学校经验明暗掺杂，但总的来说，黑暗多于光明。我对社会的看法也是如此。（但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师生之间的接触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重要的个性被充满紧张气氛的课堂放大。个性，是的，但绝非隐私。我们对自己老师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住在学校附近。虽然也不缺谣传——比如毛勒年轻时曾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但根据不足，你不会真信。我们有两个年轻老师的可信资料，但他们从不制造事端。一个据说很穷，夜晚在饭店弹钢琴挣钱。他成了我们跟踪对象。另一个据说是象棋手。报上有过报导。
    一个秋日，毛勒手里拿着一只红菇走入教室。他把蘑菇放在讲台上，让人释然也让人惊讶——我们窥见了他的私生活，瞧，毛勒也采蘑菇。
    没有一个老师谈论政治。这一时期，办公室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的。那里也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老师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其中的一个甚至在1944年那么晚的时候还在喊——在办公室——“希特勒倒台，老子就完了！”可他没完。我高中时，他教我的德语课。他恢复了常态，1946年当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凯旋式地在校园里叫喊。
    我是个不错的学生，但不是最优秀的学生。生物学应该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但在人民小学，我则遇上了一个古怪的生物老师。有一回，他不幸触犯了校规，受到警告，之后成了一座熄灭的火山。我成绩最好的是地理和历史。因为我有最杰出的老师布雷恩曼。他是个年轻人，皮肤微红，精力充沛，金发直竖，一生气就会爆炸。他经常生气。但他心眼很好，我喜欢他。我经常写取材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作文。文章一写就很长。很久以后，我从另一个南拉丁同学布·格朗迪恩那里听到了这些事。布在高中时期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初中时我们并不认识。
    布说，他第一次听说我是在一次课间休息经过我几个同班同学的时候。有几个拿到了交上去的考卷，对分数很不满意。布听见恼怒的抱怨：
    ——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得像“特朗”那么快的！
    布认为特朗“是一个可恶的家伙”，应该避免交往。
    对于我，这个故事有一种安抚作用。对于现在以产量少而闻名的我，那时我则以写得快出名，一个词的斯达汉诺夫①运动。
   
①斯达汉诺夫运动，指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运动。

夜跑跑

驱魔

    十五岁那年冬天，我被巨大的焦虑缠住。我被囚在一个射出黑暗的聚光灯里。每天黄昏降临直至第二天黎明我都陷在焦虑的控制中。我睡得很少，我坐在床上，通常抱着一本厚厚的书。那段时间我读了好几本厚书，但其实我无法肯定我是否真的读过，因为所读的东西一点印象也没留下。书是让灯开着的借口。
    那是从深夜开始的。一天晚上我到电影院看《枉度光阴》，影片讲的是一个酒鬼。他最后得了精神病——这令人震惊的结局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幼稚。但当时……
    我躺在床上，电影镜头在我脑海不停浮现出来，像看了电影之后经常发生的那样。
    屋里恐怖气氛突然加剧起来。某个东西完全占据了我。我身体突然开始发抖，特别是双腿。我是个上了发条的玩具，无助地乱晃乱跳。我抑制不住地抽搐起来。我从未经历过这种状态。我喊叫救命，妈妈走入房间。抽搐渐渐消退。再没回来。但恐惧加剧了，从黄昏到清晨一直跟踪我。这一主宰夜间的恐惧和弗里兹朗在《马博瑟医生的遗嘱》的影片里所体验的有着相似之处——一家有人躲藏的印刷厂，机器在转，一切在震晃——我很快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但相比之下，我的夜要宁寂得多。
    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世界是一座大医院。我看见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灯在燃烧，试图赶走那些可怕的脸，但有时我会打瞌睡，闭上眼帘，可怕的脸就会将我围住。
    世界寂然，但声音在寂静内部忙碌。墙纸的图案做着鬼脸。寂静时而被墙内的咔嗒声打破。是什么发出响声？谁发的？是我自己发的吗？墙的响动是我的病态意愿引起的！真是糟糕……我疯了吗？差不多。
    我担心滑进疯狂，但总体来说我并未觉得自己会遭受任何疾病威胁——这不是疑病症中的案例——不，而是疾病的绝对统治引发的恐惧。就像在一部电影里，平和的房间配上恐怖的音乐，家具就会彻底改变特征。我经历外部世界的方式与平时不同，是因为疾病专制的意识控制着我。几年前我想做个探险者，如今我挤进了一个我根本不想去的陌生国度。我发现了一种邪恶的力量。或确切地说：是邪恶的力量发现了我。
    （最近我在报上读到，某些青少年由于被艾滋病统治世界的念头所困扰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他们会理解我的）
    母亲目睹了那个深秋之夜危机开始时的痉挛。但之后她完全被关在外面。所有人都被拒之门外，要谈论那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我被鬼包围。我自己也是个鬼。这个鬼每天早上上学，坐在课堂上，但却无人发现。学校变成喘气的空间，我的恐惧在那儿有所减轻。我的私生活在闹鬼。一切被颠倒了过来。
    那时候我怀疑所有的宗教，我拒绝祈祷。如果危机晚出现几年，我会把它当成启示，某种唤醒我的东西，就像释迦牟尼的四次遭遇（和老者、病人、死尸、丐僧）。我会对闯入我夜间意识的变形的病人多一点同情少一点恐惧。但那时，我陷入恐惧之时，带宗教色彩的解释并没有提示我。没有祈祷，只有试着用音乐驱魔。正是那个时期，我开始认真地锤击起钢琴。
    而我一直在长个儿。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我位于全班矮个儿行列，到了期末我变成了最高的一个。好像笼罩我的恐惧是一种催促植物疯长的肥料。
    冬天快结束了，白日越来越长。如今，奇迹发生了，我生活中的黑暗也在撤退。这过程是渐进的，在我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才结束。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恐惧已边缘化。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讨论哲学（并抽着雪茄）。到穿越明亮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恐惧在家等我的感觉了。
    这毕竟是我经历的东西。也许是一生最重要的经历。而它要结束了。我以为它是地狱，但它是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