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作家

大兵

中国的文人不受重视，大家都不爽，现在有点被重视的苗头，又有人在一旁胡言乱语，居然有人说是靠所谓的嘴脸来换取的，你认为该派谁去法国呢？是你吗？另外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不要不负责任，不喜欢的东西也没必要去贬低。

石留

面对艺术时武断是最可容忍的错误
另
艺术=错误

马骥

“评论别人的时候不要不负责任”——唉，所有我说的话我都能负起责任，谁让我昨天那么冲动，到现在自找麻烦呢？
胞波涤纶，你架子比我大，棍子比我粗，行了吧。不过呢，有些话不是靠语气、反问句和逞强好胜的决心就能立住的。否则就容易缠杂不清了。

关于抄袭和继承。我的意见是，有所突破和创新才能多少摆脱抄袭的羞耻。博尔赫斯说过一个强有力的作家能够创造他的先驱，这是对传统继承很有见地的说法。《十八岁出门远行》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是余华历来为人称道的短篇了，建议你再看看我说的另外两篇，除了《傻瓜吉姆佩尔》只有在超星上有，其他的很好找的。对比之后，才能明白余华如何从源头挖到一个小点进行放大，与原作相比，质量和境界真是天差地远。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抄袭，那随便你，名人们才有精力打官司。其他的小说我不想说了，越扯越远。

关于是否面对现实，我的意见是，一个作家最大的道德就是写出好作品，其他的就滚他妈的，无论是中国的现实，还是中国文人的地位。不过余华触及到一点现实，又有人愿意从这一点上认同他，我就要反驳一下了。从政治人格上来说，写《农村调查报告》的那个人比余华高尚多了，文字也更有现实意义，虽然这与文学没什么关系。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很多都被过滤掉了。看来中国人的敏感只集中在这上面，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文章我不喜欢，可以作为我观点的部分补充看一下。



高氏兄弟：余华作品为什么在中国畅通无阻？


曾经怀有余华情结的诗人宇向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余华的作品，赞叹其语言的魅力与叙事
的精妙，建议我们阅读余华的作品，并将她购藏的《许三观卖血记》借给我们看。虽然
对于解冻之前一切浮在上的东西敬而远之是我们的通常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
东西偶尔瞥上两眼。据说余华是众多文学批评家最看好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是最具文
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先锋作家，是中国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然而，最近我们
翻阅余华的言论与作品，却发现这位广受赞誉的先锋作家对中国社会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状况竟然惊人地无知，而且其作品的所谓“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也实属可疑。
据报导，余华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以“文学中的现实”为题做演讲，并回
答读者的提问。有读者表示困惑：你的很多作品对中国现实批判得如此深刻，当局为什
么还能容忍呢？余华说：中国当局、中国媒体也在逐渐变得更开明。他笑着说：前十来
年电视报纸采访我，我毫无顾忌放开了胡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反正是不敢刊登的；到
95、96年我发现不能那样放肆了，因为我说的“反动话”他们也敢照登！到现在更不得
了了，我没说的他们也敢登！政府？政府才不管呢，政府没人读报纸看这些东西啊。
（余华新州演讲：人生就像写长篇）
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惊诧，不知余华“放肆”说的“反动话”是些什么内容，媒体竟
会如此“开明”地刊登，为什么我们在电视报纸等媒体的聒噪喧嚣中竟然没有察觉到如
此“开明”的徵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局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认
为，余华先生所说的那些被媒体“照登”的“反动话”如果没有人管，也许并不像余华
先生想像的那样“政府没人读报看这些东西”，也并非是由于中国当局与媒体“变得更
开明”，而可能是因为余华先生那些所谓的“反动话”本身过于暧昧无关痛痒，或者根
本就不着边际，算不上什么“反动”。在这里，我们建议余华先生上网读一下最近“世
纪沙龙”上余世存先生的一篇题为“怀念杜导斌先生”的文章，也许这篇文章能比我们
更好地帮助他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话才够“反动”，什么人的什么样的“反动话”才会
让媒体惊恐，令当局不快，被当局关注。如果余华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用google搜索一
下“不锈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廖亦武、刘晓波、任不寐、王怡、余杰、余世存
这些人的名字，接着查看一下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内容，不管能否打开那些内容，想必余
华先生会自己掂量出自己所言的的那些“反动话”的分量。
不知余华先生在盛赞中国当局与媒体在逐渐变得更加开明之时，他是否知道近来“不锈
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等因言获罪者的遭遇。他究竟对中国当局对电视报纸等媒体
的长期操控浑然无知，还是有意向当局献媚？或许余华说这番话并非言不由衷，他确实
是认为中国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余华在意大利接受一个什么文学奖时
就曾对西方记者说：“中国作家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作家在媒
体上看到余华先生在西方大包大揽地代表他们说话有何感想。余华本来可以说他自己在
中国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这样说，别人无权干涉，也无意质疑。而他如果想代表中国
作家说话，就应当慎重地用脑子用心多想一想，想好了再说，别忘记了在“中国作家”
这顶帽子下还有廖亦武、王力雄、刘晓波、任不寐们的存在，也别忘记了一只老鼠一头
猪或者一条金鱼所要求的空间和一只雄鹰一头大象和一个人所需求的空间是绝对不同
的。为什么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竟然这样天真？我们猜想，余华先生大概从不知道《南
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21世纪环球报导》等报刊遭到当局的整肃或封
杀的事，也不知道当局一直垄断新闻业与出版业并限制大陆公民安装电视卫星天线的
事，他上网大概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该页无法显示”、“你无权查阅该页”，不知道国
际互联网上有众多的网站网页被当局有效地屏蔽，当然也不知道着名的“文化先锋”已
被封杀数月，“不寐论坛”已被封数十次之多……写了《活着》的余华先生大约是崇尚
隐忍而又超然地“活着”的，然而，余华先生究竟是“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是
“活”在由小说文本构造的象牙塔里，抑或“活”在遥远的天狼星上？为什么他对当局
箝制言论整肃媒体的作为竟然无知无晓？！
余华先生的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姓余的作家──余杰不久前在美国接受万人杰
新闻奖的演讲，余杰在题为《我们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的演讲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措
辞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政府践踏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行径。面对西方，
为什么两位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如此不同？究竟谁在撒谎？对比余杰与余华，还有一
个有趣的现象：两位余姓作家都把鲁迅视为某种思想与写作的资源，而他们在对毛与文
革等问题上观点却截然相反，余杰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毛与文革，而余
华则站在许三观时代的废墟上对毛与文革一往情深。
余华曾经表示他的文学启蒙是从大字报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余华读小学一
年级；“文革”结束，余华中学毕业。在整个少年时期，余华没有书看，整天在大街上
看大字报。他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
小时。余华说：“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
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
‘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余华开始喜欢上了文学。（朱筱菁《余
华：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从任何事物中发掘写作的灵感
开始写作，我们并不认 为余华从文革大字报中学习写作有什么不对。这里的问题是余
华当时或者后来是否在自己心中自觉抵制或清洗了那些毒化人的心智的文革意识形态毒
素。
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那段时间对于中
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
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
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能
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看来广场上的“理想主义”的毛泽东有福了，他有理由从水晶棺里站起来，在余华先生
或者像余华先生这样“成熟”的人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
人民已经“成熟”了！然后挥动他那只翻手为云俯手为雨沾满了王申酉、林昭、遇罗
克、李九莲、张志新等自由思想者鲜血的胖手，再发动一次文革邪教运动。自幼喜欢看
大字报的余华先生也有福了，他又可以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发掘文学灵感了。只是毛
幽灵一旦卷土重来，恐怕不但我们大家要受二茬罪，而且恐怕余华先生的文学功业也将
毁于一旦，他大概不得不告别靠稿费版税吃饭日子而重操早已厌弃而且也早已生疏的牙
医旧业。
“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毛）的理想”。这话说得真贱！好象中国人
民“活着”就是为了去实现毛的什么“理想”！余华对毛的吹捧让人难以容忍！他把发
动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说成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称文革“是一笔财富”，
并且着力美化独裁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余华对毛的这种令人感到肉麻的吹捧究竟是出于
无耻，还是出于无知？按照余华先生的逻辑，希特勒的奥斯维辛、斯大林的古拉格也是
一笔财富，是否余华先生已经“成熟”到把希特勒、斯大林也理解为“伟大的理想主义
者”的程度？按照余华先生的说法，似乎毛搞独裁发动文革浩劫没有罪没有错，有罪有
错的倒是遭受浩劫的中国普通百姓，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许三观一家在文
革中捱饿卖血活该，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我们的“先锋作家”是多么的
“成熟”啊！那些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的人是不
是有点一相情愿，而且“不够成熟”！
诗人宇向最近在与我们交流余华问题时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那么多写出优秀文
字的作家诗人都有着巨大的立场判断错误，是对文字的过甚进入伤害了他们？还是要被
蒙住眼睛才能写出好的字句？而博尔赫斯是否是在文字的迷宫中触动了上帝的隐秘才让
他瞎的眼睛？文字必须要有魔鬼的施术才能迷惑人心吗？还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弱小无
能甘于被迷惑而无力甚或难说不是一种暗藏的懒惰呢？”（宇向2003─11─11电子邮
件）我们一直认为，对毛与文革的判断不只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一种审美与智性的判
断，而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及智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处于平衡对称的状态。余华
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使他与其广受赞誉的小说作品构成了一种荒谬复杂的矛盾关
系，这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魅惑、历史的遮蔽、错位的误读、批评的贫困、价值的迷津、
文化的溃败、救赎的虚幻以及对苦难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
和迷恋源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与现实真相的无知，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写作，
使他不得不在小说中或者极力淡化现实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谎言当作真相。
余华出生在1960年，那正是毛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期，这一时期被当局谎称为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余华不喜欢的那些知识分子早已澄清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中
国大陆实际上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当时中国发生大面
积的饥荒完全是毛的极左政策所至。余华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并不清楚，他在《许三观卖
血记》中描述这段历史时，一直沿用当局的说法，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大
笔一挥降下大水，说什么“水灾过去后，荒年就跟着来了。”历史的谎言就这样成为文
本的“真理”。饿死上千万的大饥荒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虚化过去，一向以冷
酷的叙事着称的余华在这里竟没有忍心让他笔下的任何的一个人饿死。
看来余华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不怎么在意，但我们知道他是“希望创造伟大的思
想”的。作为写作者，可能他对文本的“真理”更感兴趣。那么，写了《活着》、《许
三观卖血记》的余华心目中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余华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
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
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
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余华作品
集》）
评论余华的小说并非本文的主旨，但既然已经从余华的言论谈及余华的小说，我们也不
妨再多说几句。一个作家在小说叙事中隐藏起自己的道德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
零度叙述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叙事策略，中外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如
果余华真的把“排斥道德判断”视为一种真理，并达到了“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
然”境界，他还写什么小说？做什么演讲？要知道，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背后都潜隐着
一些相应的审美与智性的因素。当一个作家自我抽空了写作的基点和理由，他又如何能
“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们不相信一个视苟活为幸福并且崇拜毛氏纳粹思想的作
家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那些从余华那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思想的小说中解
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读者实在是太富有想像力了。
据说余华与鲁迅有文化血脉上的联系。余华和鲁迅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
弃医从文，都怀有某种矫饰的左倾情结，都缺乏终极信仰，作品中都充满阴冷的气
息……余华的小说糅合了鲁迅、卡夫卡、拉美文学以及法国新小说，把鲁迅所概括的
“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模式推演到极致，发展出一种冷漠玩酷的寓言叙
事套路。显然，余华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属于阿Q的后裔，他们仿佛注定永生永世属
于劣等种族，对于他们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意味着一切，人生无须自
由、尊严，照样可以无可奈何而又自得其乐地像猪一样“活着”。与鲁迅对阿Q的批
判、嘲讽有所不同，余华对自己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充满了一种冷眼旁观、细心玩味
的意淫之情，这实为一种冷漠的看客的心态，而这恰恰成就了作为“先锋作家”的余
华。就叙事的冷酷与精致来说，余华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先师。也许，按照许三观说
法，“这就叫吊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
余华自《在细雨中呼喊》以来一直沉迷于一种东方犬儒主义的“活着”的说法，1998年
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的采访谈到他的小说《活着》时说：“活着
是生命的唯一要求”。余华也试图通过他的小说让大家相信这一点。这与中国官方人权
就是生存权的“高论”多么相似多么吻合。难怪余华作品在中国畅通无阻。
毛时代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粪坑，置身于如此畸形的邪教现实之中，有多少人为
之窒息！有多少人久而不闻其臭！在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丧失了正常的精神嗅觉不
以毛与文革为耻者绝非余华一人，即使是在崇尚思想的所谓知识界、学术界，我们也曾
碰到许多不辨香臭尊崇毛幽灵的文革精神遗民。一个嗅觉被异化的民族一直漠视甚至抵
制清理毛时代的精神粪坑的工作，后毛时代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政治
策略，而某些被冠以前卫先锋新锐的艺术家作家学者也仅仅是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污物
当作意淫玩味与谋取名利的资源，某些人还一方面以暧昧不清的“艺术语言”对文革做
貌似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无视与文革有直接关系的当今中国现实的腐化残酷，
有意无意地充当丑恶势力的帮闲甚至帮凶，为那个给现实的腐化残酷提供制度保障的幽
灵化的文革元凶招魂颂德。偌大的中国真正在做清理文革粪坑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几个！
？
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被扣上“臭老九”的恶名多次遭受政治运动的围剿打压，又在
1989年的那个夏天遭遇国家机器的致命重创，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失落，谎
言成为合法的“真理”，而许多常识却被颠倒了，在某些人的眼里，“知识分子”俨然
成了一个令人羞辱的身份，有些人羞于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并迫不及待地要和知
识分子划清界限。余华先生就曾对记者说：“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
分子’的立场，这种状态挺好。”余华这种和知识分子不屑为伍的表白与姿态很容易让
人感觉是在模仿一直贬损知识分子并写过“千万别把我当人”的王朔。实际上，王余两
位作家也是知识分子，王朔后来在与老侠的谈话中也已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
子做自我批评自我批判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什么必要做出那种不屑于和知识分子为伍的
姿态与架子！？非要把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再来批评批判知识分子未免太自恋了。
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民族像汉民族这样喜欢糟蹋自己的知识分子，世界上大概也没有几
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像汉民族的知识分子这样喜欢自我糟蹋。
“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余华先生还曾这样提醒（或者说警告）人们。在一
个最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唤醒历史记忆，清理毛坑，恢复被颠倒的常识的时代，余华先
生说这种带有帮闲意味的风凉话有什么意义？！什么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
？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所谓“太把
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人就更少了。中国从来不乏帮闲的文人看客，而恰恰缺少
“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而不满足于像猪一样“活着”执意要对强权与现实说三
道四的公共知识分子，缺少战胜了恐惧、相信自己“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的独立知
识分子。在这里，我们要向这样的知识分子致敬！我们也想提醒余华先生：写你的小
说，看在许三观的份上，为了让许三观的后代不再卖血，帮闲的话少说。
　　（送帖者注明：高氏兄弟为“中国当代着名前卫美术家”。）
　　（选自“大家论坛”）

虚假而失败的《活着》--余华批判

　　作者：范美忠
　　为了写一篇余华批判，我重读了余华的所有小说以及他的一些谈文学的随笔作品，最后读的一本就是《活着》，这第二次的阅读跟第一次的阅读感受完全不同，回过头来看看第一次在"驳谢有顺《十部作品五个问题》"对它的评价，我不仅哑然失笑，我第一次的评价是"恰恰是他不再关注形式本身，不再先锋以后，在他回归现实主义写作之后，他写出了两部堪称当代经典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其叙事的简洁，在朴素和冷静的文笔中蕴藏的动人力量都是罕见的，有返朴归真之感，距离经典也只一步之遥。"
　　我在〈当代文坛为何不能产生大师〉一文中曾提出作品经得起多次重读作为小说名著的一个必要的标准，因为很多作品可能会在读一遍的时候由于其新鲜感陌生感和独特性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使我们对作品产生过高的估价。（我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也是如此，虽然我很讨厌刘，但读第一遍的时候震动还是比较大，但当我为了批驳他而读第二遍时候，才发现他语无伦次，胡言乱语，漏洞百出，根本不堪卒读。）现在看来以重读为标准来检验〈活着〉也产生了同样的感受。
　　余华的短篇小说是以其独特的形式对既有的小说写作模式进行戏仿和和颠覆，对传统的人性想象，历史叙述，意义伦理价值阐释进行无情颠覆，不动声色冷漠的描写暴力，残酷，死亡，恐怖阴暗而为文坛侧目的。（对他的短篇和其它两部长篇将在以后一一评论）
　　到了他的三部长篇后，他不仅在写作的内容方面从远离现实的模糊不清的场景，混乱的时间作品逻辑，非理性的残酷的人物回到了现实生活，而作者个人对作品人物对现实的态度也从情感的零度变成了具有一定的悲悯同情的姿态，而作品人物也从非人性的纯粹近于兽性的残酷变得具有了喜怒哀乐，具有了自尊心，爱，同情与温情。而表现的东西从短篇小说的人性残酷和非理性变成了人的生存苦难，生活艰难和生活人性命运的客观呈现，并张扬一种面对苦难的麻木忍耐达观的人生哲学。
　　〈活着〉仍然体现了余华把苦难推向极端的冷峻。也就是作品主人公富贵的父母，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等六个亲人都因自己，社会或者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原因而先于他一一死亡，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地度过晚年，而与他相依为命的仅仅只有一头也被他起名为富贵的老水牛。
　　但这次我却并没有被感动，甚至还边读边乐："余华真搞笑，他也真会编故事，编得这么假！我为什么要为如此虚假的故事感动和流泪？"
　　为什么说活着虚假？已经有人指出了不是命运造成富贵的苦难，而是余华咬着牙很"酷"地人为安排他的亲人死去的。（比如有个叫焚天的，当然，不看他的文章我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偏偏之前看了，这里就跳进黄河说不清，干脆直接借用一些）在我的经验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一个人的六个亲人都这样由于偶然但又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死去的情况。除非二战这样的战争，或者中国的文革，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这样的社会政治悲剧，或者大面积的瘟疫才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否则命运再残酷，也难于出现这种状况，而富贵的亲人的死偏偏不是那几种情况，就象一个人连续三次中五百万的足彩大奖一样，除非作弊。所以富贵的苦难就象武侠小说中主人公每次遇险总有高人及时出现搭救一样不可思议。
　　其次是作品人物性格和感情的虚假，我们说中国人或者被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的包袱压抑得缺乏了生存的自觉，抗争的意识和喜怒哀乐，但人的一些基本的人性还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有的，否则就太不可思议。本书的主人公其实就是富贵一个人，其次着墨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妻子家珍了。富贵的虚假在于两个方面（焚天说他的浪子回头太过偶然，我倒认为虽然有点牵强，但还是可以理解的，有点人赌钱和懒惰的习性一辈子改不了，比如还有本人好看书的习性和懒惰的习性也是如此。但也有那种人，一旦下定了决心改变，就能做到）。一是富贵对亲人的死没有撕心裂肺的悲痛，（有人说余华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他不写官僚，不写城市，不写知识分子，不写小资的孤独与感伤，不写有钱人的烦恼，不企图书写史诗性的作品，不进行宏大叙事不进行历史反思，不关心信仰和意义价值问题"这里我并不是要求余华一定要关心价值和要有终极关怀，要为我们和他自己寻找精神出路，象北村去找个基督教来救命，张承志抓住哲合忍耶，张炜把田园诗化大地母亲化农民淳朴化，但价值追求的冲动和困惑应该有，当然他也可以在小说中回避这个问题，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没有涉及人的意义问题，但既然余华已经说了活着就是活着，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东西而活着，就说明他触及了这个问题，但又不敢展开就得出了结论，是否也意味着他的怯懦呢？他怕陷入这种没有答案或者他认为虚无缥缈的问题当中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不进行道德判断，不进行哲学思索，不进行批判，不高举理想主义旗帜，不写当代社会。他写的基本都是生活在农村"许三观是丝厂工人，但他出身于农村，而那种小厂小城镇也基本等于乡村"的被生物意义上的身体生命存在和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恰好我也是农民出身，而且我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意义上的生存苦难也不比余华小说中人物的苦难差，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对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真假进行一些判断。）农民虽然被苦难压得已经麻木了，但一些基本的人的情感还是有的，在我的经验中，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在自己的儿女死了以后其悲痛是难于言喻，大多数并不因此而自杀，但因此气死的可并不少，我亲眼见过不止一次那些不幸的父亲母亲悲痛欲绝的场面，我自己都忍不住跟着流泪。看到后来才知道不是富贵麻木了，而是余华的观念已经决定了，面对无力反抗的苦难，你不仅无法也不应该反抗，而且连悲痛似乎也不应该有，因为你哭泣和悲伤有什么用？不是折磨自己吗？这是作者观念压抑了富贵的正常人性，而不是生活的苦难钝化了富贵的生命敏感（象鲁迅作品中的闰土一样）。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我"因为小孩的蒙昧状态以及被领养五年造成的跟亲身父母的隔膜而显得没心没肺还可以理解的话，富贵面对死亡的麻木和冷静就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其次是他对待命运的态度，我们说面对不可抗议的命运，你认识到反抗没有用，所以放弃反抗，还可以理解的话（余小说中人物的死可以说由他自身的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和天命的偶然性三重因素造成，他父亲因他的赌钱而气死，母亲也有这个因素，妻子的病既有这个原因也有经济困难的原因，而儿子的死则是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和对人权生命的不尊重导致，而属于社会性悲剧；女儿女婿以及外孙的死亡则纯属偶然，属于天命悲剧），连愤怒，不平，牢骚，诅咒都没有就让人难于接受了，我记得窦蛾面对不公正面对命运尚且发出愤怒的诅咒"天也，你错戡贤愚枉做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的对命运和造物主的诅咒；就是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和命运骂骂咧咧的人也很多，至少牢骚应该有，而富贵似乎这些正常的反应都没有，这岂止是宿命论是麻木，简直已经不是人了。这其实也是余华观念的演绎，既然活着就是活着，你如果愤怒不平就是自找苦吃，就会产生反抗企图，而天命你不可抗拒，而社会性悲剧吧，就如余华自己所说："我觉得自己给这个社会一拳，这个世界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不一定要反抗和改造这个社以天下为己任，但个体为改变生存处境的奋斗和挣扎呢？所以余华最后写富贵面对苦难的达观就成了无的放失，连苦难感和悲剧感都没有，还鼓吹什么达观？从来就没有对人生意义困惑过，没有悲痛过，没有不平过，没有伤心过，没有过尊严没有灵魂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过存在的敏感和自觉，没有抗争而无效的悲哀，没有幸福感也就没有痛感和悲剧感，简直就是动物的生存，就象一头猪一头牛还谈什么达观，无须达观富贵也可以活得很快乐，猪一样的快乐！
　　其次是富贵的妻子家珍的对他的败家毫无不平和愤怒谴责：
　　下面已经有人写了，我不再重复。只是对焚天的这一段作一些补充；
　　"早上几年的时候,家珍还是一个女学生。那时候城里有夜校了,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提着一盏小煤油灯,和几个女伴去上学。我是在拐弯处看到她,她一扭一扭地走过来,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我眼睛都看得不会动了,家珍那时候长得可真漂亮,头发齐齐地挂到耳根,走去时旗袍在腰上一皱一皱,我当时就在心里想,我要她做我的女人……"
　　可是这样的一位女性,上夜校学过习,接受过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教育（即使并不多）,毕竟是头发剪掉的,穿过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的女人,绝不会是农村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被三从四德捆绑着的人。可是她后来的表现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如此,她从来没有不满的表示,除了恳求,服从,忍耐,下跪--她的穿上高跟鞋"一扭一扭"的勇气和反叛哪去了？她难道从来就不考虑这些？不过是在适应,适应,无论是怎样的环境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活着"？（补充：这里我不太认同焚天的看法，人的青年时代或许有些反叛或许新潮，但成年了碰了一些钉子后会学会放弃理想放弃抗争放弃与现实的妥协，家珍的变化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汪精卫少年时代还是有壮志豪情的革命志士呢，还写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让我赞赏不已的诗句呢，后来不也成了大汉奸吗？而且爱情婚姻男女之的事多少有些非理性，有时不可以常理和逻辑进行判断。只是余华似乎应该对这种转变有所交代，另就算她已经认命，没有过离婚成为出走的娜拉的打算，但抱怨，哭泣，愤怒还是应该有的，这里我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的，比如我父亲就是比富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赌鬼，但我母亲并没有跟他离婚，但哭泣愤怒和吵架打架是免不了的，我大哥也是一赌鬼，每次他输关了钱或者欠了很多赌债，或者有人来催睹债，我大嫂就要死要活，虽然已经分家，还是到我家里来找我父母大吵大闹，质问我父母：你养的什么样的儿子？或者养子不教之类，或者要我父母亲去还钱，还把她父母亲叫来交涉，当然，她与我大哥的吵架打架更是不在话下。而我大哥的转变可就没富贵那么容易，多次重犯相同的错误，最后彻底摆脱是因为自己的两个孩子读书需要钱而不得不戒赌，也因为自己养了一百来头猪而抽不出时间去赌钱。其它一些邻居亲戚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家珍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心里对我不满,脸上不让我看出来,弄些转弯抹角的点子来敲打我。我偏偏是软硬不吃,我爹的布鞋和家珍的菜都管不住我的腿,我就是爱往城里跑,爱往妓院钻。还是我娘知道我们男人心里想什么,她对家珍说：
　　"\'男人都是馋嘴的猫。\'
　　"我娘说这话不只是为我开脱,还揭了我爹的老底。我爹坐在椅子里,一听这话眼睛就眯成了两条门缝,嘿嘿笑了一下。我爹年轻时也不检点,他是老了干不动了才老实起来。"
　　即使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家珍的信念,他贤惠依旧,只是在失去儿子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固执：
　　"……家珍的怒火立刻冲着我来了,她喊道：
　　"\'你儿子就值两百块？\'"
　　即使春生"又来了两次",家珍仍旧做到了"死活不让他进门",这是她唯一敢于坚持自己的观念,有没有被"我"同化的地方。
　　但是在家珍死前,她喜欢说话了,她说：
　　"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引用焚天完毕）
　　
　　最后是就算余华写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活着〉也决不是悲剧。也不能让我有一点感动。这里先要说明我并不是有铁石心肠的人，我看鲁迅的《祝福》，看陀斯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产生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心灵被深深的触动，灵魂受到强烈震撼。读《俄狄浦斯王》的感觉也不同，我觉得那是实实在在的悲剧。为什么？余华缺少了什么？〈活着〉缺少了什么？
　　同样作为不可抗拒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宿命感，因为俄狄浦斯对宿命的强烈的抗争精神，以及在抗拒失败之后又刺瞎自己的自责和忏悔的精神，所以才成为悲剧。也就是说这种悲剧虽然有宿命感，但人物还有抗争的机会，其实人的出身地国家，种族父母和自己的天赋都是前定的，这种前定命运跟《俄狄浦斯王》是一回事，即使抗争和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没有效果，也要抗争之后才知道，所以《俄狄浦斯王》就具有了普遍性。而按照余华的书写来看，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根本没有抗争没有忏悔没有愤怒。尤其在面对社会和富贵个体责任之外的死亡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种个体的偶然厄运和境遇了，没有什么普遍性，而文学是要表现普遍性的东西，这样的故事显然已经不适合作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就算我们承认余华写的可能是真实的，但并非一切真实呈现都是文学性表现都具有文学价值。
　　其次，我们说，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才是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面对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因为他们所属的两个家族是世仇。但也因为他们的抗争，更因为他们美丽纯洁的爱情和对爱的忠贞，所以他们的死也成了悲剧。富贵的亲人的死为什么不能给人以悲剧感呢？因为他们生存的蒙昧状态和迟钝，存在的非自觉状态和麻木，精神价值和灵魂维度的空缺，这本是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但余华声称"就是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而活着！"又声称"事实永远不会过时，观点会过时"，他似乎认为只有物理性存在的身体和事件性真实才是真实，而人的灵魂性存在，人的价值关怀和意义理想追求都是虚幻的《其实真实分为事件真实（现实主义），物理真实（自然主义），情感真实灵魂真实，内在心理真实（心理小说和意识流），价值真实，思想观念真实（荒诞派其实就是对人的处境的一种观念化的认识），余华的真实观太狭隘了，或者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以为的原生态的真实就是前两者的真实，似乎后的真实都对前者构成遮蔽，但问题在于那种放弃后者的状况只有在麻木和处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才可能，余华始终写最底层的人是否是这个原因呢？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里借用美国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满足理论，余华让他的人物处于社会最底层和生存边缘，始终在苦难打击之下，在生存本能的最基本要求之下，没有可能考虑更高层面的从动和需求，因为只有在前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考虑更高一层次的需求满足，底层人之外的人的存在就更不真实？麻木顺从就真实，抗争就不真实？如果他写知识分子，或者写一个富裕的人，我不知道他如何写下去？放弃了后者的真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恰恰不真实，其实绝对真实就算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存在，我们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这里牵涉到语言和存在，主体和客体永远无法同一的问题；具体到物质性真实和精神性心理真实谁更客观和真实的问题，那也很难说，比如佛家显然就认为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也不真实，也是很主观化的，三界唯心，五？唯识，一切皆由心造，黑格尔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展现；因此我们对世界的反映总是主观的，没有人能达到绝对真实，只有相对更真实而已，所以作家都在宣称自己写了真实，而实际上对同样的生活和社会的呈现却如此的不同，本身就说明了真实的可疑。》，所以他在选取表现对象的时候也就不选取那些有这些层面的人作为主人公，而是那些被压在生存边缘无法考虑价值终极关怀的人，没有灵魂和尊严的人。既然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富贵自己还是他的亲人都成了动物性存在成了非价值形态的存在，那么对一群猪的死亡你有什么必要悲伤呢？又是什么苦难呢？是什么悲剧呢？一头猪（富贵）面对群猪的死亡又有什么悲痛可言呢？
　　那么是不是照我这样说，只有《红楼梦》当中那些美丽女孩美丽青春美丽爱情的毁灭，只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美好爱情和美丽青年的毁灭才是悲剧呢？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陀斯绥耶夫斯基笔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存，都让我产生了悲剧和苦难感并因此而怜悯而落泪，为什么？一方面是作品主人公的灵魂和尊严的被戕害，一方面是善良的人却受苦被侮辱和损害产生的不公正感，还有就是作者强烈的悲悯情怀在作品人物身上的投射。这种悲悯也是有着理想主义维度和批判维度的，这种判断有个价值尺度在，否则存在就合理，就正常，就没有什么侮辱损害和不公正可言。其实我们生活中悲剧到处都是，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感觉不到？或者一般的作家写出来我们也感觉不到，除了技术层面的差异之外，我们没有鲁迅等危殆作家那样对苦难的敏感的心灵和博大而深厚的悲悯情怀是很重要的原因。其实祥林嫂和闰土的存在也跟富贵的存在差不多，造成差异和高下之分的就是这种作者悲悯的强弱和批判的有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悲悯和批判才成为好作家好作品，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就没有悲悯，我可以看他的幽默他对人性的发现他的讽刺。王朔的小说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对理想的颠覆之外，也没有批判，但我可以看他的幽默。
　　但余华在《活着》里面明明是要写苦难，问题就来了。你或许会说余华凭什么要跟鲁迅等人一样？文学的生命本来就在于创新，他的风格本来就是零度写作，情感不介入，不批判，只是呈现，甚至不象孔子删削《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让我想起史学上德国的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派，也是这种观点，其意思是事实客观的呈现了，判断也就很清楚了，比如你写日本在南京"屠杀了中国三十万人"，你无须附加"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修饰语我们也就知道日本军人的残酷了。而且不附加判断和情感的呈现可能更为真实（前面我说了什么样的真实才是真实；这里牵涉到作者的情感零度和作品的人物情感零度是否更有利于纯粹真实和本真呈现的问题，或者他多少也受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接受美学的影响），我认为象他的短篇那样作品人物除了残酷一面毫无情感流露（比如《现实一种》）他可能以为更纯粹，我认为极端化反失其真（因为人没有丝毫怜悯和人性和人伦情感也是不真实的）；他也许认为象物理学上的摩擦力忽略不计从而构成一种真实的理想状态吧！至于批判问题，还牵涉到一个价值消解的问题，由于我们自己国家社会的传统价值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双重失落，既有价值的荒原和幻灭感导致对一切价值重建的价值标准甚至价值形态本身的不信任，这里就是后现代的解构和取消价值维度导致单想向度平面化的问题了。至于作者情感的零度和终止判断，既不讽刺也不悲悯也不批判，我认为未必更真实，但的确会有他的独特效果，因为零度，反而使作品留下了空白给作者留下了想象和批判的空间，导致不同读者以各种价值观以自己不同的经历和经验来对事实进行判断，造成不同反应和思索批评的热情（其实他的零度都体现在他的早期短篇中，而在三部长篇中他有自己明显的看法和态度的），导致多解（余华的作品的独特性就在此，这种残缺感也是余华在先锋作家中被评论最多的重要原因，而我看过的有关评论差异大得让人吃惊）。如果是在《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不会要求作者悲悯和批判，其实小说除了传达一种人生命运和对人生的态度之外，文字魅力细节的对人性和生活的发现也很重要，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就算我不关心思索卖血问题还可以看他的幽默，比如许玉兰象儿子交代偷情细节的部分。但写苦难不同，零度情感和情感不够都写不好苦难，《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所以我认为余华的三本书里面写得最好的是《在细雨中呼喊》，其实是《许三观卖血记》，最后才是《活着》。
　　也许有人会说，你觉得不真实，那或者是你的生活经验的原因，也许二战余生的尤太人会觉得很真实呢，或许是，〈活着〉的价值也就是给这种有相同遭遇的人作为苦难的安慰剂和赚得一些不动脑筋的读者的廉价眼泪了。因为我和绝大大多数人恐怕都不会面临这样的惨剧，我就象看见几头猪被宰杀或者看见车祸死了好多与我不相关的人，既偶然又是没有价值的毁灭，我虽然出于生理性反应感到震惊，恐怕是不会把它当成一场悲剧并为之流泪并上升到人生命运和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来进行思索的，显然记录这一场车祸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而已，不会是文学。(来源：学而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23 14:13:12编辑过]

门兴格拉德巴赫

邪门，这个有残雪和鲁迅出现过的大陆上大家为什么总要说余华很冷酷？他写分尸时那副语调多么孱弱无力啊。
八十年代那几位作家是读了书才学会处理现实的，他们自然是越写越差。狄更斯则正相反。

康丁

以前崇拜余华五体投地，现在已经不再愿意读他的书了。不过只有一篇我还是觉得他有创造力的，《献给少女杨柳》很牛比。其他的，初涉文学的时候，看看也就罢了。要比语言的魅力，格非我更喜欢。

胞波涤纶

就23楼言指的再说几句
我们在这里都没有要将余华达到神化或者丑化的地步，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作出一些陈述；不是要将余华放在中心位置来讨论，如果真的发展成这样，那会显得我们是多么愚蠢没有头脑，只是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由此意识到或者引申向一些什么，毫无疑问，一切都将毫无保留地指向内部敏感的神经或者外部模糊不清的现实，如果换成了另外了一个作家，我们也许也会引发这样的讨论，火药味可能就不会如此浓厚，但余华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契机。
摆架子和耍棍子以及逞强好胜，绝对不会成为我的兴趣所在，请老兄不要多虑。至于语气和反问句，我将持保留态度。
“一个强有力的作家能够创造他的先驱，这是对传统继承很有见地的说法。”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十八岁》和《没有名字》却不见得是余华最好的小说，只能算是他早期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品，卡夫卡和艾萨克.辛格（多年前我就读过他们，我甚至可以回忆起当初阅读他们时候的气候和天气）顶多在他这里成为了一种追随或者继承，却算不上你所言说的抄袭，如果你硬要这么说，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其他的小说建议你不妨说一说，绝对不会扯远。
至于你下面的一段话以及所引用的两个文章，我想，这次谈论的范围已经引申向了一个敏感的地带，如果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有所谓的良知的话，我们应该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不是戴德或者感恩，而是向往和憧憬，没办法，我一直都是这么一相情愿。
关于另两个文章中所说到的知识分子的话题，我想在这里引用法国1977年《变化》杂志第32--33期的一个访谈，米歇尔.福柯所说的一段话。
    “我认为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但是如果知识分子又开始扮演他已经扮演了150年的角色----某种预言家，致力于什么是‘必然的’，什么又‘必须发生’---支配性的后果又会出现，我们又会有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只有在斗争本身中，并通过斗争，积极的状况才会出现。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知识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讲，知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她只能作为保护个体生存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世界的构成作出理解。个体可以变成沉重或者实在，也可以变成轻松或者虚无，但所要达到的都是清晰和透明。
  说了很多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

天气预报

听不太懂
扯的好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 13:59:24编辑过]

天气预报

[em08]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 14:00:03编辑过]

唯阿

嗯，请让一下，我说三句话就走：
第一句：关于“狄更斯”。“阅读”版转有奈保尔的一篇访谈，请注意他对狄后斯作品的批评，但同时，要注意在《黑暗国度》里奈对整个狄的高度评价。——说话的场合、语境的不同吧。

第二句：关于“缺什么”？中国足球、围棋缺什么文学就缺什么。另外，我知道不缺作家。

第三句：关于“昆德拉的议论”。我认为中国作家批评小说艺术中的“议论”，只能说明中国作家的“心智不健全”。但是，当我们心智健全以后，即可以理性地解释世界以后，回过头再批评小说中的议论，那或许合适。——但这是另外的问题。

第三句：关于“打击”。能不能打击中国文学？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文学一直在打击和污辱认真的读者。它叫你鼻青脸肿，叫你气急败坏。

第三句：关于“抄袭和继承”。拙劣模仿应当是一个适当的字眼。92年《活着》刚出时，大红大紫，我也枪了一本看。第一页，福贵和牛说话，我当时就像焦大被塞了一嘴马粪一样！这是契诃夫的车夫与马对话的拙劣模仿嘛！忍着看完，没有任何激动之处。而且，作为一个想写小说的人，我有一种被污辱的感觉！其时我身边的同学师弟都被感动得流泪，这造成了我的道德困境。好在我挺过来了。

第三句：关于“摆架子和耍棍子以及逞强好胜”。回到小说艺术本身，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说到哪儿了？好，最后一句，也就是第三句：
聒噪了……

蝼冢

余华说：“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更多地阅读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在他的身后，还有更多的十九世纪的作家，我觉得他们个个都值得阅读。 ”

仔细一想，余华这种登高训山的语气，与狂妄有谁受得了呢？！～好像大家都是文盲，就他余华读书。

在某种程度上我赞同马骥的一些看法。《没有自己的名字》是十足的抄袭。或者换成好听点的说话，是继承～这个问题就等于，现在有人要画一副伟大的画，他画得跟文森特。梵。高一样好，甚至更好，那他还是梵高的复制品。余华还有脸拿出来，我都替他感到难过。

余华早期的作品，也不堪逐读。

余华以以那副姿态，提到狄更斯，只不过想给自己再找个远方亲戚罢了，或者根本就是他扔的一块香蕉皮，有的人还真踩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