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这样，诗歌却那样 [转帖]

二十月

世界这样，诗歌却那样　

欧阳江河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在诗歌写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下了约十万字的诗学文稿。这些文稿的质地、趣旨和向度并无内在的统一性，有的信手写来，带有即兴、闲墨的性质，有的则属阶段性思考的积淀之作。其中的一篇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 :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或许是由于它既指涉诗歌写作现状、又具有理论梳理的特征，一经发表即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赞同者有之，误读者有之，批判攻击者有之。围绕此文的种种阅读症候，起初大而不当，含混，茫然，但有趣的是从文章引发出来的诗学论争，碰巧与后来诗歌界的人脉分化、派别之争重合在一起，两者的重合给文本的阅读行为安上了一个古怪的自动对焦装置，阅读本身被大大简化了，似乎只剩下“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这样几个清晰如焦点的提法。对此，我所能做的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该文的写作时间: 1993年2月。
　　现在是2001年。关于1993年，我又能说些什么呢？用时间的自动对焦装置能将1993年调得像2001年那么近、那么清晰吗？也许用1968年的巴黎能调出一种借喻性质的清晰度: 1968年巴黎街头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是，左翼教授一边向警察扔墨水瓶，勇敢而狂喜，一边却又小心翼翼地注意不把自己漂亮昂贵的西装给弄脏了。时至今日，我已大致习惯用电脑写东西，但在1993年，我的写作和那些左派巴黎教授一样离不开墨水，尽管我不穿西装。记得《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这篇文章，我是蘸着北京牌碳素墨水写出的。文章的写作持续了大约一星期。
　　关于具体写作过程，有三点似乎值得一提。其一，文章原稿有35000字之长，这对一个发言稿来说显然是太长了（该文是作为当年3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亚洲研究年会上的专题发言稿来写的），我删去了一半。删除的文字除了与文章主旨相关的诗歌文本解读（比如西川的《致敬》和《动物园》，柏桦的《琼斯敦》，翟永明的《咖啡馆之歌》，孟浪的《教育诗篇》，张曙光的短诗《春天》等），还包括整整两个章节的内容: 语言中的时间，语言中的场景。“语言中的时间”一节主要讨论了汉语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差异问题，这里的汉语特指一种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语境相对封闭的历时性语言，中文则指的是一种与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平行的当代共时性语言，两者在词汇表及操作性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语言中的场所”一节讨论了诗歌写作中的地方性与国际性（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全球化）、个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关系。这两个章节与后来在定稿中被保留下来的“语言中的现实”这一章节在内容上相互关联。至于上述被删去的、从未发表过的文字现今原稿何在，我全然不知。
　　其二，这篇文章的写作是与我为何多苓画册写的一篇分析性长文以及我的一首诗《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的写作同时进行的，三个文本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加了括弧的互文关系。对我来说，写诗永远是件快乐的事，文章则另当别论，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文章，写着写着就成了没什么感觉的体力活儿。我的办法是，把诗歌与文章混在一起写，用前者减轻后者的劳动量，扩张后者的快感和肺活量。理论写作的过程通常是问题和意义的镙丝越旋越紧的过程，诗歌写作则反过来使之朝松动的、初始的方向旋转，尽管它们的重叠有时会造成写作本身的滑丝现象，但我看不出那有什么要紧的。
　　其三，这篇文章的写作地点是成都南郊的省财经学院。我从未置身于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写作过，这个地点与经济生活的直接的或象征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当代诗歌写作性质之深刻变化的提醒，这一提醒所包含的反讽成份与无力感，所有这些都在我当时的写作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我指的是金钱的声音。它同时出现在我的诗歌作品和诗学文章中，而且，是第一次出现。依我看，现代性的耳朵不是以听什么、而是以不听什么来界定的: 不听什么（将什么样的声音从听的这边排除掉）成为时代与写作之间一个极为重要的划界行为。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诗歌不听金钱的声音？中产阶级的耳朵在听，人民的耳朵不也在听吗？即使金钱说的是英语（这世界性的硬通货用语），把它翻译（兑换）成中文（人民币的语言）也得听。这样一种在官方银行中是定量、在黑市上却是变量的统计学语言听起来是诗意的吗？我还记得出国前托人用人民币兑换黑市美元的情景，那时，人民币的币值几乎每周都在贬。当年日元升值神话对日本时代精神造成的深刻影响世人有目共睹，但接下来就轮到日元贬值。无论如何，1993年3月的一天，我赶写完《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 :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这篇文章后，在成都的双流机场登机，经香港转机飞抵洛杉矶，身上带着500多美元。我的情况比初来乍到的前苏诗人布罗茨基似乎要好些，布罗茨基当时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在纽约大街上茫然奔走，手里攥着仅有的一枚硬币。
　　眨眼七、八年过去了。写作与现实一紧一松地往复转动，意义的深度滑丝不仅出现在诗歌与理论之间，1993年与2001年之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也不仅出现在我那篇旧文的初读与重读之间。也许根本没必要再去读它，谈论它。我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谈论某一文本，仿佛那文本是与我们完全分离似的。因为在谈论文本时我们放进了自己的感知过程，这一过程是每人各不相同的，变化无常的。没有哪个作者能把这个感知过程预先移植和固定到文本之中。况且，文本不仅受到现实的种种变化之影响，它直接就是变化本身，而变化是不能预先规定、不能替代和了断的。我感到文本意义的滑丝甚至存在于意义之外，存在于文本不再被阅读和谈论之处。将一个文本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部分从时过境迁的历史语境分离出来也罢，或者将它像废物回收一样织入当下文本的改写也罢，所有这些，全都处在使不上力气的空转之中。写作的深深的无助和无告，写作的痛和厌倦，甚至不再写作也逃脱不了。
　　那么，接着写下去？一个声音说，别以为写了像欧阳江河那样的几首诗、几篇文章，世界就能发生变化。另一个声音说，但也别以为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欧阳江河就不写他的诗歌和文章了。实际上，我已整整两年没写一行诗。我对我自己、对整个我们这代人的诗歌写作和诗学写作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怀疑。问题不在写什么，怎么写，不在用口语写还是用书面语写，也不在为网络写，还是为杂志、为书本、为诗歌史写。问题在于，写作本身变了，是面目全非、没爹没娘的那样一种变色龙之变。一个人人都是诗人的时代，一个把写诗当闲扯、当登记注册、当随地大小便的时代，不是正在到来吗？总不至于让我为建造诗歌的公共厕所而振臂一呼吧。借用费耶诺德的说法，怎么都行 : 以骂为文为诗，以反常为常态，以野史为正史，以下作为上乘。只要你对世界说OK的时候别人还来不及卡拉。但这不是真的。十年前张枣写过一句诗: 男孩亮出性器比孤独。十年后，中国新一代诗人们又在比些什么呢？比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曝光率？比谁的春更青，谁的湖更江，谁的圾更垃，谁的流更下？请不要曲解、不要打断我的发问，我对新一代人没有不恭的意思，尽管我并没有脱帽致敬。我的追问、我的怀疑是根本上的: 世界这样，而我们的诗歌却那样。

原载《书城》2001年11期

MORN

十年前张枣写过一句诗: 男孩亮出性器比孤独。十年后，中国新一代诗人们又在比些什么呢？比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曝光率？比谁的春更青，谁的湖更江，谁的圾更垃，谁的流更下？请不要曲解、不要打断我的发问，我对新一代人没有不恭的意思，尽管我并没有脱帽致敬。我的追问、我的怀疑是根本上的: 世界这样，而我们的诗歌却那样

很不错的情绪SHOW
书城令我着迷的就在于他有许多这样的文字
在于他的大,却细腻
他说里面都是好文章,不管是不是我都一网打尽了,因为都是这样的不含水分的东西
现在期期都买了


另外
20你故的顶这么多了
快把第一页都站满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0-4 0:56:56编辑过]

二十月

不固顶了，就这么多吧暂时：）

小宽

这个我也解了呀~~~~~~~

王道士

他好象去当商人了

二十月

是吗。其实做什么不重要。

二十月

？为什么把这个解固了呢？

王敖

不是我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