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皓明：圣书与中国新诗

曾园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第八十二章“学希腊文”中自述这一段往事时有这样的话：
　　［入门之初］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
　　周作人后来并没有去翻译《新约》或四福音书，不管是用佛经体还是白话文。倒是他早年“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这种想法，暴露出典型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误区。因讨厌文言便去学《新约》的“希腊白话文”（一般称作koine，即普通话），同时又立志照严复用周秦古文翻译赫胥黎、林纾用史迁风格翻译狄更斯那样用六朝隋唐时的中古佛经翻译风格翻译“希腊白话文”的《新约》，这种思维是混乱的。即使先不论古典希腊文同晚清时被目为古文标准的桐城古文是否可以等同看待，“希腊白话文”的《新约》岂不是应该用中文的白话文来翻译才合乎道理？把“‘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弄成“古雅的”，又岂不是个迷误？周作人后来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复古思想”，逐渐认识到“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但是这种认识已是在“五四”的高潮之后了。在一九二○年的讲演“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周作人才第一次公开承认“《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这种认识上的延误实际上造成了文学革命同英国圣公会等机构所颁布和认可的白话的《圣经》（即官话本）失之交臂。这次失之交臂，就像整个国家在一八五○年前后同现代化失之交臂那样，使得中国现代文学错过了一个机会，现代汉语错过了一种可能性，依存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诗歌失去了一个方向。因而才有彻头彻尾世俗的胡适用庸俗进化论发明本土的“白话文学史”说，用词曲风格的白话诗树立现代汉语诗歌的原型和榜样。
　　周作人一度不以为然的官话本《新旧约全书》没有被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革命家们当作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一个主要资源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文学革命家们关于现代汉语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为莫理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猎（K.F.A. Gutzlaff）、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英美德学者传教士们反复、深入地探索和讨论过了，并找到了在当时近乎最好的解决方案。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青年们还在为“两个花蝴蝶”和“轻轻的我走了”而心潮澎湃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欣赏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在汉语中产生的这样强有力的诗行：
　　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
　　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
　　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
　　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
　　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
　　他把祭司剥衣掳去，又使有能的人倾败。
　　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
　　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
　　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
　　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
　　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
　　（《约伯记》12.13-25）
　　作为翻译，这一段诗行也许并不是处处准确的；但是作为一首诗，它却在当时的汉语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节奏和句法，引进了全新的形象和譬喻，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思和审美。
　　官话本《新约》问世于一八六六年，这使它早在从日本大量进口表达新概念的日文汉字新词之前，就已为汉语日后大量吸收西方概念提供了最根本的框架。同常常是建立在中古汉语基础上的日文新概念汉字不同的是，官话本《新旧约全书》所依赖的——这同文言的所谓委办本（the Delegates’Version）截然相反——主要是中国当时“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同大多为双音节的汉字的日文新概念词不同的是，这种引车卖浆者的语言在骨干词上，往往以单音节为主，并常常来自不见于书面的口语，而且未经后来日文借词和新文化运动后的新词和句法所污染，因而也就是更地道的、更本真的、更本土的；依照海德格尔，也就是更本体的。举例来说，官话本《新约·路加福音》7.29曰：“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这里所谓的“以神为义”，其希腊原文是：“εδικαιωσαντο νθεον”，通俗拉丁本（the Vulgate）将动词εδικαιωσαν翻译为iustificaverunt，英文钦定本因循译作justified。只有路德的德文译本既不借助拉丁字，也不用该字“标准”的德文翻译rechtfertigen，而是用最“原始”或最基本的德语、用最逼近希腊原文本义的、最凸显这种本义的办法来翻译这句话：gaben Gott recht。显然，在翻译哲学上，官话本在这里更接近路德本。因为官话本没有像后来字典里给出的justify一词的“标准”译法，把这句话译为“证明神是正当的”，而是依据εδικαιωσαν一词的词根意义δικη，即正义，用最简洁有力的四个字，“以神为义”，表达出原文最根本的意思。同“证明神是正当的”之类的可能的“现代”翻译相比，“以神为义”是远为本土的、强有力的；而且它其实并非是文言，而是属于一百多年以前文盲或半文盲的乡村父老们的语言。毕竟，艾约瑟们翻译《圣经》时所用的助手不是张之洞这样的士大夫，更不是陈蝶仙那样的堕落文人，而是像梁阿发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谦卑的灵魂。
　　因此，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其实就是借用日文汉字新词而构造的。充斥着我们的书面语的这种日文汉字新词在其得用、经济、符号化、同本土语言的脱节等方面同拉丁词在英语中的作用、地位和问题不无相似之处；然而就像在英语诗歌中，拉丁风格的存在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缺点而非强处那样（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勃莱克等更为原始和本土的、更多来自日耳曼语系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因素的风格始终占了弥尔顿等的更为拉丁化的风格的上风），我们目前被日文汉字化了的书面语，也不利于诗，在根本上是非诗性的。因此，中国的现代诗歌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的处境是有些相似的：不是那种拉丁式的、日式的现代汉语，而是来自于《新旧约》的、出自梁阿发之徒之口的官话本语言本才应该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出发点；圣经所提供的意象和比喻同梁阿发们的有生命力的、强劲的、活泼的语言的结合本应为现代汉语诗歌开辟一个新天新地。然而这种开辟究竟没有发生，其结果是让我们在过去至少一两百年里无诗地生活着或浑浑噩噩着。但是，难道近一百年前错过的道路就这样永远失却了？我们将永远这样无诗地生活下去？——抑或倪湛舸这样的诗行让我看到黑夜的尽头？
　  玫瑰是玫瑰——是玫瑰
　　盗火是罪，命名权却随意分发
　　爱上你的时候，十指滴血落地生花
　　疼痛的水面上浮现这样的波纹：玫瑰是玫瑰
　　紧握穿透掌心的钉，水上行走的人终要离去，
　　而我披盔戴甲守卫空坟，青苔爬满肺腑
　　石像怎会有温度，最生动的姿势也不能记录挣扎
　　曾经的战役有精兵突进，旌旗共血肉一色
　　——对，就是玫瑰绽放的瞬间
　　我们为一个名字战死，仿佛遍地出壳的蜗牛
　　…………
　　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是玫瑰！
　　炉火正旺，孤单的铁匠听见窗外的声响
　　那些天流星接二连三地砸穿屋顶
　　积水的鞋子里一下倒出不长眼睛的鱼
　　我砸我打我敲我造，火里涌动着老虎绵羊和蠕虫
　　窗外唱歌的孩子等着带它们回家
　　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是玫瑰，不是锤子，更不是我
　　我双手托起火里绽放的世界，独自打着寒战
　　无数人死于那场地震，头骨被臆想中的玫瑰刺穿
　　——无需详细分析就已经十分显然，来自《新旧约全书》的意象、譬喻、典故是这些诗行的灵魂和核心。这些动人的诗行对圣经的传统的依赖，在耽误了近一百年后，仍然强有力地显明着倘若现代汉语诗歌回到这个被迷失的出发点，将会许诺给我们怎样的成就。虽然倪湛舸的诗风并不能说是“官话本体”，而且我尚需说服她接受我的这种极端原教旨派、寻根溯源的审美主张，但是在我看来，从圣经中汲取力量的她的诗作仍然是我所见过的当代汉语诗歌中最强有力的、最有发展前途的。相形之下，那些至今仍然找不到荷尔德林所谓“纯粹的源出者（Reinentsprungenes）”的写作都是他所说的“赝伪（das Falsche）”。对这些赝品的灭绝，就让我们像荷尔德林笔下的耶稣门徒们那样，坚信这样的末世期待吧：
　　G焧ig sind sie, ihr Verha?estes aber ist,
　　Solange sie herrschen, das Falsche, und es gilt
　　Dann Menschlisches unter Menschen nicht mehr.
　　Denn sie nicht walten, es waltet aber
　　Unsterblicher Schicksal und es wandelt ihr Werk
　　Von selbst, und eilend geht es zu Ende.
　　他们是仁慈，可是他们最恨的，
　　只要他们还主宰着，是赝伪，那时
　　属人的在人间就不再行得通。
　　因为他们并不主宰，主宰的却
　　是不朽者们的命运，他们做的工游离
　　其自身，再急促地走向终点。
　　最终，正像荷尔德林在《拔摩岛》（Patmos）末尾处信誓旦旦的那样：“因循它的，是德意志的颂歌”，——我有理由做出同样的许诺：像“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是玫瑰”这样因循汉语中的“不更移的字”的，是我们自己的颂歌。
　　（《楼梯上的三重奏》，倪湛舸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即将出版）
      《读书》杂志

王敖

荒诞

驴头狼

我一直搞不太明白和合本的名称从何而来，曾兄或者可以赐教。

曾园

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多半是和合本（我的这个版本的圣经相关部分和刘皓明所引内容不差一字）。和合这个词并非是一个宗教词汇，就是“汇合”之意。所谓“和合二仙”（原型即著名诗人寒山和拾得组成）的传说由于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我个人猜测，传教士用这个词也说不定有想唤起普通民众联想的意图。
我们常用的圣经词汇都是由合和本而来，“圣保罗”、“圣约翰”等等。非这个版本的圣经翻译就不一样，比如说我有一套原献县教区出版的《新经全集》就翻译成“圣保禄”和“圣若望”。其他版本的价值起对照作用。这个很重要。



http://www.godoor.net/text/shengjing/sjjj2.htm:
《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在当时几十种圣经译本中，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一本划一的标准圣经。其实这个“呼声”很早已经出现，可惜在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划一”的，翻译《委办译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1890年，上海举行了宣教士大会，由各个差会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进行翻译和合本的工作，为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译本划一标准；并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翻译这三种译本。

　　《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最早完成。深文理则波折重重，工作十六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才出版。后来，浅文理与深文理两翻译小组合并，《文理译本全书》则于合并后十二年出版。至于《官话和合本》翻译小组由于推选译员的问题，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约，再工作十三年，旧约完成，并正式易名为《国语和合本》。

萼别

<p>这篇论文，材料很好，但结论欠妥</p><p></p><p>和合,是汇合的意思吗?曾园兄怎么对圣经这么熟?</p>

曾柔

刘皓明好像翻译过里尔克的那个杜伊诺利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