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情主义者格雷厄姆．格林[转帖]

曾园

戴维．洛奇
《译文》2005年第5期
译：万芊芊
　　文：[英]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2004年是格雷厄姆·格林的百年诞辰。备受关注的《格雷厄姆·格林传（第三卷）》也大功告成了。仅仅因为能坚持下来完成这个传记三部曲，作者诺曼·谢利（Norman Sherry）就足以接受我们的致敬了。他这段写作经历的传奇程度丝毫不逊于格林笔下任何一部间谍小说，或格林迷一样的人生。当他完成这套两千页的传记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他把自己生命的黄金时期献给了格林。著名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5年访问格林以后说，格林似乎从诺曼·谢利为他而吃尽苦头中获得了许多恶作剧的快感……
　　为了写作《格雷厄姆·格林传记》，诺曼·谢理倾注了整整二十八年的心血，这种不遗余力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传主格林曾预言自己可能活不到该书第二卷出版的那一天，他的预言不幸言中。格林于1991年辞世，而传记第二卷的出版已是在三年后的1994年了。格林甚至预言谢理在有生之年也未必能看到第三卷和末卷的问世，言辞间流露出他对传记内容一再扩充的反感，以及后悔当初不该授权谢理来写自己的传记，因为谢理对他身世的披露常让他感到万分尴尬。至于谢理，在写作过程中几次险些应验了格林的预言，因为格林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系列不同的国家，谢理发誓要走遍这些国家，于是他遍访二十余国，历尽艰难险恶，一次大病还险些让他命归黄泉。谢理在全书的倒数第二页坦言：“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觉得自己坚持不到最后。”他还故意不把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写完，此举颇带迷信色彩。
　　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警示人们，当传记作者全身心投入到传记写作中时，他就必须亲历传主的生活，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这样才能通过某种方式最终达到现实生活和艺术作品间的完美平衡。“小说家需要坦陈自己的经历，甚至包括痛苦的经历，否则读者很难相信小说的内容，”谢理在全书最后一卷断言。“格林需要审视自己的过去，而我们则要打开他尘封的故事。”
　　当然，上述观点并非无可争议。例如，这里“坦陈”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小说创作其实是再现作者痛苦的个人经历的话（格林本人就曾说："写作，其实是在疗伤"），难道在再现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偏离作者个人经历的经验主义事实的情况吗？难道作者不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改写，甚至颠倒事实，重写个人经历或将其与纯属虚构的内容相结合吗？如果这种偏离的确存在，那么机械地将小说中的人和事与作者个人经历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会不会出现偏差？即使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小说是变得更可信了，还是恰恰相反呢？
　　这些问题在文学理论中并不新鲜，新批评主义很早就提出了“意图谬误”（注：美国新批评主义的核心概念，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属于大众，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创造，作家创作时的个人经验和意图纯属历史问题，而绝不具有决定作品性质的力量。）的概念。当然，文学传记的吸引力是不容否认，也是难以压制的，但从美学角度来说又是不纯粹的。文学作品的神韵引人入胜，我们因而对作家的灵感来源感兴趣，同时也对作家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另类行为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格林的生平正好能够满足人们的上述好奇，诺曼·谢理正是陷入了这种好奇而不能自拔，并为此心力交瘁。
　　传记第一卷，也是诸卷中最成功的一卷，讲述的是格林1904至1939年间的生平，在此卷中，谢理使读者相信，格林日后之所以对叛逆这一主题情有独钟，皆是由于他不幸的童年。同时该卷还生动而清晰地展示了格林刚步入作家生涯时的曲折经历，以及他非比寻常的求爱、婚姻以及婚外情。对该卷的好评可谓实至名归。相形之下，第二卷就稍显逊色了。这卷写的是格林1939年到1955年间的经历，但其按主题展开的组织结构使叙述的线索显得模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卷交待了格林与英国工党政客亨利·沃尔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沃尔斯顿之间的情感纠葛，正是这段比小说还要离奇的情感激发了格林的创作热情，专门为凯瑟琳创作了《恋情的终结》。
　　第三卷冗长而牵强。谢理力图为格林小说中的每个重要人物找到生活原型，以便明确究竟哪些人物特征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哪些又源于作者的想象和创作，这种倾向在第三卷中表现得愈发明显。该卷虽则内容冗长、事实堆砌，却又信息缺失，往往令人费解。例如，如果该卷中提到《日内瓦的费希尔医生》这部作品，尽管不是格林晚年的代表作，但有的读者可能还是想要了解它的成书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如果你记不得何处提到这部作品而试图通过索引来查，居然发现索引中找不到，因为索引本身就不够翔实。另外，除了那些被全文引用的格林的书信，该卷的其他内容很难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格林晚年的生活状态，在这点上，这部传记甚至不及伊冯娜·克卢蒂及雪莉·哈泽德所著的两部简短回忆录。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格林对他指定的传记作者心存芥蒂，致使谢理无法向读者披露格林的那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不像伊冯娜·克卢蒂能够获得独家材料，得以向读者展示格林创作《名誉领事》时的状态：
　　一天早上，他站在门口，神情焦灼，突然，他说到：“从现在起，我就要每天和一个叫查理·福特纳姆的人物打交道，整整三年，想起来真可怕啊。”他没再说什么，就忙他的去了。
　　谢理在写作过程中沉溺于自己古怪的写作方式。他常常把文字割裂成若干小节，每节通常只有一到两个自然段，以星号标识，这种写作手法影响了叙述的连贯性，也给了他过度自由的空间来追加题外话和不必要的评论。此外，谢理还经常随意使用暗喻，例如，“格林发给媒体的每一封信都像一根避雷针，让其他想写信回应媒体的人剑不能出鞘”。至于明喻的使用也让人费解，例如，“如果辜负了这夫妇二人，格林肯定羞愧难当，就像裸体主义者穿着衣服而被逮个正着”。有时，谢理会像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描写的金伯特一样，在文中出人意料地直接反问读者：“你们不觉得小说创作对格林来说经常是病态的体验吗？”而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又对死亡的恐怖大加探讨，这似乎更多反映了作者本人而非传主的心态。所有这些，也许是由于编辑不够尽职，也许是因为谢理忽略了他们的建议，终成为本书一大缺憾。然而谢理写书显然很投入，他为此所作的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也让人肃然起敬。
　　格林是个长寿的作家，不过，尽管他的长寿某种程度上延长了创作生命，他仍难逃创作高峰过去后创作力日渐衰退的命运。格林一生从未放弃写作，他对伊冯娜·克卢蒂说：“职业生涯的结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而对作家则意味着死亡。”所以，即使是在创作步履维艰的时候，他仍笔耕不辍；另一方面，即便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也很难让他自己满意。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要比他人给予的批评都严厉。例如，他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这部作品的手稿寄给凯瑟琳时，在附信中说：“我觉得它让人生厌。”而在邮寄《麻风病人》的手稿时，他又说：“我讨厌这书，没一丁点儿是我喜欢的。这次我没感到片刻的创作快感，写出来的东西也零乱不堪。”众所周知，格林有个写作习惯，就是规定自己每天要完成一定的字数，一开始是五百字，后来减为三百字，尽管这看起来像例行公事，却使他在创作最困难时也能坚持不懈。这种逐字逐句的积累让他感到放心，他甚至对字数的重视到了着魔的程度。他在写完《麻风病人》时给凯瑟林发了如下的电报：“完谢天谢地预计短325字”。
传记第二卷一直记录到格林对《沉静的美国人》的创作，这也许是格林最后一部完整的代表作。正是这部小说，标志着格林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开始动摇。而从《布莱顿硬糖》到《恋情的终结》，格林此前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为思想支撑。在《沉静的美国人》中，政治取代宗教成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框架。这部小说赢得了应有的赞誉，那就是不仅成功预言了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还预言了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美国其他对外干涉的愚蠢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格林的戏剧《花房》（1957）在伦敦大获成功，在纽约却一败涂地，这说明他的创作力仍主要来源于天主教信仰中的极端悖论，而《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则以喜剧的方式处理深层次上阴暗而严肃的话题。
　　那段时间也恰是格林个人生活最不平静的一个阶段。他对凯瑟琳·沃尔斯顿的炙热情感在缓慢而痛苦地燃烧殆尽。尽管他们时有会面，但当格林恳求凯瑟琳离开丈夫孩子与自己一起生活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凯瑟琳究竟是如何拒绝他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格林把凯瑟琳的所有来信都烧了；不过他写给凯瑟琳的信得以保存下来，并被谢理在写作中大量引用。与此同时，格林还和另一个叫做阿妮塔·比约克的瑞典女演员相爱，她丈夫刚刚自杀身亡。格林常到斯德哥尔摩与她幽会，显然两人在肉体上强烈吸引着对方，但阿妮塔也不愿与格林同甘共苦，她舍不得事业和孩子。
　　即便格林为了获得真爱而苦苦挣扎，苦于道德的樊篱，他未能和任何一方建立起情感纽带或得到任何承诺，难道这也正是两份感情吸引格林的神秘之处？（格林在《人的因素》中引用了康拉德碑文上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情感纽带反而会让人在情感中迷失。” ）格林在给凯瑟琳写信时并不讳言自己和阿妮塔约会，也许是故意以此作为对她的小小惩罚。但他从不想结束与任何一方的关系。于是他与阿妮塔小别后再相聚，并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到：“我真的很困惑，困惑到绝望。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想念阿妮塔，现在我对她的思念平复了，却又不由主地想你。我是疯了，还是破天荒同时爱上了你们俩？”
　　有人认为格林是疯了，就连他的妻子薇薇安也这么认为。她曾提到格林迷上了旅行，在某地居留的时日从不超过几星期。看来就是写本《飞行家格林》的书也不为过。某年年底，格林曾算出自己在该年度的飞行总里程超过了四万英里。他经常写信给凯瑟琳，提议两人在全球各处的新奇地点会面。他的朋友迈克尔·迈耶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一次格林不惜长途跋涉前往斐济和塔希提，而这仅仅是因为他讨厌过圣诞节，可由于航班和天气的原因，他们三次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结果连过三个圣诞夜。
　　而格林和薇薇安，尽管已不生活在一起，但婚姻关系依然存在，格林从未寻求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或合法分居。当然，在教会看来格林罪孽深重，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让良心得到安慰，或者很可能他在五十年代末就私下抛弃了天主教的道德观。然而，格林仍被世界尊奉为伟大的天主教小说家，尽管他再三申明自己只是个单纯意义上的小说家，自己的确是天主教徒，但两重身份并无必然联系。但不管怎样，包括牧师在内的虔诚而困惑的天主教徒们仍视他为精神领袖，经常向他求助，这种纠缠让格林深感尴尬，他觉得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真是一种讽刺。“我感到那些宗教信徒们在利用我，耗尽我的精力……”他后来抱怨道，“我就像一个不懂医术的人置身于瘟疫肆虐的村庄。”1958年，格林与阿妮塔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于是他愈发狂热地迷恋凯瑟琳，而情感上的挫败感也随之越来越强。同时，他又差点被创作力枯竭的恐惧压倒。根据谢理在书中所述，格林为此险些自杀，其实这并非他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还好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前往刚果某麻风病区为新小说寻找素材。
　　《麻风病人》并非格林的满意之作，却特别吸引那些对格林感兴趣的人，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是格林的自白。书中人奎尔瑞，是著名的天主教建筑师，他的宗教精神和艺术才能一样为人称道，然而事实却是他对二者都不虔诚，且因冷漠无情而在人际关系上极为失败。格林创作这样的人物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他希望自己的天主教崇拜者在读这部小说时能够品味出自传的味道，并因此难过不安。毋庸多言，谢理轻而易举地给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人物都找到了生活原型，因为格林去刚果考察时就多多少少在构思这个故事了，书中融入了很多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从格林当时写的旅行札记《刚果之旅》中不难看出。但谢理试图把书中讨厌的记者帕金森和格林的好友罗纳德·马休斯联系起来，这在我看来有些牵强附会。
　　马休斯也是个记者，写过一本有关格林的回忆录，该书的法文版书名叫做《我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格林很讨厌这本书，阻止它出英文版。而马休斯和帕金森，虽然都是记者，但相似之处不多。谢理引用了格林描写帕金森的原文，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意识到，是格林对语言创造性的运用让这个人物变得栩栩如生。如格林在描写帕金森的大块头时，写到：“一躺在床上，他脖子上就堆出三道脊，活像排水沟，汗水填满了这些水沟，再沿着他脖子的曲线流到枕头上”；又如帕金森在为自己杜撰的骇人听闻的新闻辩护时巧言令色，言辞极具讽刺意味：“你们真的以为‘还有你，布鲁特?’（注：凯撒遇刺的时候，曾愤怒地抵抗，然而当他发现要刺杀他的人中竟然有马可·布鲁特（传闻是他的私生子），他说了一句：“Et tu，Brute”（还有你，布鲁特？），然后用袍子盖住自己的脸，不再抵抗。）是凯撒的原话吗？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这样说的，其实听者断章取义，事实总是被人遗忘。”
　　此次刚果之旅，格林还结识了雅克和伊冯娜·克卢蒂这对法国夫妇，《麻风病人》中种植园主赖克的年轻妻子可能就部分取材于伊冯娜。伊冯娜几个月后便带孩子回到了法国南部，留下她的丈夫在非洲工作。多情的格林随即与她有了一段婚外情，令人吃惊的是，雅克被蒙在鼓里长达八年之久。而等雅克发现后，似乎宽恕了他们，只要他们不过分张扬。六十年代中期，格林便在伊冯娜居住的安提布定居，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格林晚年。这十年间凯瑟琳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一次事故后动了手术，但手术做得很糟糕。谢理认为此后她开始酗酒。格林告诉了她伊冯娜的存在，他在1967年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到：“我对她（伊冯娜）的爱真实而平和，就像晚年一样平和。相比之下，我们的爱是如此轰轰烈烈，它时常让我走在幸福和痛苦的边缘，我再难找到这种感觉了。我永远记得，我从未对你厌倦，而只会为你神魂颠倒，为你兴奋、紧张、生气，为你肝肠寸断，我从未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厌倦，只因我迷失在对你的追逐中。”不过，此后他的信越来越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枯萎，而且由于凯瑟琳久病缠身，他们见面次数也越来越少。在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凯瑟琳拒绝了格林的探望，不愿他看见自己的病容。1978年，凯瑟琳终因白血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格林给凯瑟琳的丈夫亨利·沃尔斯顿写了封满含忏悔的吊唁信，沃尔斯顿的回信大度而宽容：“你不必悔恨。你的确曾给他人带来痛苦，但有谁敢问心无愧地说他一生从未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也曾给他人带来欢乐。”凯瑟琳死后，伊冯娜成了格林生活中唯一固定的情人。
　　1966年，格林在安提布购置了公寓，尽管这是为了离伊冯娜更近（他在巴黎已有公寓），但他此时决定定居巴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危机。他委托一个叫做托马斯·罗·CBE的经纪人打理他的大笔钱财（不算戏剧和电影的收入，自从1948年《事情的真相》成为全球畅销书后，格林仅版税一项就收入可观），此人交游甚广、深受尊敬，他答应通过境外避税和减免税投资计划帮助格林逃过英国高额的个人所得税。然而，他竟是骗子，还有黑手党同伙。他投资的一家公司于1964年轰然破产。1965年他在瑞士被捕，罪名是骗取信任、诈骗和散播假钞。1968年他被起诉并判处入狱六年。
格林不仅因罗的背信弃义而损失惨重——据他的好友电影导演彼得·格伦维尔称：“格雷厄姆罗蚀了老本，但这并非第一次”——他还重税缠身。谢理在书中交代，若不是格林已在他国定居且愿意偿还欠下的税款，英国当局可能一度要逮捕他。不过谢理并没在书中把此事说清楚。当你想从他那里得到确凿事实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让人懊恼。但很明显这段插曲使格林非常沮丧惊慌，谢理认为，这似乎在当时斯诺登勋爵给格林画的一系列逼真的肖像画中有所反映（其中一张被用来装饰本卷的封面），画像中格林满面愁容。这一经济状况也为他此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格林在安提布的公寓不大，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参观者都着实感到惊讶，而他当时也是迫于手头缺少现金。他在1966年6月10日给凯瑟琳的信中写到：“我只有小笔生活费，瑞士的户头也已透支。”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格林的财产又恢复了原有的规模。据伊冯娜·克卢蒂回忆，格林晚年曾让私人律师粗略估算了他的财产总额，结果连他自己都对拥有这么多的财产感到惊讶。格林还特意组建过一个公司，很长一段时间，该公司定期支付给他定额收入。格林对他人非常慷慨，遇事常送大礼，自己却从不挥金如土。他去世时的财产总额似乎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在瑞士去世的缘故，那里对私人财务状况向来保密。关于格林的个人财产数额，谢理曾在书中的一条脚注中引用《多伦多星报》的相关报道，该报道说数目大概仅为二十万英镑左右，谢理显然不以为然，他评论道：“我怀疑这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我知道格林通过他的公司把大量财产分给了家人和朋友。”
　　在我看来，托马斯·罗与格林的关系这段小插曲，是谢理在第三卷中对格林隐私最有趣的披露，因为格林欠税外逃对他而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格林回英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967年他在给凯瑟琳的信中说，他将在爱丁堡接受一个名誉学位，“要是税务人员允许的话”），渐渐的，他与祖国失去了联系，这看来似乎很有趣。遗憾的是，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以及先前小说中对英国社会文化的那种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在他其后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了。当他将英国作为小说《人性的因素》（1978）的创作背景时，他的描述不像以前那样能引起读者共鸣了，他的社会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他也没写太多关于他旅居国法国的文字。取而代之的是，格林继续了在《沉静的美国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麻风病人》中确立的手法：他去异国他乡尤其是热点地区寻找素材，例如海地、西奈半岛、北爱尔兰、俄国、阿根廷、巴拉圭、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他因能准确预测政治危机的发生地而著称，他也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他在1968年于巴拉圭写给伊冯娜的信中兴高采烈地提到：“前几天时代杂志报道了一起针对总统的阴谋及三个陆军上校被捕的消息——看来我好像又猜对了。”当然，有些旅行并不能给格林提供小说创作的素材，但他一定会有关于这些旅行的作品问世，如一本非小说类书籍、一些游记或是写给媒体的信件。
　　在格林的后半生，他常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誉介入国际政治。有时这为他增光不少，如他在1967年为支持前苏联两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注：前苏联青年诗人，1964年因用笔名在西方出版作品而入狱。），而公开要求将他在该国被扣的版税赠与二人的妻子，他申明只要二人还在狱中受苦他就无意再度访问前苏联；但他又说这不应被视为对前苏联的谴责，还说自己宁可生活在前苏联也不愿生活在美国。不过评论家们立即指出，果真如此的话，格林会像新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一样，难逃牢狱之灾。
　　格林的政治立场总是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相互抵触。1969年，格林获得了莎士比亚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作家应随时做好改变立场的准备。他为弱者说话，而弱势群体是在变化的。”这句话常被人引用，格林自认为钻了语言的空子而能迎合各方，其实不然。在西亚夫斯基—丹尼尔事件的同时，格林为金·菲尔比的自传作序，此人曾与格林共同效力于英国特工，后叛国，格林言辞间满是钦佩赞赏之情，因此触怒了英国政府。他这样写到：“他背叛了国家——是的，也许他背叛了，可我们当中有谁敢说自己没有背叛过比国家更重要的人或事呢？”这纯属诡辩，因为这里的国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指一群人，其中包括因菲尔比而丧命的英国特工。谢理回忆到，当他力劝格林谴责菲尔比的罪行时，没想到格林极为生气，他面红耳赤，断然拒绝了谢理的要求。
　　格林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直到1987年，为了参加一次维和会议，他才再次来到前苏联，其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当政。格林钦佩并倾向于支持戈尔巴乔夫。在那次会上，他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听似在颂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的结盟，其实也未必如此：
　　“面对萨尔瓦多的敢死队，面对尼加拉瓜的反对派，面对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注：1973年在美国秘密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兰德政府，对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长达十八个月之久。），我们并肩战斗。在我们的思想中，罗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并没有鸿沟。”
　　格林的这段措辞明显忽视了天主教会内部的分化：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宗教改革，保守的牧师和信徒则支持右翼高压统治。格林倾向于支持任何拉美政治运动，只要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左翼反美的。为此，他不加甄别地与一些政治家联手，即便这些人所主张的统治策略和他们所反对的一样残暴。谢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调研，他甚至回顾了古巴、海地、巴拿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相关的政治历史。其实读者也许并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但他的确提供了足够翔实的信息，以便让读者能够正确评价格林在小说和报道中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处理。
　　谢理认为：“格林越近晚年，似乎越爱冒险，下定决心支持那些舍生忘死的人”，这在《喜剧演员》和《名誉领事》（可能是格林晚年最好的小说）等作品中似乎看得出来。格林在这些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对游击队员和革命者的同情。但是读者必须看到格林的另一面，即他在旅行期间一直定期向英国特工机构提供情报。这方面的情况，谢理在第二卷中有所披露，但此后就没有追加更多的信息。倒是伊冯娜·克卢蒂在和玛丽·弗朗索瓦兹·阿兰交谈时坦率地说：“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他最终在为英国特工机构工作。”
　　格林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常常引起争议，上述背景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他的这一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被谢理忽略的问题，即格林对英国政治的态度。在第二卷中，谢理在一条脚注中披露，1945年英国大选时，格林写信给母亲提到各党派逐鹿于自己所在的选区时说：“我投保守党的票，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社会主义工党让人如此厌恶！要是有自由党我就投他们一票。”考虑到当时英国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投工党一票时，格林的这一立场无疑有些奇特。而在第三卷中我们了解到，尽管凯瑟琳的丈夫是工党内阁的候选人，格林还是向她坦言，1959年工党候选人盖茨克尔在大选中失利时，他在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上畅饮威士忌，以示庆祝。而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却让格林感到高兴。根据伊冯娜·克卢蒂的回忆，她对格林当时的反应表示惊奇时，格林解释道：“我高兴主要是因为现在终于轮到女性执政了，其实究竟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对日常生活甚至政治都无太大影响。”
　　格林对英国政治的这种随意态度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大相径庭。我仍然坚持自己在评论第二卷时所持的观点，即，格林对政治的干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在意识形态上都没有连贯性可言，说到底是个人的、情绪化的甚至投机的。
在宗教立场上，格林同样摇摆不定。谢理说：“他一度在宗教信仰上处于混沌状态”，不过比起他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这似乎更容易得到谅解。不管我们有无宗教信仰，很少有人在对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回答上是始终如一的。
　　《麻风病人》其实已宣告了格林天主教信仰的终结，只是没明确表达罢了。渐渐的，格林在接受各类访问时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信仰上的这一蜕变。最著名的一次是1989年接受天主教杂志《书写板》记者约翰·康韦尔的采访，在那次访谈中他称自己为“天主教不可知论者”，而在另一次采访中，他更是将自己矛盾地描绘成“天主教无神论者”。他将“信仰”和“信念”加以严格的区分，认为自己丧失了信仰，却仍怀有信念。但就像我在别处写到的一样，后者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基督教的全套体系是真实的。
　　谢理个人也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他暗示格林晚年又逐渐皈依于教会：
　　格林为自己过去的滥情感到担忧，他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免受地狱的惩罚。
　　这一大胆论断的最主要证据就是格林与西班牙神父利奥波德·杜兰的微妙关系。此人激发了格林创作荒诞故事《堂吉诃德阁下》的灵感，杜兰也在自己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格林为“朋友兼兄弟”。有许多年，格林都要在夏天和杜兰一起度过一两个星期，他们游走于西班牙乡间，最后一站常是欧塞拉寺。途中的礼拜日，或是在安提布的公寓中，杜兰会为自己和格林做弥撒。格林接受康韦尔采访时隐约说过：“为了让杜兰神父高兴，我现在也做忏悔。”
　　杜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格林临终时召他到床前，主持最后的宗教仪式，他坚定地说格林去世时完全是个圣洁教徒。而伊冯娜·克卢蒂则给出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事实上，是我建议叫他的朋友西班牙神父利奥波德来的。他随便抬了抬手，说：“噢，随你吧……”，这表明他对此漠不关心。
　　谢理本人则是直到格林去世后才到场的，所以书中有关格林临终和弥留之际的细节是残缺不全的。如他生命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这位神秘的作家把自己临终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现代文学界为名利所驱使，作者动辄前往各地为新书做宣传，参加文学纪念活动或角逐各类奖项，而格林的文学生涯中完全没有这种风气。晚年，格林除接受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外，与公众宣传毫无瓜葛。但他的确还是卷入了一起新文学文化的标志事件。1989年，吉尼斯皮特航空公司设奖评选一部最佳作品，规定爱尔兰作家或在爱尔兰定居的外国作家均可参评，奖金为五万英镑。一组知名人士组成的评审团经过数月辛苦筛选选出了几部入围作品，此后组委会邀请格林来确定花落谁家。但格林却企图凌驾于评审团之上，强行把奖颁给没入围的一部作品——由文森特·麦克唐奈创作的《破戒》。而他与这部作品的渊源就是，在麦克唐奈的妻子将这部书的手稿寄给他之后，他促成了这部书的出版。格林的所作所为让人愤慨不已，评奖也一度陷入尴尬境地，最终组委会颁给麦克唐奈一个特别奖，奖金为两万英镑（其实是格林自掏的腰包），摘得大奖的是约翰·班维尔的《证据》，危机这才得以解决。但争议和反诘却持续了一段时间。
　　上述经历是格林生命中悲剧性的一页，对他造成了极大伤害，甚至加快了他的死亡（就像白血病之于凯瑟琳一样）。格林对谢理说：“是都柏林扼杀了我。”谢理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格林将麦克唐奈看作自己文学事业的继承人，在麦克唐奈事件中，他宣泄了自己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屡屡失利的郁郁之情。格林连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部分是因为学会中一位叫做亚瑟·伦德奎斯特的会员对他的敌意难以消除，也因为其他会员认为他更多是个娱乐作家而非严肃作家。这一对格林的评价严重失当。确实，在格林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他始终采用了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阅读中吸收的历险故事的结构，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吸引大量读者的部分原因。但他推动情节发展的叙述技巧，加上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而富于变化的视角，推翻了流行小说的创作思维定式，使其发生质的蜕变。他也是英语散文的大家（也许斯堪的纳维亚读者就无法完全领略其散文之美了）。遗憾的是，他的传记作者却称不上是散文大家。但不管怎样，谢理还是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本卷也是该传记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对格林传奇一生最后一幕的动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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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

格林是个说谎天才

凌丁

格林给凯瑟琳的丈夫亨利·沃尔斯顿写了封满含忏悔的吊唁信，沃尔斯顿的回信大度而宽容：“你不必悔恨。你的确曾给他人带来痛苦，但有谁敢问心无愧地说他一生从未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也曾给他人带来欢乐。”

不愧是强人格林的情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