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 ：知识分子早进了坟墓（1983年） [转帖]

两眉

利奥塔 陆兴华 译：知识分子早进了坟墓（1983年）
利奥塔 陆兴华 译  
来源：世纪中国

    目前这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发言人号召\'知识分子\'就法国为了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赶超\'别国而需要的\'转变\'这一点，来展开大讨论。不过，他具体指出，他要的是\'具体深入的思考\'，而不是那些\'公开大谈介入的大名词\'。
     
    　　他说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指哪些人？他要号召的实际上是观念人、专家、决策者。虽然这号召的是智识人，但只是那些负起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责任的智识人，或是那些至少会、或将要为上面提到的\'转变\'而展开大讨论，但仍念念不忘于责任的智识人。可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象是那些设身处地地为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全体生物或某些类似的实体着想的思想者。也就是说，他们是认同于一个被赋予普遍的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一角度去描述和分析为了使这一主体实现自己，或至少为了使这一实现有所进展而该去做些什么的思想者。\'知识分子\'们向每一个个人发言，前提是每一个个人都是这一实体的主心骨或胚胎。他们的陈述也是根据这同一条规则指向或发自个人。\'知识分子\'们的责任是与那一关于普遍主体的共享观点分不开的。只有这一观点才能给予伏尔泰、左拉、萨特（恕我只限在法国境内）所享的权威。
     
    　　现政府发言人加罗的号召因此是把各种责任搞混了。他忽视了作为智性劳作的基本原则的各种分工了。
     
    　　新技术本质上是与语言的技术科学相连的，它与行政、经济、社会、军事管理一起，改变了中介和高等职业任务的性质，并吸引了在硬科学、高等人文科学里受训的思想者。
     
    　　这些新干部还不算是\'知识分子\'。他们对智性的职业使用并不着眼于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充分去体现那一普遍主体 ，而只是在那一领域里作最好的表现。这一表现是由相对于那一操作的输入/输出（成本/利润）来定义的。这完全是一种技术标准。投身于这样的责任中的思想者会并且有可能必须被引导着去发明一些新的机制。这样，他们肯定会去研究什么东西在他的领域里运行得最好。但他们既不责疑这些领域的界限，也不去责疑这一\'表现\'的性质，而一个以普遍性作为其职业的主体是必然会去作这种责疑的。这些新干部接受已被广泛接受的对现实的分割和评价行动的广为接受的标准。
     
    　　显然，我这是简化了。新技术的层出不穷继续在动摇这种分割，但事实上，当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或哲学家负起这样的责任，她和他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一责任的附带条件：需在所被分配的领域中去得出结果。对于那些文化任务也是如此。一个人指导一个文化中心，在文化部负责一个部门，加入一个向艺术发放资助的委员会：不论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个伟大的画家，作为负责文化的人，她或他必须去坚守一种与\'创造\'完全不同的任务。文化任务和文化\'激励\'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被文化的人（公众，使用者）缺乏知识、趣味感性，缺乏表达的手段，需要受教育。首先，公众必须被争取过过、受我们的诱惑等等。文化管理的成功原则上是由结果、由被文化的人的行为上的改变来决定的。对这些结果的量化，却成为另一个问题。
     
    　　而真正的画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就是去问：什么是绘画、写作、思想？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是有权、有责任对这种反对不加理睬的。他们的受众不是公众，而且我要说，甚至也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等自己组成的共同体。说真的，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受众是谁，而这正是使画家、作家成为画家和作家的地方：将某一种\'消息\'扔进虚空里。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裁判 ，因为在做他们所做的事的过程中，他们也责疑了既定的判断绘画、文学等等的标准。他们也怀疑那些定义着被广泛认同的领域、文类和学科的那些界限。让我们这么说吧，他们是实验的。他们决不是要努力去培养、教育或训练什么人。
     
    　　同样，他们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用不着去认同一个普遍的主体，用不着为了负起\'创造\'的责任而负起人类共同体的责任。相反，爱因斯坦和那几个丹麦人在理论物理上闹出的革命则打破了关于知识的普遍主体这一现代观念。未来主义的确是帮了那一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忙，可是得承认，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这些研究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当阿波利奈尔说如今的艺术家应当使他们自己成为非人性的，他显然是在说，各种先锋运动并不是由\'知识分子\'们策动，\'知识分子\'总是太人性了。《回苏联》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品，或也许是一个公民作家的作品，《造伪币者》是个\'创造者\'的作品。就因为这两本书是由同一个作者写的，就用同一眼光去判断它们，这是不公平的。这两个作品之间的联系不是虚弱，而是 压根就没有联系。
     
    　　总存在这样的诱惑：将一个人在其某一种责任的运用里获得的声望移用到另一种责任上。人们期望于\'知识分子\'的正这样一种移用。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全部特点也就在于这种移用上。知识分子的这种乱插手只有满足了下面这个条件，才不算是捣浆糊，才不是无理的篡夺：有一种普遍化的思想，那知识分子唯一能自豪的思想，能安排好一个系统里的各种不同的责任，至少是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正是这一总体化的统一，这一普遍性，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思想里最缺乏的。
     
    　　我就不客气地说了：只有当不义完全可归在某一方，只有当受害者是受害者，施暴者决不能原谅，只有在构成我们的历史名字的世界里，有些名字至少是象纯理念那样无暇地闪光着（如康德眼里的弗里德里希一样）时，一个人才可以不滑头地做他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谴责将工资的奴隶状态施加到工人头的\'纯粹的、不由分说的不义\'。他的控诉是由那个将要到来的普遍主体来授权的，这个普遍的主体将所有上面提到的那些责任，包括那些思想者的责任，组织到一个单一的目标里，那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巴黎公社是体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几乎透明的名字。现在，这一来自普遍主体的授权消失了，不过，这不光只是苏联、一个被解放的无产阶级所任命的民意代表暴露出了其真正本性，而主要是由于，能用来为这样一个普遍主体合法化的迹象是越来越难找到了。你们自己去判断好了：那最重要的迹象，在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眼里也许是唯一的一个迹象，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
     
    　　那鼓动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启蒙这一思想也是如此。它过时了。我们可以通过教育－－这在先进国家里是启蒙的强项－－的状况来判断它的状况。这些叫做\'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及其十九世纪的继承人们认为，推动教育会增强公民的自由，会摆脱政治上的分裂主义，会阻止战争。今天，再没有任何人会指望教育－－它到处都失誉了－－来训练出更有眼光的公民－－训练的只是表现得更好的职业人士而已。而这也正是法国本科教育改革的官方提出的目标。无知不是一种歧途，知识的习得是一种确保更好的薪水的职业资格。
     
    　　再也不应该有\'知识分子\'，如果竟然还有几个，那也是因为这些人对于十八世纪以来出现于西方历史中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决没有出现一种普遍的主体－受害者，思想可以以他们的名义提出控诉，而这种控诉同时成为对\'世界的构想\'。即使是\'最弱势的人们\'，萨特曾担用他们的角度，来引导他自己走出不义的迷宫，就连他们，在一切都被说出都被做出之时，也只是一种消极的、无名的、和经验的实体了。我倒并不是说不需要介入那些最弱势的人们的命运中：伦理和公民的责任都要求我们必须介入。但这一角度只允许我们作防卫性的和本地的干预。想扩展到这些干预之外，我们就会走错路，就象萨特那样地走错。
     
    　　现政府发言人Gallo是找不到他现在正在找的东西的。他正在找的那个东西属于另一个时代。我的结论倒并不是要让画家去画、哲学家去哲学、科学家去做他们的研究，经理去做管理，组织者去培养我们的文化、政客去搞政治。我的结论原则上讲远比这个要\'乐观\'，尽管它看上去事实上是\'悲观的\'（但这些悲观呀乐观呀也都来自启蒙时代）。那一普遍观念的式微，也许是毁灭，却能将思想和生活从那些有集权意味的执迷中解放出来。各种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独立（它们的不可兼容）要求、会要求那些担当起这些责任的人，不论他们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既要有灵活性，又要宽容，还要轻装上阵（svelte）。这些品质不再是严格、诚实和力量的对立面；它们是后者的符号。智识人并没有沉默，并没有退隐到他们的可爱的工作里，他们努力不辜负下面这一新的责任，而正是这一责任使得\'知识分子\'在其介入里越帮越忙，使得知识分子不可能：将智识与那一促发了\'现代性\'的惧怕或强迫症区分开来。
     
    　　译自 Political Writing, trans. by B. Readings and K.P. Geima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赵松

"真正的画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就是去问：什么是绘画、写作、思想？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是有权、有责任对这种反对不加理睬的。他们的受众不是公众，而且我要说，甚至也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等自己组成的共同体。说真的，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受众是谁，而这正是使画家、作家成为画家和作家的地方：将某一种\'消息\'扔进虚空里。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裁判 ，因为在做他们所做的事的过程中，他们也责疑了既定的判断绘画、文学等等的标准。他们也怀疑那些定义着被广泛认同的领域、文类和学科的那些界限。让我们这么说吧，他们是实验的。他们决不是要努力去培养、教育或训练什么人。 "

两眉

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应该承担一种虚幻的同一性，包括对现代性责任的承担，包括对所谓的弱势群体责任的承担。这样的知识分子丧失掉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共同体的牺牲品。

王晨

知识分子的定位对一个社会来说及其重要。。他们不得不承担着纯思辩向现实转变的责任。需要一些这样的帖子。

王晨

如果不嫌王小波土，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有好多可看之处。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转贴]
王小波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