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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人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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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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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0:2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9月26日晚10点,北京东三环边的CD酒吧,酒吧股东之一据说是刘元———崔健的音乐搭档,有人说这个酒吧是崔健经常活动的据点。
  透过玻璃窗,远远看到走下吉普车的崔健,衣着普通,以至于能留下印象的就是一顶配有红五星的棒球帽。这是崔健北京首体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二个晚上。
  甫一坐定,崔健的神情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你没有去演唱会现场?那,采访就半个小时。”语气中带着些许调侃。但随着谈话的进行,他逐渐多了些机警和敏感。语调不高,但情绪时常会激动起来。话语间没有任何周旋和掩饰,尤其是谈到复制的文化、演出市场混乱等方面,他的神情中明显有愤怒。
  说话过程中,他的帽檐常常遮住双眼,让人只听到一种不容争辩的声音。“我们”、“你们”、“他们”———分别代表了崔健和他的乐队、媒体和乐评人三个阵营。他认为三者关系间有个隐形纽带———“贿赂”(关于“贿赂”的独特解释见下文———编者按),在崔健的谈话中,这一点出现频率极高。究竟谁贿赂谁,他没详细解释,反正他不贿赂任何人。
  一切都是那么直白。在周遭充斥着“塑料植物”般仿制文化的海洋中,崔健对抗着,拧巴着。因为,“梦想不是让人听到的,而是让人看到的!”在他看来,我们的流行文化是复制的,缺乏生命力。
  崔健说,我们目前生活在既非感性,又非理性的混沌年代,人们不敢坚持自己,不敢探讨自由。那么在摇滚圈摸爬滚打20年的他,又是如何坚持和探讨的呢?
  
  我的演唱会不是句号
  记者:听说9月24日演唱会结束后,你和朋友们开庆功宴直到凌晨3点多。
  崔健:是的。演出完挺开心。不像演时有压力,精神要集中。演完才发现,呦,时间过得这么快,根本都没感觉。
  记者:演出时,新歌、老歌交替进行,哪个更受欢迎?
  崔健:岁数大的喜欢老歌,年轻人挺喜欢新歌。我在台上感觉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互动场面看不出来,那都是公式化的东西,走出音乐厅,留下什么印象才最重要。
  记者:据说当时有不少空座,上座率有多高?演出成本收回了吗?
  崔健:这些我都不清楚。反正看着观众有九成吧。
  记者:演出前,你曾经对媒体表示,“希望唱新歌,给歌迷新的形象和感觉”。如何理解你所指的新形象和新感觉?
  崔健:那个记者写错了,应该是新的感觉和方向。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在那里原地踏步,回头守旧。怀旧只是当时觉得好,事后就无所谓了,容易淡忘,好的演出是能让人回味的。我希望我的演唱会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
  
  那些年轻人在我眼里属于高级植物
  记者:是不是挺反感“怀旧”这个字眼,感觉你很抵触这个。
  崔健:我从来没做过怀旧型的演出,那是别人安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没有做过,干嘛要说呢。这场演出安排老歌,不是怀旧,只是互动形式。
  记者:跟20年前参加演出相比,觉得观众有变化吗?有人说你人还在那里,但是观众已不在那里,即使他们来听歌,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崔健:(观众)没有变化才奇怪呢。演出后才发现,很多观众的内心,完全被音乐积极地调动起来。中国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内心中的情绪,希望通过一种音乐方式表达出来,就会选择我的音乐。这不光是和我互动的表现,更多是他们与自己生活的互动,对生活一种积极观察的态度。20年前的观众,现在往往渴望求新,希望有新的形象。当他们找不到的时候,还会寻求老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还是比较消极,等待广告轰炸,给他们塑造偶像,躺在床上就可以消费。没有积极地发现问题,缺少创新的欲望。年轻人追求的是享受生活的机会,主流生活方式已经很清晰,这些人在我们眼里都属于高级植物。东南亚就盛产这种文化,不去观察真正存在的问题,只是销售和购买。
  记者:这次有网友留言:“感谢崔健,让我们又可以在忙的时候,想起青春,想起理想。”这种信息的传达是你所希望的吗?
  崔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自己的青春期,大学毕业时那股劲,他们愿意通过我的音乐,看到过去。也有人非常不喜欢过去,已经不复返,干嘛非要回去,也就不愿意听我的音乐。每个人根据个人生活经历,与我们音乐进行反应,而不是我们简单认为该怎样。
  
  谁毁了文化市场?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崔健:我觉得是!演唱会起名———“阳光下的梦”,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崔健:阳光下的梦不像白日梦,是可以实现的。坚持梦想,坚持我们最初的追求,一点一滴地去做。就像真唱运动,我们开始设想做10年,没想到3年后,国家就有反应了。社会还是有良知的,人们是喜欢梦想的。
  记者:采访之前,我和乐评人李皖交谈,他看了今年你在武汉的演唱会,总体感觉,有股落寞、冷淡的氛围。尽管你个人进步变化很大,单就演唱会的形式,则缺少互动性,以及精神和情绪上的共鸣。
  崔健:首先中国没有摇滚形式,那都是西方的。现代人不是拿着西方文化看中国,就是拿着中国古代东西骗外国人,这都不是创造。什么时候才能甩掉左右拐杖,从根的地方站起来。别拿西方形式说:你搞的不是摇滚乐。不!我们是第一个!你们为摇滚乐花过多少钱?中国摇滚乐是现象,不是文化,自身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愿意发生这种争论,也早就做好准备,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已经说服过自己,先要创造出机会去表演,才能说发展。演出市场早就让港台这帮摧毁了,你都不知道一个演出证,要花多少钱去买,你知道吗?你去问问,港台娱乐是怎么强奸文化市场的?完后,再说中国摇滚乐是什么样的吧。
  
  打破现实空间,去创作
  记者:做摇滚20年,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崔健:说了,你也不敢写。我们就是想为社会做出点有意义的工作,要比跟你一样生活在政治文化空间中的人,有着更加自由的思想空间。只有这样,才配做摇滚乐。当你不够自由的时候,你要发现什么人比你更加自由。现实空间不够满足你,就要打破它,去创作。
  记者:你的梦想就是不断去打破,又不断要得到的过程吗?
  崔健:这实际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你会发现现实社会甚至连一些公平竞争的方式都不能实现。某种程度,我们还停留在讨论公平之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源,让自己去接受“贿赂”,去抬高被“贿赂”的资本,这是一条路。另一条路,则是不通过“贿赂”来实现理想,就是把你的话语权充分利用,让人去关注你真正的想法。
  从形式上表现我们的梦,已经做到了。但是说到具体的理想,很复杂。如果三言两语,就是对理想的亵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关系更多人。自己都觉得很危险,不愿意说。如果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从言谈举止,分析我所有的生活,会找到一个结论。
  当我的行动和言论达到一种平衡时,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闲着,我在按照自己的梦生活。有梦想的人多了,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对媒体去说。我今天就说多了。因为梦想不是听到的,而是让人看到的。
  
  让有理想的人赶紧先行一步
  记者:那么在你实现梦和理想的过程中,快乐多还是痛苦多?
  崔健:当然快乐多。(神情又变得非常警惕)这不是坚持!坚持的概念是痛苦。我觉得坚持,是一种高贵的品格,是鼓励英雄的。你除了干这件事,没有更大的乐趣,这件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人为什么创作,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压抑,因为有欲望才感到压力,要去解决压抑。从没办法到有办法的过程,就是创造。
  记者:说到这儿,想知道,你目前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崔健:我随便说,你就会觉得……不想说,欲望太多了。事业上,做想做的事,你们也大概知道,我想拍电影,已经参加了现代音乐剧拍摄,搞了大型音乐会,打算出下一张专辑。音乐电影是我喜欢做的,等拿出来的时候,再吹。别的事情也想做,现在是好时机。
  大家已经意识到,硬件的发达往往导致软件的缺乏。电视卖得多了,却没有好节目,现在是需要艺术家的年代。硬件是商人干的事,艺术靠的是自由思想者来完成。所以说,很快地,自由思想者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让那些有理想的人赶紧先行一步吧。
  
  对社会人性化的发现
  记者:做摇滚20年来,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思考的角度和方式有什么改变吗?
  崔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边缘思考者,同时是热爱生活,热爱朋友,注重友情,注重生活细节的人。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是主流。我觉得不可能用话真正说清楚这种感觉,不值得一说,或者不配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说,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年代,有很多事情可做,这就够了。我特别庆幸看到时代的变化,还能表达变化中人们的情绪。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借口,意味着你就可以不批判,可以住嘴了。
  我觉得代表自己最大的理念就是对社会人性化的发现,让我感到我们的批判是有意义的。当你善意批判这个社会时,别人肯定会接受你。不断调整自己,也就是梦想实现的过程。我们经常被调整,被现实调整了多少次?同时我们反过来,调整社会。
  记者:能详细说说吗?你是怎样做到对目前社会人性化的发现?
  崔健:人性化的发现……改变了一点一滴,只要开始做,就是改变这个世界。歌词只是我心灵活动的代表,是改变的一部分。还要通过我跟媒体接触,跟朋友接触,一点一滴的信息,都有它的功能。
  记者:20年来的摇滚历程,到现在自己有没有感慨和总结?
  崔健: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摇滚乐有关系。我要认为不是这样的话,早就不做摇滚乐了。能够清清楚楚把你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轨迹结合起来,这是我做音乐时最大的发现。摇滚乐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但肯定是个娱乐,为什么我不是诗人,不是社会家,因为它是娱乐。
  记者:有人认为摇滚乐是批判和反思的音乐,你认同吗?崔健:它包括三种东西。内容、力量必须有,音乐必须有,娱乐必须有,缺一不可。所以在《给你一点颜色》中,有三种颜色。如果我没有非常严重的倾向,他们受不了。一些乐评人希望艺术家能有明确倾向,才能欣赏美。因为我自己太独立了,别人讨厌一个艺术品,非常富有哲理性。
  记者:还有种看法,认为摇滚乐适合出现在社会变化转型时期,当今物质社会,也许不适合摇滚乐的发展?
  崔健:说这种话的人才是真正唱高调,号称有责任感。把责任感看得很做作,又居高临下地看待社会。我不同意。摇滚乐必须娱乐,如果没有进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只是社会研究现象则很可怕,那我也早就不做了。
  
  亚洲听觉文化的耻辱
  记者:现在一提到崔健,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回忆”二字。
  崔健:总是用岁数看人,特别容易把一个人的思想庸俗化。很多人把一个人的人气、市场价值单纯地用年龄段去划分。
  娱乐媒体已经不再是人的真实反映。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模式,用各种方法去攻击,实在没有可攻击的,就去攻击人的年龄。包括真唱运动,很多人会认为是我个人行动。总会找到一些负面依据,来造成对号入座的新闻模式。
  记者:看来你比较在意别人谈你的年龄。
  崔健:我觉得特别可笑,就像人们在谈论一种宠物式的明星,而非思想型、创造型的明星。一个总统50岁才是最佳年龄段,什么年龄就有什么艺术出现,干嘛非要谈论年龄?非时尚,非人气,就是失败?就有失落感。记者们偏要问我是否有失落感,大家都想在此对号入座。
  记者:按我的理解,对你失落感是和过去比较……
  崔健:(迅速打断)从来就没有过失落感!你给我人气还不要呢!说实话,电视台请我多了,不愿意去。因为他们不是真正尊重音乐。我们之所以丧失人气,是自己的选择。我们从没奉承谁,所以没有人气。
  人气是港台操作明星的模式,用大笔钱砸出来的,不是认真地去创作。这是你们的遗憾,不是我的,反过来我会笑话你们。你们烘托了让愚昧的人有养分,而真正有才华的人则生活在一个小空间里,没有人关注。如今站在音乐舞台上的全是影视明星,出场费动辄要多少,这些都是歌迷的遗憾,都是笑话,属于亚洲听觉文化的耻辱!
  
  他们的灵魂被时代“贿赂”
  记者:可是大家想,对于你崔健,可以完全不靠人气,靠多产有实力的作品说话。
  崔健:高产量和高质量有很大区别。韭菜一年长三茬,铁树百年才开花。歌曲写多了跟写日记一样,关键要总有欲望去创作。本身淋漓尽致地表达和积累就是矛盾体,好作品肯定要淋漓尽致地表达,永远写好作品,破坏的就是积累。看你选择哪个!
  记者:那么你的选择呢?
  崔健:我喜欢漫长的,自然成长。我的压力是时间太多的压力,我在录音棚里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就是最大的压力。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对我来说,就是独立地完全不依靠任何人来做音乐。我不需要向其他社会关系低头,惟一要做的就是学习知识。以前需要合作,现在技术发达了,所有人在家都可以做出好东西。
  记者:技术化的结果,往往不可避免的就是同类化,缺少个性。
  崔健:只能说你生活在创造力贫乏的年代,周边没有人做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东西。我不认可,恰恰相反,有很多新的、好的东西。关键在于你看的是被人轰炸过的,而不是你选择的。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选择了音乐,实际都是被别人选择。亚洲文化本身就是不断自我复制,创新少。
  一个创造者必须有这样的基础———建立在怀疑和背叛之上。如果不是建立在不满足的基础上,创作就没有意义。但是亚洲文化是偏让自己满意,模仿别人还要达到自我满足的借口。现在的歌,歌词全是为了讨好消费者,听了就知道卖点在哪里,他们的灵魂被“贿赂”了。
  记者:难道你就没有被“贿赂”吗?
  崔健:我基本觉得是平衡问题。我唱完《一无所有》的时候,有感觉到时代可能要“贿赂”我。当时,你会觉得所有要的东西都能得到,就看你是否按照他们的要求去生活。
  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贿赂,就是你的消费形式,和你创作质量阶段性的比例。突然创作没有了,消费还在增高,你就要放弃一方,为另一方服务,这就是贿赂。我每天生活很简朴,到我的房间看看就知道了。我为什么没有改变自己,就是从来没有设定这么高的消费。我看过很多人做出好的艺术,成功后,开始拍广告,因为他买了别墅。一开始还能谈理想,后来就改成需要挣多少钱,就变成买房子,买车。惟一能相信让自己生活美好起来的就是致富,这就是被贿赂最典型的表现。
  所有记者都问我钱,甚至有记者直接就问我,演唱会挣多少钱,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赔钱。我们的演唱会是挣钱还是赔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创作。
  
  欲望和现状之间的压抑
  记者:有人一直听你的歌,感觉到你经历过一段迷茫时期,新作品中似乎又重新坚定……
  崔健:哎哟,天啊,跟你这么说吧,我从来没有真正兴起过,也就没有真正迷茫过。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浪尖上。我对自己很刻薄,也很宽容。
  曾经有个台湾知名音乐家和我聊天,说我的《一无所有》就像有人狠狠地踩了他一脚,我吼了一下。我当即回答你根本不了解大陆,不理解人的欲望和现状之间,同样能给人带来很深的压抑。因为你有欲望,有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知道我们内心想要什么。不能只是通过外表,看这人从商业浪尖上大红大紫,然后突然间失落,以这种方式评判人的迷茫。这么说吧,我的迷茫是永远的,不能否定将来还有更大的迷茫,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之路。如果没有这种迷茫,就缺少了养分。
  记者:现在你演电影,拍电影,是不是打算不再走单一的摇滚乐之路啦?
  崔健:我没有兴趣做其他商业的东西,只是做艺术。我更愿意做的是自由创作的艺术,而不是简单的摇滚乐。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崔健:会看到的。等你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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