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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4:2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对于宏观调控的七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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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的博客文章
 2006-04-29　18:27:35
 
 国家仍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调控被中央政府认为是过热的中国经济，当然房地产作为支柱型产业也会首当其冲的倍受关注。各项调控政策都会在影响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房地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任何国家的房地产涨落与发展都毫无疑问的无法背离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的大北京支撑。
 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现行的涉及房地产发展的调控政策并不符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也因此让社会和市场产生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困惑。
 一、关于城市化
 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是通过城市化来解决以农业生产为主向工业化过渡，并提高集约化生产效率发展经济的，并且在大量的城市化过程中减少农业人口。一方面将大量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并提高素质与收入、提高人均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腾出大量的土地使剩余的农业人口人均可占用资源增加，提高农业人口的生产效率和收入，减少贫富差距，并合力促进经济发展。
 但我国的政策中却在限制城市化的进程与速度。一是认为会占用过量的资源，产生城市化过程中煤、油、电、运的紧张；二是认为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会使农用耕地减少并影响粮食的安全，并因此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
 城市化只会减少对农用耕地的占用，这是个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容纳了中国近50％的人口，但占用的土地仅为全国土地面积的0.3％，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农村的自然村落所占用的面积远远大于城市建成区的几倍。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将1亿多的农业进城就业的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因此他们既要在城市占用一份土地资源和其它资源，同时又要在农村占用一份土地资源和宅基地。如果中国长期的用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员占用双份资源的方式发展，总体的资源一定不够分配的。
 城市的能源等需求是要靠发展加大供给的，不能因供给不足，不去发展而限制限制城市化进程，这种用能源供给紧张而限制城市化的观点是永远不让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观点，也是约束中国经济和加大因资源分配不公而造成贫富差别扩大的原因。
 没有人反对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但新农村建设并非是让农民留在农村，更不应该是放慢终止城市化进程的理由。如果没育城市化的集约过程，那么一定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城乡收入的差别问题。
 二、关于重点用地的保障
 早在解放初期，我国就实行了“国防第一、工业第二、普通建设第三、一般修缮第四”的国家基本建设方针。大量的土地征用向国防与工业倾斜，限制了城市住宅的发展。“二五”计划开始时提出的住宅建设奋斗目标是将大、中、小城市现在分别每人平均二、三、四平方米的住房水平提高到四、五、六平方米，仍未解决城市的房荒问题。“先生产后生活”的革命思想统治着建设政策，城市住房问题一直被放在发展生产的后面，直至1978年全部城市都出现严重的房荒，城市住房的人均水平低于了1943年解放时的水平，1978年提出的是在1985年达到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的奋斗目标。
 这其中还不包括几次国家性的从城市向农村大量转移人口的移民运动，不包括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否则这个人均5平方米的目标都无法实现。
 近十几年，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城市的住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自2002年的调控以来，特别是土地供给制度的变化之后，“先生产后生活”的革命思想又回到了政府的文件中。
 国土资源部在严格的控制土地供给的方针中，土地一是优先国家重点工程、二是保证市政基础设施、三才是保障居民住房，因此大量的土地占用中，城市建设用地仅占很低的比例，2005年的土地供给中，城镇建设用地仅为20％多，其中的住房建设用地就更少的可怜了。
 是城市居民的生存权利保障重要，还是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发展重要？这本来是个相关的问题，任何发展的目的不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如果大量占用农民土地的同时，又不能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让失地的农民转为城市公民，却仍让他们保持农民的社会地位去挤占更加可怜的耕地，那么又如何解决收入差距加大和居住条件提高的问题呢？
 三、关于“独门独户”
 世界各国评价住房状况好坏时，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城市住房的“成套率”水平；二是独立式住宅率水平。
 我国现有的城市“住宅成套率”水平约为73％，就是说还有大量的住宅是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非独立功能的住房（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没有厅的房子了）。仅仅用人均平米数的增长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中国城市的住房情况。至今中国尚未完成1996年向联合国人居署报告中提出的2000年应达到的目标，但却有部门说房地产业产能过剩了。
 我国现有的城市独立式住宅的水平则更低了（小于10％），欧美国家大部分在40—60％之间，少数国家的独立式住宅高达80—90％。那么限制独门独户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中国城市的住房水平提高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可以用中国的人多地少来解释土地资源的稀缺，但中国的广大农村不是都为独门独户独院的独立式住宅吗？如果在大量城市化的过程中将大量农村的独立式住宅减少，将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那么是否城市可以增加一些独立式住宅呢？也许这种城市新建的独立住宅与农村现有的独立式住宅的置换会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能大大的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其实这只是个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的问题，而并非是否应限制独门独户的问题。
 四、关于投资过热
 国家出台大量的限制投资过热的政策，但一方面又大谈特谈消费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在限制投资过热中又将可以拉动消费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城市房地产投资一刀切的合并在投资过热中调控了。
 如果要拉动消费和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是否应将房地产投资或者面对普通收入的城市居民的住房投资从整体的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剥离呢。既然政府将应重点关注和解决群众生活的基本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住房建设的投资不正是解决群众生活基本利益中的重点中的重点吗？
 住房消费是列在投资中，还是计入消费中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其实是来自于其它的投资过热影响到对住房建设投资的限制。如果不一刀切的限制算在哪里都无所谓，要弄清楚的还是个先生产后生活，还是先保生活后保生产的问题。历史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时，也许投资的重点保障与调控也应有所不同。
 总不能说房价时都将住房定位为城市居住生活的必需品，要用行政手段控制，土地供给时并不优先保障，在限制投资时又不分青红皂白将住宅建设投资也列入限制范围。处理投资与土地时，住房的定位难道就不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了吗？当粮食定位为居民生活必需品时，有谁敢压缩粮食生产的投资吗？看来住房是生活必需品仅仅是个打压房价时的一块招牌。
 岂不知恰恰时压缩与限制了住房建设的土地与投资才造成房价的上涨。
 五、关于70％的家庭无能力购房
 许多“专家”和政府的研究报告中都说中国城市有70％的人无能力购房。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政府文件中的住房供给体系；二是城市现有的住房私有化率问题。
 不管是国务院1998年的23号文件，还是2003年的18号文件，都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实行的住房供给体系“中高收入家庭用市场化的方式购买或租赁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中低收入家庭用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住房问题，低收入与困难家庭用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在讨论市场房价与购房能力时，是否应按国务院的文件来分类，商品房的房价应仅针对于供应体系中的相对人群，应将非商品房供给对象人群及收入情况在研究与报告中剥离。
 如果国务院都忘记了自己确定的住宅供给体系与分类，国务院的管理部门都忽略了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全社会包括专家、媒体与政府研究机构都不分供给与消费对象，共同形成一个声音在否定23号文件和18号文件，那么还要这个供给体系存在吗？
 总不能文件说商品房是给中高收入家庭的，政府拼命的用招拍挂制度从土地或说从中高收入商品房购买者身上发财、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又用非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调查来说房价过高70％的家庭无能力购房吧。为什么要让百分之百的家庭都进入商品房市场呢？从世界各国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和规定。这种专家与学者的用意是在破坏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在侧面的攻击与否定国务院的文件呢？至少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挑动，或说在煽动中低收入家庭对国务院文件确定的住房供给体系不满。
 其二、统计局调查2003年的城市住房私有化率已高达81％，城镇住房私有化率也高达70％以上，最近建设部公布的城镇住房私有化率73％（也许这几年城市化加速中私有化率下降了），假定加上中国农村住房的私有化率，大约中国的整体住房私有化率会高达95％以上。
 我们就按城镇居民住房私有化率约73计算，那么如果没有住房的仅为27％，请问那么专家、学者或研究机构怎么会有70％的家庭无能力购房呢？
 那么就要问问这个70％的家庭是有房家庭还是无房住的家庭，是要改善住房条件的购房，还是没住房的购房。改善与提高住房条件与无房住的购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有人说这种研究与调查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不是70％的家庭无能力购房，而是70％的人无能力购房。请查查世界各国和中国政府的有关文件与规定，看一看住房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有哪个国家的住房制度或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会以个人为购房单位或应保障的单位。但一定会从世界许多国家中看到（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非组成家庭的个人无权申请居住或购买政府提供补贴的廉租房或低价房。
 即使中国有27％的家庭没有私有住房，也不会有70%的人没有私有住房。
 也许有人说一个大家庭中子女住的是父母或长辈的私有住房，而结婚生子要另立门户，但无能力购房，大学生毕业留在城市与父母不在一地，虽然父母有房但自己没有房等等。好了，如果设定的前提是城市新增家庭或大家庭分裂成小家庭的新增住房中的人无能力购房，那么这些家庭的新增数量每年约为800万户(请查统计年鉴)上下，也远远不到1.46亿户城市家庭的70％，最多也仅为5％。扳扳手指头也知道这种研究成果与数字是假的。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会不动脑子就大登特登这种荒谬的研究成果与“专家”言论呢？更何况许多人并不应列入商品房的供给与消费体系里计算。
 一个有房家庭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家庭时，会有新增购房的需求，但当一个小家庭从一个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时，并不是一个小家庭的独立支付能力。因为当小家庭搬出大家庭时，原有的大家中的人口减少是扩大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之所以中国大量的出现一个大家庭共同出钱支付购买小家庭住房的情况，就在于父母在出钱替儿女改善住房时，实际是回购了自己的居住面积。一套新房在同时解决两个家庭的居住条件。假定这种前提成立，那么购房的能力就不是仅仅以小家庭计算的，消费的面积与能力也不能仅仅以小家庭的新购房（不管是二手房或一手房）的面积计算。
 按一个大家庭与按一个大家庭的一个人或一个尚未分裂的小家庭计算购房能力是不同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大学生进入城市，但农村并未减少其回乡之后的宅基地权利和原有的土地分配额度。我们当然欢迎更多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化，但要同时从制度上解决一个家庭部分城市化之后的双重权利问题。假如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化之后，那么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就可以将土地变成购房的能力了。
 不管是何种情况，无论如何都计算不出70％的家庭或70%的个人无能力购房的结论。扣除70％的城市人口或家庭，现有私有的住房早就超过30％的家庭户数了，也许这30％的人口或家庭早可以拥有两套以上的私有住房了，这种结论是可笑的。换句话说，已有私房的家庭现金收入能力也许不能购买一套新房，但私有房产难道不是购房的资金来源吗？卖了旧房扩大20平方米的面积（也许仍是旧房）的能力总会有吧。改善住房不能从一次到位的角度出发去计算购买能力，而应递次过渡。如果都从零计算新房的购买能力，不就视同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现在都住在大街上了吗？
 动动脑子就知道这种结论是荒谬的，奇怪的是为什么也在用70％的人或家庭无能力购房的谎言为依据来调控与评价房价呢？
 六、关于贷款加息
 我们欢迎政府用经济的手段、市场的手段来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也不认为这次贷款加息是专门针对于房地产的，应该是对整体经济的投资过热或GDP增速过快或一季度信贷规模增长过快的。
 从整个信贷结构看，房地产信贷约3万亿元（约增加80多亿元的成本），在总的信贷比例中并不高。个人消费信贷约1.84万亿元，所占比例也不高。可见非房地产行业中的贷款比例远远大于房地产信贷。但加贷款利息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会比对其它产业的影响更大，因为其它任何产业中都没有1.84万亿元的个人消费信贷，0.27％对个人消费来说是一种负担。
 央行的意思很清楚，长贷款利息就是如果老百姓不把银行储蓄的钱拿出来消费，银行就利用低息存款来榨取更高的信贷利润。央行利用提高贷款率来掠夺公民储蓄的财富。让银行借政策发财，并给国外在几大上市银行中的股东增加利润。企业贷款用于市场会计算投资收益，购房投资者也会按收益来决定投资，但最惨的是那些为自住而贷款购房的城市居民，他们不得不为这些放弃更多的其它消费，用来支付银行的利润。
 宏观调控是为解决国家总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应该说是因为政府的管理或政策出了问题而造成的。国家有权用新的政策来纠偏，使总体的经济运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为什么国家犯的错误要让消费者承担改革的成本呢。住房不是被国家列入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吗？国家政策不是鼓励居民消费的吗？
 当企业的贷款涨息时，必然增加企业投资的成本，会调节企业投资的冲动，减少一些不合理的投资，并降低固定资产的增速，使经济平稳。但任何企业的贷款利率增加都会增加生产的产品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消费产品也会因生产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并转移给消费者，房屋生产也一样。那么存款利率不长，贷款利率引发产品价格增长时，就等于存款利率下调了。钱越来越不值钱，这种办法能否促进消费就很难说了。
 反之，当没有其它投资时，许多人将钱投资于房地产，涨贷款利息是为了限制个人在房地产中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存在银行里的钱在贬值，不是会有更多的钱用于房地产投资吗？房地产的价格增长远远超过了调息的增长，也许政策的制定者会认为贷款利息上调了，投资者就减少了，消费者也减少了，房价涨幅就下来了。那么没有了住房消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也下来了吗？没有房子，消费品房在哪里呢？
 其它的产业也许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贷款利息上调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但住房需求却大于供给，贷款利息的上调并不能解决供不应求的行业中的平衡关系。反而可能加剧供求关系恶化的矛盾。也许对房地产的住房消费仍应用一种政策来对待，降低住房消费的自住需求的贷款利率，不是有对第二套住房贷款的特殊政策吗？为什么不能也有对第一套住房贷款的优惠政策呢？尤其是保留利息所得税更是一种掠夺了。
 七、进一步的调控措施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系列的措施出台，也许加息还会继续、继续，但不管何种措施都应先看是否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如果每次措施都是在纠正国家政策错误时，让消费者承担改革成本、无法从调控措施中受益，那么这种措施一定不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许政策期待整体经济运行的平稳，可以给国民带来最大的收益。
 可以回溯或检查一下前几次的政策，消费者得到了什么，否则又从何谈起鼓励消费呢。
 无数的困惑，让市场中的投资主体与消费主体无所适从，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与国际上的经济规律的差别到底在哪。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并没有让人们更加理解中国的现行政策，要国强还是要民富的问题一直在左右摇摆，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让百姓承担改革与调控成本，却无法让百姓从调控中受益的政策，必然会引发更多的困惑。
 又有谁来解答这些困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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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4:25 |只看该作者

0cm 0cm 0pt">小潘，洗洗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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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m 0cm 0pt">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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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16　09: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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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一：哥白尼用“日心说”否定了西方统治一千多年的“地心说”、“从此自然学科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但1543年却被教会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当伽利略再次用天文学的实践证明了哥白尼的理论之后，同样被罗马教廷判罪，直到1984年冤案才被昭雪。
 故事二：哥尔多尼用“一仆二主”给社会带来了欢笑，同时用赞扬中下层市民的智慧与善良，揭穿了十七世纪的假话，但却受到以高齐为首的群起攻击，不得不侨居他乡，终老而不得归根。
 以上两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是在说真话的言论自由和对传统观念与意识的挑战中受益的。但社会与科学却经常在受益的同时将这些给社会与科学带来新生命的人打入地狱。被传统观念和权力舆论控制的人群常常将为科学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踏在脚下，称为是最可恨的人。不是当时社会而是时间最终鉴证了社会与科学对他们的公允评价。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政府不但养活了超过13亿的人口，也使2.5亿的贫困人口下降到3000万以下，包括全中国的人口，几乎全球经济都在中国的改革中受益，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政府在不断的实践与纠错过程中，正在逐步的解决改革中尚存在的问题，推动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的进步。
 一只能在暴风雨中自由飞翔的雄鹰，当然要有一双同样强壮的翅膀。目前的中国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一个弱小的问题，但是强大与弱小并非是精神文明过强而物质文明过弱的关系。这两个翅膀应该比喻为：一是良好与充分的市场经济；二是科学完善的政府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的提供。<o:p></o:p>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本身就还没有完成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制度的过渡，自然就还存在一些尚待改进与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创造性一方面促进经济的效率，但同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改革过程与竞争过程中个人需要面对的风险。当竞争破坏了人们在计划经济的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时，竞争不但带来了风险也削弱了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下岗就让就业失去了保障，同时也许医疗随着就业关系的改变而失去了保障。传统的住房依赖于单位分配的旧梦被打碎了的同时也激化市场中自由竞争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就在非同一标准和非同一定义中产生冲突。利益集团反而利用被竞争伤害的不幸者对社会的不满作为他们谋求私利的保护伞。如垄断的国有企业不正打着保护和壮大国有资产的名义，坚持市场的封闭；银行改制的同时用引入国外竞争机制为名对小额存款的收费；……
 目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许正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指导思想尚未转变。一方面在应从市场中退出时仍在坚持政府主导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应在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中进入时却在逐年缩减了应投入的比例。让该强大的翅膀没有强大起来。
 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竞争中的两极分化，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最佳收益，就必然会排斥一部分非最佳的人员与企业。也必然会造成与出现一些破产的投资者、失业与下岗的职员、退休的群体、贫困农民。当政府主张实行市场经济时，首先就应预见到之中的必然，而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则是建立强大的公共产品提供的体系，以及对弱势群体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体系，使他们不但能在改革中成为受益者，改变他们只分担改革成本的现象，并且使他们能有重新融入社会的公平机会，建立起共同建设市场经济的信心。
 如教育与再教育的保障，以提高再就业和参与竞争的机遇；如医疗的保障以解除意外的担忧；如住房的保障，减轻货币化分配之后的居住压力；如养老的保障，使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参与冒险与竞争；如最低生活与失业的保障，使他们能在困难时有再次创业的机会；如公共产品的倾斜，使他们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如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转移支付，使他们能在突发事件和正常生活中有依靠，并平衡收入差别与公平。要保证公平的并非是平均分配中的结果，而是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公平、制度的公平、法律的公平和义务的公平。<o:p></o:p>
 要创造公平唯一的方式就是允许说真话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民主的监督，就不会有对传统制度的突破，就不会有各种创新。当一个社会永远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传统意识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言论，创新就一定会被认为是胡思乱想而淹没在口水之中。中国已走过的改革之路中最典型的一次冲击就是小岗村用鲜血与生命对宪法的挑战，此后的改革之中又有多次冲击不是迫使宪法进行了修改吗？包括中国的土地制度在宪法中的改变，又有多少不是靠说真话的突破让社会重新认识了自己吗？
 正是靠这种探索，今年的两会可以看到政府已充分认识了自己的“错位”与“缺位”，政府已经在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社会保障的建立、对农村和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政府在加强市场化改革这只翅膀的同时，下决心加大另一只翅膀的建设。也许这种倾斜政策几年之后，就会使那只本来还不很健康发展的翅膀能撑起另外半边天。
 我并不在乎小潘对我说什么，也不在乎那些网上的PK，有人误以为是我与小潘在挑起各种争论，岂不知背后是强大的媒体和网站在为增加阅读量和点击率故意制造这些泡沫和呼声。试问真正的弱势群体有多少能够买大量的刊物和频频在网上点击，去关心这些并不能让他们增加收入与知识的PK。或者小潘是真想这样去制造新闻，但我从未主动的参与这种争论，每一次几乎都是被动的不得不去解释与回应。
 这次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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