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了——当下文学的过去时

shep

<>                                                               上</P>
<>       当代中国历史有一个被刻意规避的事件，它的发生、发展和落幕，严肃的说都深刻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拐点。因为它最重要的影响发生在人们的精神方面，它大大改变了当今所有中国人的命运。更对全体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损害。</P>
<>被遗忘和闭口不谈的89年</P>
<P>       这件事之所以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大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它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忌；一个无法解开的疙瘩。然而回避和沉默，并未能成功的化解它的全部内容，相反的，回避和沉默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P>
<P>       我为什么要说64呢，就是因为它落幕以后至今为止，都没有愿意提起它。人们心照不宣，嘴角挂着复杂的笑意。我有资格说它吗，当年我才十岁；是个小学生。然而，小学生会成为成年人。而他对就发生在他旁边的重大历史事件却知知甚少，不啻为一个人的悲哀。对于我来说，很多事情还只是听传闻，仿佛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我不知道真实，但我不能忘记：它的确真实的发生过。</P>
<P>90年代：缺失的现实</P>
<P>        我不想就政治层面来看6.4，因为这一事件并非仅仅立足于政治层面。它之所以会生，是来自在政治之下更广阔的现实。反腐败、要求民主都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现实诉求。可以说它直接源自人们对文革更深层的反思，是十年动乱结束后人们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对自身命运的强烈关注。从“伤痕”到“反思”一路走来，它下一步必然会走向对人的权利的讨论、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深思。80年代对文革的批判自然会从人道主义、人性关怀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现实的理性批判。 </P>
<P>       以6.4为拐点，进入90年代经济在发展，而对人之本体的关注则由于种种原因日渐衰退。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实质上都以某种不同的程度在回应以6.4为高潮的，个体独立意识、集体伦理价值等诸多现代社会的基本命题。6.4作为从拨乱反正开始，涉及方方面面的全体中国人大反思的高潮，绝不是简单和偶然出现的。它的意义无需几十年后才做定论——无疑的，它是中国人自我观念高涨的代表，是个体独立和精神独立的自发形式——同样的，它的仓促落幕也就形成了现在全部现象和问题根本的内在主题：只追求肉体满足；而精神方面则统统被货币价值所取代。</P>

<P>                                                                   下</P>
<P>      在文学方面，自9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的创作，都开始退潮。这和文革后十年的繁荣局面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在商品经济下读物性文学占据主流是客观规律。然而检查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文学，就不难发现，它们都在回避。回避当下生活表层下涌动着的现实。对于文革后重新复苏的十年繁荣来说，90年代至今十余年的文学是衰退的，在精神上是完全空白的；商业文学更沦为龌龊炒作下的促销假冒伪劣产品。我想，这和6.4后人们丧失独立的言论权利是密切相关的。</P>
<P>商业文学的冲击</P>
<P>       看看本特里·利特的小说，他的作品不可谓不是商业文学、类型化文学。但《小镇惊魂》、《恶化》等并不是在古怪的噱头下故弄玄虚的东西。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商业文学就是胸无点墨。</P>
<P>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商业文学所呈现的普遍低劣的特点，一方面是商业进入文化领域后正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在纯文学领域，我们可悲的现状。在这里我不说什么“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承担社会命运的责任”等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因为时下在所有文学领域内，这种可悲的状况都可以被认为是精神堵塞的表现。如果说作家们都没有思考的头脑和探求的勇气，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故此才说是堵塞，所有的出路都被关闭；处在一种即将僵硬的情形下。 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6.4以后人们精神方面被强制封闭起来，不允许将思想上的叛逆表达出来。这一则取消了文学本身批判的基本功能（这一功能在文革后逐渐形成新时期的一种传统）；同时也关闭创作的思想制高点。因此，形容猥琐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当下文学作品的窠臼。作家的基本生存有赖于自由健全的社会环境，而今则不得不用来换取生活资料的自足。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这种恶性循环。也就促成了“商业文学”的泛滥。因为实际上：创作的预置限制——生存必须——商业文学这条纽带已经构成了当下文艺创作的基本环境。此后越来越多的炒作便接踵而来。</P>
<P>       为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下商业文学的冲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也应看到，这次长达十余年的退潮绝不是一去不返了。有退潮，必有涨潮。</P>
<P>技术</P>
<P>       黑蓝本身就是重视技术的。重视技术（这里的技术除了技巧外，还有更多的外延）也是从文革后文学复苏时期开始的，具体的历史就不复述了。只简单说说原因：一、不满于文革时的压迫而自发开拓；二、西方文学二次引进而产生的强烈反响。“艺术是一种表现力”，追求表现的张力无可厚非，仅从形式表现上80年代以后中国的确收获丰富。实验小说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P>
<P>       但是，中国人固有性格之一就是矫枉过正、过尤不及。往往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一种极端的倾向。这种急切的历史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多赘述，只是这种情况也蔓延到文学领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17年前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在文学技术上的热衷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单纯追求技术恐怕也是在回避历史。然而没有内容的技术则是可怕的。它会导致过分玩弄技术而产生的种种负面效果，恐怕不利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P>
<P>分裂的现实</P>
<P>       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反差是什么？我想只能是城乡差距了。但准确的说，应该是我们与农村（而不是农村人）的差距。仔细观察中国经济你就能发现：商品经济并不是全面实行的。在农村中、特别是粮农经济上则仍旧是自耕农的经济模式和政策，不客气的说这与明清时的小农经济完全没有两样——无非是强制种粮食，政府征收。前几年一度出现的粮荒更增强了这种自耕农经济的力度。</P>
<P>       然而，即使生活在农村，即使以种地种粮为生，但现代农民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卷入现代商品经济的漩涡之中了。很多农村人都进城了，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建筑群的生活形式却无法进城——一方面更多的农村人开始接受新事物慢慢的转变，另一方面农村本身却日益脱离现代化的轨道（温总理的“新农村”注定只能是一种幻想，乡村的出路除了城市化别无他途）。除去行政上的、日常生活经验上的和自耕农经济本身与现代的差距外，农村人自己也逐渐与农村产生了差距。</P>
<P>       这种现实的差距和分裂，同样致使当下文学无法准确把握主体。到底什么才是主体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至少我对2006年乡土文学的新收获并不感到很乐观）。乡土生活实际上已经渐行渐远，且最终是要消亡的。因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乡村与小城镇到底有多少实质上的差别呢？同样的，当下文学的一个主要困境就在于此：乡村逐渐人去屋空，但同时自耕农还普遍存在。用套话说就是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可是，对农业经济未来发展抱悲观态度的人，不在少数）。</P>
<P>       由此，造成的当代乡土文学的凋敝，并不能在“抢救濒临灭绝的农村生态”中，靠少数几个作品就能挽救的。不论是否应该挽救，但至少当下作家无法创作涉及乡村的题材。因为不管作家自身条件如何，农村本身的现实正在剧烈变化——只是隐藏在看似缓慢的表层下面——代表当下和未来农村生活经验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涌入城市，展开全新生活去了。很难想象一个出生于城市的作家如何去面对他根本无从剖析的乡村生活，甚至那些离开了农村的作家也无法跟进当下农村一天一变的日常经验。因而长时间以来乡村小说基本已经绝嗣。80年代的乡土文学不能还原90年代的农村生活、更不能还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乡村现状。</P>
<P>重复的历史</P>
<P>       为什么要叙述历史？我不赞成历史小说。它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在一件不能精确到细节事情上。因为历史细节的不精确、更因为历史的真实只隐藏在现实之中；而不是包藏在史料笔记里。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一步步的走向前方，应该特别注意是：<STRONG>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反复重复的人生</STRONG>。或许这是中国自身悲剧性的衍变，但事实上这种经常重复的人生是不分差别普遍套在每个人头上的枷锁和魔咒。</P>
<P>        既然如此，我们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历史小说不就是在折腾自己么。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年轻人对历史的热情逐渐增长，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理性去阐述久已为各种利害所遮盖的真实历史（诸如丁三的《蓝衣社碎片》、谭伯牛的晚清研究等）。这种方式下的历史还原，已经不再是二元对立下的历史观、也不同于以史为鉴的得失评价。为我们的观察视角，做了有益的开拓。</P>

<P>                                                                  结语</P>
<P>       十七年的隔绝，使当下文学无法顺利继承文革以后文学复苏的优长。故而造成了当下文学没有过去时的有力支撑，在这种背景下当下文学自身所产生的各种顽疾和不治之症无法从外部根本解决。</P>
<P>       回顾中国现代意义文学肇始至今也才90年左右。我们不应忽略文革后文学领域的喷涌（而且这次喷涌延续了将近十余年）对当下文学的重要启示。如果当下文学需要寻根的话，则应该回到1976—1989年这段时期。同样的，回避89风波是不负责任也是无用的；它所造成的延续至今的精神负担被无情的放在我们的身上（70年代以后）。因为这次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政治事件，而包括了更广大范围的<STRONG>中国人精神理想</STRONG>。它孕育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进而成为文革后的全国性思潮。在文学方面，它表现为重新回到现代理性思考的道路上，并深沉的为重新探求一条中国人人格精神方面的出路而努力着。只是它的高潮短促的被击碎后，我们陷入了更难以言表的痛苦之中。90年并不算长也为期不短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种种艰难和考验传承至今，的确得来不易。</P>
<P>       今天、现在，我们面对这次退潮，当然只能坚挺。而不能为退潮时卷起的各种杂物所诱惑。</P>
<P>                                                                                     谨此纪念十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P>

shep

<>我写的不是历史，更不是文学史。只是对17年来包括文学在内中国精神领域的一次检讨。对于89事件，不必小题大做；但亦不能否认它的巨大影响。</P>
<>正在在遗忘中，中国人的精神理想瓦解了，沉溺于纸醉金迷是当下的现象，而不是本质。</P>
<>同时，这种影响也波及到文学方面。文革以来的思考突然地戛然而止当然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可我们也用不着沉痛悼念当年事——历史就重复出现在我们身边。</P>
<P>以上</P>

花篮的花儿香

<>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即不论任何形式的文学，本质上都是植根于对现实层面的思想穿透。</P>
<>确实有十七年了。很挣扎。</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5 17:05:32编辑过]

六点亡羊

<><FONT color=#000000>对于一个时间断代的回忆和检讨，是人的自省和觉悟的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的概念早有，即49年建国到66年文革。你所归纳的十七年，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十七个年头。因为它还在延续着，所以它不具备断代的意义。也就是说，这样的十七年，注定只能成为检讨的一个枝丫。</FONT></P>
<><FONT color=#000000>其实，对于64，愿意回忆的人并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楼主所说的“对全体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切没有那么高调，据“可靠的黑蓝人士”回忆，64对地方而言，不过是食堂饭菜不好吃，没有女朋友便没有地方发泄力气。相反，觉得自己的行为能救国的只有广场的一批热血青年。青年毕竟是青年，他们极左的情绪成为支配广场斗争的力量，柴玲曾指责王丹“对政府还抱有希望”，事实上，中国不是革命的中国，中国是改良的中国。</FONT></P>
<><FONT color=#000000>“如果当下文学需要寻根的话，则应该回到1976—1989年这段时期。”</FONT></P>
<P><FONT color=#000000>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的热潮就已经开始，当时是层中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我对你的当下文学寻根的时间段不以为然，说影响，鲁迅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人已经是最直接的了。要寻根，远矣。</FONT></P>

大火析木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六点亡羊</I>在2006-8-8 13:22:01的发言：</B><BR>
<><FONT color=#000000>其实，对于64，愿意回忆的人并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楼主所说的“对全体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切没有那么高调，据“可靠的黑蓝人士”回忆，64对地方而言，不过是食堂饭菜不好吃，没有女朋友便没有地方发泄力气。相反，觉得自己的行为能救国的只有广场的一批热血青年。青年毕竟是青年，他们极左的情绪成为支配广场斗争的力量，柴玲曾指责王丹“对政府还抱有希望”，事实上，中国不是革命的中国，中国是改良的中国。</FONT></P></DIV>
<br>[em32]

查查

<>我的几个国庆节</P>
<>王朔</P>
<><FONT size=4>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值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那种，跟别的年份排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和]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时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BR>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起得掉下眼泪。<BR>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BR>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BR>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所小船上当水兵，10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扬海带挣出来的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彩电去了。<BR>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这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穿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翘了翘大拇哥，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BR>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呆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其自行车硌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BR>　　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听说他们要热闹一番，恢复阅兵和游行。应该，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不能老闲在那儿，好像我们不会过节似的。这些天北京在拆违章建筑，我常去的两家酒吧都拆了，我住的地方门前的一片小商店也都扒了。一帮帮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布置绿地，节日气氛已经提前到来。我希望他们利用这个节日把北京弄得干净点，有些渣土和垃圾没有国庆永远每人清理。还有那些盖不完的楼房修不完的道路，我希望他们也能在国庆前竣工一部分。到时候我会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看这个城市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个难得一遇的日子。<BR>　　小时候，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呆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也许说“国家”是用词不当，因该说“政权”。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十年由这个政权统治。<BR>　　我基本接受很多人的一种说法：这个政权要没了，国家就会像俄罗斯一样混乱衰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我们都不希望国家乱吧？”一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就无言以对。</FONT> </P>

六点亡羊

<>“但是，中国人固有性格之一就是矫枉过正、过尤不及。往往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一种极端的倾向。这种急切的历史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多赘述，只是这种情况也蔓延到文学领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17年前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在文学技术上的热衷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单纯追求技术恐怕也是在回避历史。然而没有内容的技术则是可怕的。它会导致过分玩弄技术而产生的种种负面效果，恐怕不利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P>
<>————</P>
<>说国人矫枉过正，我觉得对。党史上的王明同学就是个典型。但是由此说文学，我又存疑了：“技术”之兴，应是西学东渐，传统写作竞争演进的过程。矫枉过正是人为的，而对待“玩弄技术”就好像价值规律，总有无形的手在调节，是为宏观。</P>

shep

<>70年代的挽歌</P>
<>其实,仔细看待这个问题,我隐约觉得这和70年代以后的人没有太大的关系.89年的大学生生于6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成长当然是伴随着批判文革而成长的.可以说他们是在追求"回归理性"之路,改开以后西方思想,普世价值回潮也很自然的与之共鸣,故此才导致后来的激烈反应.</P>
<>然而这件事已经过去,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出国的)都早已淡出.但它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没有理由被遗忘.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遗忘,现在这些处在不惑之年的人们已经普遍的丧失了自己的理想.70后们同样也没有理想,但我们之所以没有理想,是因为:距离文革太遥远,89风波时还是懵懂的少年儿童.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商品经济社会下;我们的父母都因经历过文革而特别爱护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起步时期......总之,一切都是全新的.而这也恰恰造成我们与父辈们的认识差距(俗话说就是"代沟").</P>
<P>这种隔阂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便是: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我们不少同龄人甚至已经结婚生子,但我们如何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普通人来继承父辈,连接下一代呢?我们自身并没有这种"自然的承接能力",历史在我们身上只留下了裂痕---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文革故事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童话,神话和传奇故事;89年我们还在应试教育下为自己的数学不及格而发愁---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充满"战斗乐趣"的生活;这些个战斗乐趣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分布在所有的细节上,以至于形成了跟随我们一生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以过去没有过的独特个性出现的,所以我们对它没有经验,旁人也爱莫能助.</P>
<P>如果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70年代的这批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文学在内:老战士们都退休回家抱孙子去了,而新的战士则在树林里瞎转悠了20几年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敌人在哪.有点儿不幸,但同时,新战士们还呆在这座有着无限宝藏的树林里.</P>
<P>再过两三年,距70年代就整30年了.我们都将成为中年人.很可怕吧,也许你一直认为自己会绝不会衰老或者在衰老前就死掉.三年之后你就不是青春无限的小伙子大姑娘了,一跃就变成了中年汉子和成熟女性;然后(或者已经开始)就为人父母,看着你们共同婚姻财产的纽带降生.的确是很可怕呀,只是这么想一下我就不寒而栗了.此外,你会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你的全部努力都实际上已经成了泡影,你的事业只是愈发扭曲的交易中既不可缺少但又没有任何个性的一部分.你终将会为你没有理想和信仰而付出代价---但,这种缺失又是整体性的,必然的.</P>
<P>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大陆)和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中国人一样,天生就带有宿命般的悲剧性.只是,这出悲剧有着强烈的偶然色彩和浓郁的预言性质.</P>

shep

<>同意你的看法.它的确只是发生在北京,是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对于地方的影响不大,但也反映了这个畸形国家的特点.甚至大多数北京人也对其甚为冷淡,这就仿佛用现实复述了一遍鲁迅小说式的场景.很让人唏嘘不已.但它是全然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影响吗?我保留意见.</P>
<>但我仍然认为89年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标志.从文学角度出发,90年代至今每况愈下的局面和89年以前是截然相反的.当然这里面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这17年来,中国的文学,大陆的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动静.89年以前,还有马原等等.可是这之后所有搞文学的人基本上都从地表上消失了,填补他们的是各种商业炒作.且不论这些"老一代"水平如何,作品怎样.但就精神实质上看,89年之后的17年来还真不如以前.</P>

<>关于"可靠的黑蓝人士"们,我只能予以致敬...</P>[em17]

六点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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