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

王敖

<p>江弱水 <br/></p><p>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汉译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出版是件大事，只是不巧，它的付梓之年，一九一九年，正遇上轰轰烈烈的“五四”，因为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一点儿不相干，结果落到了主流话语之外，除了信仰基督的圈子，一般人都不大留意。然而，在今天，哪怕仅仅从语文学的角度来重新省视这部大书，也可以颠覆许多成说，让我们的认识转出一片新的天地。 </p><p><br/></p><p>二○○五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有一篇刘皓明先生的《圣书与中文新诗》，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眼光很不凡，只可惜他把关键的版本和年代弄混了。他先是说，官话本《新约》出版于一八六六年，这原也不错，可问题是他的引文，无论是《旧约•约伯记》里的一大段，还是《新约•路加福音》里的一小句，都来自这个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然而他却跟我们说，瞧，比白话文运动早半个世纪，我们就有这么地道的白话了！ </p><p><br/></p><p>不妨举个例子。他说：“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青年们还在为‘两个花（应作“黄”）蝴蝶’和‘轻轻的我走了’而心情澎湃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欣赏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汉语中产生的这样强有力的诗行。”他将《约伯记》12∶13-25中的一段散文做分行排列，刻意造成“诗行”，已经做了点手脚；至于把这段文字的产生年代提前“近半个世纪”，更属大胆。要证明白话《圣经》这么早这么好，他应该拿十九世纪中叶艾约瑟或施约瑟的北方官话译本来说事，不好用二十世纪前期的“和合本”来“蒙人”。 </p><p><br/></p><p>一八九○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于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译经班子，重新翻译几种文理深浅不一的、忠实于原文而通用于全国的“和合本（Union Version）”《圣经》，次年正式开始，其中的官话本，《新约》完成于一九○七年，《新旧约全书》面世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这一过程，正好与甲午之后中国知识界取道东洋翻译西书的热潮大致重合。据统计，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五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文书有一千多种，范围包括法政、史地、社会与教育等各个方面，于是，数不清的复合型日本汉文新名词涌入并沉淀到现代汉语里，成为我们今天思想与言说中全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而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翻译正当其时，免不了要借重这些从日本借来的词，不可能不受“污染”。就拿刘皓明所举《约伯记》里的一段文字来说，双音节词已然占了多数，而且至少有两个词，“知识”和“审判”，是出口再转内销的所谓日本汉字新词。 </p><p><br/></p><p>这个“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文字表达，确如刘氏所言，往往简劲有力，比如，“以神为义”四个字，假若译成“认为神是正当的”就差劲多了，因为这个“义”字，在古汉语里的意蕴丰富又确当，今天读来也庄严而直捷。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和合本”的《诗篇》23∶3“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七十年代末的“现代中文译本”把“义路”改译为“正直的路”，懂是好懂，却失去了圣书所需要的高尚风格。凡经文都须慢慢地“参”，一定的阅读难度和陌生感是必要的，不必强求通俗明白到入口即化，入耳便晓，所以周作人的意见直到今天都还正确：“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 </p><p><br/></p><p>诗的力量往往在原始和质朴。但是原始的未必质朴，质朴的未必原始。“嘴”这个词很质朴，可是“口”字显然更原始。再说，单音节的“口”呀“嘴”呀都不一定比双音节的“嘴巴”更本真，更到位。如今，双音节词已经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绝对多数，而且“海归”式的日文汉语词已经成为一个主体部分，比拉丁化词在英文里占的分量恐怕还要重，缺了它们简直寸步难行。如果心里只想到单音节词的骨感，只好回头去用文言。刘皓明说这个官话《圣经》译本采用的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这真是何从说起。不消多举证，就拿上面那句来说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一般老百姓的嘴里会吐出“灵魂”、“苏醒”和“引导”这些文绉绉的词语么？像刘皓明如下的说法真是有些“徒乱人意”：“艾约瑟们翻译《圣经》时所用的助手不是张之洞这样的士大夫，更不是陈蝶仙那样的堕落文人，而是像梁阿发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谦卑的灵魂。”首先，艾约瑟们的中文够好，他们担纲的翻译活动用不着请什么助手。其次，梁阿发一八五五年就死了，也帮不上半个世纪以后译经事业的忙。当年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原则，是用白话而非土话。作为一个语文学家，刘氏应该知道“官话”就是“国语”，也就是“普通话”，怎能说一定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呢？ </p><p><br/></p><p>给久已蒙尘的这部汉译《圣经》来一番拂拭和吹嘘，在我们的写作中援引这份宝贵的财富，可以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契机。至于刘皓明主张，应该把这个出自梁阿发们之口的《圣经》译本当作中国现代诗歌的出发点，那就武断得离谱了。原教旨式的语言观只能在个人的具体写作中坚持，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原则便成了灾难。在奥尔巴赫眼里，西方文学至少有荷马史诗与《圣经》两大源头，不分高下。我们的现代汉语来头更是多元，怎么反倒要给它圈定一个所谓的原点呢？ </p><p><br/></p><p>总之，谁要是不喜欢某一部分词，尽可不用，却用不着想叫大家都不喜欢这一部分词。奥威尔曾经说拉丁来源的英文字眼儿有股十足的“公学腔调”，那他就少用呗，可挡不住别人照用不误。语言的发展总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叫我们只好干着急了。 </p><p><br/></p><p>二○○五年四月十五日于杭州 </p>

王敖

最初的那篇文章，以前也看過，冷霜也有過批評。劉提出的問題是有價值的，但能不能支持他關於新文學的論點使另一回事，現在看仍然顯得頭重腳輕。在西方文學的發展中，聖經和各種翻譯的作用當然很巨大，但能不能在中文語境裏面找出對稱的情況（如果沒有那麽顯著，就說是走錯路了？），就需要更嚴密的論證，而不是僅僅指出個“玫瑰是玫瑰。。。。”，女作家斯坦因有完全一樣的英文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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