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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对戏剧一窍不通,从来也不曾跟它有过什么联系。所以说对于黄纪苏戏剧(好像是吧)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也根本不知道,只是看了别人写的文章才晓得有这么回事儿。说是06年十月底就演出了,到现在也快半年了。但是翻了翻介绍,却感觉有话要说。</p><p>黄在剧本序言中提到“中国近三十年当代史来自一百六十年的近代史,一百六十年近代史来自人类漫长的压迫史。这三段历史未曾终止,都还在行进当中。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而这一路的滚滚埃尘中又是几家梦圆几家梦碎,社会矛盾日深,社会分化日剧,少数人,少数部门,少数地区三步并作两步甚至四蹄生风之际,广大底层民众却是趑蹶蹭蹬,步步荆棘。总之,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二者间的对立与纠缠是作者对这段如烟岁月的基本感受,因而也构成了本剧的基本认识脉络以及亦喜亦悲、欲歌还叹的总体氛围。”作为以改革历史为背景的作品,自然是有益的。但是,我认为作者始终都是在混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改革肇始,其性质到底是什么呢?照我说,连当年的决策者都稀里糊涂就更别说其他人,否则也决不会有89风波了。这里不去谈论政治问题,但就黄《大路》的表现来看,几乎就是在控诉和展览诸种“恶行”。人物完全是为其中心思想摇旗呐喊,就以表现来说是口号化的、机械化的。这一点与黄的《格瓦拉》十分相似,犹如排列整齐的彩色气球,挺好看的,但也仅此而已。</p><p>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要命的是作者的“民族共同体”理想,此作似乎是对这三十年来贫富分化的严正抨击。大有忧国忧民的愤懑和沉痛之情,然而却流于抱怨。因为复兴与分化这两个命题放在一起就等于无解。阶级或阶层谈不到什么复兴不复兴;而民族“共同体”至多只是分化而不会分裂、溶解。假使这种“出于一种民族长远利益的忧虑,是对于这个民族灾难的忧惧”得以实现,“造成了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经取消,那又会怎样呢?恐怕植于民族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要变成披在民族外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了。这就正如不列颠的帝国主义分子瑟西尔·罗兹在1895年所做的著名论断“帝国就是饭碗问题。如果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转嫁内部危机的管用伎俩——对外侵略战争。可是,中国并没有这种豪迈的“传统”。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停止“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弱肉强食呢?其次,民族共同体这个词儿本就是纳粹理论家手中的尤物,“元首”不就是凭借着它的神圣意义才发动了战争的吗。</p><p>“黄纪苏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向‘精英’呼吁,尤其把眼光停留在知识精英上,他实际上根本无视大众和底层的力量。”这句话说得好,作者其实只是在做社会危机预报员的工作。而不是用战胜“强暴”的思想去冲锋,我们并不需要这种预警,因为人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能制伏强权的思想与智慧。单纯的叫喊和祈求是毫无意义且显得极为苍白无力。剧作好似站在历史的高峰上俯视三十年来的浮世苍生和人间冷暖,但却与其想要体现的底层视角相距甚远。依我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伪贫民立场。《我们走在大路上》虽然有题材的敏感、语言设计的犀利等长处,但是应当清醒的看到:它的主题过于宽大,更趋向于思想性的辩论并不是很好的戏剧作品,艺术表现上也乏善可陈——还是太空洞,只是在观念和题材选取上有所前进却没有更能称之为戏剧的表现手段。即使叫我坐在现场恐怕也无法抑制住烦躁的心情。</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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