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期刊文学年度观察报告

陶北

<p>来源：中国图书商报&nbsp;&nbsp;2008-1-4</p><p>重新与文学相遇 现象追踪“底层文学”<br />　<br />我的话题首先还要从“底层文学”开始，因为这确实是世纪初这几年大陆文坛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它在每一年的走向和变化，都是引人深思的。２００７年上半年各大期刊的小说中，反映底层作品的数量还是很多，作家视角向下，关心民生疾苦是令人尊敬的事情，但是作品中简单地对于苦难的罗列，简单地对于穷人的认同和对于富人的仇恨，都令人感到失望，也令人怀疑多少“底层文学”是有感而发，是真的站在底层的立场为底层而文学。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在个人文化修养、哲学观念、审美趣味上的欠缺，在“底层文学”上暴露无疑，既难说是好的文学，也难见出正义感，“底层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便令人质疑。</p><p><br />前两年比较出色的“底层文学”作品在２００７年已经很难见到，而在下半年尤其年底的时候，“底层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少了很多，而在这一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中，几乎没有一篇“底层文学”的作品获奖，唯一靠点边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钟山》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深究一下，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底层文学”，因为它更多的是为个人情感寻找一种慰藉和比照，它最后抚慰的是所有夜晚中孤苦女性的眼泪，是尘世间永不能平息的伤痛。它和我们熟悉的具有强烈现实感、时代性的“底层文学”有很大出入，但是好的“底层文学”，或者说好的文学最后应该上升到这样的层面，源于底层，却写出了更具哲理性的意味。对于“底层文学”来说，作家的视角不仅仅应向下，还应该向内，而最终小说的意旨应该归依在具有深意和普遍性的关怀之上。</p><p><br />如果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趣味作为一种风向标，那么３年来“底层文学”中相对优秀作品的全军覆灭，便是耐人寻味的事情。众人集中地对于“底层文学”的不看好，令人担忧这对于那些原本扎扎实实叙述底层的作者是一个负面的暗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文学创作只能听命于内心的呼唤，作者应该写自己感兴趣能够驾驭的题材，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那些跟风盲从的人非常反感。如果“底层文学”不再成为一种时髦，或者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思潮现象，那么也许能够滤汰出真正具有底层关怀的精品。看热闹的人、追时髦的人离开，应该有利于沉淀出更好的反映底层的作品。同样也勿庸置疑，在这样一个贫富迅速分化、阶级层次愈发明显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真正具有时代感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需要文学承担唤起疗救的使命。</p><p>群落另一种面目的“７０后”</p><p>“７０后”引人关注是棉棉等成名的时候，那时候很多杂志都在寻找“７０后”的美女作家。但是转眼间，“７０后”们已过而立，逐渐被人淡忘，而“８０后”作家风头正健，他们多次上演青春叛逆的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逐渐成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他们越过了文学期刊而直接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但是２００７年，“７０后”的作家们以另一种姿态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中多位生于１９７０年代，如田耳、李浩、晓航等，很多年度的选本中也多次出现“７０后”的作品，这一年我们在各大文学期刊上也频频看到“７０后”作家的作品，更令人高兴的是，这些作品没有了出版市场常见的浮躁气，也不再仅仅只是“青春文学”范畴，他们的小说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学叙事、审美情怀，有了鲜明的主体姿态和追求，凡此种种，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 “７０后”作家群已经壮大成为文坛不能忽视的力量。鲁敏的《取景器》（《花城》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逝者的恩泽》（《芳草》２００７年第２期）、《风月剪》（《钟山》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徐则臣的《把脸拉下》（《十月》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滕肖澜的《我是好人》（《飞天》２００７年第７期）、乔叶的《指甲花开》（《上海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陈家桥的《杀人者》（《大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等等，虽然很难从中找到可以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再一次引发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想象和憧憬。</p><p><br />综合看来，“７０后”的创作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接近先锋的叙事，如陈家桥、李浩、海飞等；一种是比较传统的书写方式，如王棵、魏微、乔叶等。前者讲究叙事策略，具有一定的深度意识，同时他们的文化血缘更接近于国外的文学大师，如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等；后者的创作多以写实为主，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包括“五四”后的一些文学资源都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来。总体上看，“７０后”在文学精神以及姿态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他们更加内敛，更像是沉默的耕耘者，并已见收获的惊喜。</p><p><br />这一年“７０后”的先锋叙事中，陈家桥的小说《猫扑脸》（《作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值得一提。恢复先锋叙述的荣耀是很多作家的心愿，这不仅仅关乎叙述问题，也是很多人心中不能割舍的大师情结。但是在新时期３０年的诸种文体实验之后，要在小说形式以及理念上再有所创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意味着要去超越一个个黄金时代累积而起的艺术高峰。因而很多人对于当下小说可能的变形和超越，并不抱太大期望，坦率的说，如今的小说能够给人带来阅读的陌生感便已是难得。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猫扑脸》进入我的视野，它在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小说模式中带来了久违的新鲜感。</p><p><br />小说写了女主人公在一次电梯事故后的昏迷过程，“猫扑脸”的意象在小说中非常强烈和血腥，它让人想到了死神的狰狞，以及人在反抗过程中强大的意志。女主人公刘莉受伤后的种种心理活动，都带有双关意味，它是潜意识的浮现又是现实的真实状态，这种双关引人遐想。刘莉在昏迷的梦魇中又一次感受到被城市的中产阶级嘲笑欺侮，她愤怒地喊道：你是中产阶级又能怎样？这也许是很多人心底的积怨。小说在非常自我的节奏和氛围中切入了人心以及社会的真相，它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女主人公从现实经历到发生意外、昏迷不醒的情节转换中，进行了虚化处理，这样小说的主体部分始终有一种梦魇般的诡异氛围。</p><p><br />在比较传统的叙事方面，２００７年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王棵的《归来》（《山花》２００７年第８期）。小说写在外谋生的游子回家探亲的故事。这是一个大流动、大迁徙、大移民的时代，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我们习惯看到民工们泣血的返乡，看到成功人士的衣锦还乡，但是对于很多小人物来说，更多的是尴尬、无奈和不舍。小说的出色之处是它细节的丰盈和充沛——能够击中人物精神内核、能够启发人深思的有效的细节描写能力，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并不多见。</p><p><br />“７０后”作家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女性作家群，包括滕肖澜、陈蔚文、魏微、乔叶、鲁敏、宋唯唯、葛虹等等，她们的写作大多是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但是像鲁敏、滕肖澜已经在典型的温婉细腻的女性化叙事之外，有了不一样的尝试，她们也是２００７年发表作品较多的“７０后”作家。</p><p><br />鲁敏的小说往往主题性很强，题材比较集中，并常设置一个具有感染力的怪异线索。她的小说中描述性的部分较多，展示的是动态事件中的各个横断面，因而给人感觉是一个个静态的描摹合起来的连环画式的写生。《风月剪》、《取景器》、《思无邪》（《人民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８期）都是带有强烈理想主义、唯美气息的小说，《秘书之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则比较写实，它更贴近现实生活，也更具有反讽意味。《秘书之书》中提供了两个秘书的模型，他们对秘书这个职业有不同的理解。秘书小田认为：秘书“就是要没有意志、没有判断力、没有主张，一言一行都根据领导的眼色和暗示行事……”但是，同为秘书，小高认为：“秘书的最高境界就是做领导的领导。”最后的结果是在新的人事调动中，温顺的小田被总部留了下来，而有野心的小高被“放到了下面”。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出现了一定的现实讽喻性，这在女作家的创作中并不多见。</p><p><br />作为一个群体，“７０后”存在的问题也非常鲜明，首先是在形式探索方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一代人看起来更温和、更日常，之前中国新时期文学中锋芒毕露的 “先锋派”，具有强烈消解与反叛意识的１９６０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对于他们在文本实践中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大多数看起来更倾向于优雅的写实，一些作家也试图先锋或者另类，但是他们的作品即使针对中国１９８０年代的“先锋派”来说，也仅仅只是“仿先锋”——他们缺少“先锋派”在文体实验方面的颠覆性和冲击力。而就写实层面来说，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同样匮乏，他们的作品很少碰触这个时代的伤口，他们看起来都有自己比较独立的思考方式，也似乎都比较想得通。你很难在他们身上看见突出的个性和棱角，似乎时代性、大政治、反叛这样的概念，对于他们都是意气用事、是注定要灰飞烟灭的历史瞬间。或者正因为如此，“７０后”们更像是被驯服的一代，除了一点青春期式的无关痛痒的叛逆，“７０后”基本上是温顺冷静的。<br />&nbsp; &nbsp;&nbsp;&nbsp;<br />作品可能性之探究</p><p>小说叙事中关于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辨析一度很时髦，当形式被强调到某种极致时，写什么、故事性又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就当下而言，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已经责无旁贷地提供了对于这个世界的事件性的了解，因而小说在故事方面能够提供的惊讶新奇感已经非常有限，所以对于小说，怎么写又变得重要起来。<br />很多小说写惊心动魄的犯罪，写诡异的机缘，写神秘的猎奇，这类小说都是在情节上下足功夫，但是故事往往都是一次性的，它在满足了人心的好奇之后，便很难存留在人的审美记忆区。相反一些写了我们熟悉的题材的小说，却往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并不是关于小说的完整记忆，而是它其中有着非常强烈的闪光点。</p><p><br />薛舒的小说《阳光下的呼喊》（《上海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几乎充满了我们熟悉的成长小说的要素，比如男孩青春萌动时对异性的好奇和暗恋，在欲望中的煎熬，偷看女生厕所，对父亲的反叛，对自己出身的自卑等等。但是，由这些熟悉的元素结构起来的小说却带给人陌生化的感受，这源于作者从始至终的叙事激情，饱满的情绪，注重修辞的长句子，令小说洋溢着如摇滚乐一般昂扬而又忧伤的调子。正是在这样的激情中，青春期的爱情变得不重要，相反，男孩的身份认同，男孩对于父亲、祖父的情感变得分外清晰动人，这也正是小说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父亲根据自己的想象把祖父说成是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文化人，而“我”最后知道祖父并非如父亲想象得那么完美，他只是一个死于逃难中的普通农民，但是那又怎样呢？“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卑微的出身——这是一个男孩的化蛹成蝶，当他足够强大，他开始直面家族的历史，也直面自身。薛舒的叙述方式让人们对一个常见的故事保持了阅读的兴趣，并深省我们灵魂深处难以言说的自卑感。</p><p><br />同样是老故事焕发出新生魅力的还有季栋梁的《老解》（《清明》２００７年第７期）。“右派”老解被下放到农村，从第一天开始，他便与这个村子格格不入，但是最后老解却又和村民们水乳交融依依不舍。小说看似在写知识分子改造的故事，但本质是在写人性中恒久不变的东西，比如正义、善良、对知识文化的敬重和渴求。此类题材的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老解》对于这一题材的把握有了新意。小说从始至终洋溢着温情脉脉的气息，残酷的斗争、死亡被这浓厚的气息覆盖，但是却反而显得更加肃杀血腥。村庄的一切因老解的到来而重新被审视，有了陌生化的意味，这是知识分子老解的村庄，也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乡土大梦 ——永恒的村庄是民间正义的代表，它隐蔽受难的灵魂，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残暴，民间自有它颠扑不破的正义感和伦理观。</p><p><br />另一篇把平常事件写出韵味的是《俞丽的江山》（《小说月报原创版》２００７年第６期）。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寻常的婚外恋故事，妻子怀疑丈夫和女学生有外遇，遂报复性地与自己的婚前男友相好。这样的故事在婚恋题材中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俞丽的江山》却显得精致练达，看后仿似能够听到作者对于流年风雨的叹息。它的新意来自于作者出色的小说修辞能力——我们平时常说的比喻、拟人、通感这些熟悉的修辞方法融合在一起，结构了一篇光芒四射的情感小说，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让阅读在文字间流连忘返。语言的魅力是小说最具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关键点。</p><p><br />另外两篇值得注意的“旧”小说是王立纯的《山女阿英的罗曼史》（《芙蓉》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叶广芩的《三击掌》（《当代》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它们在主体的叙述姿态上多了幽默甚至调侃的元素，因而也多了一份审视和评判，这也启示我们：幽默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历史态度和写作策略。</p><p><br />关于成长、关于婚外恋、历史变迁或者农村女孩进城，这样的题材新时期后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所以能写出一点新意便非常难得，作者的讲述方式、主体姿态、语言修辞等等在这里变得非常重要。一篇小说只要在一个方面给人以艺术感染，让人难忘便已经是成功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旧故事，只有陈旧的表述方式。而我们也应该反思除了对于哲理深度的开掘之外，小说在叙事上可能有的新的变化。</p><p><br />２００７年，还有一篇值得关注的小说《莉莉》（《小说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它的作者是笛安。多数“８０后”都很少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这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如果说文学期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门槛的话，那么显然，“８０后”没有迈过这个门槛，这是因为文学期刊秉持的“纯文学”的观念和“８０后”的创作倾向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笛安是一个意外。《莉莉》采用拟人写法，写一个小狮子的成长，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女孩的成长——她在脱离父亲羽翼时复杂的情感，小说写得可爱动人，是我们有些陌生的小说经验和氛围，一个有深度感的童话。当看了太多致力于玄幻、青春期叛逆或风花雪月的“８０后”作者，再看到把虚构的审美世界视为灵魂之核的笛安，你不能不感到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p><p><br />期刊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p><p>说到文学期刊，这一年变化并不大，大家集中的话题还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谁都知道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因为这早就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抛开市场的炒作以及各种摊派文学注定只能是小众的艺术，而小众是不可能支撑起现在几百家文学期刊的生计的。所以对于大多数文学期刊，靠发行量存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期刊是靠国家拨款生存了下来，但是这种生存总是给人岌岌而危的感觉，这似乎也是一种身份的焦虑感和不自信。文学期刊其实一直在一种尴尬之中，它要在镣铐中自由舞蹈，要随心所欲不逾矩，却又必须在某一种主导机制之下生存。任何一种机制都要对文化传播进行规诫，这一点毋庸置疑，谁也逃不开现实的游戏规则，但是规范最可怕的不是它实施出来的某些措施，也不是它针对媒体或者具体的创作进行的匡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形成的自我规诫。健康的文化心态是把视野扩展到规训的边缘，在其间找到自己的立场，并尽量拓展通向理想的方式。但有时候规训看起来总是变幻莫测或者深不可测，被惊吓的人不再寻找尺度的边缘在哪里，而是自己画上了一个规诫的圈圈，并安然地呆在这个假想的安全地带。文学期刊也不例外，即使规训非常清晰，但是人们对于形象的解读却往往没有定论，而文学的象征性一旦被利用来搞象征化，事情也就复杂起来。很多文学期刊正在与市场接轨，他们勇敢亦是被迫地自己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生存机会很小。这当然与时代的变化、与文学自身的属性有关，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期刊多年来在一种机制之下所养成的习惯，它所具有的生存能力不能适应市场的规则。</p><p><br />我也曾经质疑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的文学期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真正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并不多，具有天赋而又愿意忍受创作之孤独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多数的作者即使是那些已有一席之地的作家本质上只是文学爱好者。编辑部大量自然来稿的水平让人想到小学生作文，但是很少有编辑敢对那些令人绝望的作者说：算了吧，还是另谋生路。谁也不知道对于作者来说，说真话还是让他继续保有梦想，哪一个更人道。但是作为文学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学期刊自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无论它经历了怎样的等待或者遇到怎样的惊喜，它最后的荣耀无非就是为这个民族发现真正的大师。这是它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是它身份的归结点。</p><p>抛开复杂的文学理论，从具体的作品入手看当下的文坛，我发现我们过去被告知的很多理念都是荒谬的，比如消解深度意识，比如颠覆文学的崇高感和责任感等等，我们受到后现代很多观念的影响，甚至羞于谈论文学。诚然中国当代文学在１７年以及新时期初期烙上太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因而回到文学自身，承认自己的边缘位置是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文学上的“拨乱反正”有时候也会扩大化、极端化，很多作家因此放弃了文学的深度感，消解与崇高相关的主体姿态，写作变成 “就是那么回事”，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灾难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新的文学力量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个年轻的作者一进入文坛，可能就立刻被这样的氛围感染，哀叹自己在文学衰落的时代写作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也开始看轻自己的写作。文化传统的崩坏带来几代人的先天不良，天分不足带来信心的匮乏，但是把这种对于自我的怀疑转移到对于整个文学的怀疑，就变成了一场自己对自己的纵容和欺骗。</p><p><br />很多年前，人们就在追问：解构之后当如何建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建构的时候：回到爱与美与自由的信仰之下，拣拾起我们一度嘲笑的那些使命感，在一个浑浊的时代，重新与文学相遇，重新做一个作者，也重新成为一个阅读者。</p>

生铁

<a href="http://www.eduww.com/xsxk8010/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634">http://www.eduww.com/xsxk8010/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634</a>

生铁

<p><a href="http://www.writermagazine.cn/2007/8/maopu.htm">http://www.writermagazine.cn/2007/8/maopu.htm</a></p><p>病句很多。不知道编辑是干什么吃的。</p><p></p><p>“比萨饼，是意大利一家名牌店在上海开设的，装修很有格调，气氛非常西化，菜单也精致至极。”</p><p>“他还点了法国蜗牛，这是一种用油浸出来的做法，有特殊的酱沫和油。”</p>

生铁

我觉得完全没边。完全没边了。

陶北

上边的小说咱也是一篇都没看过

衙内

编辑也没看过，写这种东西按套路来就行

亢蒙

写的太温吞水，打太极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