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影响力：诗意的消失与娱乐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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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影响力：诗意的消失与娱乐的胜利
　　 2008年12月02日 13:53 长江商报
　　　　何三坡
　　
　　
　　
　　　　又是一年秋事了，依然叶落水流寒。
　　
　　　　又一年，月照河滩照海滩。
　　
　　　　作家富豪榜又一年张榜公示。又一年，又起波澜。
　　
　　　　对读者而言，当然是一件上好的、喜气洋洋的谈资，对庞大的写作群体，也未必不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但是，在打量这张彩绸飘动的榜单时，或许倾心文学的人们，难免会联想到网上被广泛流传的另外一张榜单，一张灰色的榜单——
　　
　　　　他们是：蝌蚪、海子、方向、三毛、戈麦、顾城、昌耀、谌烟、周建歧、余地、吾同树。
　　
　　　　这是十几年来，因贫病、痛苦、不堪精神重负而绝然自诀的诗人。
　　
　　　　两份榜单，判然别立，一边是作家们的盆盈钵满、喜遇丰年；一边是诗人们的张致凄惶，悲凉弃世。
　　
　　　　不能不让人慨叹世事参商，徒增一份沧凉之感。
　　
　　　　沧凉之中，见出诗歌的边缘化与作家的影响力。
　　
　　　　说到作家的影响力，这里一份影响力榜尤引人关注，榜单中，今年名列三甲的是余秋雨、于丹、金庸。照榜单注释，全是网络搜索引擎上得出的人气数据，炙手可热。
　　
　　　　人气这事势不由人，但它也给我们留下了开阔的解读空间。
　　
　　　　站在鳌头的余秋雨先生以游记散文名世，当年，他因在上海警方的一次“扫黄行动”中声名鹊起，据说警方从一位妓女的坤包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段子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广泛轰传，并在台湾《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题报导中成为尖锐话题而遭热议，由此，被朱大可先生冠以“文化口红”的标签而迅速风靡。
　　
　　　　在以诗歌小说为根本的文学传统里，散文只是话语之花周遭的枝叶，因之，余秋雨的作家身份在纯粹的文学评论里也遭致质疑，甚至，即便在当下中国的散文界，余秋雨的散文也远不及史铁生的深邃睿智，不及周涛的才情沛然，不及张承志的辞章华美，更不及钟鸣的博学和机趣，但他却能持久占据着附庸风雅的阅读案头，人气依然翘楚，窃以为不只得益于上海妓女的坤包，也得益于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最得益于电视媒体的强势话语。如果不是他在央视与凤凰卫视上一脸忧戚侃侃而谈。很难唤起普罗大众对一个矫情的散文作家的关注。
　　
　　　　至于于丹，放在作家的名单里更是滥竽充数，她说到底无非是电视媒体的一介宠儿，当孔丘与庄周在她沸反盈天的唾沫星子里，变成她矫饰一新的成功学大师的时候，他几乎满足了任何一位倦于思考者的文盲干渴心灵的期许。
　　
　　　　而搁笔数十年的金庸金大侠，更是被电视媒体无限夸大的大师，几乎每过十年，他编撰的粗俗不堪的武侠故事就会受到电视剧制作者的反复翻拍，这些冗长拖沓的杀人游戏将疲惫不堪的人们牢牢地按在一张松软的沙发里。
　　
　　　　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就是电视媒体这样一张无敌的魔掌制造了余秋雨、于丹、金庸神话般的影响力。而不是他们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心灵，与作品的魅力。当大众的情感和思维都在电视宗教的引导下万众一心地沉睡过去，观众已然失去了领会文学的能力。这样一个场景，我把它理解为诗意的消失与娱乐的胜利。
　　
　　　　说到这里，我想起诗人李亚伟的话：我们的骆驼变形，队伍变假。
　　
　　　　尽管诗人们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但皇帝不能统治云，种子不能统治花，诗人们只能占据文字，偏安一隅，这就是我们无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