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文学：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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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都市文学：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
　　
　　 将上海的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纳入都市文学研究的前提就在于它们实际所生存的都市环境。我们在世纪的回望当中可以发现，在都市之中，新感觉派是1930年代现代主义创作的主要表现潮流的代表，“身体写作”是1990年代一定程度上受后现代潮流影响的代表，在社会形态上比较而言，两个时段出现了都市环境的回复现象。基于对它们本身的文学性的考察，我又注意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之中还存在许多未被完全打开的领域，尤其是从现代性的体验来看，尚有诸多晦暗不明之处还有待于清理。需要强调的是：差异与同一，回流与复现，回望与趋新这些概念出现在我的研究当中，并不是指向我所采取的依然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是为了表达出更接近原初状态的理解。对于都市之中的现代的领会也结合在了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当中。当然，就此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也体现了我的立场，也就是结合一定的理论来表达出我自身的疑惑与基本取向。
　　 对都市文学的概念的理解在目前的研究之中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于都市文学的具体内涵概括出现了用上海书写，以及通过海派文学来指称等等进行分类说明的情况，其中的差别是明显的，以下进行分别论述。上海书写是都市文学的一个代用名词，具体指向上海这一大都市，始作甬者当推海外学者李欧梵等人。在对上海的想象与重构当中，李欧梵等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上海以及中国都市的视角，这一视角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在海外有附和者，而且波及到中国内陆。值得注意的是，内陆学者并没有将之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实践。尽管对上海的关注是一致的，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观察遇到了困难，不仅在于内陆学者没有完全将上海作为惟一的都市文学生产地，而且他们还对这一看法可能与政治相关联心存疑虑，比如一种观点认为李欧梵等人的研究表面上是在从事纯文学的研究，其实是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院里声称不搞政治、只谈文学的文学研究，往往就是最带政治色彩、最有政治立场的。”（《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下）》，《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这可以说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指出了某种事实，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也可以发现问题胶着在文学性和政治性究竟应该怎样来加以区分这一点上。就广义的角度而言，政治和文学是不可分的，在于政治和文学都具有普遍性，而且从两者的较大的范围来考察，也是不可避免会纠结在一起的。如果从文学的纯粹性来看，它本身是排除其他一些因素的，问题是二十世纪文学中国本身就带有许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民族主义、启蒙、种族主义等，还有不能加以回避的各种党派利益之争，都给文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处在社会转型期，文学研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文学研究的方法、范式等都处在有待于新的生成当中。当前研究之中所提倡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维持了表面的热闹，却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和政治的深层联系，以及两者背后同样要面对的人类生存困境。一种观察角度的出现可能会引领潮流并企图引导社会变化，但是并不说明它具有恒定的指导作用，这也造成李欧梵等人从关注上海发展的角度出发只能成为一种参照，而不能纳入具体一致的操作。
　　
　　 上海成为都市文学表现的中心，也有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魅力。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到了三十年代成为东方的大都会，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九十年代，国内经济政策偏向上海，制造强有力的经济梦想再一次地落在了上海头上，国人包括汉语圈内的华人都对它寄予厚望。不仅有对它的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有对它的未来的再造想象，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上海书写的关注陡然成为一个热点。文学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要注重这个城市的变化，而且也要把握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如此巨大的任务一下子落在上海书写者的肩上，是一些作家始料未及的，其中王安忆就说道：“其实我在80年代写作初就写了上海，比如说《流逝》，但那时候谁都不把它当作写上海，因为上海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根，他们看到《小鲍庄》，就把我归到寻根去。现在上海变得那么重要，所以我写农村的大批东西又被忽略不计，就变成专门写上海的。上海变成那么一个热门的话题，他们更加不愿意放弃我了。”（《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下）》，《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这种看法明白无误地道出了给作家和文学本身所形成的尴尬的局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文学创作和热点问题所连接而形成的现代困境。有两种关注上海书写的研究值得注意。一种是李欧梵等人的，一种是国内一些文学批评家的。从前者的具体研究来看，李欧梵对上海的研究是从对《申报》和《现代》杂志开始的，后来研究上海1930－1945年的都市文化。他把上海作为一种“中国的世界主义”来看待，认为上海仅被称为“东方巴黎”实际上是低估了上海的国际意义，在他看来，实际上上海已经成为亚洲的都会枢纽。在我们看来，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可以和纽约、巴黎等欧美大都会相提并论的城市，不仅在于上海本身的经济发展、人员流动，而且它的文化混杂和文化传播等都是和世界同步的，虽然如李欧梵所说的形成了“新的都市文化”的看法较为勉强，但是它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文化形态，李欧梵认为“大量的翻译和创作文本帮助了营造文化空间，而世界主义的方方面面就应该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被考察。”（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9年12月号。）这样的文化空间一经李欧梵放大为公共空间的领域，正好和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开放要求形成合流。
　　
　　 国内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们关注的上海书写是从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学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梳理的。许纪霖对上海文化的反思基于“上海这几年一直在刮‘怀旧风’。这里所说的怀旧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旧，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旧，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海上旧梦。上海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区别是很大的，形成了上海两种历史传统。”同时他也谈到除了西方文化和移民文化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上海文化传统也有个本土资源：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他们对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上海文化传统里由于有了这些资源，而上海又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城市，它的文化传统于是就相当丰富，它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许纪霖：《上海文化的反思》，《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7月20日。）这样来考察上海文化恰恰是将对上海的怀旧和对它的重新认识结合了起来。
　　
　　 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看，有论者分析了三种上海书写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左翼”的上海书写、“传奇”的上海书写，认为“这三个系列的形成和传统的延续，说到底其实是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分野和对中国文学形态的理想追求在上海书写中的表现。”（刘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也有论者在分析王安忆创作时谈到的：王安忆首先是为乡土中国而写作，但是她逐渐发现了在这一乡土中的城市即上海，在她的笔下，上海是作为乡土中国的他者呈现的。（郭春林：《上海：乡土中国的他者——王安忆部分小说中的上海镜像分析》，《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7月20日。）实际上说明了上海书写其实有整个中国这样的背景存在，同时也暗含了上海的引人注目的兴起与开放是二十年来发展的事实存在。除了这两种流派清理和个案分析之外，还有一种上海书写没有被注意到的，就是茅盾关于上海书写的研究。同时，我也注意到，对同样以上海生活为中心的1930年代新感觉派，和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的比较研究也是不够深入的。因此，从以上的对上海的文化关注和文学写作实情来看，上海书写研究既道出了某些事实，也有明显的内涵上的缺陷。
　　
　　 由于上海的特殊地理环境，海派在现代以来成为了上海的一个特殊代名词。海派这一称谓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存在，海派文化的内涵的具体形成，不仅在于周边城市比如苏州等在上海文化之中的融入，也有异域文化的渗透。同时，从上海这个城市本身来看，它的都会气质有人员交流往来和政府对它的政策和期待，也有城市本身的内在吸引力，由此形成的今天所谓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态很难用单一性来加以规划，而且它本身也显得晦暗不明，在短的历史时段中还不能看得清楚。文化形态的生成以及成熟不仅与历史的沉淀有关，也和不同时期对它的解释与阐发有关，所以今天对海派文化以及海派文学的界定，其中的多面性与含混性与此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今天来看海派文化，还带有一种避免不了的先入为主的定见，这种定见是建立在对海派文化和文学长期以来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其中带有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现在可以明确地说，由于历史本身也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对它的起源或者说对它的原初状态的考察，并没有由于时间的近距离使我们能看得更清楚，相反我们还要将时间的距离拉远来看，才可能会得出更为合理的结论。当然对海派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在当前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的全球交融的更为开阔的视野之下，触发了对它进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与实效性。学术研究不仅要关注已经过去的事物，同时对研究者而言必须具有清醒的意识，正如韦伯所谈到的一种“学术意识”，即从事学术工作者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学术研究会“过时”，它不仅是学者的共同命运，也是学者的共同目标。（韦伯：《以学术为业》，《韦伯文集》上，王容芬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2页。）对海派和海派文化研究的前提也在这里。
　　
　　 对于海派文人这一形象给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首先是由青年批评家杜衡指出的，其后由于沈从文发表的《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引起了京海派之争，鲁迅也参与了其中的论争，《申报•自由谈》等报刊都有参与，在当时文坛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杜衡认为：“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去在平剧界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及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也许有人以为所谓的‘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佈，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着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中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
　　
　　 杜衡的文章实际上带来这样几个问题：1、海派的定义。尽管他攻击对手的恶意，但却相反地将这种情况即对海派的指认明朗化。2、“上海气”是否是“都市气”的别称，是值得推敲的。这两个名词和“海派”混淆在一起了，沈从文实际攻击的是商业气，而杜衡身居上海有很明显的身在都市的确定感，他认为对海派的攻击就是对都市文明的反对。3、“机械文化”的所指内涵。在杜衡看来，这是上海和别处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具体指向应该有工业化、物质化，暗含有资本的扩张和流布。4、文化的传播和交融的效果。杜衡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海派的强势影响，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些争论将海派文学推到前台，对后来的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有研究者将海派的地位转移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看待，即认为“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不经意间已构成包围大陆的新海派文学圈。”（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导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也有论者认为“把‘海派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文化的角度，是一个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题。确立‘海派文学’概念的根据，恰恰主要不是文学的因素，而是社会文化的因素。”（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小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页。）是从都市文化的大范围内来分析海派文学的。也有论者在谈到在上海都市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创作之时指出：“呈现在海派文化的宽容性特征与鲁迅‘偏狭’和‘不宽容’个性特征表象是鲁迅根本的痛苦所在” （李浩：《都市憧憬与乡村羁绊——海派文化视野观照下的鲁迅三十年代文艺活动》， 《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对海派文化的宽容性特征的表述显然是一己之见。也有论者认为海派文学的传统开始于30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一方代表现代性，一方代表社会批判。（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这些多样的理解实际上是海派文学理解的继续，但是依然没有跳出这一界定所造成的影响的范围。
　　
　　 从上述考察来看，无论是上海书写还是海派的界定，都离开了对都市本身的内涵考察。我注意到，都市文学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概念内涵，在各种陈述之中有混同的趋向，对都市文学的研究因而形成不可避免的障碍。怎样来给它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关乎对它的研究的成败和取向。我所考虑的是，从都市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它具体取得的文学实绩来下定义是可取的，同时必须结合对概念本身的原初状态的理解，并且要顾及到中国和西方对这一概念理解的一致和差异之处。
　　
　　
　　 “都市”在中文里的意思一般是指大城市，也称为“都会”，因此“都市”是和“城市”问题相连的。但是“城市”主要是指人员集中，工商业发达，居住人员以非农业人员为主，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作为大城市比一般城市的形态要大，结构上更繁多，其影响力也更大。中国古代的都市一般而言是指都邑，即国都所在之地。对都市的研究是从城市本身出发的，都市的概念不仅在于它是城市，这个城市也不论大小，对作为国都的城市也没有具体划定的规模形态，这一都市概念和西方的都市定义是有差别的。西方的都市主要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发展迅速而形成的，至少有150年以上的演化过程，在此一过程当中，许多人涌入大都市，工业社会也奠定了基本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工业化是区分中国和西方都市的一个重大的因素。
　　
　　 当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以来强行或自然的进入中国，中国的都市实际上已经和西方意义上的都市比较接近了，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征象。但是如果仅仅从都市概念上来看中国都市显然是不够的，相对于西方它还有一个是否进入了现代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强调文化形态、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变化等，它所显现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融合，还有关于全球化的想象等。在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影响的加强，“现代”观念在1920和1930年代就有很明显的表达，比如许多文学刊物、杂志、报纸就命名为“现代”之类，虽然有很前卫的意识在里面，但是也传达出人在现代的确定感。同时，写作者都是用现代白话文作为通用语。自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采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已经取得全面的社会效果，一旦启蒙者隐退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二十年底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在沿海一些大城市和外界接触频繁的地方，人们已经对“现代”处于认同的地位。“现代”和“过去”是相对的，它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对时间意识的理解，并对人类的普遍感受有了新的认识。到了199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之下，后现代等因素也影响到中国的都市，但它实际上是“现代”意识的新的扩展。所以基于以上对都市和“现代”的理解我们才能明确都市文学这一概念以及它的内涵。
　　
　　 都市文学是指现代都市的文学形态，大都市是它的具体指向。中国都市文学主要就是指可以和纽约、巴黎等城市比肩的以上海、香港、台北等为中心，这些城市所传达出的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环境，所体现出的不仅有资本主义因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消费观念，也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内含有人类本身的普遍意识和人的精神分化、心理上和人格上的变化。突出的是对人的本身的尊重，同时强调对现实以及对人本身的批判，这也是建立在人类理想和进步的基础之上，它的现代性元素所取的是个人主义和社会的结合，但是却并不走向极端。尽管已经进入现代语境，但是从都市本身的内在分布状况来看，还有许多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因素对人的异化和扭曲，因此，这种现代性元素既表达出人的内在世界的丰富，同时也指向对人和他所生活环境的批判。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对现实主义的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视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在当前的都市文学之中这一批判性因素是缺乏的，但并不表明它的写作方法没有必要。我们也可以说都市文学所取的是它本身的生存状态，它所形成的创作手法和创作方法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由此，都市文学的现代要素是文学的独立自主，对政治和经济所诉求的也是必须要现代。
　　
　　 都市文学因此是赞成关于现代和现代主义的特别的信仰的，它也与表达都市气派和异国风情的都会主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都市文学可以和其他国家的都市文学相通、相感、相会的。东西方的都市文学显示出了地区性差异，也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对中国都市文学的把握考察生成和阐发。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之中，中国传统的都市文学是受到压抑的，对这一压抑的理解也必须从理解西方出发，不能因此就将传统都市文学加以无谓的放大，应该在基于现代的理解上来重新审视都市文学。因此可以说，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登场说明它是带有五四文学的因子，它的从五四文学的分化、离异并走向歧途，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汇所造成的。由于中国本身的乡土性因素极其旺盛，中国的都市性就成为文学的一个新指向。
　　
　　 本文研究的是1930年代和1990年代都市文学，以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比较研究为中心。可比性的重要基础是回到文学本身的考察，一条主线是文学性和现代品格。在比较方法上注重前观后望，从而比照出两者的相似与不似。
　　
　　 在比较之中可以发现，1930年代新感觉派时期的都市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中西混杂的多样性，1990年代的都市文化形态呈现为从西到中的压抑状态。1990年代的都市文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回归，也就是回到1930年代的写作，也可以看作是变化中的文化重现，文学上的一种内在的接续。当然，在1990年代的写作当中，从作家身份到内在的精神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断裂之后的特别现象，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对它之前乃至之后的文学变化都必须有所顾及，否则不能很好的理解1990年代的都市文学写作本身。在1990年代的都市文学写作之中，从西对中的压抑状况来看，主要表现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摹拟、戏仿，缺乏对西方文化内在的东西的接受和积淀，其中西方的时尚在都市文学之中得到了夸大，流行的事物成为表现的主要对象。以上的结论主要是针对“身体写作”而言，都市文学之中也存在着都市的现实表达，但是还不能进入本论文的表述之中，原因有作家本身对都市的负面存在尚还不能深入挖掘，所取得的成绩不够突出。1990年代都市文学是西压抑中这一表述和结论，主要是从文化形态的接受和影响得出的，中国文化乃至文学的现代诉求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普遍的结论是，中国当前的文学虽然有它的特异之处，但是显然比较低于西方当前的发达文学的，不仅在于技巧，而且也在于精神形态的呈现，都要逊色。本论文得出的1990年代都市文学的西压抑中的看法，原因还在于它可以和1930年代的都市文学并列起来看，从西到中和从中到西，都是不能突破的两个时段的文学的内在理路，它们都是晚清以来内外思维的一种新的转化，从目前文学生存的环境来看，依然没有突破这一思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语言上出现回复，主要表现在语言自由度和弹性方面。一个显明的例子是，对性的语言表述显然在白话文传统之下从受压抑的状态走到了表面，语言也具有不确定乃至游移性，是和人的内在的心理变化有关联的。无论是从社会心理还是作家自己和他笔下的人物，无不出现心理上的怀旧，这种从后往前看的情形决定了都市文学的一致性，也映射出它本身的变异。从1990年代往1930年代看过去，不仅能够看见过去也能够看见当前。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管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