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写作]一边是苦旅 一边是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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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写作]一边是苦旅 一边是顽主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17/userobject1ai141784.shtml
　　
　　　《收获》在1980年代末的一个亮点是专栏的推出，这其中不能不说到余秋雨。
　　
　　　　余秋雨和《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说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获》开散文专栏《文化苦旅》，发表的第一篇是《阳关雪》。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回忆说：“当时，余秋雨还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面对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们是老同学，余秋雨也不好发脾气。到后来，我们觉得他越写越好了，用行话说，他写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写得比较紧，不洒脱，不放松。到后来则达到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这么两三年写下来以后，读者反映也越来越好。”在与《收获》长达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继开设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但《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文学畅销书。
　　
　　　　“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代名词，他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然后是数不尽的争议。
　　
　　　　对于王朔在《收获》的亮相，程永新回忆说：“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编辑的，经常会自觉地翻阅其他杂志，当时随便翻到《当代》上的一篇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很好看，作者很会讲故事。要说这个小说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觉得当时中国具备这种叙事魅力的作家其实不多。所以我就通过《当代》给他写信，向他约稿。我觉得叙述魅力是一种天赋，虽然通过培训也能将这种技能发挥出来，但更多的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天赋。我现在记不清他是否当时就给我回信，我现在正在编一本书，其中有作家的书信来往，我看了一下，王朔当时跟我的信件来往还是很多的。《顽主》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寄给我的，我记得，我们是探讨过这个小说的，个别的地方请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们的合作没有大的问题，只有个别的细微变动，比如某些句子的调整。只是当初的题目叫《五花肉》，俗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它跟小说不贴。所以请他再想想。……我们希望他再起一个名字。后来他起了三个名字，我们选中了《顽主》。小说描写的几个人物十分诙谐，幽默，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语言方式很合适。一个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阅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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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谈《收获》
　　
　　　　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会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在《收获》发表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