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

动态小组

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
　　2009-01-22 07:33:35
　　　　主笔 俞晓群
　　
　　　　记得20多年前，我初做编辑。在处理第一本译著《不等式启蒙》时，一位前辈对我说：“处理译稿，首先要学会做减法，一是不合国情的内容要删去，二是索引一般也要删去。 ”对于后者，我不太理解。就问为什么？因为当时我正在读M·克莱因的巨著《古今数学思想》，洋洋4卷本，每册都附有极好的“名词索引”。如果删去它们，再想查找某一个人物或名词，那不成“大海捞针”了嘛？
　　
　　　　后来，随着岁月流转，我才渐渐明白，这个“为什么”并不是我个人的设问。自从上世纪初，索引的概念进入中国，出版的业内业外，就一直围绕着它争吵不休。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有用与无用的辩说之中。有人说出版社财迷心窍，删除索引是为了降低成本；有人说保留译著的索引太麻烦，又容易出错；有人说索引无用，只是一个装点；有人说索引只能帮助懒惰的阅读者投机取巧；有人说索引乃舶来之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方法相悖，比如钱钟书先生能背诵 《十三经注疏》，自然无须索引；有人说“我购买学术著作的准则，就是看它有没有索引”，云云。直到2000年，仍然有人呐喊：“索引尚未普及，同志仍需努力”。 （江晓原语）
　　
　　　　有趣的是，无论你如何疾呼、如何争吵不休，出版界的态度却始终显得有些冷漠。直到今天，删除译著索引的现象依然是 “满视野”，中国学者的专著依然是十之八九不做索引。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在图书的各类评奖活动中，都很少能见到强调“索引”的评定条款。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首先是重视的问题。我手边的一套 《列宁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就附有完备的“人名索引”。显然，为马恩列斯一类政治著作编索引，谁都不会嫌麻烦。批林批孔时期，《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索引做得极好，既有名词索引，还有人名索引，比如一个“礼”字，它把《论语》中的50余条相关的句子，都标出了所在章节和页码。
　　
　　　　其次是认识的问题。我们介绍某位国学大师治学，总好说他博学强记，像陈寅恪先生，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准确地指出每一段古文的出处。前些年，有人指出钱钟书先生著作中引文不准确；出版社解释说，钱先生是凭记忆引用古文的，出现一点笔误可以理解。由此，我也想到梁启超先生写于1923年的一篇文章《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他点数《诗经》、《尚书》、《易传》等经书中，阴、阳、阴阳等词出现的次数。他还解释说，他是凭记忆列出这些词条的，可能会有疏漏，请读者注意核对。结果我发现，他果然不小心漏掉了 “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句。读这些故事，你一定会自惭地想到，与大师比较，我们没有天赋，我们不用功，我们四处查检资料是无能，我们编索引是取巧……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规范，使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迟迟不肯提升对于“索引”的认识。
　　
　　　　1989年组织出版 “国学丛书”，总策划葛兆光先生等人坚持要编综合索引。作者中有响应的，江晓原先生就在《天学真原》交稿信中写道：“我打算搞一份综合索引，包括主题（某些重要书名也在内）、人名等。考之西人学术著作，这也是最常见的做法。 ”（1991年5月22日）也有反对的，同年，《谶纬论略》作者钟肇鹏先生来信写道：“索引我没有时间做，这是技术性的，如果一定要做，我也得请人。别人提出：按国际标准编排是什么意思？索引的稿费怎么付？ ”（7月4日）这两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两类中国学者的思想冲突。究其根源，江先生所在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钟先生的谶纬研究，则是再传统不过的领域了。对于这样两个领域，在“索引”的问题上，它们一个是本体学科功能的沿用，另一个则是外来研究方法的移植。值得提及的是，台湾洪叶出版社出版 “国学丛书”繁体字版时，竟然又删去了综合索引。
　　
　　　　另外，它也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据沈昌文先生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为了既保留外文书的索引，又避免修改页码的麻烦，就想出一个取巧的办法，即把原版书的页码印在中文版正文书肩的空白处，或称为“边码”。商务印书馆出版学术译著最多，他们的书大多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留原书索引的。
　　
　　　　不过那天读书时，我却发现了一件怪事。一本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编索引时似乎没有取巧，其中的页码已经是中文版的页码了。可是1990年，当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时，他们的索引又改用了所谓“边码”的方式。起初，我还叹息他们在“走回头路”。后来发现，外国也有“边码”的用法，他们不是为了取巧，而是为了保留一些名著原始出处的页码，便于研究者查找；也是为那些学贯中外的学者，提供对照原著的方便。比如，我见到的“页码”最多的译著是《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他们在书中标出了5种版本的页码，即一版、二版、全集版、选读版和中文版。如此精细的做法，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巧”了。
　　
　　　　上世纪末，伴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有人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索引的时代”。如果说电子书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形式，那么搜索引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据说如今西方的索引专家们都成了抢手货，他们大多兼任着一些网站的工作；或者干脆离开了传统的部门，到谷歌上班去了。
　　
　　　　而我们，还要为“索引”争吵多久呢？
　　
　　　　
　　
　　
　　
　　
　　来源: 辽宁日报

穆楚

边码索引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