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曝父亲未获诺奖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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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曝父亲未获诺奖内幕
　　
　　
　　
　　 老舍，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今天（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昨日（2月2日），老舍先生的儿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外界一直称父亲老舍为“人民的艺术家”，但父亲却从不称自己为“作家”，而是“写家”。而在西安，老舍先生还曾假扮法官“采访”过大骗子李万铭。
　　
　　 ●老舍的写作
　　
　　 解放前是小说家，解放后是话剧家
　　
　　 谈到老舍先生的写作，舒乙认为，父亲的写作应该分两个阶段来看，在解放前，他是小说家；解放后，他是个话剧家。
　　
　　“父亲很爱国。说他是小说家，是因为他那些被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大量小说，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是解放前写的。”舒乙说道。在19世纪20年代，老舍也创作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等带有狄更斯式写作技巧的作品，也写过一些幽默嬉笑的作品，如《猫城记》等。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的长篇代表作《骆驼祥子》就写于那个时候。而《四世同堂》也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说父亲在解放后是个话剧家，是因为比如《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已经成为了广为传诵的经典。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创作了很多话剧。”舒乙告诉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去看小说了，而木刻、歌咏以及话剧成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最好宣传手段。“期间，父亲共写了9本很红的剧本。但是由于时代特点太过明显，局限性也强，最终这些话剧都没流传下来。”
　　
　　在舒乙看来，真正奠定老舍话剧家基础的应该是写于1950年的《龙须沟》，而《茶馆》则是把老舍话剧写作推向了巅峰。舒乙透露，当时《龙须沟》上演之后，周恩来很重视，特意安排工作人员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提出向老舍学习。周恩来认为，一个新的政权需要巩固，就要让群众明白新政权是干嘛的。而《龙须沟》让群众看完之后，不用看社论，不用参加报告会，就知道我们的新政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1951年，在周恩来的推荐下，毛主席也看了《龙须沟》，并给予了好评。
　　
　　舒乙还透露，老舍先生还是当时作家中唯一一个搞曲艺的人，创作出了许多诸如相声、河北梆子、大鼓、单弦等曲艺作品。
　　
　　 ●老舍的性情
　　
　　 为人特别谦虚，对自己的才能自信
　　
　　“父亲为人特别谦虚，总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写家’。”舒乙告诉记者，老舍先生每写完一篇作品，总要写一篇附记，剖析自己是怎样写这本书的，书里的角色又是怎么设立的等等。“他写附记，就是在检讨自己的缺点。在我们看来，他有些书已经写得很完美了，但他却一直认为不够好。他还曾告诉过我，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吃饱饭的手段，一个活儿，就像木匠、车夫一样，只是术有专攻而已。所以，他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
　　
　　在舒乙眼里，老舍先生还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父亲很认可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是把很强的笔杆子，能够做成很多事。”但现实生活中，父亲却非常谦虚，因为他觉得有足够本事的人没必要处处显摆。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诺奖评选，老舍得票第一
　　
　　 坊间曾传言，老舍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不是传言，是真的。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父亲得票排第一。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舒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舒乙认为，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政治偏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鲜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由于老舍先生曾出过国，他的作品有多种译文，甚至连瑞典文都有。由于老舍先生的文学水准确实很好，1968年，老舍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舒乙告诉记者，已故作家萧乾曾携夫人文洁若到瑞典证实过，老舍在评选中确实得票排第一。文洁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转颁给川端康成，则是日本老舍研究会前会长藤井荣三郎教授透露的。1978年，藤井荣三郎来北京找到舒乙，告诉他，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曾表示，原本获奖者是老舍先生，可是因为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康成。
　　
　　 ●老舍与西安
　　
　　 扮法官访骗子，写出《西望长安》
　　
　　得知记者是西安的，舒乙还向记者透露了老舍在西安的一件趣事：“1955年，父亲曾从北京赶到西安，假扮法官探访了当时制造了号称‘政治第一案’的李万铭。”
　　
　　
　　李万铭是陕西安康人，曾经做过**的小军官，解放前夕逃到南京。在1949年到1955年的几年里，李万铭采用私刻公章、编造履历、证件、伪造高级领导的“电报”和“亲笔信”等手段，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混进了国家机关，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案发前，他是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最后为了骗取更高的位置在西安被识破。1955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倡议，希望中国也有个果戈里，也写一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作风进行讽刺。
　　
　　“在大家都在猜测，谁敢当‘果戈里’时，父亲就站了出来，并以此案为背景，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舒乙告诉记者，其实，当时家人、朋友都不是很赞同他出这个头，毕竟很敏感，而且当时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歌颂题材为主，很少有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但老舍先生还是克服了重重阻力，孤身一人远赴西安，并假扮成提审员审起了李万铭。“父亲话剧写得好，演戏却很差。事后，李万铭曾表示，他一眼就看出父亲不是真的法官，因为扮得太不像了。”
　　
　　“父亲一直认为戏剧应当具有多样性，外国戏剧一贯如此，中国的地方戏曲也是一贯如此。戏剧不能完全是一路货，他提倡写讽刺剧、写悲剧。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父亲从李万铭口中得知了很多骗人的细节。这些一手采访得来的细节，使得《西望长安》写得生动真实，其中的幽默与讽刺体现了他一贯的文体风格。”舒乙说，“不过可惜的是，大家都去关注《茶馆》和《龙须沟》了，导致《西望长安》上演不多。”
　　
　　舒乙还回忆说，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先生还多次来到西安和延安参加慰问演出，在其长诗《箭北篇》内也多次提到延安和长安。
　　
　　延伸阅读：老舍之趣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1899-1966年)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全文如下：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估，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严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冼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作者:吴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