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记者的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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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记者的阅读笔记
　　
　　发布时间：2009-02-07 07:38 来源： www.ccdy.cn 作者：赵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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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冬无雪，时已立春，又刚过完了年，人该做些什么，很是茫然。询问了周遭的朋友，有没有妙文，答案是都在思考。这个年代，盲目的行动多，沉静的思考少，思考很难得。
　　
　　 可是，光是思考还不行，比如办报，容不得你思考成熟，就得拿出东西来。作为报人，你必须在懵懂中行走。
　　
　　 网络行走是一种。无聊的网站从来不看，要看就看靠谱的。然而，从午后浏览到傍晚，找不到想要的东西，肩膀已经有些酸。心里空落落的，比肚子里即将到来的饥饿还要急迫。于是，来到了书店，北京三联韬奋书店。西单图书大厦轻易是不敢去的，大老远去一趟，就像去农贸市场，哪里是逛书店，货架上码放的好像是鸡鱼肉蛋，闻的不是书香，是鲜货的味儿，是人味儿。于是，人先就累了，眼睛里看不见书，看见的竟是人——前胸后背。三联好得多，店没那么大，人没那么多，眼睛随便一扫，总能扫见几种入眼的封面，入眼了才愿意动手翻，才希望最后买下来。而且，在三联的好处是，你总是知道通常你所需要的书摆在哪儿。
　　
　　 两种报纸
　　
　　 膨胀的消息与平实的观点
　　
　　 先看两种报纸——它们必然期期码放在那儿，仿佛三联书店的导购员。首先看见的是1月2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右下角刊发的是这条消息：复旦出版社签约《百家讲坛》进军大众文化市场。不过一则小消息，却令人关注。消息说：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长江文艺出版社日前联合在北京举行了“鲍鹏山《新说水浒》图书版权签约会”，计划分别于今年4月和7月分上下两册出版。消息还说：作为《百家讲坛》转型之作和2009年重头戏的《鲍鹏山说水浒》一经播出，即创下极佳的收视率，对这部书稿的版权竞争也日益白热化，而最终确定由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无疑也为这本未出先热的著作加上了品质的双保险。消息最后说：《百家讲坛》书系历来是市场上的热销作品……素有“中国学术出版重镇”美誉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此次参与《新说水浒》一书的出版运作，也引发了媒体和业界的关注，认为这一举措可视为复旦大学出版社进军大众文化市场的信号。
　　
　　 消息传达的信号可不止这些。《百家讲坛》早已众所周知。本来，在时政化和娱乐化的电视上开设“讲坛”是一件相当可敬的事情，把一个与学术、思想、知识有关的讲坛办得那么红火更加可敬。进而，火了易中天，火了于丹，都很正常。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一火就“爆”，爆得仿佛在老子、孔子、墨子之后就剩下于丹他们了。出书，也得从《百家讲坛》上下载，不然就火不了，不然就无法赢得大众，不然就无法向市场挺进。所以，就连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重镇也铤而走“显”了。
　　
　　 同期二版的一则消息也很醒目：陆克文亲自作序，福田康夫题词 央视财经主播芮成钢推出《30而励》。书的全名好像是《30而励：风暴主播思考中国与世界》。内容摘要如下：芮成钢10年的记者生涯，从比尔·盖茨到克林顿，从布莱尔到陆克文，数百名国际政要、《财富》500强全球CEO和中外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出现在他的话筒前，激荡思考。励志书《30而励》呈现的是一双冷静的眼，一颗热忱的心，它试图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找一个答案，但它更迷人的气息在于对未来的寻觅和求索。据悉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由现任总理写序、前任首相题词的著作……实在太夸张了，简直嚣张。一个“亲自”赶走了故宫星巴克的年轻人原本或许是令人尊敬的，如今被吹嘘成中国最为深刻的思想者，不禁让人疑惑：他当初不是为了日后的这些荣耀这本书才鼓足了勇气的吧？
　　
　　 与之相反的是，本期5版刊发的特稿《人类的文化永远在成长——专访许倬云》，读来是那样的平和。许先生说：每一个文化史的作者都有一套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人类的文化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扩大，永远在复杂化，复杂化过程之中永远在找寻那个圈圈里边某种程度的均衡，均衡不是平均——永远在你找到了均衡以后又丢掉了它，均衡是随时动的。永远做学生，你才不会枯掉。我是文化史工作者，不是文化史家……
　　
　　 一个老者的低调与一个少年的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上，看见的是几篇大文章，我为这些大文章高兴。多年来，人们读报，多是为了获取信息，仿佛信息越多越好，其实不见得。人有多大的脑子，可以存储无穷尽的信息？与其涂满信息的糨糊，不如选取有用的知识。记者这想法，正与该报13版上文学批评家王晓明的《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去》中的观点吻合。他说：重要的不是信息多还是少，而是什么信息多，什么信息少。如果公众必须知道的，越来越少，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却越来越多，那就不是人类信息状况的改善，而是，恕我直言，非常危险的恶化。在学生读书越来越少的年代，他建议：要用一切情感的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的晚会，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这是多么善良的建议，身为大学教师，他最后说：2006年，以色列人均读书64本。2007年，上海人均读书6至10本。面对这两个数字，我真切感到了身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记者以为，让国民爱读书，这不只是大学教师的职责。比如：国学班越来越多，读书人越来越少，如此现象，岂不荒唐！
　　
　　 四种刊物
　　
　　 小小的规模与大大的容量
　　
　　 它们安安静静地，秀秀气气地堆放在那儿，总是那样，可是，每一次我来三联，必然先看看它们。它们是四种小小的刊物：《万象》、《随笔》、《读书》、《书城》。
　　
　　 《万象》是最爱美的，有相对鲜艳的封面，但就体积来说，它最小，不像是“东北出身”，它的大东家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据说东北什么都大，偏偏《万象》是小的，小得像个小女人，完全没有东北大姑娘的模样。可是，《万象》却有大气象。2009年第一期，最吸引我的是这样两个标题：《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海角七号〉为何叫我哭？》。两个标题就贯穿了东西方，穿越了古和今。前一篇说的是作者发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出自福楼拜自己之口的证据后的欣喜。那是在伽利玛出版社推出的“文学新发现丛书”中的发现。在《笔杆子——福楼拜》一文中，读者读到了一个注释：一位批评家说：应当相信福楼拜对女记者阿梅莉·鲍斯盖说的私房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就是模仿我的！
　　
　　 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不是福楼拜的原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具体说就是福楼拜的作品和书信的关系——小说家福楼拜和书简家福楼拜表面上判若两人，实则是福楼拜的两个侧面。后来法国评论家儒尔·戈尔蒂埃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包法利主义——世人倾向于用想象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双重化，倾向于终止自己作为现实中那个人的存在，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所期望的人。人永远需要设想自己是另一个人，不断向自己说谎。
　　
　　 该文作者沈志明为这个意外发现喜出望外，作为读者，我不禁胆战心惊：真的？那么，我一直在设想我自己是谁呢？我不知道，但我必须想想这个问题。阅读带来思考，这是一种乐趣。
　　
　　 “到目前为止，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已经让我哭过至少七次，而且开始的三次还在我没看电影之前。”一个名叫新井一二三的日本人以这样的开头开始了他对《海角七号》的介绍与评论。这实在是一个具有蛊惑力的开头，你只能认真地读下去。当然，读下去的理由还有，关于《海角七号》的评论早已在台湾和大陆同时开始，影片不仅获了奖，还吸引了马英九的注意力——不光亲自看，还号召台湾观众踊跃看。想必，值得看。《海角七号》讲述的是一个台湾女人与日本男人之间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连带折射出的复杂而斑驳的陈年往事：60年寄不出的七封情书，60年说不出的心中悔憾……新井一二三继续写到：电影接近末尾，老情书里的一句话又触动了我——“在众人熟睡的甲板上，我反复低喃，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一个关于台湾与日本的电影，无疑需要作为大陆观众的我们的警惕。但是，人类的情感都是可以融通的，尤其在远离了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2009年第一期《随笔》像往常一样素朴，素面朝天，以至于有些老相，你无法相信它来自改革开放的前哨广州，广州从来是花城。可是，人家老当益壮。看那些标题，已经动了心：《“五四”与问责“五四”》；《没有死过，但病过》；《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背后》；《精英与伪精英》等等。一看，就看出了色香味儿，似乎有嚼头。
　　
　　 先说“五四”。作者刘纳说：“五四”曾经被各派势力、各类人物不断镂刻烙痕，铸成不同的图腾，收获过无与伦比的光荣。它也遭遇过不少指责，不同向度的指责和反思来自不同的审察视角。1990年以来仿佛到了总清算的时候。当然，作者不必亲自清算，他认真整理了各种倾向于清算的观点。单是这些观点，已经值得拜读。刘纳最后拿出了自己的态度：“五四”研究已经成为打通历史、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显学。相关的著作已经很多很多，今后还会更多。政府拨给的“社会科学”的“科研”经费又增加了，即使出版费随成本指数的提高而涨价，也不会影响更多“成果”问世（如今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书不叫“书”了，文章不叫“文章”了，统一叫做“成果”了）。对“五四”的解读与评价，以及对解读的解读，对评价的评价，提供着百说不厌的话题（如今叫做“课题”或“项目”了）。作者最后卖了个关子：“五四”距今90年了。是远？是近？
　　
　　 当然，也远也近。
　　
　　 《读书》是三联自己的，永恒在三联生活。可是，物是人非，《读书》如今虽然仍然是清新的，却不如从前有力量。没有了丁聪，没有了沈昌文，没有了曾经的很多人……但是，没有人怪罪《读书》，《读书》只要还是《读书》，就是学术精神的一种延续。由于时代变化的缘故，至少在我的感觉中，大家对《读书》，怀抱的多是宽容之心。
　　
　　 既是这样，当然也能容忍2009年2月号的《读书》。表面看，有点平庸：《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德国背景》；《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风景民族主义》；《寻找北大，回望清华》……非常文史。透过表面的平庸，可以看见《读书》的家底——它所能约来的文章，总是比较冷，比较静，比较不喜欢凑时代惯常的热闹。曾昭奋的《寻找北大，回望清华》非常诚恳，他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妻子了解北大，而自己身在清华半个世纪。文中没有牛哄哄的吹嘘，都是老老实实的回忆。他的那份寻找，真是又找又望，而不是自满。其实今日的北大、清华，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说来令人唏嘘。但曾先生只是委婉地在文末恳切地指出：王国维先生论说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当北大人在寻找北大，清华人在回望清华时，也无不是各自身处于一种特定的境界中。回望北大，回望清华，是第一境界。寻找北大，寻找清华，是第二境界。清华人还处于第一境界，北大人已经进入第二境界。叩问北大，叩问清华，以求解答，是第三境界。无论是北大，无论是清华，都未进入第三境界。
　　
　　 第三境界似乎遥远。
　　
　　 《书城》来自上海，上海总是有模有样的。2009年第一期的《书城》也不例外。封面上绿与棕与白相间的图案，不知道是什么图案，只觉得好看，导读文章平稳而自信地呆在绿底的网上。黄子平《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李洁非《悲惨的信》；蔡登山《储安平的婚姻悲剧》……看来可读。上世纪70年代不远，算是温习；悲惨的信，写些什么，有吸引力；储安平的婚姻悲剧，难道比他的大命运还悲？都是谜语。看后觉得平常了点儿，倒是不在导读里的一篇《为小孙女做一件事——我译〈小王子〉》一下把眼球抓了去。首先是因为作者是柳鸣九，其次是小孙女，最后是长期羡慕人家会法语。上大学的时候，我琢磨过好多次：这个社科院的法语专家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老师？想也白想。现在人家退休了，我连采访还没做过呢。突然，看到了“小王子”。我为柳鸣九先生的平常心感动。退休了，留守北京。大洋彼岸，儿子儿媳又为柳家添了个特别可爱的小孙女。柳先生的老伴朱虹近水楼台，身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竟然为了孙女请假一年，天天看着。柳先生羡煞，决定虽然远远的，也要做些啥。恰好有出版社来找他，他选择了《小王子》。他想：区区几万字，花不了多少时间就为孙女做件事，就像做个工艺品，叠个小飞机，干！
　　
　　 柳鸣九先生的小孙女是多么幸福的女孩啊！
　　
　　 《书城》2008年最后一期刊发的一篇奇文本期到了“中”，下期自然还会有“下”，奇文的题目是《双舸子〈金瓶梅词话〉总评选刊》。老实说，我没看过《金瓶梅》，本来只是想随便看看，没想到这“总评”特别“魅”，让人拿得起放不下。著作者把据说是“淫书”的《金瓶梅》的评论，做成大学问，其功力和工力，其才情和智慧，都到家了。特别难得的是，“总评”丝毫不刻板，取小说一样的“章回体”，夹叙夹议，从容而俏皮。一边读着，一边就叫人虚构出一个图像——一个聪明的说书人站在火热的《百家讲坛》上，不动声色地讲述西门庆和潘金莲，讲得有声有色，却不荤不素，特可口，听的人心里直痒痒，那人却还是不动声色。文末括弧里说，这“总评”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想，《百家讲坛》要是知道了这消息，一准儿得把作者请上去。不知道他肯不肯去。
　　
　　 这奇文为《书城》盖了一座小碉堡。
　　
　　 两本图书
　　
　　 私人阅读与集体资源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趋利的垃圾书很多。结果，如王晓明所说，大家看书越来越少。一年一度，北京地坛公园有书市，那又怎么样，犹如一年一度的地坛庙会，热闹而已。
　　
　　 但是，好书少不等于没有可看的书。一眼看见牛皮纸、黑字的《私人阅读史》时，记者眼睛雪亮了一下。尤其接下来“1978—2008”的标注，充满历史感，让人觉得读了它，可以阅读众多生命史和30年中国巨变，因此，无论好坏，至少形式上已经被擒拿。阅读《私人阅读史》需要些时间，在没有充分阅读的情况下，只有投机取巧做文章。也没什么私心，不过是想尽快把有价值的东西推介给读者。
　　
　　 书中所谓“私人”，是这么些人：陈思和、沈昌文、李辉、谢泳、陈子善、止庵、陈平原、李银河、翟永明、周国平、朱正琳、徐晓、徐友渔等33位。这些人，不仅爱看书，还都写书，是生命与书紧密相连的人。书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那个位于深圳深南大道上的集团大楼一直让人想入非非——深圳发展之光影，正映射在这幢大楼的玻璃墙壁上。以“集团”的眼光，《私人阅读史》当然有深圳的立场，其中被我故意忽略的徐敬亚、杨争光就生活在深圳。
　　
　　 阅读这伙人，会发现他们多半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对于2009年的可能读者而言，简直有些久远了。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记者没有幸灾乐祸的权力，这两个年代离得很近。在某种时候，两代人甚至可以互为“同情兄”。但是毕竟，那时候的一个十年，差着十万八千里的政治背景，比如，50年代上山下乡，60年代直接高考，命运大不同。因此，对于读书权力的珍视度也不同。仅仅作为个体，记者对50年代胸怀敬意，没有因为年轻人家几岁而洋洋得意，相反，对于他们的经历、阅历及日后的努力，保持格外的尊敬。这也是我拿起这本《私人阅读史》便不肯放下的原因。
　　
　　 在匆忙翻阅他们每个人被指定推荐的30本书时，记者发现，50年代们果然在书目选择上趋同，比如《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顾准日记》等，几乎成为集体选项，或许能说明些什么——他们对于文化深度的追求刻骨铭心。由于职业差异，同为50年代，作为“私人阅读”，阅读志趣还是存在个体化的差异。但，真正的差异出现在“私人”名单中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生人那里，其阅读日趋广泛，在这个年龄段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轻易就被选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别，年代与年代之间的差别，或者，跨越年代而趋同，是文化价值取向促成的。
　　
　　 《私人阅读史》如同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书一样，不可否认地带着商业目的，但是，它仍然是一本编排得十分认真的好书。评论家陈思和在他的阅读史中说：我几乎不读20世纪90年代后的流行书。我想，这样的表达很完整很鲜明，很酷。顺便说一句，一个名叫徐晓的荐书人，曾经是我的同事。她是有故事的人，我一直这样觉得，因此也一直默默敬重。多年不见，我见她越来越漂亮了，很是开心。
　　
　　 最后要说说一本大部头——雄赳赳的《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我不得不佩服编者，那么敏感地意识到北大在媒体圈的实力，我说佩服是因为，人大——不是人大常委会，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就媒体占有率和影响力而言，当更深广，可惜没有人敏感地总结。而北大的“传媒人”遵循的是大传媒的观念，这有点儿像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过去它叫北京广播学院，现在扩张为“传媒”了。
　　
　　 之所以要佩服，还因为必须佩服。这是一本容量很大的书，仔细看，对传媒人的采访有些匆忙，但做出来的样子比较厚重，书页间不断出现的北大风景，相当人文——无论自然风景，还是人文本身。在书的最后一页，瞥见后记，才知道原来全书是2008年度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的一次大型采访活动的结果。它的目的无非是要告诉对北大新闻与传媒学院年轻的历史缺乏足够尊重的人：错，北大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它始自1918年。
　　
　　 要紧的当然还是那些传媒人。唐师曾、吕岩松、王鲁湘、英达、李彦宏、朱玉、张泉灵、董倩、许知远、王利芬、康辉……这只是有较高知名度的系列，在此系列之前还有一些知名度或许不够高、但掌握了较高话语权的媒体“长官”，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等等，副总编辑或总编辑，功绩显赫。英达位列其中，多少有些尴尬。然而，就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英达不逊于列位。我的感受是，“传媒人”似乎有点狂妄，但挺受用，通过这本书，你了解到的是：北大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新闻事业卓有贡献的传媒人；CCTV的名将原来有很多来自北大而非“北广”；因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出色报道获得太多荣誉、因而多少让人有些反感的张泉灵，事实上比荧屏上可爱。有问题的或许是表彰制度，而不是张泉灵的表现与际遇……想要从事新闻工作的学子，想要干出一番景象的新闻人，都不妨读读这本书，定能受益。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新华社的朱玉——一个以写重要人物或事件长篇报道而出名的朱玉，是我的姐们儿。在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格外地用功，除了新闻写作，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其余的事情她是可以大而化之的。一采访、一写作，她便是新华社的那个“名记”——细腻、敏锐、尖锐。而我，是她喜爱的同行，只是从来不像她那样勤奋。我们各有所长。我应该向她学习。北大传媒人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种种，只是因为去了三联，看了那些书报刊，身为报人，我得说声：谢谢我的同仁们——文字工作者们，无论是编辑，还是写手。世界上有书、有报、有刊物，有那么多奇妙的文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