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评委一手资料详述:老舍与诺奖失之交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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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委一手资料详述:老舍与诺奖失之交臂(图)
　　2009年02月09日 11:18 来源：北京晚报 蒋泥
　　
　　http://www.ce.cn/culture/rw/cn/xw/200902/09/t20090209_18150563.shtml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各种纪念活动频出，关于老舍先生如果不去世就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说也再次出现报端。本报特别刊发《老舍的沉浮人生》作者蒋泥对此事的考据。蒋泥少年时期就酷爱老舍，多年来搜集整理老舍资料，并特地请到远在美国的翻译家北明女士,把她和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文章发来，大抵已很接近事实。
　　
　　 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马悦然(诺奖评委)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有一个传闻称，瑞典探险家——曾于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生活过数年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丁(Sven Hedin)——有一次问鲁迅，他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全然不是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作家被问及他或她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
　　
　　 事实是，斯文·赫丁1924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后来在歌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任东亚语言教授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请他为这个奖推合适的候选人。在1924年12月24日的回信中，高本汉提及中国前些年发生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动，然后讨论了一些学者如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8—1936)和胡适(1891—1962)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言及这些学者在他们中国本土背景上的高度重要性时，高(本汉)非常怀疑他们能够为西方读者所欣赏。他补充说，就他的判断而言，中国尚未产生任何卓越的作家。高致斯文·赫丁的信清楚表明他没有能够追随五四运动觉醒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他没有读过诸如1923年出版的鲁迅的《呐喊》或闻一多的《红烛》一类的作品。
　　
　　 在致斯文·赫丁的信中，高还写道：“我将给一位北京的青年教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我的亲密友人写信，他最近正在巴黎进行语言研究。如果他能够推中国优秀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可以与西方文学大师或如泰戈尔那样的作家媲美的人，我将立即认真权衡并通报您。”
　　
　　 “北京的青年教授”当非刘复(刘半农，1891—1934)莫属。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曾参与编辑《新青年》并于1920年至1925年在欧洲(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留学(顺便一提，他在巴黎作的关于“国语的四声”的论文是一篇出色的学术作品)。
　　
　　 说到刘复，如果《明报月刊》能够发表他于1920年6月20日在伦敦写的散文诗，《饿》——此文当年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部分的第49页——我将不胜欣慰。那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三篇最优秀的散文之一。不幸它已全然被遗忘了。年轻的读者应当知道，事实上，一些真正出色的诗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出版的。
　　
　　 老舍是我和我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由于1966年我尚不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因而可以就我所知，公开(诺贝尔文学奖中)关于他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尔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中断了。1987年以前，甚至台湾读者也不被允许涉猎他的作品。两个政府都没有给予文学足够的重视。
　　
　　 翻译家文洁若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透露：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
　　
　　 “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一九六七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一九五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我不相信，迟至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此文为纪念老舍逝世34周年而写。此文也曾发表在2000年10期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它的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艾笛此说存疑，因为沈从文的事1979年尚谈不上，1960年更说不到，那时的马悦然并没有完成对沈著瑞典文的翻译，也不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沈从文处于基本无人关注的状态。
　　
　　 老舍之女舒济和其子舒乙则都清晰地记得，曾任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的藤井荣三郎，于1981年4月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归来，回到日本后，受到盛大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复杂，先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是老舍。诺奖原要授予中国的老舍，但这时中国进入“文革”高峰期，各国谣传老舍已去世，瑞典方面派驻华大使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就断定老舍已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评选委员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授给了亚洲人川端康成。(“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此说存疑。因为1931年得奖者瑞典诗人卡尔费尔特，在当年4月8日去世，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宣布颁发给他。这虽是诺贝尔文学奖绝无仅有的一次，但瑞典文学院也曾交代：“诺贝尔的规章明确无疑允许颁发给已经去世的人——只要这个人的推荐书在他生前已经提出来。”)
　　
　　 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就此通过友人向藤井荣三郎求证，2005年5月藤井荣三郎回复说，他确实说过此事，当时他说“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后来寻找那本文学杂志，也找不到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这里的主要差异在于藤井荣三郎是从一本日本文艺杂志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之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性质上不一样。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文章里说：“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我们并不怀疑老舍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用他的经典作品和那些已经得奖的人相比，丝毫也不逊色。
　　
　　 马悦然先生只中意沈从文，在2000年8月15日接受翻译家北明女士访谈，当问到“您会认为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水平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比”时，仍表示了对沈从文的欣赏。
　　
　　 他说：“沈从文，据我看，是现代中国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他有很多，例如他的《从文自传》，他的《边城》。《边城》就是一首散文诗，非常动人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作家……我不应该，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如果沈从文没有逝世的话，他当年就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非常，我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有一个台湾作家，是龙应台，从台湾打电话给我说：我听说沈从文去世了。我就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打电话，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先生还在吗？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问我他是谁？我说，您不知道沈从文是谁！？我就挂上了。以后，我就去找《人民日报》驻瑞典的新闻记者。他用了24个小时跟北京联系，然后才告诉我，沈从文去世了……”
　　
　　 以瑞典皇家学院为代表的马悦然院士等，是比较熟悉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和作家创作近况的，提出的意见都很中肯、贴切，但仍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熟悉一些人，如李锐、王安忆、残雪等，对汪曾祺、刘恒、黄国荣、阎连科等作家的关注，似乎也不够。譬如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我觉得是最优秀的汉语小说之一，比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更为伟大，却一直默默无闻，不被中外学人所关注。幸好2008年它的台湾版已经面世。
　　
　　 至于马悦然先生对老舍的判断，则显得有点主观，因为即使在1966年之前，老舍也不仅只是《骆驼祥子》和《离婚》被翻译成英文，1951年他在美国出版过《四世同堂》的英译缩写本，1952年又出版过《鼓书艺人》等。更不要说1950年以后，老舍还写了《茶馆》，偷偷写出了《正红旗下》。
　　
　　 在笔者心目中，老舍和沈从文的确是20世纪的中国最为出色的两位小说家，并且老舍的分量，似乎比沈从文略微胜出。但这也带了作者自身的趣好、性情等主观因素在内。
　　
　　 梁实秋先生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来探望冰心，舒乙当时在场，梁夫人说，梁实秋生前交代：自己百年以后，让她来北京，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就是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便是老舍。
　　
　　 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符合逻辑的推断。
　　
　　 无论怎么说，老舍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重要了，2018年满五十年后，1968年诺奖的评选档案自可揭秘，这段公案也便能大白于天下。现在他的作品都摆在我们面前，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就足够我们来了解、认识了。老舍的价值不会因为一个奖而有所损失。
　　
　　 损失的只是，大师永远的走了！

转身一箭

记得高中一次作文写《书缝里钻出的舒庆春》深切缅怀大师，后来又搬来他儿子舒乙的文章看，那个泪流满面，现在还是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最有感情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