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依苹的几篇

曾园

跨栏高手〔马来西亚〕张依苹
时候随母亲上街，母子俩总会比同时出门的邻居早到菜市场。我们从不顺着大路走，更不爱用斑马线和天桥。母亲最是会打算。
　　　　　　　　　　　　　　　　　
　　“喏，从这边到那边，至少得走一分钟。阿弟呀！你手脚灵巧，从栏杆爬过去得了！”她自己也应声跨了过去。母亲每天总忙得漏吃一二顿饭，也就比一般中年妇女轻盈，加上“训练有素”，手一撑，跳过及腰的围栏，根本易如等闲。孩子们渐渐长大，父亲的生意开始赚得多，家里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也就买起汽车来。母亲不再走路上街，当然也没再表演“跨栏”。我念小学，一直到初中，年幼时过马路的习惯还保留着。就在中四那年，同学广生被车撞得脚骨碎裂，听说是从街上的围栏跳下来时给货车碰到。结果，锯了一边脚，每天倚着拐杖。自此，我对“跨栏”敬而远之。近年，自己加入有车阶级行列，不知不觉对街上的“爬栏”、“跨栏”高手起了恶感。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忽地窜出一个人影，来个紧急煞车，不禁憋了一肚子气，不停下来么，难不成搞出第二个广生来！街上永远不乏此道中人。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略笨重的中年人，初出茅庐的儿童，老当益壮的老年人，围栏周遭一直都是热闹的。母亲已届不惑之数，身子日形瘦小，简直皮肉见骨，精神更是一年比一年差，医生说，必须做些轻便的运动。那天，带母亲上街散步，她见到围栏对面一间药铺，嘴里念着：“阿弟，我去前面买些参。”
　　　　　　　　　　　　　　　　　
　　说罢手已扶住栏杆。我忙阻止：“阿妈，走那边吧！”到底人老了，没能翻过去，我倒松了一口气。不经意地眼光飘到远处的围栏。一个残废者正靠着围栏休息，然后缓缓把拐杖放到另一面栏，吃力地压着围栏的横柱，把身体一弹，过去了，重新拿起拐杖，支在腋下，一跛一跛地横过马路。我转回头，母亲正小心地钻过围栏的空隙。啊！清瘦了的母亲竟能穿过半尺宽的栏格。何时，方才越栏的跛子已走至我们旁边。我下意识地看他一下，他的眼睛居然也盯着我。我不由得多看他一眼，脑海忽地闪出一个名字……“广生！”

[ 本帖最后由 曾园 于 2009-3-14 17:42 编辑 ]

曾园

轻
张依苹

「五十公斤的铁钉和五万公克的棉花，那一样比较重？」

这是中学时常遇到的考题，我总是愣了一下，心想「又是你，你想怎样？」

当然我根据事实写下了正确的答案。

但铁钉在我心目中还是重的，棉花也仍是轻的，说不上的感觉。

「在真空之中，五十公斤的铁钉和五万公斤的棉花，那一样比较重？」有时出现这个版本，带着一丝试探和揶揄。

我却莫名地发起愁来。

打从出生，我们就不停地卖力累积重量，寻求更稳固的定点，因为谁都知道，没有人可以活在真空状态。不知从记忆的那一个阶段开始，「轻」早成了最难负荷、拥有的重量，教我们无所适从。

我看过航天员在真空的太空舱里生活的记录片：所有轻量级、重量级的身躯像一群失焦的鱼，在摸不着向心力的空间里笨拙而滑稽地抓划，努力捕捉一支牙膏筒，抓着了，再吃力地将泥状食物挤出，塞入口腔，一张张成人的脸遂露出单纯而满足的笑容。那样的生命状态，勾起我藏匿在年岁的深处?p一种叫做记忆的纤体里的一丝甚么。

我记得在不知名的记忆角落，我彷佛曾像一颗沈甸甸的锤子，为着自己莫可奈何地胶着于区区一方小天地而焦躁不耐起来。

回想起来，任谁都要惊叹自己早慧的创造力和勇气，那简直是使无变为有，驱逼生命向长征迈进的一股锐气。我们都曾不顾一切地扭动一边的臀部，不惧耻笑?p颠颠簸簸追求移动的可能，于是，当我们以状似柔若无骨的造型艰苦费劲地蠕动，拼命挪向可望不可及的位置，那些行走的人们则暧昧地大笑起来。

生命中初次用双脚站了起来的经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吧。虽然双脚哆哆嗦嗦抖个不停，对自己在倒下之前尚可支撑多久毫无把握，然而，可笑的身体上却是一张最有尊严的脸，骄傲自豪的表情令人捧腹不已，尤其，那双眼睛焕发出又惊又喜的神采，足以把全世界的不可能化为可能，彷佛一旦有了这一趟拿捏轻重的经验，就永远不会忘记。

当我第一天上学，双脚套上马鞍般坚硬的暗红皮鞋，咯咯咯走在沙石路上，从此开始拥有固定而必须行走的道路。

起初，我总是一板一眼监督着自己的脚丫，垂首乖巧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小小的身影怯生生打那条通往学校的小路经过，直至我的西瓜皮小脑袋影子越过校门打在地上的条纹光影。

渐渐我学习跑起步来，享受变速的畅快，我甚至尝试攀爬上树，以九十度的垂直为脚掌使力的界面。我还爱躲在树缝间，忽地以脚面倒挂树干上，两手往嘴边卷成传声筒：「噢唷噢，泰山在此！」然后双脚一使力，炫了一招空中翻转，复坐回树干上甩着无所事事的双腿。

可打从甚么时候开始，行动竟然又回归非本能的范畴，我不禁疑惑。那由于掌握了活动而带来的喜悦和新鲜感，那脚掌敲击地面的有劲节奏，究竟是何时离我而去的？

曾经，真的，曾经，我只是单纯地活在一系列的发现之旅里，我和玩伴们在其间测试自身的存在，尽力地把自己伸张、绽放，每天都搜寻新的收获和突破，所谓时间，只在母亲喊着「吃饭了！」的召唤中，敲钟似地过场一下。

那时流行的一出连续剧「太极张三丰」，主题曲中有这么一句：

「谁能力抗劲风
为何梁木折腰
柳絮却可轻卸掉」

大人们都以为说的仅仅是太极，而且也仅是说说而已。

我却知道那是真的，那是一种关乎轻重的奥秘，掩埋在岁月的河床里。

在那儿，我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认识且熟悉时间与空间的柔韧和弹性。那是一种属于语言范围以外的状态，只能感受，不可言传，如同走钢索的人，我们只能欣赏、感动于他精准的平冲之美，却不能问他是如何游走在那最巧妙的触点上。

其实﹐每一个人年幼时都是特技员出身，只是大家不知何时都驯化、钝化，一身绝活不知不觉间荒废了也不以为意。

在那被遗忘的时空里，我们的一举一动在在皆为激起无数心惊胆颤，鸡飞狗跳的壮举。且看，上一分钟我们还在地上玩跳房子、把城门的游戏，下一分钟我们已不耐于安逸，自行将难度升级，把场景搬到五呎高的洋灰池上，在四吋宽的池沿间疾走﹑追赶着彼此﹐在无路可退的死角岌岌可危之际﹐发出势可复苏心肌的尖叫声──，母亲往往苍白着脸冲出来欲叫救护车，我们即象征式静默一分钟．．．待她走远，便发出野兽般的欢叫声，犒赏自己的高水平演出。

那是一个豪气万千的时代，那更是一个嘉年华盛典。

长大后自以为成熟的人们太寂寞，因为英雄都还俗了，也许，过度的期待教英雄感觉太沉重，又或者，欠缺真心的喝采让英雄活得太空虚?o这真令人深深怀念起那个久远的侠义小王国．．．。

在我们那一个玉米田边的小小区里，查理是我们共同的英雄。

查理并非来自显赫的家庭，这点即便是我们这些最不以貌取人的眼睛也分辨得出来．．．查理结实而优美地翘起的小屁股，常常大方地敞开一小洞眼，让我们又好玩又恶心地伸指一扎，疯颠颠地笑成一团。

查理常常在吃饭时间流连于不同玩伴的家，父母们都会喊他吃饭，因为大家都知道查理没有爸爸，是个外国人的孩子。查理的妈妈是个美丽、蓄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年轻女人，可惜命不怎么好，丈夫回一趟故乡就跟别的女人跑了﹐一个人养孩子，没甚么时间看管查理，所以查理功课老赶不上，整天野孩子般动个不停。

大家都这么传的。

但这些消息对我们而言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当中，任何人只要有一项独特的一技之长，就可以在我们无私的欢呼声中成为快乐英雄。

查理是我们一群玩伴里最艺高胆大的一位。只要查理一来，我们就排成一列极有默契的队伍，浩浩荡荡、争先恐后跑上二楼的阳台，极熟练的体操选手般登上栏杆，一昂首、一纵身，一声声高亢的「我来了！」── 朵朵白莲似的人形降落伞纷纷接踵进入空中、笑闹、漾开、徜徉、忘神在这种挑逗地心引力的游戏里．．．．．．当然我们没有忘记在降落地面的一瞬间屈膝、伏身、让一双粉嫩的赤足稳健着陆、直起身、挺胸、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一直都与地心引力维持着相互调侃而愉快的关系，因此，那个傍晚，当我正悠闲地躺在楼梯旁的斜栏上，欣赏飞鸟穿梭出入红橙色的晚霞之际，隔壁忽地传出一声长长划破空气的惨叫声，我不禁吓得呆住了。

我们都不明白阿兰姨是怎么摔断腿的。听母亲说，财连叔爱上别人，要与阿兰姨离婚，阿兰姨便跳楼自杀。那惨叫声是财连叔发出的，当阿兰姨还在半空中。

阿兰姨没有死成，却摔断了腿。我们看着哭哭啼啼但眼泪不多的阿兰姨被抬上救护车，想不透她是因为太重而摔断腿，还是因为太轻而自杀不遂。

降落伞的游戏依然断断续续进行着，当大人不在的时候。因为我们意识到，只可以在小孩子的公共时空里进行我们共同信仰的特技，否则，只要有人大惊小怪地惨叫一声，我们便得一个个失灵地摔断腿子。

的确有人摔断腿子；在姐姐十三岁那一年。

那时我们都喜欢在树上看书。

不是坐在粗壮的主干上看。我们都知道，最舒服的位置是那种仍嫩绿，枝桠内部犹流动着叶绿素和水份的树梢，坐在上面韧度十足，随着风势荡呀荡呀．．．．有时刮起一阵旋转式的强风，只要大腿使劲一弹，就可摆脱技桠，如剥落的蒲公英种子，飞身追逐在空中翻滚着无数个360°周转，表演不下百次的满分美姿?p脸不红、气不喘的树叶．．．．．。

依偎于树的高度，顺着视线望出去，天空之无涯，使我相信，我是与宇宙相连的，而斜视俯瞰，地平线的无限延伸，也让我心笃定，知道海洋是可以抵达的，一如许多不可预估的未知。

但这一切却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被喊了「卡」。

姐姐竟然在上国中前的那个暑假从树上摔下来。姐姐可是爬树高手呀?u

我永远记得那几个令人哗然、继而黯然神伤的画面。姐姐说，看，中间那棵树上的红毛丹熟透了，岂不是等我去采吗？姐姐话还悬在空气中，矫身一抓，人已攀在树技的末端。

「囡囡，帮我接住这串！」姐姐一串风铃似的笑声向我招呼，我抬头一望?o见整团艳红坠下，直朝地面投降。

「噗！」一串饱满、溢出蜜汁的红毛丹扑散在草地上，紧接着另一重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坠落在红毛丹旁边。

姐姐被送进医院时，鼻血流个不停，上洗手间也发现小解全是触目惊心的锈红色，结果在四面白墙的医院躺了一个月。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我们熟悉树的每一节枝干，就像熟悉自己的四肢呀。

姐姐说，不知为甚么，突然心中一虚，手脚忽地冰冷僵硬起来，就怀疑树枝太细了，究竟可不可能承载自己的重量﹐这念头才一冒起﹐树枝立刻喀嚓应声而断﹐彷佛下逐客令。

从此，再没有人敢坐在树梢末端，把重量交托，去感受在空中的轻盈。虽说这是因为母亲在姐姐受伤后下了道爬树禁令，但我们自知，我们也都不敢再面对自身的重量?o而那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容许我自由闯荡于空间和时间隙缝的奥秘，早就离我远去了。

我永远无法想象，如果既有的行走能力被吊销，我是否有勇气重新回到那原始的起点，再一次哆哆嗦嗦尝试挣脱地心引力的羁跘，把轻与重的概念置之度外﹐以纯粹的认知与想望揣摩平衡的愉悦。

一包铁钉和一袋棉花，那一样比较重？

在地面上还是在真空中？

囤积了五十公斤的身躯，躺在四面钢骨水泥墙中，随着眼皮渐渐沉重，我渐渐发现，有时候我是一枚铁钉，有时候，我也可以选择做一团轻松地在空中翻筋斗的棉絮．．．．．

曾园

生活在她方
张依苹

我记得﹐我是诗巫的孩子﹐在南中国海的东边﹐枕在北婆罗洲海马形土地的腹部长大。记忆中生命最多变的阶段铭刻在那片土地上﹐回头一望﹐身后三个人影﹐俄罗斯娃娃般﹐大中小重迭在一起。

第一个人影不足四呎高﹐顶着圆圆的椰壳头﹐天真地叉腰站在家门口。

仿佛还是昨日的那个下午﹐天凉凉 ﹐又是起风的时候。没有铺沥青的路上飞沙走石﹐森林边﹐那栋门牌42号的独立式大木屋﹐木窗被风吹得开合开合﹐伊哑…砰…伊哑…砰…

我听到风中传来呼唤﹐“妹妹﹐我们下去玩抓叶子的游戏﹐看看谁抓到比较多﹗要快啊﹗不然风就停了。”一听到“游戏” 两个字 ﹐我立刻从楼上咚咚咚咚飞奔二十多层木梯而下。“慢慢走﹐不要跌倒﹗” 妈妈不知从哪儿喊。

姐姐已经开始了﹐跳舞似地﹐在地毯草坪上转呀转﹐裙襬盛开﹐嘴里嚷着“要抓空中的﹐那些没落地的啊﹗拣地上的就是臭坑﹐要罚﹗” 我点点头﹐开始卖力追捕叶子。风越吹越烈﹐我顺着飘落的叶子旋转的幅度越来越大﹐小小的身子几乎浮起来﹐周遭模糊不清﹐一片白茫茫﹐耳际只剩风呼啸的声音…

等到四周安静下来﹐姐姐已不见人影…只剩我一个人孤立满地树叶中。

姐姐不玩了﹐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留下我一个人。我紧捏叶子的手松开﹐一种感觉渗入我的胸腔﹐空空的﹐被一种麻疼啃噬着。那是我和姐姐一起玩的最后一场童年游戏。天晓得﹐我曾经苦练腾空抓橡胶子﹑花式跳绳﹑倒立用手走路﹐就是为了玩游戏名正言顺﹐不必动用‘我还小’的豁免权渡过最考技艺的那些关卡。可游戏不见了﹐刚练就的各种花样瞬间荒废。

第二个人影于此“咻‘地骑着银色迷你脚踏车出现﹐在路上﹐一脸稚气未脱﹐倒似一张小孩的脸套在小大人身上。

自从上中学﹐开始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生活从此扩大﹐有能力踩脚车抵达的地方都是活动范围。我记得﹐那时我开始建构自己的生活地图。从家里出发﹐左边﹑右边﹑左边﹐十分钟之内﹐置身小镇的核心地带 。左边座落镇上唯一一间天主教堂﹐菱形屋顶﹐阶下站着紧抱小耶稣的圣母玛莉亚。右方总有停不了的车子一辆接一辆经过﹐而我屏住鼻息等待偶尔难得的空隙﹐让我钻过去﹐真正进入‘巴剎’ 的范围。那时候﹐这地方就叫 ‘交通圈’ ﹐是诗巫那时候最大的交通圈。

过了交通圈﹐直走可到面向拉让江﹐作为‘拍拖” 代名词的江滨公园 。若往右下角走﹐可以顺序穿越巴拉路(Pedada Road) ﹑和平路(Hoe Ping Road) ﹑夏廷路(Hardin Walk) ﹑福州街 (Foochow Road)﹑中华路(TiongHua Road)﹑华侨路(Hua Kiew Road)﹐直通最长的布律克(Brooke Drive)。我伯父住夏廷路﹐过年到他家拜年﹐一定可以吃到他的阿波罗冰厂的冰淇淋。我姑姑住福州街﹐去她家玩﹐常吃到她做的“蛋燕” ﹐燕菜上面一层白白的泡沫﹐只有在姑姑家才吃得到。

我每天的路线总往右上角走。“林子明文化馆” 就在不远﹐那是一间我借到最多华文书的图书馆﹐里面有市面从未见过的“西马” 报纸和香港杂志。再往前就看到“砂劳越大厦” ﹐──镇上唯一的购物中心﹐底楼有卖文具和课本的中华书店﹐角头间有好吃的﹑两毛钱的“国清” 冰淇淋。二楼另有一间卖“新潮” 杂志的“青年书报社” ﹐三楼则是“京都戏院” ﹐刘文正曾来唱过歌。再往前就是交通灯。拐左可以到中街(Central)﹑谐街(High Street)﹑马克律(Market Road) ﹐通到底直达镶有漂亮绿黄紫玻璃窗的爱莲街(Island Road) 教堂。

我总是直走﹐看到邮政局﹐就把脚车搁黄乃裳路(Wong Nai Siong Road) 边﹐上去寄信给笔友。继续往前﹐右边就是镇上唯一的回教堂﹐一栋单层绿白木屋。再弯右就是惯称女皇道﹐路牌上写的却是冗长的“敦阿班哈志奥本路 ” (Jalan Tun Abang Haji Openg)﹐ 我的学校“卫理中学”就在路旁。每天早上﹐我穿着蓝白背心校裙顺方向骑脚车上课﹐中午下课﹐逆方向骑回家。下午穿着球衣短裤﹐再顺方向骑到学校练乒乓﹐直到傍晚﹐昏红晚霞里﹑燕子呢喃中﹐再一次骑回家。

不知不觉﹐我的背心校裙已经换成半截裙。

第三个人影齐肩直发挂着浏海﹐正把东西拼命塞进行李箱﹐甚么都想带走。背包放着马来亚大学入学通知信﹑一张大大的X光片﹐以及﹐一袋在吉隆坡吃不到的光饼。妈妈一直看着我﹐收拾好了吗﹖吃了面线喝了鸡汤才出门啊。爸爸在楼下已经开动车子引擎。

我看着脸圆圆眼睛圆圆的自己拎着行李﹐蹬蹬蹬走下二十多层木梯。电话嘀铃铃在屋里响起﹐姐姐问接不接﹐我头也不回直摇﹐不管是谁﹐告诉他我现在没空。我头也不回地坐进车厢﹐直赴飞机场﹐第一次离开我的家﹐第一次去“西马” 。

我那时没有回头看最后一眼﹐否则﹐我就会看到三个依依不舍的自己﹐在森林边门牌42号的大木屋前拼命向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