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日本演讲纪行：三千年第一伤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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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日本演讲纪行：三千年第一伤心人
　　2009年04月03日 17:16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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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梦——李锐日本演讲纪行
　　
　　　　2007年秋，山西作家李锐应邀赴日演讲。从大阪、京都一直到东京，然后北上到仙台和北海道。此次活动的策划者、旅日学者毛丹青与他一路同行。为期两周的旅行，和在多所大学的对话、交流，汇成现在这本随笔集。书中，李锐以作家的睿智眼光看日本和日本的文化，更在一次次对谈中思考文学和写作、时间和命运、鲁迅和中国文化、文明和遮蔽等命题。他认为: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是在这个日益全球化也日益统一化的世界上，中国作家区别于他人的最后、也是最难以被同化的身份标识。　——编者
　　
　　　　三千年第一伤心人
　　
　　　　毛:我们刚才在阶梯教室里，管理人员很热情，请你写下了一行字，你写了“三千年第一伤心人”，能否再做些解释呢？因为这个字不是你在別的地方写的，而我们面前的这个鲁迅曾经坐过的教室毕竟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地板毕竟还在咯吱咯吱作响，我看你刚才写这行字的时候还是思考了一会儿的。
　　
　　
　　
　　
　　　　李:我的字本来就不好，今天写得尤其难看，手一直在抖。我当时一直在想写些什么，看了看前面，什么中国的脊梁啦，中华民族的骄傲啦，民族之魂啦等等，大家都在说这些正面的、道德性的结论。我更想从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的身份(层面)来总结鲁迅。因为鲁迅先生已经是一尊不动的铜像，而铜像就意味着鲁迅先生是一座纪念碑，赞美纪念碑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记得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说过的一句话，特別触动我:“但是，高高矗立的大理石像说明，已经有大批的人到达了现在受人尊崇那些人生前孤独地站立的位置。”就是说时过境迁，原来那个巨大的精神落差也变得没有了。纪念碑可以被大家瞻仰了，但当初的独特性却变得没有了。当初的独特性变成了现在的时髦，如果你不知道两句康定斯基。你就是一个老土！可当初谁知道呢？你现在不知道两句印象派绘画，你不就是文盲吗？可最开始的时候，印象派绘画在西方美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所以说，我为什么这样谈鲁迅，实际上是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光从字面上理解，“三千年第一伤心人”。这是我对鲁迅先生作为诗人、艺术家、小说家的一个总结，是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鲁迅先生以一人之情却承担了中国三千年第一伤心人的悲剧。实际上，这第一伤心人不仅仅是流着眼泪的悲伤，更是一种“忧伤”。在中国的诗词里，在中国文化的意境里，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和“伤”这两个字都是含义非常丰富的。“伤心”不仅仅是一个悲伤，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承担”在里头，是一种对于大幻灭的承担，是一种大绝望的深刻体验。无论鲁迅的观点怎么样，当初的文学实践怎么样，这都可以再论，包括对他当时那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立场也都可以反省。因为时间是在变化的，你想想，连唐诗我们都可以再论，怎么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观念我们就不可以再论呢？但是，我想说，鲁迅先生身上的那种“承担”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就像香港诗人黄灿然说过的，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条件下让自己舒服起来。大家有一万条理由让自己妥协、退让、躲避、投降，就是没有半条理由让自己来承担。什么叫知识分子的承担？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不避利害地坚持良知说出真相。中国现在的精神侏儒们不是说出真相，是说谎话把自己说得感动了，也真算得上是今古奇观。……
　　
　　　　文学来源于最直接的生命体验
　　
　　　　毛:你现在说的不仅仅是现在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传统顺势而下的问题，特别是在语言上。
　　
　　　　李:是的。尤其是作家和诗人，这些人都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跟物理学家化学家不同，人家有自己的专业，只要在我的专业上有所进取就有我贡献的一份儿，但作家诗人如果对百年以来的这场白话文运动不理，不闻不问，跟这段历史毫无贯通之处，那肯定写不出好作品。文学老是从一种定义出发是行不通的。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的年轻人，他们经历的很多事情和我们不一样，表面上看没有那么多的苦难，但也许是生活暂时没有让他们看到残酷的一面，天知道上帝之手什么时候会轻轻地撩起温柔面纱的一角，狰狞的面孔只要稍微露出那么一次就能叫人几十辈子都忘不了！人是不会永远生活在糖罐子里的，世界不会永远对你甜蜜蜜。
　　
　　　　毛:这也许涉及文学的某些本质问题。文学来自于一种情感，悲伤也好忧愁也好，欢乐也好狂欢也好，这里都涉及文学产生的动力的问题。正所谓“文学”以什么样的动力使之成为文学。
　　
　　　　李: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发生学。
　　
　　　　毛:一个悲伤一场忧患能够变成一个动力，这是一种说法，但狂欢也能够如此。你比如巴西的狂欢节就是这样。人类在群体化以后，一定要在相互维持各自能够存在的关系当中爆发出一种狂欢，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彻底爆发。再比如我们今天所在的仙台。他们有个节日叫“七夕节”，源自于中国牛郎织女的传说，每年夏天都有两百多万人参加，城里有彩车啦、烟火啦、舞蹈啦，美女帅哥，整个城市也是一年当中最奔放的表达，人跟人之间不是拒绝离开，而是相互靠拢的过程。其实，人是一个拒绝身体接触的动物，你看我们这次在东京坐地下铁，人潮喷涌，人头攒聚，不管坐地铁的人多拥挤，只要是人与人的面孔靠到一起了，双方总会扭过头去避讳一下，哪怕你昨晚睡觉睡落了枕，脖子别扭，但你还是会尽量避讳(直面)对方的。有一年的冬天，我坐东京的地下铁，人挤得我都悬空了。而且也不知到了一个什么站，人又是一下子蜂拥而上，照直了就把我这张脸贴到车窗上去了。冬天外面冷，车里热气满堂，车窗上挂着水雾，我这脸被挤得跟王八蛋一样，就跟锅贴儿一样贴到了车窗上。我好不容易睁开眼，地铁又开动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对面开过来的车里也有一张跟我一样的狰狞面孔，也是半边儿脸贴在车窗上，眼睛半睁着跟我对上眼儿了，整个一场“王八看绿豆”的运动！所以说，在这么一个空间，当我遇到了如此场景，就会产生一股冲动，所谓“冲动”，也就是想把这一感觉说出来表达出来。也许这就是一个意欲表达的动力。当然，在我看来，意欲表达其实就是一种文学的发生。
　　
　　　　李:这次我来日本，跟两位教授面对面谈过，一位是京都的吉田富夫教授，另一位是东京的大石智良教授。吉田教授从我的作品里挑出了一首唐诗，他发现我引用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诗，唐朝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边还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吉田教授认为这是李锐小说当中的情感内核，除此而外，他还提炼出了一句话，就是我《厚土》序言里的那句:“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大石教授跟我说:“在你的散文和随笔里，用‘刻骨铭心’这个词特别多。”我觉得日本的汉学家读我的作品有一种入微之处，有一种非常自然的理解。
　　
　　　　毛:这跟他们的汉学修养高有关系。
　　
　　　　李:也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有关系。你比如唐诗，他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读了就懂。他知道我们在感慨什么在叹息什么。其实，他们两位说到了我文学创作的背后，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欲表达”的感情核心。再说得详细一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什么？那是一个巨大的忧患。因为吉田教授介绍了我引用的诗，所以我讲演的时候就说，唐朝的诗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一千多年以后的李锐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者都有这样的忧患，所谓“思接千载”的浩叹。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那么多杰出的诗人已经表达了无数细腻入微的情感，你想再表达得深刻再表达得丰富，那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场考验！这不仅仅是对才能的考验。你不能说我懂索绪尔，我懂黑格尔，我懂福柯、德里达和乔姆斯基就行了，那是知识，跟我们传统的精神是两码事儿！知识、精神和情感是不同的事情，而文学更趋向于精神和情感这个层面。什么时候中国的作家能从中国的处境当中升华出那个“形而上”，升华出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和“刻骨铭心”的浩叹，那个时候中国伟大的文学就会诞生了，伟大的诗人也会产生了。
　　
　　　　作为文学家，关键要看你是否贡献了不同于前代的一个表述
　　
　　　　毛:其实，所谓“文学”这个词，拿到今天当“文学”用，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在这以前就像数学是关于数字的学问，而文学是关于文字的学问一样，根本没有英文literature的意思。英文这个词源于拉丁语littera，是文字与信的意思。翻开日本最著名的《广辞苑》，其中对“文学”的解释更古老，说是过去律令制下由亲王贵族派下来的家庭教师的称号。可到了明治时期，所谓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使得大量的欧美译作之于日本就跟井喷了一样，几乎覆盖了整个知识界，于是“文学”二字也被当作了对应于人文、心象、文艺一类的新含义新词汇。刚才说的日本的律令制，是从古代中国学来的，但到了近代，日语“文学”二字的新含义却是被中国直接拿去使用的。无论“文学”的语源如何，人类文学的最早诞生也许是从巫术中来的，因为它有上口的节奏感，也有被流传下去因而得到继承的优势。单就日本而言，8世纪的《日本书记》和《古事记》都是以汉字为主体的，除了汉字以外，带有日本假名标记的应该是他们的《万叶集》。总之，谈论“文学”，甚至包括谈文学的发生学什么的，凡是跟日本沾边儿的，似乎都有一个同文同种的初步感觉。当然，文学也许不能笼而统之！
　　
　　　　李:是的。文学不能笼而统之，尤其是从作家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从概念上出发的，不仅不是从概念的真理上出发的，也不是从概念的总结上出发的。生活的丰富性、现场和历史的联系性将决定此地是否能产生文学家，但也不一定就说历史的大变动就能产生文学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罕见，有谁经历过那个复杂性，那个事情的诗史性？神话里这个传说那个传说，不都是传说么？这三十万人走到最后剩下了三万人，这不是传说。这是用二十七万人的生命铺出来的现世的诗史。但一条血路并没有产生文学家，也许有肖克将军那些红军长征组诗和毛泽东写的“残阳如血”，十分“形而上”，简易地抽象地写下了一星半点的记录。但并没有产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所以，文学是有偶然性的。比如说，人们都说贫困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会产生文学，我看也未必。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出了那么多天才的大诗人。盛唐是天下中心，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所以说，并非是只有苦难才能创造文学。文学的关键是你心灵体验的深浅。东京讲演会上我也说了。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钟鸣鼎食之家，温柔富贵之乡，哪儿有贫困？但曹雪芹就从那里写出了思接千载的心灵痛苦，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命悲情！实际上这种对生命的悲情是中国文学千年不断的一个主调，一个反复不断的咏叹主调。从汉代《古诗十九首》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到唐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是一个被反复慨叹的主题，一直到了曹雪芹的《好了歌》，都在反复地慨叹。作为文学家，关键要看你是否贡献了不同于前代的一个表述。
　　
　　　　(摘选自李锐、毛丹青/著《烧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作者：李锐 毛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