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赞批评的一个天才之处在于它始终紧跟着电影发展的脚步。然而如果没有战后两位导演奥逊威尔斯和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所作所为,巴赞就不可能阐释出他的现实主义审美观。无疑,对巴赞和戈达尔来说,罗伯托罗西里尼不管是在新现实主义初期(《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和《德意志零年》)还是在50年代,尤其是与英格丽褒曼合作(《意大利旅行》、《火山边缘之恋》)时期,都比奥逊威尔斯更具有重要性。但巴赞实在战争刚刚结束,围绕奥逊威尔斯和他的《公民凯恩》与萨特本人争辩时才将他对电影的看法讲得最为清楚明白。
《公民凯恩》于1941年公映,碰巧正是美国参战的那年。因此它成了法国人在获得解放之前无法看到的数以千计的美国电影中的一部,知道1946年才在巴黎首映。萨特在1945年访问美国时看到了这部影片,于是他在那年8月的《法国银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小而尖锐的文章,虽然承认该影片有些精彩之处,但总体上是言辞激烈的抨击。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创作者忽视了美国电影单纯天性,把故事设在了过去,而美国电影的全部意义在于表达现在。这个缺点是政治性的,它表明了美国知识分子是多么地脱离人民大众。总而言之,萨特认为这部电影艺术气态浓,没有尽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整整两年后的1947年夏,巴赞对此作出了回应。这是少年戈达尔在布封中学已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巴赞从不回避与别人的矛盾冲突,比如1950年他与**发生了争论,以及1954年他发表了特吕弗的言辞激烈的声讨文章《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但他不想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喜欢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似乎从不花时间研读尼采——从巴塔耶到福柯,尼采一直都是愤怒却又无奈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精神寄托。在萨特的文章发表两年、电影公映一年后,巴赞发表了他的这篇文章,试图对有关《公民凯恩》的争论做一下总结。一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传统的变革,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知识界的虚张声势之作。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萨特左派领导的共产主义分子把《公民凯恩》称作是徒有其表的骗局。巴赞的文章选取了电影中的两幕,向我们展示了威尔斯如何通过他的摄影师格莱格托兰德来完成一套全新的镜头组合方法。其中镜头的纵深度使威尔斯能够不按以往交叉剪接和反拍镜头必须采用的方式将动作置中拍摄。在《公民凯恩》中,事实对于观众来说并未言明,他们必须自己道出事实。在这里,实体论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正如声音使现实生活更全面地展现在摄影机前一样,新镜头的使用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它使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有限的视觉空间中,威尔斯的方法和技巧,或者说他的风格,使我们体验到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不同于以往的而且更深入的联系。巴赞的文章中隐含的观点是,用政治责任感这类感念来评价电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忽视了电影的特性。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现实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再现现实世界,而不是将它放到一个已经塑好的模型中去。
——选自《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第二章“电影是所不错的学校”:安德烈巴赞与《电影手册》 转载请注明黑蓝边河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