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王敖

《翻译》   

马克•斯特兰德      翻译：王敖

一
几个月前，我四岁的儿子吓了我一跳。他弯下腰给我擦皮鞋，抬起头来说，“我在翻译帕拉采斯基，但进行地很糟糕。”我连忙抽回脚。“你的翻译？我不知道你还会翻译。”“你最近没怎么关注我呀”，他说，“我苦熬了一段时间，琢磨着我的翻译听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越是仔细地端详它们，对它们应该怎样被阅读和理解就越没把握。而且，因为我还是个写诗的新手，它们越像我写的诗，就越不可能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忙啊忙啊，无休无止地改来改去，希望奇迹来临，刚好那个超出我的想像的英语译法出现了。噢，爸爸，这很难啊。”

        我想像着儿子苦攻帕拉采斯基的情景，不禁流下了眼泪。“儿子啊，你应该找个年轻的诗人来翻译，他要跟你年龄相当，而且他的诗要一无是处。这样一来，就算你翻译得很差，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

我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来看我。“我不会德语”，她边说边解开上衣，松开胸罩，任它们滑落到地板上。“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翻译里尔克。我读过的翻译都不能算很出色。如果我把它们收集起来，我肯定能弄出些好东西。”她脱下裙子，“我听说里尔克是德语的霍普金斯，所以翻译的时候我会把《德国号的沉没》放在案头，它一定会对我的翻译有所影响。我还不肯定要翻译哪首诗，但我倾向于《杜伊诺哀歌》，因为它们更像我写的诗。当然，我搞翻译的时候还会去上德语课。”她脱了内裤。“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她问道。

我说，“你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以为做翻译要读的不是原文而是每一个现成的翻译文本。如果你的翻译实际上的来源是已经完成的各种翻译，你为什么还要在德语课上浪费钱？”然后，我伸手赶走她头发上的一只苍蝇，告诉她，“你的方式是编辑，你编辑别人的翻译，直到它听上去像你自己的。你绕开了把一首诗转变为另一首诗最重要的阶段，这是个最初的，寻找粗略的对等物的阶段，它包含了阅读的原创性。”即使你是跟一个懂德语的人一起翻译，你也不过是他的编辑，因为他会迈出最初的一步。而且，不管他多么聪明地让他的选择看上去显得合理，这种选择也是凭直觉自发地做出的。

        她说，“照你说，我就不该翻译诗吗？”

三

        “最近怎么样？”我对幼儿园老师的丈夫说。

“我决定为了挽救我的婚姻而放弃翻译”，他说，“我曾打算翻译若热•德•利马的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用皱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他汗津津的上嘴唇。“我想，翻译应该听上去像翻译，提醒读者他读的东西的前世是在另一种语言里，而且它不是用英语构想出来的。但如果我做的东西会提醒读者他读的东西在遇见我以前其实更好，那我就会觉得无法下笔了。用翻译来让原诗显得更高贵，这和用翻译来抹煞原诗一样变态。而且更有甚者——”他说着，这回是用手帕擦着我的上嘴唇，而且用手背拂过我的脸颊，“如果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诗歌语汇决定了应该怎样翻译一首诗（通常确实如此），那么它也决定了应该翻译哪些诗。也就是说，在一个重视口头表达的风格朴素的抒情诗的时期，巴洛克风格铺张扬厉的方式就不会受到重视。那么翻译者究竟应该怎么做？他应该采取一种古代风格吗？或者，那样做是否会变成对原作的活力和精妙，以及那个时代自然的感觉的戏仿？尽管德•利马是一位二十世纪的诗人，他的现代主义的招牌已经风光不再，早跟现在的诗歌脱节了。在我看来，对他的诗什么都做不了。”说完他就沿着街道走掉了。

四

        为了避开所有关于翻译的谈话，我独自去南犹他州露营。我正要点起篝火的时候，一个光膀子的男人从旁边的帐篷里爬出来，站在那里用小刀磨着指甲。“你不认识我”，他说，“可我认识你。”

        “你是谁？”我问道。
“我是鲍勃。”他答道。“我生命的前二十年都是在波多韦柳渡过的，我觉得曼努埃尔•班德拉是一位没被发现的伟大诗人，所谓的没被发现，也就是没被英语世界发现。我想翻译他。”然后他眯起眼睛。“我在南犹他州立大学教葡萄牙语，那里急需有人教这门语言，因为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你不会喜欢我的说法，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不涉猎当代美国诗歌，但我不认为这会让我不够资格翻译。我总能找到一位当地的诗人来帮我看看已经翻译出来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意思上对才是重要的。”

他描过的眉毛和极小的胡子让我吃了一惊，我有点不讲理地说，“你们这些语言教师都是一个样儿。你们拥有关于某种语言本身的知识，也许还懂些英语，仅此而已。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你们的翻译是没有诗歌的特点和感觉的逐字对译。最早就是你们这帮人宣称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从来不想怎么去减小这种难度。”说完我就收拾东西，撤了帐篷，开车回了盐湖城。

五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蹒跚地走进门来，这时我正呆在浴缸里。“博尔赫斯，你小心点！”我喊道，“地板很滑而且你是个瞎子。”然后，我一边往胸脯上擦肥皂，一边说，“博尔赫斯，你是否想过，像‘我把阿波利奈尔翻译成英语’或‘我把德拉•梅尔翻译成法语’这样的说法里有什么深意吗？我们把一个人极其独特的作品翻译到另一种语言里，这种语言属于每个人也不属于每个人，作为一个意义的系统，它宽泛到足以允许误解而且还能质疑这种误解之外的任何其他理解。”

“是啊”，博尔赫斯说，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我说，“那么难道你不觉得，英语诗歌翻译最好应该交给那些拥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英语的那些诗人们吗？而那些语言老师们觉得自己要对一种语言统一的整体负责，而不是对它的各种变化形式负责，他们难道不是最差的译者吗？最好的状态难道不是把翻译看作是两种个人语汇之间的交流吗？比如说，在丹侬叟的意大利语和奥登的英语之间。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停止关于某些人的翻译是对还是错这样的讨论。”

        “是啊。”他答道，似乎有点兴奋。

        我说，“比方说，如果翻译是一种阅读，是从一种个人语汇到另一种个人语汇的推想或变形，那么说来，我们难道不可以翻译同一种语言里的作品吗？难道不可以把华滋华斯或雪莱翻译成斯特兰德吗？”

博尔赫斯说，“你会发现，华滋华斯拒绝被翻译。应该被翻译的是你，不管花多少时间，你必须变成《序曲》的作者。这正是皮埃尔•孟纳翻译《堂吉诃德》时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想另写一部《堂吉诃德》——那不是什么难事——他想写的就是那部原著。他可敬的雄心是制造出的东西要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书重合——一个词对一个词，一行对一行。他构想的最初的方法相对简单：学好西班牙语，重新拥抱天主教的信仰，打击摩尔人和土耳其人，忘记1602年到1918年的欧洲历史，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本人。在17世纪初写作《堂吉诃德》是一项合理的，必要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业；而在20世纪初做这件事情几乎不可能。”

        我说，“不是几乎不可能，而是绝对不可能。因为要翻译，一个人就必须停止存在。”
我闭上眼睛想了一小会儿，认识到如果我停止存在，我就会什么都不知道。“博尔赫斯……”我要告诉他一种风格的力量一定要用它对翻译的对抗来衡量。“博尔赫斯……”可是当我睁开眼睛，他和那篇让他置身其中的文字都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