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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可能如斯特劳斯向我们揭示的那样,隐隐地、不让自己下不了台地聪明地说出了大义,而斯特劳斯自己却只是楞楞地、一点不退缩地说出了一些会冒犯很多人的话,倒觉得他这样也可敬。他的话在中国的语境里听起来,简直太嚣张,但我认为这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将他说出的东西模态化(modalize)或情态化,也就是将其意思当作是可在多种可选择的程度上来接受的。一个作者和一个作品就如一个句子一样,我们除了阐释其意义外,还得弄情它的情态和语气的区域,后者是需要读者自己去操作的\'翻译\',不是翻译其内容,而是翻译其修辞、揣摩其话语策略。拥护者千万不要以为贸然去与他接力就怎么样了,反对者也不应相信光靠反对其字句含义,就能使论争结果立见分晓。否则,一个斯特劳斯的中国拥趸听起来就太义正词严,那些顶真的反对者听起来也会太过轻信和冲动。我觉得,斯特劳斯用的是矫枉过正的语气,他可能觉得一般地说,反正也不会有很多人当真,从策略上讲,他有意偏于乖张,有意激惹(scandalise)读者,即使与柏拉图之辩证(dialectics) 是不一样的。
我一开始读斯特劳斯时,就发现几乎句句都要与他顶牛,想反驳,却发现,他哪怕是与我面对面,也是不会在乎我的反驳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他的话都是从\'The who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estifies that…\', \'The classics thought that…\',\'To see the classical view in the proper light…\'\'中来,我去反驳斯特劳斯的话,等 于是去反驳那些古典文本,那些伟大的古典作者的伟大教诲了。正确的解释只有一种,斯特劳斯一自信于他自己的解释,我们别的解释不用说就至少是多余的了。\'以恰当的方式去理解古典政治哲学\',我们应将这一口气理解成一个言语行为(speech act),它被说话者占领了,我们要去反对的不是这句话,而是说话者的这一霸道的言语行为,这是一种越位。至于我为什么会听不惯斯特劳斯的腔调,那也是有多种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也是值得自我反思的。问题最后仅仅在于伟大的古典政治哲学文本和伟大的阐释者之后,一个小读者有没有权利、有没有机会可表达自己的不顺耳、不感冒而已。而在中国,这并不是件小事。
宣布柏克以后的政治哲学迷途了,对古典政治哲学文本的阅读只有自己找对了门道,真理失传 已久〖比如,斯特劳斯谈古典的自然权利概念,讲到到卢梭和柏克时的自然权利概念在现代的危机时,认为柏克可能是最后一个对自然权利的先天性还有一点记忆的人:因为他rejects the view that constitutions can be \'made\', in favour of the view that they must \'grow\', 他还rejects the view that the best social order can be or ought to be the work of an individual or of a wise \'legislator\', founder。法国革命者也只不过是一些法式花园的园艺师。〖《自然权利与历史方法》,313页〗斯特劳斯对柏克近乎一种绝望的依赖,整个的近代政治哲学只有柏克最后说出了斯特劳斯的心理话,康德以后全是迷途了,因为斯特劳斯认为柏克说出了下面的真理:The best constitution is directed toward a variety of ends which are linked with one another by nature in such a manner that one of these ends is the highest end; the best constitution is therefore directed particularly toward that single end which is by nature the highest〖《自然权利与历史方法》,314页〗〗,要攻击斯特劳斯的这一点很容易,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证明他的这一言语行为先行阻挡了论争者对于这同一言语行为的占用。在语用学里,这种背靠终极求诉的腔调违背了格拉斯(Grice)所说的礼让(felicity)原则。
尽管我认为他的这一立场在技术资质上的保证还是过硬的,他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功夫,反对者大都达不到,但这种解释伦理至少在那种较普遍地被接受的英美当代学院伦理中,仍是会激怒人的,所以在那儿常被称作极右的traditionalist,斯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则反过来称其对立的阵营为\'尼采式左派\'。我们大致上可将斯特劳斯定位成美国大学文科里那些尼采式左派的反面。
加芬克尔的《民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和许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这两本书是英语世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入门方法读物。这两本研究者工作手册都向学院新徒们强调:决不会有一种独专的解读,一种好的解读总是放回到研究者共同体、研究者最原初的栖息地的解读,是与别的研究者尤其是与同行们达到最大共识的解读。我们在共同体里与同行的关系是我们的研究背后的无意识,我们的阅读不断重构着这种无意识。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是坚持认为即使那种保持和占有着起源之神秘的斯特劳斯式解读,说到底,也是来自解释者所处的职业位置的册封,是这种位置让人这么说的,说出这种权威性的;作者的技术资质使他得到了这种位置,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朝向这种位置上的说,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学术人》,P.Collier英译, Polity Press, 1988, 13-15页〗
对斯特劳斯这样的作者,现在的受过这种当代英美文科方法论训练的年青人大都会这么看:一种精英的、经典的解读不是好不好对不对--这也是没法检验的,既然不在一个研究小组,不在共同体的论争里--的问题,而是它在共同体里对别的阐释者和研究者有没有意义的问题;一种私人知识、一种私人阅读在研究者共同体里是对同行无效的。即使这两个作者倡导的这种共同体、栖息地里的解读也仍等待合理性论证,但大多数研究者如果都在执行了,这也就会成为一种\'实践\',使我们的研究\'有意义\',满足我们的言语行动的有效性要求,成为一种写作,成为一个文本的途径了。什么是好的研究和阅读?我们大多数时候不都是看着周围人的样去搞研究和阅读的,而不是追踪到《高尔吉亚》、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宣称自己直传于柏拉图到柏克这条线,政治哲学里重要的东西在柏拉图的《法篇》里已差不多说净了,说话的口气里好象康德、黑格尔、穆勒、马克思、弗罗伊德从未到这世界来过一趟,这本身就是一种阅读之政治之先发制人,一种阅读霸权:宣布自己的阅读是最忠实于原作者的意图的,等于是用不着再与别的读者进行交流和论争。研究成了师生单传。有时是几个世界、几个传统、几种语言之间的远程单传。这是典型的正典派态度、学术修道士的立场。在中国,由于这种阅读政治从来是主旋律,斯特劳斯的到来,就给人感觉是好象又来了个韩愈什么的。\'汉宋之争\',\'朱陆之攻\',等等,一直到康有为,都是这样划清界线,两条路线斗到你死我活的:于大道式微之后,得此遗书,别择而发明之,亦足为宗守也。……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又为传称之孔安国…….〖康有为,《论语注》序〗,而康有为看清了被掩盖前的原义,我们就只好听他的了。这样的阅读气候是让人悲哀的,即使在近代中国有点行不通了。但为什么某些西方文本、西方作者在当代仍可在中国有这样的特权?
斯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阅读里也进行着这样的阅读政治路线斗争:柏拉图下来,到马基亚弗利和霍布士那里道有偏出,在柏克那里只是一显回光,从此淹没,一直要等斯特劳斯重新来发微,几乎就是说柏克之后只有斯特劳斯还能明白那些古典文本到底想对我们说什么。这中间,康德、黑格尔、边沁、穆勒都成了去圣久远,伪谬滋炽,攻今学而乱改制,全属向壁虚造。斯特劳斯的学生理查德.罗蒂盯牢这一点来批评斯特劳斯分子:The Straussians say that the criteria for what books to assign is intrinsic excellence, and the New Left says it is fairness-e.g. fair to females, blacks, Third Worlders. They are both wrong. Reading lis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preserv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wo needs. The first is the need of the students to have common reference points with people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n other social classes…The second is the need of the teachers to be able to teach the books which have moved them, excited them, changed their lives--rather than have to teach a syllabus handed down by a committee。〖《哲学与希望》,企鹅,1999年,130页〗罗蒂看出,.读什么、如何读、由谁来决定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照谁的读来读的问题,会引向师生、男女、两代人、种族之间、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新的政治问题,闹到最后是一种斗争。
必须读柏拉图,必须心领神会地去读柏拉图,罗蒂说斯特劳斯主义者把正确阅读柏拉图这件看得太重了:Straussians tend to argue with Heideggerians that the end of metaphysics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 nihilistic wasteland, a wasteland in which bourgeois freedoms and bourgeois happiness may become universal but in which there will be no appreciative readers of Plato. They tend to agree with Kojève that if we give up on \'the Platonic-Hegelian ideal of the Wise Man\', if we \'deny that the supreme value is contained in self-consciousness\', then we \'take awaythe meaning of all human dignity whatsoever\'。〖《真理与进步:论文集3》,剑桥,1998年,230页〗结果也就是将自己的阅读、斯特劳斯的阅读看得太重了,要硬塞给别人了。
对斯特劳斯的阅读在中国存在一个事关重大的模态处理问题〖详见下文〗。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斯特劳斯的话当真,是和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将柏拉图的话当真一样的。在西方在美国,斯特劳斯的阐释可能是一种钩沉发微之学,在中国,在这个一向擅长于这一传统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有许多历史的顾虑,比如说,标榜斯特劳斯会不会等于是在向我们提倡经学了:西方政治哲学里只有斯特劳斯感悟了正宗,我们不需读柏拉图和霍布士,直接听斯特劳斯的教诲就够了,而且我们真想去读,也是会读歪的,也必须循着斯特劳斯的读去读--这是斯特劳斯的中国读者很容易会走进的巢臼。而且,最要命的,这种经学态度不是去对付我们自己的古典文本,而是要我们去对付\'西方\'古典文本,且是隔着多重翻译地去接近它。这不光是在阅读政治上走向反动,而且在操作上也几乎不可能。结果反而是由于无法象斯特劳斯那样去阐释,而将西方伟大经典神秘化、神话化。这问题倒并不出在斯特劳斯身上了。
有了这些后果和麻烦,斯特劳斯被推举到我面前时,我真的不知拿他自己怎么是好,我如何透过他的阐释和那些古典政治哲学文本来瞄准他?假设我真的有什么需要抬出、弘扬、提防或反驳斯特劳斯的,我至少得同时瞄准下面这些目标,而斯特劳斯这个\'作者\'或\'主体\'是在这些目标之间游移着的,仅在观点、立场和话语上去突出、夸奖他或与他交锋是不会增添任何意义的:
a. 斯特劳斯自己的立场--从解释学角度看,哪怕是一种文本的诠释,也是可代表阐释者的个人立场的。如果我们假设斯特劳斯并不认为他的阐释只是他的个人立场和选择,那么我们也要搞清他的阐释批判或这种阐释压倒了别的哪些阐释(如他所批判的科热夫的对色诺芬的Heiro的阐释,或Farabe的对《法律篇》的阐释 )。我们想认定,阐释者与被阐释的文本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立场,也起一种意义。斯特劳斯自己就这样来剥离他的论敌Farabe的莫须有的阐释立场,我们也可以象斯特劳斯对Farabe那样地来对待斯特劳斯:\'一句话:在柏拉图明确地说出的东西和Farabe明确地说出的东西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常常,要说出Farabe所报道的柏拉图立场结束的地方和他自己的立场开始的地方,是不可能的;而Farabe又并不总是同意柏拉图的立场的\'。〖《什么是正当哲学?》,同上,143页〗斯特劳斯有没有这样的嫌疑,我们还无从判 断,我们没有政治哲学的古典文本的阐释能力,而这不一定是我们的错。
b. 斯特劳斯所支持的古典文本里的立场。反对和支持了斯特劳斯所支持或反对的比如说柏拉图的立场,也就是反对或支持了斯特劳斯自己的立场?
c. 斯特劳斯对古典文本的阐释方法,他所称的\'approach\'。许多阐释或阐释所附带的个人立场,也都是一种方法论的必然。这样一种方法,大致上总会出那样一种阐释结果。我们与斯特劳斯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论,然后我们就想去与他争锋,就会被他认为还没有争锋:这是两种方法论在争锋,而不是我们与他在争锋。我们今天接受过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洗礼的眼光,一方面会使我们自觉到好象在斯特劳斯的写面前自己更清醒了,但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可能我们也因此而多了一层蒙蔽或偏见。他会不会认为我们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眼光本身就是一种迷途呢?斯特劳斯要求我们象哲学家那样、象古典作者自己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什么是政治哲学?》,同上,67页〗,我们自然会想到他估计也会要求我们象他斯特劳斯自己理解自己那样地去理解他。他这样说如果是要我们也去用他一样的阐释方法,则我认为在这个时代里是显出反动了。
d.斯特劳斯所针对的听众。我是他的目标听众么?他有时候给人感觉是只说给至少是智者以上的造化的人听的,所以斯特劳斯会把我们不大听得进他的话的人看作不是智者--就是那么简单:先要是智者,才能听明白他对古典文本的implications(隐义)的发微和引申。有两种人是跟他们说了也等于白说,一是已经明白这些道理的哲学家,一是听什么都要问这有什么用的常人。
他认为当代读者先天就读不好某些古典文本,比如说色诺芬的Heiro: \'It will not disclose itself to the tenth reading, however painstaking, if the reading is not productive of a change of orientation. This change was much easier to achieve for the 18th century reader than for the reader in our century who has been brought up on the brutal and sentimental literature of the last five generations. We are in need of a seco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custom our eyes to the noble reserve and the quiet grandeur of the classics\'。〖同上,104页〗这段话里留出两个对斯特劳斯自己来说也很困难的问题:一、他自己是哪个世纪的读者?二、谁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进行斯特劳斯所说的这种再教育,既然马克思说了,教育者自己也是需要受教育的,也就是谁教会了斯特劳斯这样来读,海德格尔?读不懂他读的古典文本的人自然是既不会去读,也因此未能成为要读完才能成为的智者的,也就先失去了读斯特劳斯的资格。莫非,正如很多中国读者认为的,斯特劳斯的东西是只用来教导立法者的,不是写给我们一般读者看的?
e. 斯特劳斯的写作,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论争的推陈,一句话、一本书都是对他认定的东西的直陈。上文已经说到,他的写作可能是全息的,任何一本书都讲到了其余所有的书要讲的东西,每一篇文章都讲到了其余的所有的文章和书要讲的内容,每一段话、每句话可能也是如此。他的写作里没有\'发生\'和\'文学\'。一切都是那么既定、明白,都没有了论争和交锋的余地,如他批判科热夫的黑格尔主义,得理不饶人,你早就错了:\'Kojève rejects the classical solution of the basic problems. He regards unlimi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as essential for the genuine satisfaction of what is human in man. He denies that present day social science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modern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him, present day social science is the merely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inevitable decay of that modern philosophy which has refused to learn the decisive lesson from Hegel. He regards Hegel\'s teaching as the genuine synthesis of Socratic and Machiavwllian (or Hobbian) , which, as such, is superior to its component elements. In fact, he regards Hegel\'s teachings, in principle, the final teaching \'〖同上,105页〗。写作时,他可以处处都以全整的 立场来出击,不是用哪一种武器哪一种立场或观点,根本用不着动用交往理性。
我们旁观者会注意到的是,科热夫对黑格尔就象斯特劳斯对他的古典文本。虽然斯特劳斯并不带论争的语气,但是,他这种把人一眼看穿的表达,本质上仍依赖于一种阅读的政治胜算:对黑格尔或古典文本有多种解读方式,但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或至少,论敌的那种解释是错误的。
f.关于他的观点的出处和古典作者的征引。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要说的,都已向我们说出,甚至都告诉了我们他是从哪些古典文本得到说这些话的启发的,我们很难再怀疑他:说了什么是善的生活后,他注明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西塞罗的《论共和》使他说出下面的话:The good life simply, is the life in which the requirements of men\'s natural inclinations are fulfilled in the proper order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 the life of a man who is awake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 the life of a man in whose soul nothing lies waste. The good life is the perfection of man\'s nature. It is the life according to nature. The life according to nature is the life of human excellence or virtue, the life of a \'high class person\', and not the life of pleasure as pleasure. 。〖《什么是政治哲学?》,127页)。有四、五个古典作者支持的一段话的严肃性,谁敢不服?
又如:\'The simply best regime is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wise; the practically best regime is the rule of law, of gentlemen, or …\'。后面的注里说这句话是得自柏拉图的《申辩篇》、《法篇》和色诺 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阿奎那的一串文本的启发〖同上,142页〗。我们如有什么意义,那就必须也进入他引用的那些出处,而这我们做不到。我们与斯特劳斯的争议就败在这儿了:他是基度山伯爵,在圣基度山上存有宝藏,而我们赤手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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