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列维-斯特劳斯

曾园

　　后人将列维-斯特劳斯称为“结构主义大师”，其实其他的符号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派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或发展了结构主义。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的重要文献《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说：“既然‘解构’这个词意指对结构的某种关注，它似乎也将沿着同样的路子走。从事解构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姿态，或者这种姿态不管怎么说都表现出对结构主义问题的某种需要。”
　　
　　在1940年以前，列维-斯特劳斯只是一个纯粹的人类学家。1940年，他在马奇诺防线驻防，阅读了汉学家格拉内的《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和近亲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宗法制度启发了这位未来思想家的“结构”思想。第二年，他到美国教书，与来自前苏联的结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一拍即合，并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写作《亲属的结构》。
　　
　　他和雅克布森所碰撞出的火花还促使他们去解读诗歌。他们认为，诗歌除了形象音韵之美外，往往包含了不为人知的结构。比如说，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的一句诗“美是……解剖台上缝纫机和雨伞的相遇”，普通人一般会震惊于三种形象奇异的暴力组合，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其中有结构的奥秘，首先在法语中，“缝纫机”和“雨伞”两个词有形式上的对立关系；在意义层次上，“缝”与“防”（法语中，“雨伞”由“防”与“雨”构成）是一对反义词，前者主动连缀布料，后者被动防雨；而且，这两者都有尖端，前者尖端朝下，后者尖端朝上；此外缝纫机由坚硬部件构成，而雨伞则由柔软的布组成。也就是说，缝纫机与雨伞这两者表面上没有关系，实际上有强烈的对立、呼应的关系，这才是这句诗打动人的真正秘密。
　　
　　结构主义这种貌似“实证”、既迷人又恼人的诗歌分析方法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人类学家的跨学科作业提出了警告，他认为“人类学家把人类当作蚂蚁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表示自己对此“没有必要加以让步”。1968年5月，巴黎的学潮如火如荼之时，萨特极力支持学生运动。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诸位大师无动于衷，照常上课，有的甚至还开了新课。索邦大学里出现了讽刺结构主义者们的大字报《结构不上街》。这也许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交锋中不多的一次得分。
　　
　　结构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进入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撰文介绍了列维-斯特劳斯，尽管文章有些错误，但也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今天，《锵锵三人行》中经常露面的许子东就曾写过一本《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据说是用结构主义分析“文革”小说的作品。斯特劳斯还曾经指导过中国博士生蔡华写出了震惊人类学界的论文《一个既无丈夫亦无父亲的社会》。这篇论文研究的是摩梭族的生活方式。当人们在电视中频频遭遇到摩梭族时尚女性杨二车娜姆时，又有多少人会想起远在法兰西、但与摩梭族有过密切关系的列维-斯特劳斯呢？
　　

陶北

作为报纸文章可以说上佳

曾园

看来什么也逃不过陶兄的眼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