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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读《菊与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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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 10:17:0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日本人的精神（读本尼迪克特）

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自相矛盾还是和谐统一

　　　1862年9月14日，在日本横滨市一个名叫生麦的小村庄，英国商人理查德被途经的萨摩藩军队的士兵奈良喜左卫门刺杀。这就是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生麦事件。刺杀的起因,大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理查德目空一切，意欲横穿萨摩藩兵的队列，引起纠纷被杀，也就是说，挑起祸端的是殖民商人理查德偏激的通行举止；另一说则归咎于日本士兵的存心挑衅，说是理查德等几名英商骑马与萨摩藩士兵迎面相遇，由于道路狭窄，并行有悖，部分藩士觉得抓住了教训英国佬的好机会，于是强令理查德一行让开道路,并且下马行礼，但是理查德没听懂萨摩腔的日语，不过他认为通行困难，遂欲改道，但是为时已晚，萨摩藩士已经为理查德的不听话所激怒，斩理查德于马下。

　　　抛开谁是谁非不论，生麦事件仍有两个诡异之处。当时的萨摩藩士是带兵返乡的岛津久光的卫兵，岛津久光是萨摩藩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在日本政坛上，坚决致力于改良幕府的公武合体运动，即利用天皇的威权，聚集各藩大名及上级武士的力量，来强化幕府的统治。与之相对立的是尊王攘夷派，有如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至于尊王攘夷派后来改换门庭变成了勤王倒幕派，先按下不表。仅仅是四个多月前，将兵入京都的岛津久光，派家臣在一家名叫寺田屋的宾馆里，刺杀了七名萨摩藩的尊王攘夷派领导人。史称寺田屋事变。同年,他还第二次逮捕秘密进行尊王攘夷活动的鼎鼎大名的西乡隆盛，将其流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岛津久光这个并非不识时务、行事而又不失果敢的保守分子，当他坐在轿子里，与英国商人理查德狭路相逢的时候，竟然纵容了属下的杀戮行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即使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重要基地，拥有以好斗和傲慢闻名日本的武士。这是第一个诡异。

　　　第二个则是日本人事后令人惊异的态度转变。理查德死后，英国军舰炮轰萨摩藩一重要港口，日本积极抵抗，但他们使用的是仿造的旧式葡萄牙枪，显得低能而可笑。失败之后,萨摩藩没有疯狂地报复英军，而是转而向英国寻求友谊，向昔日仇敌英国人请教，这个攘夷急先锋地区，对待殖民者的态度，冷静而现实地发生了向后转式的变化。

　　　简而言之，生麦事件中，反对攘夷的人亲自攘了夷，一心攘夷的却转而去亲夷。

　　　日本人似乎向来热衷于这种大反差大转变的行为，他们在二战中，认为飞机上的安全设备和后方医疗设施，十分多余，视为对英雄主义的阻碍，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他们往往力战到死，或者宁死而不降，但是少数投降者却转而与盟军展开亲密的合作，毫无保留地相告一切军事秘密。日本人拥有经院哲学般繁密的伦理道德体系和复杂的礼仪，比如一个穿便装的人，见到他着正式服装的好友，也要敬礼，但在性的问题上，却又显得开放和随便，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自淫性工具，从村妇到贵妇，皆有用于自淫的器具，日本男子与艺妓、妓女公开玩乐，妓院也会毫不回避地给他们的妻子送帐单，同性恋是旧时代憎侣、武士阶层公认的享受，也没有父母和书籍教导说，儿童手淫有害健康。

　　　支配日本人这种几近怪诞行为民族性格，乍看起来，就像一副达达主义的拼图，随心所欲，非理性，疯子的作品。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为白宫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拱社会学的智力支持的著作《菊与刀》中，把这幅图画，具体化为日本皇室的家徽的菊和武家文化的象征的刀的组合，以此形象描绘日本人性格上的自我矛盾：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海水与火焰冶于一炉，天使与魔鬼集于一身。

　　　但是，这仅仅是外国人对日本人的评语，他们用的标准答案，是依据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这个评分标准是真实准确的吗？本尼迪克特说她作为一个文化学家，相信这样的前提或者理念：“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隔仍有系统性的联系……人们既然接受了一种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在生活的另一部分接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 他们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以贯之，而不希望自己变得喜怒无常不可琢磨；任何一种文化皆有追求内在的和谐一致的趋向，对那些背离该种文化的行为，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即人是有一定原则的人，文化是有一定系统的文化。生麦事件中的两个诡异和日本人诸多的自我矛盾，只是来自我们的想象，而并非事实，或者只是我们对日本人的行为，做出了错误的预期。在日本文化中，他们的举动，有如鱼用腮呼吸一样自然正常，而用肺呼吸的人，则会对鱼难以理解。

　　　那么该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描述日本人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和价值体系呢？这个描述可以给日本人的悖谬行为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吗？本尼迪克特给出了这样的关键词：各安其分、负恩者、耻感文化和断续教育。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级……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

　　在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进口，第一次是引进唐朝文化，他们不顾版权地从中国引入了表意文字，引入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引入了方方正正的京城，引入了中国政治组织架构，即官阶制度，但是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中国输入文化，却终究未能采取，取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日本放弃了起于盛唐的文官考试制度，该制度保证了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可以通过低成本的知识上的努力，而参与政治，分享由家族性统+治者控制的国家权力及各类相应资源，但是日本的官职，仍然授予世袭的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

　　本尼迪克特的出色论述，对日本史上第二次文化进口即明治维新来说，同样适用。1880年，伊藤博文为草拟日本宪法，就日本问题，派专人请教英国人斯宾塞，这个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的语言转换，而搞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身汉哲学家，开出的诊断书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者国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伊藤博文对此药方非常满意，于是天皇被保留成为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国家不是无可避免的祸害，而是代表着完美的善，宪法为人民权利的伸张和舆论的干涉精心设防，政府掌握在不包括选举产生的上层人物手中，调停和仲裁的流行，使法院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总之，等级制习惯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反而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固定了下来，然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得到强化。

他们用等级制的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偷袭珍珠港当日，他们给美国外交部门发声明说：使万邦各得其所，是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安于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而日本显然是处于那个手可摘星晨的最高处。

　　在经济上，政府一手操办成功的国有企业，以超低价转让给了政治上有身份的人。一般来说，资本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和平等的诉求，会冲击等级制，但是明治维新创造的国有资产，不是以市场价格，而是按行政等级进行了分配，导致了财阀的行成，旧有的等级制没有被重新洗牌，而是在经济领域里获得了相匹配的地位，并且得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亘古不变的等级制，形成日本人独特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民族性格。

　　　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兵在占领国并不受欢迎时感到十分惊异：日本人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吗？尽管很低，但也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即使对最底层的人来讲，不也是很合理很理想的吗？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里，无论构筑任何秩序，始终是一个阶梯状的，绝不是在一个爱无差等的平台上。日本人也只有明确自己从属于哪一级台阶，他们才会觉得安全，才能感觉对生活有八九不离十的预期。简而言之，就日本人看来，等级制等同于秩序，秩序等同于安全。平等不是他们想要的秩序，自由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安全。（吴学俊，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