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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当时,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场雨很大它从我同于特分手的那个时候起,就倾泻下来了。
几个小时前,我和于特在事务所①里见了最后一次面,那时,他虽象以往一样在笨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不过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将要离去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坐在通常给顾客预备的皮扶手椅里。房间里,乳白色的玻璃灯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线照得我两眼发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结束了……,”于特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________________
①即下文将要讲到的“私家侦探事务所”。
写字台上,摊着一卷档案材料。它也许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目光惊愕、脸部浮肿的男人的,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脸部浮肿的男人幽会,地点是在同保罗-杜梅林荫大道相邻近的一条街上,即维塔尔路上一家备有家具的公寓里。
于特沉思地捂着胡子。那灰白色的短胡子,把他的两个腮帮子都盖满了。他那一对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显得茫然失神。在写字台的左边,放着我在工作时坐的柳条椅子。在于特的背后,一些深色的木制书架挡住了半壁墙。书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来的各种《博坦》①和年鉴。以前我常听于特说,这些工具书是他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代替它们。他还说,这些《博坦》和年鉴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馆,——因为在它们的一页一页上,汇编着许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行当②,它们只有在这些《博坦》和年鉴上才能查到。
“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处理呢?”我问于特,同时抬手指了指书架。
“居伊,我把它们都留在这里。这套房子,我将继续租下去。”
________________
①一种电话簿。
②比如掏烟囱的、杀猪的等等,如今则都已机械化了。
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通向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开着,可以瞥见里面旧的天鹅绒长沙发、壁炉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鉴和于特的面孔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小间里,经常等候着我们的顾客。地板上,铺着波斯地。墙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挂着一幅东正教的圣像。
“居伊,您在想什么7”
“什么也没有想……那么说,您要继续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时还要回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的落脚点。”
他把香烟盒向我递来。
“只有使事务所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亲手创建了这个私家侦探事务所。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过事了。我们的职责是向顾客们提供一些于特称之为“风化情报”的东西。“这一切都发生在,”于特常常得意地这样说,“‘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
“您觉得您能住到尼斯①去吗?”
________________
① 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省会,有“花城”之称,为著名的地中海游览区。退休者喜欢迁居那里,侨民中有一部分人是白俄。
“当然可以。”
“您不会感到腻味吗?”
他喷出一口烟雾。
“居伊,人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于特笨重地站起来。他的体重大概要超过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走。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来到了通向前厅的走廊。前厅的形状稀奇古怪,是椭圆形的,墙壁上的颜色呈浅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了。地上,扔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因为里面的东西塞得太鼓,它的盖子已经无法关上了。于特把它捡了起来,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没有什么行李吗?”
“我把一切都预先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了前厅里的灯。在楼梯的平台上,于特踌躇了一会,然后才把大门关上。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伤心啊,不是吗?”于特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着额头。
门上,仍然挂着那块长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并以闪光片装饰起来的两行宇:
C·M·于特
私家侦探
“我把它留在这里,”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
我们顺着尼埃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虽然是在夜间,而且早已进入冬季,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到了佩雷尔广场,我们坐在“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的椅子“和以前一样”,是细藤编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后怎么办呢?”他喝了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这样问我。
“问我吗?我正在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是的,关于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夸张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弄得他笑了。
“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过去的。”
这一回,他态度严肃,我很受感动。
“但是您得考虑考虑,居伊,您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准……”
他缄默不语了。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我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那样会使我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放进我的裤袋里。
“打电话到尼斯来找我。随时告诉我……有关您过去的事……”
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车?”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伤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头也没有回。我的心里,立即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遗忘症,犹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同情我的处境,并且靠他的门路多,甚至还使我获得了户籍。
“拿着吧,”他那时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这个私家侦探,我以前曾经求他帮过忙,请他用他的机智协助我寻找我过去的证据和踪迹。此刻,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请您从观在起,不要再往后看了,多想想现在和将来吧。我建议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说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踪迹,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上挂上勾的关系。可不是吗,我目送着在夜色中离去的这个身着旧外套、挟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迈力衰的男子,他同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二
“喂,您是保罗·佐纳基奇先生吗?”
“是我。”
“我是居伊·罗朗……您知道,那个……”
“是的,我知道!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当然可以……”
“比方说……今天晚上九点左右,到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怎么样?……您看行吗?”
“一言为定。”
“我等着您。——回头见。”
他突然挂上了电话,我的额上汗流如注。在那以前,我还吗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过胆子的呢。但为什么象拨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的区区小事,会使我这样费劲和害怕呢?
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的酒吧间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他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套便服。
“您来得正好,”他对我说。“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我都放假。”
他朝我走来,饱住我的肩膀。
“我非常想念您。”
“谢谢。”
“这个真叫我担心,您知道……”
我很想对他说,请他不必为我操心,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总之,我觉得您同我过去有段时间里经常见到的一个人是很接近的……但那个人是谁呢?”
他摇了摇头。
“您不能给我提供什么线索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先生。”
他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而好象这是一场游戏或者猜谜似的,他说:
“好吧,我独自去想办法。您让我全权处理吗?”
“随您的便。”
“那么今天晚上,我带您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去吃晚饭。”
在走出去以前,他用一个干脆利落的动作把电表的闸门拉下来,然后关上厚实的木门,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几围。
他的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那是一辆黑色的新车子。他彬彬有礼地给我打开了车门。
“我的那位朋友在维尔达弗雷和圣克卢门交界的地方开了一个餐馆,那是一个非常叫人喜爱的餐馆。”
“我们要到那里去吗?”
“对。”
我们的车子从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开上了格朗德·阿尔梅大道,我突然想跳下车去。要一直开到维尔达弗雷,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应当勇敢些。
在我们抵达圣克卢门之前,我得不断克服一种恐惧感——它紧紧地抓着我。这个佐纳甚奇,我几乎不了解,他会不会把我引进一个圈套里去呢?但是我听他说着话,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了。他把他各个时期所干过的行业,都一一地告诉了我。起初.他在俄国人开的一些夜总会里干过,接着到香榭丽舍花园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的卡斯荣耶旅馆里谋生,后来又在其它的一些机构里混过事,最后才来开了这家座落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上的洒吧间。每次换工作,他总是遇到让·厄尔特尔——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位朋友的家里——,因此他们已是二十年的老塔挡了。厄尔特尔的记忆力也很好。他们两个人,一定能够解汗我的“谜”。
佐纳基奇小心翼翼地驾着车,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幢带游廊的平房,左边的部分被一株垂柳遮掩着。在房子的右边,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灌木丛。这个饭店的餐厅很宽敞。餐厅的深处,光线很强,一个男子正由那里朝我们走来。他向我伸出手。
“先生,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让·厄尔特尔。”
接着,他对佐纳基奇说:
“保罗,你好。”
他把我们领到客厅的深处。在那里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三副餐具,正中还有一束花。
他指着其中的一扇落地窗子,对我说:
“我还有一些客人,他们在另外的一幢平房里。那里正在举行婚礼。”
“您从未来过这里吗?”佐纳基奇问我。
“没有。”
“那么,让,带他去开开眼界吧。”
厄尔特尔走在我的前面,踏上一条俯瞰池塘的走廊。左边是一座中国式的小拱休它通向池溏另一边的一幢平房。落地窗里,灯火辉煌,我看见一对对男女的身影从窗前掠过。人们正在跳舞。我们可以听到从里面传来阵陈的乐曲声。
“他们人不多,”他对我说,“我觉得婚礼结束以后,会有一场放荡的聚会。”
他耸了耸肩膀。
“您应当在夏天来。在游廊上吃晚饭,那才惬意呢。”
我们又回到饭店的容厅里,厄尔特尔关上了落地窗。
“我给你们预备了一顿便饭。”
他对我们做了个手势,请我们入座,他们两人并排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喜欢用点什么酒?”厄尔特尔问我。
“随便。”
“用点‘帕特吕堡’酒①怎么样?
“好极了,让,”佐纳甚奇说。
________________
①法国波尔多产的一种高级葡萄酒。
一个身着白上衣的青年待者伺候我们吃饭。从壁灯里射出来的光线直照向我,使我眼花,而其他人却都落在阴影里。也许,他们把我置于灯光下,是为了更清楚地辨认我。
“让,怎么样?”
厄尔特尔早就开始吃起他的肉冻了,他不时向我投来锐利的目光。他的头发象佐纳基奇一样是棕色的,也象佐纳基奇那样是染过的。他有着粗糙不平的皮肤、松弛的面颊和美食家的薄薄嘴唇。
“是的,是的……”他哺喃地说。
由于灯光太强,我只得眯起眼睛。他给我们斟了酒。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位先生面熟……”
“真使我们伤透了脑筋,”佐纳基奇说,“这位先生不肯帮我们的忙……”
他似乎灵机一动。
“也许,您希望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您情愿一直隐姓埋名?”
“丝毫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微笑着说。
青年侍者端上一盘牛犊脑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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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佳肴。
“您在哪里做过事?”厄尔待尔问我。
“我在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也就是C·M·于特事务所里干了八年。”
他们端详着我,全都楞住了。
“不过,这同我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算了,你们不要去想这个了。”
“奇怪的是,”厄尔特尔盯着我说,“我们说不出您有多大年纪了。”
“可能是因为我留了小胡子吧?”
“您如果没留小胡子,”佐纳基奇说,们也许会立即把您认出来的。”
他伸出一只手臂,把手平放在我的鼻子底下,盖住我的小胡子,接着象一位肖像画家看着他的模特儿那样,眯起眼睛瞧着我。
“我越是看着这位先生,就越是觉得他曾经是一个夜游神团体的……”厄尔待尔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阿?”佐纳基奇间。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保罗,我们不在那些夜总会里工作,已经很久了……”
“那么你认为那是塔纳格拉①时候的事啦?”
厄尔特尔盯着我,目光越来越强烈。
“请原谅,”他对我说,“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________________
①这是上文提到的那些夜总会当中的一个。
我站了起来。他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一番。
“对了,您使我想起一个顾客来了。您的身材……请等一等……”
他举起手,然后一动不动,好象要抓住什么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似的。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有了,保罗……”
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您可以坐下了……”
他高兴极了。他也许认为,他将要讲出的东西肯定会引起注意的。他过分谦恭有礼地给佐纳基奇和我斟酒。
“对了……以前有一个同您一样高的男人,总是同您在一起……也许他比您还要高一点……保罗,这难道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佐纳基奇问。
“当然是在塔纳格拉时候的事啦……”
“一个跟他一样高的男人?”佐纳基奇自言自语地说,“在塔纳格拉时候……” ☆
“你记不起来了吗?”
厄尔特尔耸了耸肩膀。
这一回,该轮到佐纳基奇露出胜利的微笑了。他点了点头。
“我记起来了……”
“说下去!”
“是斯蒂奥巴。”
“这就对了。是斯蒂奥巴……”
佐纳基奇朝我转过脸来。
“您认识斯蒂奥巴吗?”
“也许认识的,”我谨慎地说。
“一定认识的……”厄尔特尔说。“您从前经常同斯蒂奥巴在一起……这我可以肯定……”
“斯蒂奥巴……”
从佐纳基奇发音的方式可以看出,这肯定是一个俄国人的名字。
“就是他,总是叫乐队演奏《阿拉维尔迪》……”厄尔特尔说。“那是一首高加索歌曲……”
“您记得那首歌吗?”佐纳基奇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腕说,“《阿拉维尔迪》……”
他打着口哨,吹出这首歌子的曲调,两眼炯炯有神。我也立即被感动了。这首歌曲,我好象是听到过的。
就在这时,伺候我们吃晚饭的青年侍者走近厄尔特尔,对他用手指了指饭厅的深处。
有个女子孑然一身,在半明半暗中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手掌托着下巴。她在想什么呢?
“她是新娘。”
“她在那里干什么呢?”厄尔特尔问。
“我不知道,”青年侍者说。
“您有没有问过她想用点什么?”
“问过,不,她什么也不要。”
“其他的人呢?”
“他们又叫了十多瓶‘克吕革’①。”
厄尔特尔耸耸肩。
“这同我不相干。”
佐纳基奇一点也没有去注意那个“新娘”,也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他只是反复地对我说:
“那么说……是斯蒂奥巴……您记起斯蒂奥巴来了吗?”
见他那样激动,我故意神秘地笑着回答说:
“对,对。有点记得……”
他转向厄尔特尔,用一种严肃的语调对他说:
“他记起期蒂奥巴来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________________
①一种高级的香槟酒。
穿着白色上衣的侍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厄尔特尔的跟前,好象有点为难的样子。
“先生,我想他们是要开房间的……该怎么办呢?”
“我早就料到了,”厄尔特尔说, “我早就料到婚礼结束以后,他们会放荡一番的……算了,老朋友,随他们去吧。这跟我们不相干……”
在那边,新娘靠着桌子,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我在想,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呆在那里,”厄尔特尔说。 “不过,这同我们完全不相干。”
他用手背一挥,仿佛是在驱赶一只苍蝇。
“言归正传,”他说。“这么说,您承认早就认识斯蒂奥巴了?”
“是的,”我叹了一口气。
“因此,你们是一伙的……是一群活神仙,保罗,对吧?……”
“唉……!他们都过世了,”佐纳基奇用一种凄凉的声调说。“先生,只有您还健在……我能够把您……把您‘确定下来’……真是太高兴了……您是属于斯蒂奥巴那一伙的……我祝贺您……那个时代要比今天美好得多,尤其是那时人们的品德要比今天的好得多……”
“特别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厄尔特尔笑着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一边问着他们,一边心里怦怦直跳。
“在我们的脑子里,日期已经全都乱套了,”佐纳基奇说。“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突然支持不住了。
“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厄尔待尔说。
他起身走到餐厅角落里酌一个小酒吧柜台前,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报纸,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未了,他把报纸送给我,叫我看下面的这则讣闻:
我们受死者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侄子侄
女和侄孙侄孙女,以及朋友乔治·萨谢尔和
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委托,谨讣告:
玛丽·德·罗泽纳于十月二十五日逝
世,享年九十二岁。
兹悉丧家定于十一月四日十六点在圣日
内弗埃弗-德·布瓦公墓的小教堂举行宗教
仪式和遗体安葬。
九日弥撒①将于十一月五日在巴黎75016克洛德一洛兰街19号俄国东正教教堂举行。
谨此不另通知。
________________
①一种于死者死后第九日举行的宗教仪式。
“那么说,斯蒂奥巴还活着?”佐纳基奇说。“您还见到过他吗?”
“没有,”我回答说。
“您是对的。应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你给我们拿瓶白酒来好吗?”
“马上就来。”
打那时候起,他们似乎对斯蒂奥巴和我的过去丝毫不感兴趣了。不过这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终于掌握一条线索了。
“您可以把这份报纸留给我吗?”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问。
“当然可以,”厄尔特尔说。
我们喝得脸红耳热。这么说来,在这两个酒吧侍者的记忆里,我的过去只有一个轮廓,并且有一半还被一个叫做期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人给遮掩住了。而关于这个期蒂奥巴,他们从“很早很早以前”——象佐纳基奇所说的那样——就没有听到过他的稍息了。
“这么说,您是私家侦探了?”厄尔特尔问我。
“现在不是了。我的老板刚刚退休。”
‘那么您呢,您还在继续干?”
我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不管怎样,我能再见到您感到很高兴。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
他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手。
“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些帐要做,不得不赶你们走了……那些人,还在那里胡闹呢……”
说罢,他向池塘的方向指了指。
“再见,让。”
“再见,保罗。”
厄尔特尔带着沉思的神情瞧着我,慢慢吞吞地说:
“您这样站着,倒又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了……”
“他使你想起什么来啦?”佐纳基奇问。
“我们在卡斯蒂耶旅馆工作时,有位旅客每天晚上都很迟回来……”
这一回,轮到佐纳基奇把我从头到脚地打量一番了。
“总而言之,”他对我说,“您可能是卡斯蒂耶旅馆的一位老房客……”
我尴尬地笑了一笑。
佐纳基奇挽起我的手臂,我们一起穿过餐厅,它比我们来到的时候更加昏暗了。穿浅蓝色连衣裙的新娘已经不在桌旁了。到了餐厅外面,我们听见一阵阵的音乐声和笑声,它们是从池塘的另外一边传来的。
“对不起,”我要求佐纳基奇说,“请您帮我再熟悉一下那个人……那个人……老是点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歌曲吧?”
“那个斯奥巴点奏的歌曲吗?”
“对。”
他打着口哨,吹出歌曲开头的几小节儿,他停了下来。
“您想再去见见期蒂奥巴?”
“可能吧。”
他使劲地捏着我的胳膊。
“请您告诉他,佐纳基奇还经常惦记着他呢。”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
“其实,让所说的也许是对的。您就是卡斯蒂耶旅馆以前的那位老房客……请您尽量回忆一下……康邦街上的卡斯蒂耶旅馆……”
我转过身去,打开了车门。在汽车的前座上,蜷缩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前额贴在车窗玻璃上。我探身向前,认出她就是刚才的那位新娘。她睡着了.浅蓝色的裙子撩起来,露出了两截大腿。
“得把她弄下车来,”佐纳基奇对我说。
“我轻轻地摇了摇她,可她睡得很沉。于是,我只好搂着她的腰,这才总算把她拖下车来。;
“我们总不能把她留在地上啊,”我说。
我把她一直抱到旅馆里。她的头在我的肩膀上晃动,金黄色的头发轻拂着我的脖颈。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气,它使我想起了点什么,但到底想起了什么呢?
三
此刻是五点四十五分。我让出租汽本司机在夏尔-马丽-维多尔小街上等着我,我自己顺着小街一直步行到克洛德-洛兰街,俄国教堂就在那里。
俄国教堂是一座两层的楼房,窗户都拉上了窗帘。教堂的右侧,是一条很宽的林荫道。我伫立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我先是看到两个女人,她们在教堂靠近街道一侧的门口停了步。其中一个剪着棕色的短发.肩上搭着一条黑色的羊毛披巾;另一个头发金黄,满脸脂粉,戴着一顶灰色的高帽子,它的形状同火枪手的那种帽子一样。我听到她们说的是法语。
从一辆出租汽车里,费劲地爬出来一个肥胖的老年男子,他的头发已经全秃了,有着蒙古褶的眼睛下面鼓着两个明显的皮囊。他正走上林荫道。
在教堂的左边,有五个人从布瓦洛街上正钥我这里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女人,她们搀扶着一位老人,老人是那样的苍白而虚弱,以致给人的印象犹如一尊干巴的石膏像。跟在后面的是两个男子,他们长得很象,无疑是父子俩。两人都穿着剪裁雅致的灰色条纹西服,父亲有一副那种自矜漂亮的男子的外表.儿子的头发金黄而卷曲。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开到这群人的身旁嘎然停住,从车上走下来另一个老人,他身被一件罗登缩绒厚呢披风,灰色的头发理成平头,看去身板硬朗,动作利索,有着军人的风度。他会不会就是斯蒂奥巴呢?
他们走到林荫道的深处,从一个侧门进了教堂。我真想跟着他们走,但我要是出现在他们中间,想必会引起他们注意的。我想到要是不能把斯蒂奥巴认出来,心里越来越焦虑不安。
在右边的远处,有一辆汽车刚刚停下。车上先后走出两男一女。其中有个男的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海军蓝的呢大农。我穿过马路,等着他们。
他们走近了,越来越近了。我感到那个高个子男人在同另外两个人走上林荫道之前,曾盯着我瞧着。在朝着林萌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点着一些大蜡烛。那高个子弯着腰跨进门去,这扇门对他来说是太矮了。我确信他就是斯蒂奥巴。
出租汽车的发动机没有熄火,但司机并不在驾驶盘前,一扇车门虚掩者,好象司机随时就要回来似的。他到哪里去了呢?我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决定绕着这些建筑群走一圈去找他。
就在那附近的夏尔邦-拉加什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
“您还要等很久吗?”他问我。
“啊……还得二十分钟吧。”
他头发金黄、皮肤白晰.面颊丰满、两眼蓝而突出。我觉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耳垂,象他的那样多肉。
“如果我把计费器开着,您不会在意吧?”
“没有关系,”我说。
他乐意地笑了。
“您不怕有人愉走您的车子?”
他耸了耸肩。
“您知道……”
他叫了一客熟肉酱三明治,一边认真地吃着,一边用阴郁的目光盯着我。
“您到底在等谁呢?”
“等一个人,他大概就要从不远的俄国教堂里走出来了。”
“您是俄国人吗?”
“不是。”
“真傻……您早先该问问他几点钟出来嘛……这样您就可以少花点车费了……”
“算了。”
他又叫了一杯啤酒。
“您能帮我买份报纸吗?”他对我说。
他做出往口袋里模着硬币的样子,我止住了他。
“甭找了……”
“那就谢谢了。您帮我买份《刺猬》。哎呀,再一次谢谢您了……”
我兜了很久,才在凡尔赛林荫大道上发现一个报贩。《刺猬》是一份用略微带些绿色的纸张印刷的出版物。
他用食指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园着,皱起眉头读着。我呢,我就瞅着这位胖胖的、头发金黄、蓝眼睛、白皮肤的人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
我不敢打断他的阅读。最后,他看了看他那小小的手表。
“该走了。”
到了夏尔-马丽-维多尔衔,他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我让他等着我。我再次亡立在俄国教堂前,不过这次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也许他们都已经离去了吧?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找到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进巴黎的《博坦》。在对着林荫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大蜡烛一直在燃烧着。我以前认识这个现在大家为她做弥撒的老妇人吗?如果我那时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他很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们分绍给我,其中也许就有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呢。在那个时候,她当比我们年长得多。
他们走进去的那扇门一定是通向举行宗教仪式的小教党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者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戴着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在门口出现了。搭着黑披肩的棕发女人跟在她的后面。接着是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父子俩,他们搀扶着那位“石膏”老人,后者此刻正同长着蒙古人脑袋的秃顶胖汉在说着什么。胖汉俯下身子,把他的耳朵几乎紧贴在老人的嘴上,因为那个“石膏”老人的声音确实轻得只有一口气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了。我注视着斯蒂奥巴,心里怦怦直跳。
他终于随着最后一批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高大,又穿着海军蓝呢大衣,使得我能够牢牢地盯住他。他们人很多,至少有四十个。大多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或还有两名儿宣。大家都停留在林荫道上,彼此说着话。
那条林荫道,此刻真象一个外省学校课外活动的院子一般。他们把那位脸色白得象石膏的老人安顿在一张长椅上,轮流到他跟前问长问短。他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谢尔”呢?还是“年轻侍从学校”的一个老校友呢?他也许在旧制度崩溃以前,在彼得堡①或者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太太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呢?那个长着蒙古人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人,也被很多人围着。那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父子俩,在一群一群人的中间来回走动,他们就象社交场中的两个伴舞,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们看去自命不凡,那个为父的还不时仰头大笑,——我认为那样是很失礼的。
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他从前准是个美男子。我看他已有七十岁了。他的脸显得有点臃肿,头顶已经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着头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气。至少,这是我从远处看去所得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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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圣彼得堡,从前是俄国京城,现名列宁格勒。
时间在流逝。将近半个小时快过去了,但他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真担心他们之中有人最终会发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折回夏尔-马丽-维多尔街。出租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司机正坐在驾驶盘前埋头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呢。
“好了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还得再等一小时。”
“您的朋友还没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倒是出来了,但他正在和其他的人聊天呢。”
“您不能叫他过来吗?”
“不能。”
他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安的表情凝视着我。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因为我不得不把计费器开着……”
我重新回到了俄国教堂对面的我的岗位上。
期蒂奥巴已经向前走了几米。确实,他已经离开了林荫道的深处,走到人行道上了,处在由戴着火枪手帽子的金发女人、搭着黑披巾的棕发女人、长着蒙古褶眼睛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所组成的包围圈之中。
这一回,我穿过街道,走到他们旁边,但是背对着他们。我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从那些俄国人嗓子里发出来的温柔的话语声,其中有个人的声音比其他人的更为凝重、更为洪亮,莫非就是斯蒂奥巴?我转过身去,只见他长时间地在紧紧拥抱着那个戴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差不多是在摇着她,他脸上的线条因肌肉的抽搐而变成了痛苦的强笑。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轮流拥抱了那个长着蒙古褶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男人和其他的人。这时我想:他准是要走了。我于是奔向出租汽车,跳上车座。
“快……一直开……到俄国教堂前……”
斯蒂奥巴还在同他们说话。
“我该干什么呢?”司机问我。
“您看到那个高个子了吗,那个穿海军蓝呢大衣的?”
“看到了。”
“如果他上车,我们就跟着他。”
司机扭过头来盯着况他的一双蓝眼睛都鼓出来了。
“先生,但愿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请放心,”我对他说。
斯蒂奥巴离开人群,向前走了几步,头也没有回,只是挥了挥手。其他的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不动,目送着他离去。戴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站得比其他人稍前一点,她挺着胸,如同古时帆船的船首头像,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她那帽子上的大羽毛。
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汽车门打开。我想他一定是把钥匙弄错了。当他一坐上驾驶盘前,我就俯身向出租汽车司机说:
“跟着那辆汽车,就是穿着海军蓝呢大衣的人钻进去的那一辆。”
但愿我没有跟错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真正表明这个人就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
四
他的车子开得很慢,所以要跟上他并不难。到了马约门时,他闯过红灯,而我的出租汽车司机,却没有敢跟着他那样做。但到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时,我们终于追上了他。在一条人行横道线的前面,我们两部车子并排地停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就象驾车人在交通阻塞时挤在一起所常做的那样。
他把他的车子停在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尽头几幢楼房的前面,这里已靠近皮托桥的塞纳河了。他走上朱里安-波坦路。这时,我便付了出租汽车费。
“祝您一切顺利,先生,”司机对我说。“要小心点儿……”
我自己走上朱里安-波坦路,我觉得出租汽车司机一直在目送着我。也许他是在为我担心吧。
天黑下来了。朱里安-波坦路很窄,路两旁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盖起来的外表相似的楼房,它们构成长长的、连成一体的门面,从路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斯蒂奥巴在我前面走着,我们相距有十米左右。他向右拐上欧内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是接近他的时候了。但由于我很胆怯,所以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我讲起话来嘟嘟哝哝,颠三倒四,真怕他把我当成疯子。要是他立即把我认出来,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先开口了。
他从食品杂货店里走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您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现出非常惊奇的神色。我们两人一般高,四目对视着,这使我更加惶恐不安。
“是我。不过您是谁呢?”
不,他没有认出我来。他讲一口地道的法国话。应该鼓起勇气来。
“我……我很久以来……就想见您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我在写……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①的书……我……”
“您是俄国人吗?”
这是第二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刚才,出租汽车司机也同样问过我。实际上,我过去也许是俄国人的。
“不是。”
“那您对流亡者感兴趣?”
“我……我……我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的书。是……是……”是有人建议我来看看您的……是保罗·佐纳基奇……”
“佐纳基奇?……”
他用俄国腔念着这个名字,如同风吹树叶发出的飒飒声音,听起来很为悦耳。
“这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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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指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出去的俄国人。
他皱起双眉。
“佐纳基奇……不熟悉……”
“我并不想打扰您,先生。只是想向您提几个问题。”
“请吧……”
他淡淡一笑,神情忧郁。
“流亡者,这可是个悲剧性的主题……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的呢?……”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数已经谢世,今天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个佐纳基奇……”
“我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好的。请您跟我到我的家里去,我们到那里好好谈吧。”
我们来到朱里安-波坦大街,先是通过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周围都是建筑群的街心广场。我们乘上一部木制的电梯,它的门是双扉的,外面装着铁栅栏。电梯里面很狭小.而我们的身材又高大,两人为着防止额头相撞,只好把低着的头扭向板壁。
他住在六层楼上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里。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他躺在床上。
“请原惊,”他对我说。 “天花板太低了。人要是站着,就会透不过气来。”
确实,我的头顶离开天花板只有几公分,因此我不得不弯着腰。此外,我们两人都得矮一个头,才能走过那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洞。我想他住在这里,额头常常要碰破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也这么着……请躺下来……”说着,他指给我一张小的、浅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它靠近窗户放着。
“请不要拘束……您躺下来会好受得多……即使是坐着,也会感到象是关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笼子里似的……如果,如果……还是躺下来吧……”
我躺了下来。
他扭亮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罩着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在天花板上,显出了一个柔和的光点和一些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者感兴趣啦?”
“非常感兴趣。”
“不过,您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年轻的。墙上挂着一面镶在金质镜框里的大镜子,它就在我的旁边,我照了照自己的脸;年轻吗?
“啊……我不象您说的那么年轻……”
一阵沉默。我们各自靠在房间的一侧躺着,活象两个大烟鬼。
“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丧事活动,”他对我说。“很可惜,您以前没有见到过那个现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要不然,她定会给您讲很多的事的……在流亡者当中,她生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胆子很大。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路开了一家小茶馆,帮助大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背,双手交叉着。
“那时我十五岁……推算起来,那一代人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剩下了……”
“还有……乔治·萨谢尔……,”我随口说。
“他活不了多久了。您认识他吗?”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那位长着象蒙古人那样秃头的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谈这一切了……这使我太痛苦了……干脆,我给您看看照片好了……照片的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您自己去搞清楚吧……”
“您这样费心,真是太谢谢了。”
他对我莞尔一笑。
“我有一大堆照片……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背面,因为人们什么都会忘记的……”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抽屉。接着,他手里捧着一只红色大盒子回来,然后背靠着床沿坐在地上。
“请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起照片来会更方便些。”
我坐过去了。盒盖子上,用哥特字体①刻着一个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头全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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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世纪开始使用的一种字体。
“主要的流亡者,”他对我说,“全都在这里了。”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地递给我,同时告诉我他在照片的背面所读到的名字和日期,这些俄国人的名字时而象打击饶钹的声音一样洪亮。时而变得如哀似怨、几乎哽咽无声,从而使他的本来是冗长单调的叙述,显得特别的铿锵。特罗维茨库伊、奥维利阿尼、切列麦捷夫、加利京、叶里斯托夫、奥鲍连斯基、匹格列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向我要回一张照片,又重新看看背面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一些宴会上的照片。在大革命以后,鲍里斯大公爵还在巴斯克城堡里大摆酒席。这是摄于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这是我的哥哥……”
他把照片越来越快地递给我,自己甚至连看也不看了。看样子,他急于要结束这件事。突然,我的目光停落在一张纸比别的厚些、背面却什么也没有写的照片上。
“怎么啦?”他问我,“先生,什么事使您这样惊讶?”
这张照片的前景,是一位老人,他挺直身子、微笑地坐在一张扶手椅子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长着金色头发、两眼明亮的青年女子。在他们的周围,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对着镜头的。靠左边,是个穿着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服的男子,他个子高大,头发乌黑,蓄着尖细的小胡子,约有三十岁光景。他的左手搭在那个金发青年女子的肩上,右手则没有照上,——我确信他就是我。
我向他那里靠了靠。我们的背倚着床沿,肩挨着肩,腿平伸在地上。
“请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他。
他拿起照片,懒洋洋地瞥了一眼。
“这人吗,他是吉奥尔吉亚奇……”
他给我指了指那个坐在扶手椅子里的老人。
“他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好象我立刻就该明白他的下文似的。
“她吗?她是他的外孙女……大家都叫她嘉……嘉·奥尔罗夫……她曾和她的父母一起流亡美国……”
“您认识她吗?”
“不是很熟悉。不熟悉。她在美国住了很久。”
“那么他呢?”我指着照片上的我问,声音都失真了。
“他吗?”
他皱起眉头。
“他……我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吗?”
“不认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您不觉得他象我吗?”
他看了我一眼。
“他象您?不象。——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
他递给我另一张照片。
“喏……无巧不成书……”
一个穿着白色连衫裙的小女孩,长着长长的金发,——这是一张在某个海水浴疗养地拍摄的照片,因为从照片的背景上可以看到几个更衣室、一段海滩和大海。照片的背面,用紫墨水写着:“玛拉·奥尔罗夫——雅尔塔①。”
“您瞧……她就是那个……嘉·奥尔罗夫……她的名字叫玛拉……那时还没有起个美国的名字……”
他给我指了指前面一张照片上的那位金发少女,这张照片我一直拿在手中。
“我的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收藏着……”
突然,他站了起来。
“我们不看了怎么样?我已经晕头……”
他把一只手按在额头上。
“我去换换衣服……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地上,照片散在我的身旁。我把它们整齐地放回那只红色的大盒子里,仅留下两张放在床上:一张是我同嘉·奥尔罗夫以及老吉奥尔吉亚奇合拍的;另一张是幼时嘉·
奥尔罗夫在雅尔塔的留影。我站起来走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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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乌克兰黑海之滨的一个城市,系海水浴疗养地。
外面一片夜色。我们的窗子面对着另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街心广场。远处是塞纳河,左边是皮托桥。岛屿伸展着。桥上车水马龙,往来不绝。我瞧着这些建筑物的门面,看到所有的窗子都象我身前的这扇窗子一样,透出明亮的灯光。就在这些迷宫般的房屋、楼梯和电梯中,就在这几百个象蜂房似的房间里,我发现一个男人,他可能是……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下面,黄色的灯光照射着这幢楼房底层的各个入口处,彻夜不灭。
“餐厅就在附近,”他对我说。
我从床上拿起我刚才放在那里的两张照片。
“德·嘉戈里耶夫先生,”我对他说,“您能不能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
“我把它们送给您好了。”
他对我指了指那只红盒子。
“我把这些照片全部送给您。”
“但是……我……”
“拿着吧。”
他的口吻是命令式的,我只得照办了。当我们一起离开套间的时候,我的腋下已经夹着一个大盒子了。
到了楼下,我们沿着柯尼格将军码头走着。
我们又顺着一道石头台阶走下去,到了塞纳河边,那里有一幢砖砌的建筑物。大门上方一块招牌,上书:“岛上酒家”。我们踱了进去。大厅里,天花板很低,桌上铺着白色的纸台布,座位是些柳条椅。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寨纳河以及皮托桥上的灯火。我们在大厅的深处坐下。此时此地的顾客,唯我们两人而已。
斯蒂奥巴往口袋里模了摸,然后把我看到他在食品杂货店里买的那个小包放在桌子的中央。
“象往常一样吗?”侍者问他。
“象往常一样。”
“还有这位先生呢?”侍者指着我问。
“这位先生也同我一样。”
侍者很快给我们端来两盘波罗的海鲱鱼,在我们的只有小酒杯那么大的玻璃杯里倒上了矿泉水。从放在桌子中央的小包里,斯巷奥巴拿出黄瓜,我们两人一起吃。
“您吃得来吗?”他问我。
“吃得来的。”
我把那只红盒子放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
“您真的不想保存这些纪念品了吗?”我问他。
“不保存了。它们现在归您了。我把它们转给您了。”
我们默默地吃着,一条驳船在水面上滑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致我可以优哉游哉地从窗口看清船上的人,他们也正在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呢。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呢?”我问他,“您知道她后来怎样了吗?”
“嘉·奥尔罗夫吗?我想她已经死了。”
“死了吗?”
“好象死了。我大概遇到过她两三次……我和她只是点头之交……我的母亲是老吉奥尔吉亚奇的一个朋友。——要不要再来点黄瓜?”
“不啦。”
“我想她在美国的生活一定是流高颠沛的……”
“您不知道促能够给我谈谈这个……嘉·奥尔罗夫吗?”
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可怜的朋友……没有人可以给您谈……也许在美国有人……”
又有一条驳船驶过水面,它是黑色的,走得很慢,好象被人抛弃了似的。
“我总是吃一只香蕉作为餐后水果,”他对我说,“您呢?”
“我也一样。”
我们吃了香蕉。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的父母呢?”我问。
“他们大概是死在美国了。青山处处地尸骨,您知道……”
“在法国,吉奥尔吉亚奇没有其他的家眷吗?”
他耸耸肩膀。
“不过您为什么对嘉·奥尔罗夫这样感兴趣呢?她是您的姐妹吗?”
他对我亲切地笑着。
“来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不了,谢谢。”
“我也不要了。”
他想付钱,但被我抢了先。我们走出“岛上酒家”,他挽着我的胳膊,顺着码头的台阶拾级而上。起雾了,人们的肺腑里充满了柔和而清凉的雾气,觉得特别的爽快,就好象飘浮在空气中一般。在码头的人行道上,我几乎连几米以外的建筑群也看不清了。
我象领着一个盲人一样,把他一直领到街心公园广场上。广场周围房屋楼下有着台阶的那些入口处,一个个都亮着黄色的灯光。此时,们是仅有的方位标了。他捏了握我的手。
“您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嘉·奥尔罗夫,”对我说,“既然您这样想要……”
我目送着他走道楼房里明亮的大厅。他停住脚步,朝我招了招手。我象一个孩子吃完生日点心回来时那样,腋下挟着一只红色的大盒子,木然站在那里。我敢断定,他当时还冲着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大雾把他的声音闷灭了。
五
明信片上,印着英国人散步场①,一派夏季景象。
亲爱的居伊:
您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这里,生活单
调得很,但尼斯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您应当来看看我。奇怪的是,有时我会在一
条街道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个三十年未见的
人,或者另一个我以为早已经死了的人。在
那种情况下,我们彼此都吓了一跳。尼斯是
一个幽灵和鬼魂②的城市,但我还不希望立
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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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斯靠近海边的一个游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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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尼斯因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有些人在年
迈退休之后,迁往那里居住、老死。
至于您要寻找的那个女人,最好的办法
是给贝纳迪打电话,他的电话号码是:Mac
Mahon00-08。他和各个部门的人联系都
很密切,他会很乐意地向您提供情况的。
亲爱的居伊,我期待着能在尼斯见到
您。
您非常忠实而热忱的
于特
您知道事务所的房子是由您支配的,又
及。
六
1965年10月23日
姓名:玛拉·奥尔罗夫,别名“嘉”·
奥尔罗夫。
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四年,莫斯科
(俄国),父为基里尔·奥尔罗夫,母为伊
琳娜·吉奥尔吉亚奇。
国籍:无国籍。(奥尔罗夫小姐的父母
和她本人因为是俄国的流亡者,没有被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承认为国民。)
奥尔罗夫小姐只有一张普通的侨民证。奥尔
罗夫小组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从美国来到法
国的。
在美国,她同一位叫瓦尔多·布朗特的
先生结婚,后来又离了婚。
奥尔罗夫小姐先后住在:
巴黎第八区马戏团路28号夏托布里昂饭
店;
巴黎第八区蒙泰涅林荫大道53号;
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
大道25号。来法国前,奥尔罗夫小姐在美国可
能是个舞女。
在巴黎,她的经济来源不明,但却过着
奢侈的生活。
奥尔罗夫小姐于一九五○年在她的寓
所,即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
大道25号内,因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剂而身
亡。
她的前夫瓦尔多·布朗特先生,一九五
二年移居来巴黎,在各种夜总会里演奏钢琴。
他是美国公民,一九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
芝加哥。
居留证号码:534HC828。
在这份打字材科上,还附有让-皮埃尔·贝纳迪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道:
这就是我所能搞到的全部情况。致以崇
高的敬意。问候于特。
七
一张贴在玻璃门上的海报写道:“钢琴演奏家瓦尔多·布朗特每天十八点至二十一点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间演奏。”
酒吧间里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圈本人桌旁还有一把扶手椅子空着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空位了。我朝他俯过身去,请求他让我坐在那里,但他未予理睬;在独坐下去时,他也一点儿没有注意。
一些美国和日本顾客走了进来,他们互相招呼着,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站在一排排桌子之间。一些人手里拿着玻璃杯,靠着扶手椅的椅背或者扶手。有一个年轻女人甚至高高地坐在一个灰头发男子的膝上。
瓦尔多·布朗特迟到了一刻钟,他坐到了钢琴旁边。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脑门已经秃了,蓄着细细的小胡子。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服。他光是转动脑袋,向那几张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的桌子环视一遍。接着,他用右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只钢琴的键盘,开始信手奏出几个和弦来。我很走运,坐在一张那些最靠近他的桌子旁边。
他开始演奏的一支乐曲,我听起来好象是《在古老巴黎的码头上》。因为人们的讲话声和哄笑声太大,几乎把琴声都淹没了,所以我虽然就坐在钢琴的旁边,也不能听清每一个乐符。但他泰然继续演奏着,上身挺得笔直,头向前微倾着。我真为他难过。我心里思讨着:他这辈子曾有一个时期,人们是好好欣赏他弹奏的,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适应这种几乎要把音乐声淹没掉的、连续不断的嘈杂声了。我此时如果讲出嘉·奥尔罗夫的名字来,他会说什么呢?他听了这个名字,是否能够从这种陶醉在乐曲之中的冷漠状态下解脱出来一会儿呢?或者,就象钢琴的乐音并不能镇住大家谈话的鼎沸的声浪一样,他听了这个名字之后,也许已不能唤起他的任何记忆了呢?
酒吧间里的人们,都陆续地散去了。只剩下戴金丝边眼镜的日本人、我,以及在酒吧间的深处、那个我开头看见的高坐在一个灰头发男子膝上的年轻女人,她此刻正坐在另一个穿着浅蓝色西服的红脸胖子的身边。他们说着德语。声音很大。瓦尔多·布朗特正在演奏的一曲慢板,我可是很熟悉的。
他转向我们。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要我弹点什么特别的吗?”他带着轻微的美国口音,谈谈地问。
我旁边的那个日本人毫无反应。他一动也不动,面部什么表情也没有,我真担心哪怕是一阵很小的穿堂风,也会把他从扶手椅上吹得翻倒下来,因为他肯定是个用防腐剂处理过的干尸。
“请弹《告诉我为什么》①”,坐在酒吧间深处的女人嘶哑着嗓子叫喊。
布朗特微微地点了点头开始弹奏《告诉我为什么》。接着,酒吧间的灯光开始暗下来,这就象在一些跳舞厅里,当慢狐步舞曲的最初几个节拍开始响起来的时候那样②。他们趁此机会,开始拥抱起来,那个女子的手伸进红面胖子衬衣的领口,向下滑去。日本人的金丝边眼镜烁烁闪光。在钢琴前面的布朗特,样子就象个一跳一跳的自动木偶,因为乐曲《告诉我为什么》要求琴师在琴键上不停地、用力地奏出和弦来。
在布朗特的背后,那个胖胖的红面孔正在抚摸一个金发女郎的大腿。那个用防腐剂处理过的日本人干尸已经在这家希尔顿酒吧间里呆了好几天了。此时此刻,布朗特在想什么呢?我敢肯定,他什么也没有想。他在一种越来越忧郁的麻木状态中挣扎着。我有权利把他突然从这种麻木状态令拉出来,从而触动他的一些痛苦回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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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德文。
②当跳贴面舞时,灯光往往暗下来。
红脸胖子和金发女郎走出酒吧间,他们准是去开房间了。男的拉着女的胳膊,她差点跌了一交。就剽下我和那个日本人了。
布朗特重新转向我们,仍然是谈淡地问道:
“你们要我再弹一首别的什么乐曲吗?”
日本人无动于衷。
“先生,请弹一曲《我们的爱情还留下什么》,”我对他说。
他弹起了这支乐曲,弹得特别慢,膨胀了的旋律好象陷入泥潭之中,一个个乐音很难挣脱出来。就象一个精疲力竭的行路人瞒珊地走着,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停下来。他看看表,蓦地站了起来,朝我们点点头。
“先生们,已经二十一点了,再见。”
他走了出去。我紧跟着他,把用防腐剂处理过的那个日本人干尸留在酒吧间地下室里。
他沿着长廊走着,穿过冷冷清清的大厅。
我追上了他。
“您是瓦尔多·布朗特先生吗?……我想同您谈一谈。”
“谈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他的目光象是那种被围捕的野兽的目光。
“谈谈您认识的一个人……一个名叫嘉的女人。就是嘉·奥尔罗夫……”
他钉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
“嘉……”
他眨着眼,好象脸部被一束探照灯的光线直射着似的。
“您……认识……嘉吗?”
“不认识。”
我们走出饭店。一长队男人和女人,他们穿着颜色刺眼的晚礼服——绿色或天蓝色缎子的长外衣和石榴红的小礼服,正在等候出租汽车。
“我真不想打扰您……”
“哪里的话,”他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气对我说,“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人提到嘉了……但是您是谁呢?”
“她的一个表兄弟……我希望能够知道她的一些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
他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
“您要我对您讲些什么呢?”
我们走上一条紧贴着饭店,通向塞纳河的小街。
“我得回家了,”他对我说。
“我陪您走。”
“这么说,您真的是嘉的一个表兄弟了?”
“是的。我们希望知道她在我们家里的有关情况。”
“她很久前就去世了。”
“这我知道。”
他走得飞快,我吃力地跟着,竭力同他并排走着。我们来到了布朗利码头。
“我住在对面,”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指着塞纳河的对岸。
我们一起走上比尔-哈基姆桥。
“我没法给您提供很多情况,”他对我说,“我认识嘉是在很久以前。”
他放慢脚步,似乎感到安全有了保障了。在那以前,他一直走得飞快,这可能是因为他怀疑后面有人盯梢,或者是为了要把我甩掉。
“我以前并不知道嘉还有亲属,”他对我说。
“有……有……吉奥尔吉亚奇方面的……”
“您说什么?”
“吉奥尔吉亚奇系的……她的外祖父姓吉奥尔吉亚奇吉……”
“原来是达样……”
他停下来,倚靠在大桥的石栏杆上。我可不敢象他那样做,因为我会头晕的。于是,我就在他的面前站着。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知道……知道我曾和她结过婚吗……”
“知道。”
“您怎么知道的?”
“在一些旧的证件上,那是这样写的。”
“那时,我们一起进了纽约的一家夜总会……我弹钢琴……她之所以向我求婚,那只是因为她想留在美国,怕移民局找她的麻烦……”
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禁摇起头来。
“她是一个古怪的姑娘。以后,她经常和吕基·吕西亚诺来往……她是在到掌岛①的娱乐场以后认识他的……”
“吕西亚诺?”
“是的,是的,是吕西亚诺……当他在阿肯色州⑨被捕的时候,她正和他在一块儿呢……后来,她遇到一个法国人,我知道她就是和他一起来法国的……”
他眼睛一亮,对我笑了。
“我很高兴,先生,能够一道叙叙旧,谈谈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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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我国西沙群岛的广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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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美国州名。
一辆地铁从我们上方经过,向塞纳河右岸的方向驶去。接着又是一辆,奔往相反的方向,它们那轰轰隆隆的响声,盖过了布朗特说话的声音。我只是从他一张一合的嘴唇看出,他是在对我说话。
“……她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一个姑娘……”
这是我所抓住的、仅有的片言只语,我感到很气馁。深更半夜,我同一个我以前所不认识的男子站在一座桥的中央,试图从他嘴里弄到一些情况,以便了解我自己。然而,什么都让地铁的声音给吞没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阵怎么样?”
他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没有回答我的问话。也许,他已经好久没有想到这个嘉·奥尔罗夫了,因而一旦关于她的所有回忆全部翻腾上求,它们就象一阵海风似地吹得他晕头转向。他倚靠着桥栏杆,伫立在那里。
“您真的不愿彦我们再朝前走一阵吗?”
“您认识系吗?您遇见过她吗?”
“没有。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才想知道些详细情况。”
“她是个金发女子……绿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但很特别……怎么跟您说呢?她的头发是灰……黄色的……”
一个灰黄头发的女子。也许,她在我的生活中还可能起过重要的作用呢。我应该好好看看她的照片。慢慢地,就都会想起来的。至少,它会给我提供一条更为明确的线索。我能够找到他,找到这个瓦尔多·布朗特,已经算是走运的了。
我挽起他的胳膊,因为我们不能总老站在桥上不走呀。我们顺着帕西码头向前走去。
“后来您在法国又见到过她吗?”我问他。
“没有。我到法国时,她已经死了。她是自杀身死……”
“为什么自杀?”
“她以前常对我说,她担忧人老珠黄……”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那是在她和吕西亚诺分手又遇上那个法国人的时候。那阵子我们见过几次面……”
“您认识那个,那个法国入吗?”
“不认识。她对我说她之所以将要和他结婚为的是取得法国国籍……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个一直萦绕在她脑际的念头……”
“可是在那以前,你们已经离婚了吗?”
“当然离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只维持了六个月……这个时间,刚好可以使得要把她驱逐出美国的移民当局平息下来……”
我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抓住他所说的线索,特别是他的声音又非常低哑。
“她动身到法国……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直到后来,我得悉她……她已经自杀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听一位美国朋友说的,他以前认识嘉,那时正在巴黎。他绘我寄来一小块剪报……”
“您还保存着吗?”
“是的。它就在我家里,放在一个抽屉里。”
这时,我们走到了特罗卡戴罗花园。那里,灯光映照着喷泉,人群川流不息。旅游者们聚集在喷泉前面和迪埃纳桥上。这是十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但天气暖和,树木还没有落叶,大可同春天的一个周末之夜相媲美呢!
“我住的地方.还要再过去一段路……”
我们越过几个花园,踏上了纽约林荫大道。在那里,在树荫下的码头上,我产生了一种有如梦幻的、不快的感觉。我仿佛已经不在人世,此刻也许只是一个飘浮在周末暖和空气中的幽灵而已。为什么还要重新联络上已经断了的线索,和寻找那些同我隔绝已久的往事的片断呢?我很难相信在我身旁走着的这个胖胖的、蓄着小胡子的男子,是个真实的人。
“真奇怪,我忽然想起嘉在美国认识的那个法国人的姓来了……”
“他姓什么?”我问,声音都颤抖了。
“奥瓦尔……这是他的姓……不是他的名字……请等一等……奥瓦尔,还叫什么来着?……”
我停了步,俯身问他:
“奥瓦尔,还叫什么?……”
“德……德……德·吕兹。吕……兹……奥瓦尔·德·吕兹……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当时就给我很深的印象……一半是英国人的……一半是法国人的……或者是西斑牙人的……”
“他的名字呢?”
“这个……”
他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您不知道他相貌上有何特征吗?”
“不知道。”
我给他看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嘉同老吉奥尔吉亚奇以及我——我相信那确是我自己——在一起。
“那么那个典瓦尔·德·吕兹,他干的是什么职业呢?”
“嘉告诉我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什么也不干。”
他微微一笑。
“不对……也干事的……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他曾在好莱坞呆过很久……嘉对我说过他那时在那里是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他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是的……在吉尔伯特晚年的时候……”
无数的汽车在纽约林荫大道上疾驰,但却听不到它们发动机的响声,这更增强了我所体会到的梦幻感。汽车屏声息气、畅通无阻地飞奔着,就好象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一样。我们来到了通向德拉尔马桥的步行桥边。奥瓦尔·德·吕兹。有可能这就是我的姓。奥瓦尔·德·吕兹。是的,这些音节使我想起了某种东西,它就象月亮光照在一种物体上,然后又反射回来那样不可捉摸。如果我就是这个奥瓦尔·德·吕兹,那么我在过去的生活中,一定有过某种怪癖,因为有那么多一个更比一个受人尊敬、一个更比一个吸引人的职业,我都不干,却偏偏去做了“约翰·吉尔伯待的心腹侍者”。
在快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
“我就住在这里,”他对我说。
电梯里照明的灯坏了。而当我们正要跨进电梯里去的时候,走廊上的定时楼梯灯①又灭了。在黑暗中,我们听到了笑声和音乐声。
电梯停了,我感觉到就在我旁边的布朗特正在设法找到电梯的门把手。终于,他打开了门。由于伸手不见五指,我一边推着他一边走出了电梯。谈笑声和音乐声正是从我们所在的那层楼上传出来的。布朗特用钥匙打开门锁。
我们走了进去,他让门虚掩着。我们来到前厅的中央,前厅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没有罩子的电灯泡,它发出微弱的光线。布朗特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思付着是否应该告辞了。音乐声震耳欲聋。套间里,走出一个长着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女子,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浴衣,用惊讶的目光打量者我们两个。她浴衣松散,两只乳房都裸露出来了。
“这是我的妻子,”布朗特向我介绍。
她对我微微地点了点头,两手把浴衣的领子向上提到脖子上。
“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得这么早,”她说。
我们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脸色都显得灰白。我转向布朗特。
“你应该早给我打声招呼嘛,”他对她说。
________________
①此种灯开亮后隔一定时间会自动熄灭。
“我原先也不知道……”
她象一个撒谎的女孩,当场被抓住了。她低下了头。如雷震耳的噪音停了,接着是用萨克管吹出的一支旋律,乐音是那样的纯正,仿佛完全溶化在空气中了。
“你们人很多吗?”布朗特问。
“不,不多……只有几个朋友……”
从虚掩着的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来,这是个金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她抹着淡淡的、差不多是粉红色的唇膏。然后,又是一个脑袋,这回是一个头发棕褐、皮肤没有光泽的男人。在电灯光下,这两张面孔都象假面具似的。那个棕褐头发的男人微笑着。
“我该回到朋友们那里去了……你两三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好吧,”布朗特说。
她离开前厅,跟着另外两个人进了屋,然后重又把门关上。可以听到里面哄堂大笑和相互追逐的声音。接着,又响起了演奏的噪音。
“请跟我来!”布朗特对我说。
我们来到了楼上。布朗特开开定时楼梯灯,然后坐在梯级上。他做了个手势,让我坐在他的身旁。
“我的妻子比我年轻得多……我们相差三十岁……决不可娶一个年轻许多的女人……决不可……”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这是水远也弄不好的……没有一对年龄相差很多的夫妻是能过得好的……记住这一条吧,我的老兄……”
定时楼梯灯熄灭了。显然,布朗特一点也不想再去把它开开。我呢,我也不想那样做。
“如果嘉看到我……”
他一想到这个,便放声大笑起来。在一片漆黑之中,这笑声更显得奇怪。
“她一定认不出我来了……我体重至少增加了三十公斤,自从……”
又是一阵大笑,但和上次不一样,更加神经质,更加不自然。
“她会很失望的……您懂了吗?一个在饭店酒吧间里弹钢琴的……”
“但她为什么会失望呢?”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失业了……”
他抓住我的上臂。
“嘉还以为我会变成第二个高尔·包尔特①呢……”
________________
①高尔·包尔特(1893—?),美国通俗歌曲作曲家,作
有《梦与醒》等。
一些女人突然尖叫起来,叫声是从布朗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出了什么事啦?”我问他。
“没有什么,他们在寻欢作乐。”
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吼叫声:“你给不给我把门开开?达妮,你放不放我进去?”一阵哄笑声。一扇房门发出的喀嗒声。
“达妮,就是我的妻子,”布朗特悄悄地对我说。
他站了起来,开开定时楼梯灯。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于是,我们穿过现代艺术搏物馆前面的广场,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只有沿着低处纽约林荫大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象征着这里尚有生命。除此以外,我们周围满目荒凉,一切都是僵死的。就连能够隐约看见的在塞纳河对岸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平常是那么令人放心的埃菲尔铁塔,此刻也好象变成一堆烧焦了的废铁了。
“我们在这里透口气吧,”布朗特说,
果真,一阵和煦的清风吹进广场,吹在那些投下点点影子的雕像上,吹在深处高大的柱子上。
“我想给您看一些照片,”我对布朗特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它打开,从中抽出两张照片来:一张上头,嘉·奥尔罗夫同老吉奥尔吉亚奇以及一个我觉得很象我自己的男人在一起,另一张,是嘉小时候的照片。我把第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在这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布朗特咕哝着说。
他揿动打火机,但因为风老把火苗吹灭了.他不得不重复揿了好几次。他用手掌挡着火苗,把打火机挪近照片。
“您看到照片上的一个男人了吗?”我对他说。“左边……最左边的那个……”
“看到了……”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凑近照片,手掌在额前做成帽檐状,防护着打火机的火苗,免得让风吹灭。
“您不觉得他很象我吗?”
“我看不出来。”
他把照片又仔细看了一阵,然后还给了我。
“当我认识嘉的时候,她就是这副模样,”他伤心地对我说。
“瞧,这一张是她孩提时照的。”
我把另一张照片递给他,他借着打火机的火光端详起来,手掌总是在额前做着帽格状,其姿势如同一个在干精确度极高的活儿的钟表匠。
“她当年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对我说,“您还有她别的照片吗?”
“没有,很可惜……您有吗?”
“我原来有一张我们俩的结婚照,可是在美国的时候我把它给弄罢了……我不知道是否还保存着她自杀时的剪报……”
他的美国口音,起初还不大听得出来,这时显得越来越重了。他是不是疲倦了呢?
“您经常要这样等着进家门吗?”
“越来越经常了。可是当初一切都是很好的……我的妻子以前是很体贴我的……”
因为有风,他好不容易才把烟点着。
“如果嘉看见我落到这步田地,她会很惊奇的……”
他挨近我,把一只于放在我的肩上。
“她觉得与其晚死,不如早亡,您不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吗,我的老兄?”
我瞅着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圆的:他那面庞是圆的,蓝眼睛是圆的,小胡子修剪成圆弧状,嘴巴呈圆形,就连双手也是圆滚滚的。他使我想起了孩了们用绳子拉着的那些气球,孩子们有时也松一松手中的绳子,看看气球究竞能飞到多高。他的名字瓦尔多·布朗特已经膨胀起来.它正好象是这样的一只气球呢。
很抱歉,我的老兄……我未能给您提供很多关于嘉的详细情况……”
我觉得他由于疲惫和沮丧变得昏昏沉沉了,我贴近地注视者他,我担心即使是一丝微风吹进广场,他也会被吹走,而把我连同我的问题,孤零零地留下来的。
八
林荫大道从奥特伊跑马场旁边经过。大道的一边是一条跑马道,另一边是按照同一式样建造的、中间由小花园隔开的建筑物。我们从这些豪华的房子前面走过,到了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的前面,也就是嘉·奥尔罗夫自杀的地方站住了。到底在哪一层楼呢?从她自杀以来,女门房肯定已经调换了。大楼里会不会还有当年曾在楼梯上碰到过嘉·奥尔罗夫,或者同她一起乘过电梯的房客呢?或者还有当年常看到我来这里,因而现在还能认出我来的人呢?
在以前的一些夜晚,我大概总是要到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心情激动地沿着楼梯走上楼去。她在等我。她房间的窗子对着跑马场。我们从高处俯视跑马场,也许是觉得很新奇的。我们看着那些小小的马匹和骑手向前冲着,它们就象在射击场的靶位上从一头向另一头鱼贯移动的小靶子似的,如果有谁能打落所有的靶子,那就可以中头奖了。
那时,我们彼此讲什么语呢,讲英语吗?她和老吉奥尔吉亚奇合影的那张照片,是在这个套间里拍摄的吗?套间里都有些什么家具呢?一个“贵族家庭出身”并且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叫做奥瓦尔·德·吕兹的(就是我吗?),还有一个生在莫斯科并且在掌岛认识吕基·吕西亚诺的前舞女,这一些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在经过的地方,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水蒸汽,它很快就消散了。和于特我们经常谈到这些销声灭迹的人。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他们突然从虚无中出现,衣服上的几个闪光片闪闪发亮,之后就不见了。他们是一些姿色艳丽的女人、花花公子和作风轻薄的男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也不过是些从未凝聚过的水蒸汽而己。在这种情况下,于特给我举了一个人作为例子,这人叫“海滩人”。他在海摊上和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嘻嘻哈哈地同避暑者和无所事事的富翁们聊大天。在成千张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总可以看到他穿着游泳衣,混杂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敢对于特直言相合,但我认为这个“海滩人”就是我。不过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即使向他承认是况也并不会使他感到惊奇的。于特就反复说过,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滩人”,而且用他的话说,“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幢楼房的一面,是一个街心公园,公园看上去早已经荒废了。公园里长着一些树木和荆棘,草坪上的草已经好久没有修整了。在黄昏的夕阳残照里,一个孩子孤零零、静悄悄地在一堆沙子前面玩耍。我坐在靠近草坪的地方,抬头仰望着楼房,思付着嘉·奥尔罗夫的窗户是不是朝向这边的。
九
夜间,私家侦探事务所里乳白色玻璃灯具发出的强光,照射在于特写字台的皮桌面上,在上面投下了一个耀眼的光斑。我坐在写字台的后面,翻闻着旧的和稍新一些的《博坦》,并把查到的东西随手抄录下来:
奥瓦尔·德·吕兹(让·西姆蒂) 和夫
人,她原姓玛贝尔·多娜于厄,奥恩省瓦尔
布勒兹,电话21号;雷努阿尔街23号,电话
AUTl5—28。
——CGP——MA
记着上述内容的上流社会的《博坦》距今已有三十年左右了。他会不会是我的父亲呢?
同样的记载还出现在接下来几年的《博坦》上,我查了一下图例和略语表。
=十字军功章
CGP=全满旗俱乐部
MA=科尔达祖尔①摩托快艇俱乐部
=帆船船主
________________
①又译蓝色海岸,指法国濒临地中海的东段海岸线。
但过了十年之后,“雷努阿尔街23号,电话AUTl5—28”的记载就不见了。另外,MA和 的略语和图例也不见了。
在接下来一年的《博坦》上,只剩下:
奥瓦尔·德·吕兹夫人,她原姓玛贝尔·
多娜于厄,奥恩省瓦尔布勒兹,电话21号。
底下,就什么记载也没有了。
接着,我查阅了最近十年来的巴黎年鉴。在“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氏下面,每年都作了如下的记载:
奥瓦尔·德·吕兹·C。第十六区亨利·
帕泰广场3号,电话MOL50一52。
他是我的兄弟,还是堂兄弟?
在同时期上流社会的《博坦》里,却没有同样的记载。
十
“奥瓦尔先生在等您。”
很可能,说话的就是巴萨诺街餐馆的老板娘。她是一个长着棕色头发、浅色眼睛的女人。她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跟着她走。我们走下一道楼梯,她把我领向餐厅的深处。她在一张桌前停住脚步.一个男人正独自坐在那张桌旁。他站了起来。
“我是克洛德·奥瓦尔,”他对我说。
他向我指了指他对面的座位。于是,我们都坐了下来。
“我来晚了,请原谅。”
“没有什么。”
他好奇地打量着我。莫非认识我吗?
“您的电话使我很惊奇,”他对我说。
我竭力对他做出笑容。
“特别是您对奥瓦尔·德·吕兹家族的兴趣……亲爱的先生,我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名代表……”
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出这句话,好象在嘲笑他自己。
“我让大家干脆管我叫奥瓦尔,这样叫起来还简单些。”
他把菜单递给了我。
“您不一定非和我叫同样的菜不可。我是烹调专栏编辑……我应该品尝品尝这个饭店的风味……比如牛犊胸腺和美味鱼场①……”
________________
①这里指比利时根特地区的一种淡水鱼汤(内加芹菜、土豆等)。现在因鱼较少,有时也用鸡代替。
他叹了口气,显得非常沮丧。
“我实在受不了了……不管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总是要被迫地去吃……”
侍者给他端来了一客馅讲。我要了一盘凉拌生菜和水果。
“您真有运气……而我呢,我总得吃……今天晚上我还得写文章……我刚参加了‘食肠金奖赛’……我还是评委会的委员呢。要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吞下一百七十种肠子……”
我说不淮他有多大岁数。他的棕褐色的头发向后梳着,眼睛是菜色的,脸部的线条有点类似黑人,但脸色却惨白得可怕。这家餐馆有一部分设在地下,墙上装着浅蓝色的细木护壁板,窗上挂着缎帘。至于那些玻璃器皿,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八世纪的那种劣货。当时在地下餐厅的深处,只有我们两人。
“您电话上对我讲的事,我已经考虑过了……使您感兴趣的那个奥瓦尔·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弟弗雷迪……”
“您真的这样认为吗?”
“我敢肯定。但是,我和他不太熟……”
“他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吗?”
“是的。我们小时候有时在一起玩。”
“您没有他的照片吗?”
“一张也没有。”
他吞下一口馅饼,强忍住恶心。
“他不是我的嫡亲堂兄弟……是隔了两层或者三层的远亲……奥瓦尔·德·吕兹家族的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我想只有我们几个了:我的爸爸、我、弗雷迪和他的祖父……您知道吗?我们是毛里求斯岛上的一个法国家族……”
他腻味地把盘子向前报了推。
“弗雷迪的祖父娶了个很有钱的美国女人……”
“是叫玛贝尔·多娜于厄的吗?”
“正是她……他们在奥恩省有一份很大的产业……”
“是在瓦尔布勒兹?”
“我亲爱的,您真是一部真正的《博坦》。”
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
“但是以后呢,我想他们失去了一切财产……弗雷迪到美国去了……我不能给您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了……我只是从传闻中得悉上面所有这些情况的……我甚至在想弗雷迪是不是还活着……”
“怎样才能知道呢?”
“如果我父亲在的话,就可以知道了……有关家里的情况,以前都是他对我讲的……不幸的是……”
我从口袋里拿出嘉·奥尔罗夫和老吉奥尔吉亚奇的照片,把那个很象我的棕发男子指给他看:
“您不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您不觉得他象我吗?”
他凑近照片,仔细瞅着。
“也许有点象,”他将信将疑地说。
“还有那个金发女人,您个认识吗?
“不。”
“她可是您堂兄弟弗雷迪的一个女友呢。”
突然,他好象想起什么来了。
“请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弗雷迪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好象成了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了……”
约翰·吉尔伯持的心腹侍者。人们向我提供这个细节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整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
“那是因为他当时从美国纶我害了一张明信片,我这才知道……”
“您还保存着吗?”
“没啦,但我还能背出信文:
一切很好。美国是个很美的国家。我找
到了工作,当了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问侯你和你的父亲。
弗雷迪
这张明信片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他回到法国以后,您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吗?”
“沿有。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回到法国了。”
“如果他现在就坐在您的面前,您能把他认出来吗?”
“也许认不得了”。
我不敢向他暗示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就是我。对此,我还没有把握,但我想是会找到确凿的证据的。
“我认识那个弗雷迪的时候,当时他只有十岁……我父亲把我带到瓦尔布勒兹去同他一起玩……”
饭府的饮料总管走过来站到我们的桌前,等待着克洛德·奥瓦尔挑选饮料。但是克洛德·奥瓦尔没有注意到饮料总管,而这个人也就直挺挺地立在那里,象个哨兵似的。
“一切都对您直说了吧!先生,我觉得弗雷迪已经死了……”
“不要这样说……”
“您真好,您对我们这个不幸的家族这样关心,我们是很不走运的……我想我是唯一的韦存者,您看我为了糊口都得干些什么啊……”
他用拳头敲击着桌子,这时侍者正端来美味鱼汤。饭店的老板娘也面带动人的笑容走近我们。
“奥瓦尔先生……今年的‘食肠金奖赛’经过情形好吗?”
但是他并没有听见她的话,却向我凑过来。
“实际上”他对我说,“我们根本不该离开毛里求斯岛……”
十一
一个旧而小的火车站,黄中带灰,每一边都竖着细水泥的栏杆。在这些栏杆的后面,就是我从轮胎火车①上下来时着地的月台了。车站广场上冷冷洁请的,只有一个孩子穿着旱冰鞋,在大树下面的平坦地面上来回滑行。
________________
①旧时的一种运输工具。
我思付着:在很久以前,我也是在这里玩过的。这个安静的广场真的使我回想起某些事情来了。是我的祖父奥瓦尔·德·吕兹乘从巴黎来的火车到这里来看我,或者相反,是我乘火车到巴黎去看他的呢?夏日的那些晚上,我的祖母玛贝尔·多娜于厄常常领我到月台上去等着他。
离车站不远,有一条大路,它和国营公路一样宽,但很少有车子通过。一个公园用我在车站广场上见到的那种细水泥栏杆围着,我沿着公园的边缘走去。
大路的另一例,有几家商店,上面都带着象顶棚一样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电影院。在一条缓缓上坡的林萌道的拐角处,在绿树遮掩中,有一家小客栈。我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我早就研究过瓦尔布勒兹的交通图了。在这条两旁长满树木的公路的尽头,有一堵围墙和一个栅栏门,上面钉着一块朽烂了的木牌。木牌上的字母有一半已经脱落,我可以半认半猜地看出下面的字样:“国有财产管理处”。在栅栏门后面,伸展着一片荒芜了的草地。深处,是一长排路易十三时代式样的砖石结构建筑物。在这一长排建筑物的中央,一座楼阁比别的建筑物高出一层,犹如鹤立鸡群。这一长排建筑物两端的侧搂带着圆顶。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
我的心头,顿时掠过了一阵悲凉的感觉。此时此刻,我也许正站在童年时住过的宅邸的前面呢。我推了推栅栏门,毫不费力地把它打开了。已有多久我没有跨过这个门槛了呢?我在右边发现有一幢砖房,那也许是牲口棚吧。
草长得有膝盖那么深。我尽快地穿过草地,向宅舍走去,这排寂寥的建筑物使我惶恐不安。我担心在它的门面后边,所能发现的将只是一些很深的杂草和断垣残壁而已。
有人在叫我。我转过身去。在牲口棚的前面,一个男人正在挥着手。他向我走来。我愣住了,站在长得象热带丛林似的草地上望着他。这个男子相当高大、壮实,穿着绿丝绒衣服。
“您有何贵干?”
他在离开我几步的地方停下来。他头发棕褐,留着小胡子。
“我想打听一下有关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事。”
我往前走着。他也许能认出我来吧?我一次一次地抱着这样的希望,然而又一次一次地失望了
“哪个奥瓦尔·德·吕兹先生?”
“名字叫弗雷迪的。”
我迫不及待地说出“弗鲁迪”这几个字,就象我的这个名字经过多年遗忘终于又叫出来了。
他双目圆睁。
“弗雷迪……”
这时,我真的以为他在用我的名字叫我呢。
“弗雷迪?他不在这里了……”
没有,他没有认出我来。谁也认不出我了。
“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要知道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现在怎样了……”
他满腹狐疑地把我打量了一番之后,将一只手插进了裤袋。他莫非要掏出武器来威胁我吗?不是,他掏出了一块手绢,揩了揩前额。
“您是谁呢?”
“很久以前,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现在,我很想知道一些有关他的消息。”
听了我的这段谎话,他的脸色忽然一亮。
“在美国?您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美国”这个名字仿佛使他陷入沉思之中。我觉得他要拥抱我了,他非常感激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在美国?那么说,您认识他那会儿,他正是……正是……的心腹侍者。”
“正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他整个儿的疑团都烟消云散了。
他甚至抓住我的手腕。
“从这儿走。”
他把我拉到左边,顺着围墙走,那里的杂草比较矮,可以想象到那个地方有条老路。
“我很久以来就没有得到弗雷迪的消息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他的绿丝绒衣服好些地方已经磨得露线了,在肩膀、肘部和膝盖上还补了几块皮子。
“您是美国人吗?”
“是的。”
“弗雷迪还从美国给我寄过几张明信片呢。”
“您还保存着吗。”
“那当然。”
我们向宅邸走去。
“您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吗?”他问我。
“从来没有。”
“但您是怎么知道地址的呢?”
“通过克洛德·奥瓦尔·德·吕兹,他是弗雷迪的党兄弟……”
“我不认识。”
我们来到了一幢圆顶侧搂的前面,就是我刚才注意到的这个长排建筑物两端的侧楼中的一幢。我们兜了一圈。他指着一扇小门对我说: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一扇门。”
他打开门锁。我们走了进去。他领我穿过一间黑糊糊、空荡荡的房间,然后顺着走廊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另一间有彩画玻璃的房间,它看起来象个小教堂或者玻璃暖房似的。
“这里是夏天的餐厅,”他对我说。
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张旧沙发,上头的红色天鹅绒已经磨破了,我们就在它上面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点着了。白天的阳光透过彩画坡璃照进来,他一身淡蓝。
我抬起头,看见天花板也是浅蓝色的,上面有几个地方颜色显得更浅,那是云彩吧。他也顺着我的目光在看。
“这天花板和墙壁上的东西,还是弗雷迪涂抹的呢。”
房间里只有一堵刷成绿色的墙,可以看出墙上面有一棵棕搁树,但颜色已经剥落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竭力回忆着我们以前曾在这儿用餐的这间房子里的情况。在天花板上,我漆上蓝天。在绿色的墙壁上,我画上了这棵棕搁树,以增添一点热带的气氛。阳光透过彩画玻璃,把我们的脸照得一片微蓝。那么在当时,都有哪些人呢?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房间了,”他对我说,“其它的房门上都贴着封条。”
“为什么?”
“屋子被查封了。”
这句话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冰冷。
“他们把什么都查封了,不过还让我留在这里。至于可以留到什么时候,那就不知道了。”
他抽着烟斗,摇了摇头。
“国有财产管理处有个家伙不时地来这里查看。他们好象一时还不想作出什么决定。”
“他们是谁阿?”
“国有财产管理处呗。”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想起了那块朽木牌上的字:国有财产管理处。
“您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吗?”
“啊,是的……我是在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去世时到这里的,……他是弗雷迪的祖父……我照管大花园,同时,给奥瓦尔·德·吕兹夫人开汽车……她就是弗雷迪的祖母……”
“那么,弗雷迪的父母呢?”
“我想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弗雷迪是由他的祖父母抚养长大的。”
这么说,我是由祖父母拉扯成人的。我祖父过世以后,我就跟祖母——玛贝尔·多娜于厄——以及这个男子,孤独地在这里生活。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罗贝尔。”
“弗雷迪怎么称呼您呢?”
“他的祖母管我叫博布。她是美国人。弗雷迪也叫我博布。”
博布这个名字没有使我想起任何东西。而他,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也认不出我来了。
“随后,他的祖母逝世了。至于钱财,已经微不足道了……弗得迪的祖父把他妻子的财产全部都挥霍绰了……那是从美国带来的、数目很大的一笔财产……”
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一缕缕蓝色的烟雾悠悠荡荡地向天花板飘去。这间房子有着大块的彩画玻璃,墙上和天花板上留有弗雷迪的画(也就是我的画吗?),也许就是他的隐居之地吧。
“随后,弗雷迪也不见了……不辞而别……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但他们把什么都查封了。”
“查封”这个词再一次使你觉得,它如同一扇大门,正当你准备拾脚跨进去的时候,而它却冲着你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
“从那以后,我就等着……我思付着,他们会把我怎样呢……总还不至于把我轰出去吧。”
“您住在哪里呢?”
“在从前的牲口棚里,那是弗雷迪的祖父叫人盖的。”
他紧紧地咬着烟斗,审视着我.
“您呢?请给我谈谈您是怎样在美国认识弗雷迪的吧?”
“啊……说来话长……”
“我们走一走,您觉得怎样?我领您去看看那边的大花园。”
“好的。”
他打开一扇落地窗,我们走下几级石阶,来到了一块草坪的前面,它同我刚才来宅邸时要穿过的那块草坪差不久,只是草没有那么高罢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宅邸的背面同它的正面完全两样,背面是用灰石建造的。顶部也不一样,这一侧的屋顶下是一些错综复杂的隅角斜面和人字墙。所以,第一眼使人以为是路易十三时代宅邱的这座房子,背面倒很象十九世纪末期的海水浴疗养院。这种式样的房子今天在比亚里茨①是很少见的。
________________
①法国加斯科涅湾的一个滨海城市,有海水浴和温泉疗养地。
“我尽量把花园的这一边维护好,”他说,“但是光一个人干,太困难了。”
我们沿着一条环绕草地的砾石小路走着。路的左边,是一片灌木丛,修剪得整整齐齐,有一人那么高。他指着这片灌木丛对我说:
“真象一座迷宫。这些树是弗雷迪的祖父当年栽植的。我尽最大努力把它维护好。有些东西,应该让它们保持原状阿。”
我们走进“迷宫”的一扇侧门,由于用灌木架成的拱门较低,我们不得不弯着腰。进去一看,几条小径纵横交错,真好象既有十字路口和圆形广场,也有环形弯道和直角交叉,既有死胡同,也有旁边摆着青木长椅的林荫小径……我孩提时,一定常在这里同我的祖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呢。在这座散发着女贞树和松树香味的迷宫里,我也许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们从迷宫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禁不住对我的向导说:
“真叫奇怪……这座迷宫使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
但他好象没有听见我的话。
在草坪的边沿,竖着个生了锈的秋千架,上面还桂着两副秋千。
“承您允许……”
他坐到其中的一副秋千架上,重新点着了烟斗。我坐到另外的一副上。夕阳西下,草坪和迷宫的灌木丛沐浴在柔和的、橙黄色的余辉中。宅邸的灰石上,也抹上了同样的色彩。
我决定在这个时候把嘉·奥尔罗夫、老吉奥尔吉亚奇和我合影的那张照片拿给他看。
“您认识这些人吗?”
他长时间地端详着照片,烟斗没有离嘴。
“那个女的,我认识……”
他把食指点在照片上嘉·奥尔罗夫的脸部下面。
“她是俄国人……”
他是用迷惘而兴奋的语调,说出上面这句话的。
“您想我是不是认识她,这个俄国姑娘……”
他发出短促的笑声。
“最后那几年,弗雷迪经常同她一起到这里来……她是一个绝妙的女孩子……她长着—头金黄色的头发……我可以告诉您,她的酒量过人……您认识她吗?”
“认识,”我说, “我在美国看到过她和弗雷迪在一起。”
“莫不是他在美国认识这个俄国人的,对吧?”
“是的。”
“只有她才能告诉您弗雷迪在哪里……应该去问问她…。”
“那么,俄国姑娘旁边那个棕色头发的人,又是谁呢?”
他凑近照片,仔细地审视着。我的心情非常紧张。
“是的……我也认识他……请等一等……是的……那是弗雷迪的一个朋友……他是同弗雷迪,俄国姑娘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到这里来的……我认为他是南美一带的人……”
“您不认为他象我吗?”
“象……为什么不象呢?”他并不怎么自信地对我说。
这样,一切都清楚了,我原来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我看了看这块长着很高杂草的草坪,只有我们所在的这一边还能见到斜阳的余辉。美国祖母从来没有搀着我环绕草坪散过步。童年时,我也没有在“迷宫”里玩过。这个挂着秋千的生了锈的秋千架子,可不是为我竖立曲。岂不遗憾。
“您刚才说,他是南美人?”
“是的……但他的法语说得同您我一样流利……”
“那么,您过去常在这里见到他吗?”
“见过几次。”
“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南美人的呢?”
“因为有一天,我驾车去巴黎接他到这里来。他同我约定在他工作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是南美某个国家的大使馆……”
“哪个国家的大使馆?”
“哦,这个,我可说不上来了……”
我必须习惯这个变化。我并不是那个姓氏列入几本艺的上流社会《博坦》和同年年鉴上的家族的苗裔,而是一个南美人,他的踪迹还要难找。
“我认为他是弗雷迪小时候的一个朋友……”
“他来的时候有个女人陪着吗?”
“有的。有那么两三次。那是个法国女人。加上那个俄国姑娘和弗雷迪,一共四个人……那是发生在祖母死后的事……”
他站了起来。
“我们回星里谈去,您觉得怎样?外面已经开始凉起来了……”
天色差不多全黑了,我们又进了那间“夏季餐厅”。
“这是弗雷迪当年很喜欢的一间房子……每天晚上,他总是跟俄国姑娘、南美男子和另一位少女在这里呆到深夜……”
看上去,长沙发只不过是一个柔和的黑点。在天花板上,一些影子至现出菱形和方格状。我试图捕捉从前那些晚上在这里聚会时的回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
“他们曾在这里安放过一个弹子台……特别是那个南美人的女朋友,非常爱玩弹子……她每次总是赢……因为我曾同她打过好几盘,所以才能跟您回忆起这些来……瞧,弹子台还一直放在那里呢……”
他把我领到一条黑暗的走廊里。他打亮了手电,我们来到一间铺着石板的大厅,那里有一座高大的楼梯。
“这是正门……”
在下面的楼梯上,我果真看到一个弹子台。他用手电照了照,可以看到一只白色的球还留在弹子台的中央。就好象这一盘因故暂停,随时要接着打下去似的;就好象嘉·奥尔罗夫,或者我,或者弗雷迪,或者陪着我到这里来的那位神秘的法国姑娘,或者博布,正在弯着腰准备瞄准呢。
“您看见了吧,弹子台一直在这里呢……”
他摇晃着手电,照了照高大的楼梯。
“爬上楼去没有什么意思了……他们把一切都贴上了封条……”
我想弗雷迪在楼上淮有个卧室。他在那里,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卧室里有几个书架,墙上还贴着一些照片,说不定在其中的一张上面,有我们四个人,或者弗雷迪和我两个人,——还胳膊挽着胳孵呢。博布倚靠着弹子台,又点着了烟斗。我呢,不禁观察起这个高大的楼梯,因为楼上“已被查封”,再去爬它就没有什么意思,而它也因此变得没有用处了。
我们从旁门出来,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然后重新把门锁上。一片漆黑。
“我还得乘火车回巴黎去呢,”我对他说。
“请您跟我来。”
他抓着我的胳膊,领我顺着围墙走。我们来到从前的牲口棚前面。他打开一扇玻璃门,点亮煤油灯。
“很久以前,他们就把电源切断了……但是,他们忘记断水了……”
我们走进一间后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深色木桌和几把柳条椅子。墙上,挂着彩釉的陶碟和铜盘。窗子的上方,吊着一个塞满稻草的野猪头。
“我要送您一样东西。”
他走向放在房间深处的大柜子,把它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盒子,把盒子放在桌上。盒盖上印有这样的字样:“南特市①勒费弗尔·于蒂尔饼干厂出品”。然后,他站到我的面前:
________________
①法国地名。
“您是弗雷迪的朋友,对吗?”他对我说,声音很激动。
“是的。”
“那么,我把这个送给您……”
他对我指了指盒子。
“这是弗雷迪留下的物品……当他们来封门的时候,我只能抢出这样一些小件东西……”
他确实很激动。我甚至相信他在流泪。
“过去我是很喜爱他的……在他少年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那时总对我说以后一定要买只钒船……他对我说:‘博布,你将来就是我的大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一定能够找到他,”我对他说。
“您知道吗,他的祖母太宠爱他了……”
他拿起盒子,把它递给我。这时,我想起了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想起了他给我的那只红盒子。显然,一切线索都在这些旧盒子——一些装巧克力、饼干或者雪茄姻的盒子——里消失了。
“谢谢。”
“我送您上火车。”
我们顺着一条林中小径走去,他用手电在我前面照着路。他不会迷路吧?我觉得我们正在进入密林深处。
“我尽量想想弗雷迪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就是您指著照片给我看的那一位……就是那位南美人……”
我们穿过林中的一块空地,月光把空地上的杂草照得莹光闪闪。那里,有一个意大利五针松树丛。他灭了手电,因为我们几乎能象白天一样看得清清楚楚。
“当年就在那里,弗雷迪同他的朋友一起骑过马……那是一位赛马骑师……他从来没有对你们讲起过这个赛马骑师吗?”
“从来也没有。”
“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但他曾经很出名……当弗雷迪的祖父有一厩马匹的时候,他就是老人的赛马骑师了……”
“那个南美人也认识这个骑师吗?”
“当然认识了。他们经常一块到这里来。骑师同其他人一道打弹子……我甚至觉得就是他把俄国姑娘介绍给弗雷迪的……”
我担心一下子记不住这许多细节。真应该把它们立即记在小本子上。
这是一条平缓的上坡路,但因为铺着一层厚厚的枯枝落叶,所以我走起来很吃力。
“怎么样,您想起那个南美人的名字了吗?”
“请等一等……等一等……我快想起来了……”
我把饼干盒紧贴在髋骨上,急于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许我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呢。比方说,能查出我的名字,查出那个赛马骑师的名字。
我们来到了一个斜坡的边上,再往下走就是火车站广场了。广场上空荡荡的,大厅里闪耀着霓虹灯。有人骑着自行车慢慢地穿过广场,停在火车站的前面。
“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叫……彼得罗……”
我们在斜坡的边上站住了。他又掏出烟斗,用一个古怪的小玩意把它捅捅干净。我心里反复念着我的这个乳名,在我的一段生命里,人们就用它来称呼我,有些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能回忆起我的容貌。啊。彼得罗。
十二
这个饼干盒里并无什么重要的东西。有一尊士兵击鼓的旧铅像,表皮都已经脱落了。还有个白信封,上面贴着一枚四瓣叶片的三叶草①。此外,就是一些照片了。
其中的两张照片上有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和我们在嘉·奥尔罗夫和老吉奥尔吉亚奇身边所看到的那个不是同一个人。他一头棕色的头发,高高的个子,——这无疑就是我了。唯一不同的是,我过去没有留小胡子。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我同另外一个和我一样年轻、一样高,但长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在一起。他就是弗雷迪吗?对,一点也不错,因为在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彼得罗-弗雷迪,于拉博尔②。”我们在海边上,大家都穿着游泳衣。这张照片看上去已经很旧了。
________________
①三叶草通常只有三瓣叶片,如谁能发现四瓣的,则表明他的运气好。
________________
②法国靠近南特的一个海水浴场。
在第二张照片上,我们一共四个人,那就是弗雷迪、我、嘉·奥尔罗夫(我很容易地就把她认出来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大家都席地而坐,背靠着夏季餐厅里的那张红色丝绒长沙发。在右边,可以辨认出那张弹子台。
第三张照片上就是那位同我们一起在夏季餐厅里的青年女子。她站在弹子台前,两手抓着一根弹子捧。长长的浅色头发垂过肩膀。她是否就是我带到弗雷迪宅邸去的那一位姑娘?在另一张照片上,她胳膊肘支在阳台的栏杆上。
一张明信片上印着纽约港的景色,明信片是写给“奥恩省瓦尔布勒兹村,奥瓦尔·德·吕兹家的罗贝尔·布伦先生收”的。上面写道:
亲爱的博布。从美国问候你。不久见。
弗雷迪。
还有一份奇怪的文件,上书:
阿根廷共和国
总领事馆
第101号
负责代管占领区内希腊利益的阿根廷共
和国驻法国总领事馆,兹确认在一九一四至
一九一八年的大战期间,萨洛尼卡①市政府
的档案材料巳在火灾中被毁。
________________
①希腊的一个港口
负责代管希腊利益的阿报廷共和国总领事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于巴黎
下面还有一个签字:
R.L·德·奥里维也拉·赛萨尔总领事
是我吗?不是,他的名字不叫彼得罗。
还有一小块剪根:
应国有财产管理处的申请于四月七——
十一日在瓦尔布勒兹村(奥恩省)的圣拉扎
尔宫由政府拍卖奥瓦尔·德·吕兹名下有争议
的财产:
重要家具
新旧艺术品和室内摆设
绘画——瓷器——陶器
地毯——床上用品——室内布制品
埃拉尔牌三角钢琴
电冰箱
等等
四月六日(星期六)14:00-18:00展出
七——十一日上午10:00-12:OO拍卖
我打开那个上面贴着四瓣叶片三叶草的信
封。它里面装着四张尺寸同“证件快照”一样大
小的小照片。一张是弗雷迪的,一张是我的,第
三张是嘉·奥尔罗夫的,第四张是浅色头发育年
女子的。
我还找到丁一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空白护
照。
我在偶然翻看那张浅色头发青年女人照片的
背面时候,看到寄自美国明信片上的那个潦草笔
迹在这里用蓝色墨水写道:
彼得罗:ANJou 15—28①。
________________
①这是个电话号码。
十三
我从前的这个电话号码,今天在多少人的记事本上还能查到呢?它是不是人们只有下午才能在那里找到我的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呢?
我拨了电话号码ANJou 15—28。电话铃响着,但没有人接。在那个空空的套间里,在那套好久没有人住、今天晚上电话铃徒然响着的房子里,是不是还残留着我曾经居住过的痕迹呢?
我用不着打电话去向问讯处了。我只消小腿肚子使点劲一蹬,把于特的这个皮扶手椅转个向就可以了。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排徘的《博坦》和年鉴,中间有一本比其它的要小一点,书皮是用染成浅绿色的山羊皮制成的,它正是我所需要的。巴黎三十年来的电话号码及其相应的用户地址,都汇编在里面。
我心情激动,一页一页地翻着,终于查到:
ANJoul5—28——第八区康巴塞雷斯
街10号乙
但是关于这个电话号码,在当年按街道汇编的《博坦》上,没有任何记载。只能查到:
第八区
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
钻石商联谊会 MlR 18—16
法西翁妇女时装店 ANJ 32—49
埃菜娜·皮尔革朗 EIY 05—31
雷班戴尔(公司) MLR l 2一08
收容所 ANJ 50一52
金融、工业、商业经济协会
MIR 74—31
MIR 74—33
MIR—74—33
十四
一个名叫彼得罗的男子,电话号码是ANJou15—28,住在第八区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
看来,他在南美一个国家的公使馆里工作。于特留在办公桌上的座钟指着凌晨两点。在下面的尼埃尔休荫大道上,车辆还很稀少,我几次听到它们在红灯前停住时刹车所发出的磨擦声。
我翻阅着旧的《博坦》,开头是些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人员的名单。
多米尼加共和国
第八区梅西纳林荫大道21号。电话CA
Rnot10-18。
N……①,特使,全权公使。
古斯塔沃·J·恩里克斯博士先生,一等
秘书。
萨尔瓦多·E·帕拉达斯博士先生(及夫
人),二等秘书,住第十区阿尔萨斯街41号。
别恩维尼乡·卡拉斯科博士先生,随员。
住第十六区德坎普斯街45号,电话TRO4
-91。委内瑞拉
________________
①“N”应为该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第十六区科佩尔尼克街11号,电话PAS
sy72——29。
使馆秘书处:第十六区拉蓬普街115号。
电话PASsyl0—89。
卡洛·阿里斯蒂穆诺·科尔博士先生,特
使、全权公使。
海梅·皮康·费夫雷斯先生,参赞。
安东尼奥·马图里布先生,一等秘书。
安东尼奥·市里乌诺,随员
H·洛佩斯-门德斯上校先生,武官
佩德罗·萨洛阿加先生,商务专员。
危地乌拉
第七区若弗尔广场12号。电话SEGur0
-59。
亚当·毛里斯克·里奥斯先生,临时代办。
伊斯梅尔·冈萨雷斯·阿雷瓦洛先生,秘
书
厄瓜多尔
第十七区瓦格哈姆林荫大道91号。电话
ETOile17—89。
贡萨洛·萨尔敦维德先生(及夫人),特
使,全权公使。
阿尔维托·普伊格·阿罗塞梅纳先生(及
夫人),一等秘书。
阿尔弗雷多·甘戈特纳先生(及夫人),
三等秘书。
卡洛斯·左斯曼先生(及夫人),随员。
维克多·塞瓦略斯先生(及夫人),参
赞,住第十六区伊埃纳大道21号。
萨尔瓦多
里克斯·维加,特使。
J·H·维夏夫少校(携女),武官。
F·卡普罗,一等秘书。
路易斯……
看得头昏眼花。我到底是谁呢?
十五
向左拐,这一段康巴塞雷斯街的宁静而空寂的景象,准会使您感到非常惊讶。连一辆汽车也看不见。我打一家旅馆前面经过,旅馆进口处过道里的水晶分枝吊灯正放射着异彩,使我眼花缭乱。外面阳光灿烂。
10号乙是一幢狭小的五层楼。二楼窗子高大。一名警察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值勤。
楼房的大门有半扇开着,楼梯上的定时楼梯灯正在亮着。前厅很长,墙壁已经发灰了。门厅的尽头,有一道分割成一个个小格的玻璃门。由于门上安着自动关门的机械装置,所以我拉门时感到根吃力。有个楼梯通到楼上,但楼梯上没有铺地毯。
我在二搂的楼梯上停下来。我决心问一问各层的房客,是不是他们有一段时间曾使用过“ANJoul5—28”这个电话号码。但我难以启齿,因为连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这个行动太唐突了。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写:“埃莱娜·皮尔革朗”。
门铃破旧,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我用食指在按钮上按了好久。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女人的险,她的短发已经花白了。
“夫人……请问……”
她的眼睛颜色很谈,不住地盯着我瞧。很难猜出她的年龄,不知道是三十,还是五十岁。
“您从前的电话号码是不是ANJou15—28?”
她皱起双眉。
“对。但您干嘛问这个?”
她把门完全打开了。她穿着一件男式的黑缎子室内便袍。
“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因为……我以前住在这里……”
她上前一步,走到楼梯口平台上来,反复打量着我。她双目圆睁……。
“但是……您是……麦克沃伊先生吗?”
“是的,”我说,想碰碰运气。
“请进来吧。”
她看去真的很激动。我们两人面对面地站在地板已经损坏的前厅的中央。地板的一些木条已经坏了,用一块块的亚麻油毡代替。
“您的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她微笑着对我说。
“您也没有怎么变。”
“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很清楚,”我对她说。
“谢谢……”
她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我的身上。
“请过来……”
她走在前面,领我进了一个房间。这间房子的顶棚很高,地方很宽敞,我刚才在楼下就看到它的窗子了。地板同前厅的一样,也损坏了,有几个地方铺着白羊毛地毯。秋阳的琥珀色光芒透过玻璃窗,照进房子里。
“请坐……”
她对我指了指靠墙放着的长椅,长椅上面铺着丝绒座垫。她坐在我的右侧。
“能这样突然地再见到您……真奇怪。”
“我正好路过这个街区,”我说。
我仿佛觉得,她此刻比我刚才透过门缝看到的她,显得更加年轻些。嘴边、眼角和前额上,一点皱纹也没有。她那光润的面孔,同她的白发真是太不协调了。
“我觉得,您头发的颜色变了,”我壮着胆子说。
“没有变……我二十五岁时就白发满头了……我宁愿它保持这颜色……”
除了那张丝绒坐垫的长椅,房间里就没有太多的家具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靠着对面墙壁放着。两扇窗子中间,立着一个人体模型,它的上半身盖着一块龌龊的本色布料。有它往这里一站,一切就显得不同寻常了,使人觉得置身在一个服装工场里。更何况,我还发现在房间角落里的台子上,放着一架缝纫机呢。
“您还记得这个套间吗?”她问我。“您看……我保存了一些东西……”
她指了指妇女时装店的人体模型。
“这都是德尼兹留下来的……”
德尼兹?
“确实,”我说,“这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德尼兹呢?”她急不可待地问,“她后来怎样了?”
“啊,”我说,“我已好久没有看到她了……”
“啊……”
她现出很失望的样子,摇了摇头,仿佛她已朋白不应该再谈这个“德尼兹”了。要谨信一点呢。
“其实,”我对她说,“您很早就认识德尼兹了吗?……”
“是的……我是通过菜昂认识她的……”
“菜昂?”
“就是莱昂·范·阿伦。”
“对,当然是他啦,”我马上说,觉得她的语气中带有点责备的味道,因为当她提到“莱昂”这个名字时,我没有立即想起这个“莱昂·范·阿伦”来。
“莱昂·范·阿伦,他现在怎样了?”我问。
“啊……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他到荷届圭亚那,到帕拉马里博①去了……他在那里办了一个舞蹈学校……”
________________
①苏里南的首都。
“舞蹈学校?”
“是的。在到服装工场来以前,莱昂是搞舞蹈的……您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但我忘了。”
她身子后仰,背靠着墙.把室内便抱的腰带重新系了系。
“那么,您呢,您怎么样了?”
“哦,我吗?……一事无成……”
“您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使馆里供职了吗?”
“不了。”
“您还记得您在建议我弄一本多米尼加护照时……说过什么吗?您说,在生活小为了预防万一,总要备有几本护照……”
这段回忆使她很开心。她莞尔而笑。
“您最后一次得到……德尼兹的消息,那是什么时候?”我问她。
“您同她一起去了麦热夫①,她从那里给我写过短信。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________________
①法国上萨瓦省的一个冬季体育运动胜地。
她用眼睛询问我,但也许是不敢向我开门见山地提问题。这个德尼兹是谁呢,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不是起过重要的作用呢?
“请您想想,”我对她说,“有一阵子,我完全象堕入五里雾中……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这段时间真叫我沮丧……于是,在经过这条街的时候,我冒昧地……上了楼……想碰碰运气寻找……”
我想用一个准确的字眼,但是找不到,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已会意地笑了,这笑容表明我的行动并末使她感到惊奇。
“您是不是想说:要寻找往日的美好时光?”
“对,就是这个意思……美好时光……”
她从靠近长沙发一头的小矮桌上,拿起一只镀金的盒子,把它打开了。里面装满了香烟。
“我不抽烟,谢谢,”我对她说。
“您不抽了?这些是英国香烟。我记得您过去是抽英国烟的……从前,您、我和德尼兹三人每次在这里相聚,您总是给我带来一大袋子英国烟……”
“对,是的。”
“您在多米尼加公使馆里,还不是要弄多少就可以弄多少……”
我把手伸向那只镀金的盒子,用大捣指和食指夹了一支香烟,胆怯地把它放到噶边。她先把自己的香烟点着,然后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打了好几次才打着火。我吸了一口烟。立即,一种很难受的刺痒使我咳嗽起来。
“我已经不习惯了,”我对她说。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发掉这支烟,只是把它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让它慢慢烧完。
“这么说”我对她说,“您现在住在这个套间里啦?”
“是的,我在得不到德尼兹的消息以后,就又住到这里来了……何况,她在临走前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收回这个套间……”
“在她临走前?”
“是的……在你们一起去麦热夫之前……”
她耸耸肩膀,好象这事对我来说,是用不着问似的。
“在我的印象里,我以前没有在这个套间里住多久……”
“您和德尼兹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那么您呢,您在我们之前就在这里住过吗?”
她惊愕地看着我。
“当然啦,您怎么了……这是我的房子……因为我要离开巴黎才借给德尼兹的……”
“对不起……我想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
“这个地放,对德尼兹是很适用的……她可以有地方建立一个服装工场……”
一个服装工场?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这个套间,”我对她说。
“我也在想……”
她又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但我能对她解释什么呢?我比她知道得还少。所有这些事情,我一点也不晓得。终于,我把快要烧着手指的烟头捺在烟灰缸里。
“是不是在我们搬来这里居住以前,我们就见过面?”我胆怯地问。
“是的,有那么两三次。在您的旅馆里……”
“什么旅馆?”
“康邦街的卡斯蒂耶旅馆。您还记得您同德尼兹住过的那个绿色的房间吗?”
“记得。”
“您认为卡斯蒂耶旅馆不够安全,便离开了那里……就是因为这个吧?”
“对。”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时期……”
“什么时期?”
她没有回答,只是又点着了一支烟。
“我想给您看几张照片,”我对她说。我从上衣夹层的口袋里,取出一只总是随身带着的,装着全部照片的信执我给她看了在“夏季餐厅”里拍摄的那一张,上面有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嘉·奥尔罗夫、一个陌生的青年女人和我。
“您认出我来了吗?”
她转过身,把照片对着阳光看了又看。
“您和德尼兹在一起。可是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
这么说,她就是德尼兹。
“您不认识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吗?”
“不认识。”
“嘉·奥尔罗夫呢?”
“也不认识。”
显然,这些人过着互相隔绝的生活,他们的朋友互相之间也不认识。这真是太遗憾了。
“我还有两张她的照片。”
我递给她那张小的证件快照和另外一张靠在阳台栏杆上拍的照片。
“我见过这张照片,”她对我说……“我甚至相信她从麦热夫还给我寄过的……但我记不起来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我把照片拿过来看了又看。麦热夫。在德尼兹的身后,有一扇小百叶窗。对了,从百叶窗和栏杆上看,那可能就是山区的那幢小木屋呢。
“到麦热夫去,这本身就是个奇怪的主意,”我突然说,“德尼兹同您讲过她的想法吗?”
她仔细地看着那张证件小照。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又抬起头来。
“是的……她对我谈起过……她跟我说麦热夫是个安全的地方……您总会有办法越过国境的……”
“是的……当然……”
我不敢进一步往下谈。为什么我一接触到牵挂在我心头的问题,就如此踌躇不前呢?不过,我从她的眼神看出,她正希望我给她作些解释呢。我们默然相对。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在麦热夫究竞出了什么事?”
她的问题提得这样迫切,以致我第一次感到气馁,不仅气馁,简直绝望了,就象在尽了能力和意志所能作的努力之后,而面临的困难仍然无法克服时所产生的那种绝望。
“改天……我再对您说吧……”
也许有些东西己从我说话的声音,或者面部的表情里流露出来的原故吧,她抓住我的胳膊安慰我说:
“请原谅我不该向您提这些问题……但是……我是德尼兹的朋友……”
“我能理解……”
她站起来。
“请等我一会……”
她离开房间。我看着阳光照在我脚下的白色羊绒地毯上,形成一个个光斑。接眷我又看看地板的木条、方桌和属于“德尼兹”的旧人体模型。难道以前住过的地方,会可能认不出来的吗?
她回来了,手里拿些东西:两本书和一个记事本。
“德尼兹走的时候落在这里的。拿着吧……我交给您了……”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她没有把这些纪念品放在一个盒子里,——就象斯蒂奥巴和弗雷迪母亲从前的花匠所做的那样。总之,在我寻找过去踪迹的过程中,这还是人们第一次没有把东西装进盒子给我呢。想到这里,我笑了。
“什么事叫您这么开心?”
“没有什么。”
我看着书的封面。其中一本的封面上,是一张留小胡子、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的脸,背景是一片蓝色的薄雾。这本书名叫:《陈查理》。另一本书的封皮是黄色的,我看到书皮下方画着一支鹅毛笔捅在一个假面具上,这本书题为:《匿名信札》。
“德尼兹怎么会爱读这类侦探小说的……”她对我说,“还有这个……”
她交给我一本鳄鱼皮封面的记事本。
“谢谢。”
我把它打开,翻阅着。里面什么也没有写:既没记什么名字,也没记什么约会。记事本上有星期和月队,但没有年代。最后,我才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头,展开一看,上面记着:
法兰西共和国
塞纳省政府
巴黎第十三区出生证原件摘抄
一九一七年
公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五
时,德尼兹·萨韦特·库德勒斯,女性,生于奥
斯特利茨码头9号乙.其父保罗·库德勒斯、
母昂丽爱特·博加埃尔,均无职业,住址同上。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巴黎第十七区与
古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
原件摘抄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巴黎。
“您看过了吗?”我说。
她惊奇地看着这张出生证的摘抄件。
“您认识她的丈夫吗?认识那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吗?”
“德尼兹从来也没有谈起她结过婚……您,您是晓得的罗?”
“不晓得。”
我把记事本、出生证的摘抄件和装着照片的信封,一起放进上衣里层的团袋里。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想法:等我能够一旦取得这些宝物,我就把它们藏进上衣的夹层里。
“谢谢您给我这些纪念品。”
“不用客气,麦克沃伊先生。”
她再次说出我的名字,这使我松了口气,因为她第一次称呼我时,我听得并不很清楚。我很想,很想立即在此时此地就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但又搞不清楚该怎么拼法。
“我很喜欢您叫我名字时的发音,”我对她说。 “一个法国人能读得这样好,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您怎么写它呢?人们在写的时候,总要弄出些拼写上的错误……”
我用一种调皮的口吻说着。她笑了。
“M……C……大写的E,V……O……Y……”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着。
“是一个字吗?您能肯定吗?”
“完全肯定,”她说,对自己没有被我难倒感到很得意。
这么说,是麦克沃伊。
“好极了,”我对她说。
“我从来不会拼错字的。”
“彼得罗·麦克沃伊……我的名字倒是很怪的啊,您不觉得是这样吗?有些时候连我自己也还不习惯呢……”
“拿着……我差一点忘了,”她对我说。
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只信封。
“这是我收到德尼兹的最后一封短信……”
我展开信纸,读起来:
亲爱的埃莱娜:
一切已经决定了。我们明天和彼得罗一
起越过边境。我将尽快地从那里给你写信。
在此期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电话号码。
通过这个人,我们可以联系:
奥列格·德·弗雷戴·AUTeuil154—78
拥抱你。
德尼兹
二月十四日,麦热夫。
“那您后来打过电话吗?”
“打过,但每次接电话的人都告诉我说这位先生不在。”
“这个弗雷戴……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知道。德尼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屋子里,阳光渐渐地隐去。她打开靠长沙发一头矮桌上的小灯。
“如果能再看一看我以前住过的房间,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对她说。
“那当然可以……”
我们顾着走廊走去,她打开右边的一扇门。
“瞧,”她对我说,“我,我已经不用这间房子了……我睡在朋友的屋里……您知道吗?……就是那个朝院子的房间……”
我站在门口。天还相当亮。窗子两边,悬挂着紫红色的窗帘。墙上糊着绘有装饰图案的浅蓝色壁纸。
“您认出来了吗?”她问我。
“认出来了。”
房间深处,靠墙放着一张庆绷。我走过去坐在床沿上。
“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呆几分钟吗?”
“当然可以。”
“这可以使我回忆起从前的‘美好时光’……”
她阴郁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她离开了房间,我打量了一下我的周围。这间星子里的地板也坏了,有些地方缺了木条,露出的窟窿尚未修补。窗子对面墙上,有一个白大理石的壁炉,它的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镀金镜框的四角,各镶嵌着一枚贝壳。我横躺在床绷上,先是望着天花板,然后又转眼看那壁纸的图案。为着看清图案的细微地方,我几乎把前额都贴在墙上了。那是些田园风光。荡秋千的、假发弄得很复杂的少女。穿着灯笼裤、弹着曼陀林的牧童。月光下的用材林。这一切,都没能使我回忆起什么。然而从前,当我睡在这张床上的时候,这些绘画对我该是很熟悉的啊。我想在天花板上、墙上和门旁,随便找点我自己也弄不清究竞是啥的痕迹或者迹象,不过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引起我注意的东西。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向下望去。
街上行人稀少,天色比我进楼时更加昏暗了。警察依旧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值勤。如果我向左边探出身去,就能看到一个广场。那里也是行人稀少,另外的一些警察在值勤。
天渐渐地暗下来,好象黑暗从各扇窗子也慢慢地渗透到这些楼房中去了。这些窗子都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子里无人居住。
于是,我好象突然悟到了什么。看着这个房间,我产生了一种焦急和忧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以前所熟悉的。在暮色中,这些建筑物的门面、这条人迹稀少的街道和这些值勤者的阴影使我困惑不安,就象听到我过去所熟悉的一首歌曲或者闻到我过去所熟悉的一种香味似的。我确信,从前在这个时刻,我是常常呆呆地站在这里观察周围的,总是一动也不动,连灯也不敢击打开。
当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我本来以为里面没有人呢,后来才发现她已经躺在丝绒长椅上睡着了。我轻轻地走过去,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在白色羊毛地毯的中央,放着一个盘子,上面一招茶壶、两只杯子。我咳嗽了几声,她没有醒。于是,我在两只杯子里倒上茶,——茶早已经凉了。
因为那只灯摆在长椅一头的原故,大半个房间都落在阴影里,我几乎看不见“德尼兹”落下的那些物件——桌子、人体模型和缝纫机。当年我们在这间星子里是如何度过夜晚的呢?怎样才能够弄清楚呢?
我小口地呷着茶,我倾听着她的呼吸声,那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声音。达间屋子非常的静,所以哪伯一点点动静,或者最轻微的低语,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把她唤醒有什么用呢?她也不能告诉我什么重要的情况。我把我的茶杯放在羊毛地毯上。
我在离开房间走进廊道去的当儿,踩响了地板。
我摸索着,兜是找到了门,然后找到定时楼梯灯的开关。我又尽量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当我刚推开带有小格玻璃的另一扇门,好由它穿过楼房入口处的时候,我刚才从房间的窗口向外了望时所悟到的感觉又出现了。入口处天花板上的球形灯,放出白色的光。渐渐地我适应了这种过份强烈的光线。我伫立在那里,观察着灰色的墙壁和门上闪光的玻璃小格子。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就如同梦醒以后想竭力抓住一些转瞬即逝的片断,以回忆起整个梦境似的。我推开了康巴塞雷斯街这幢楼房的大门,看见自己在黑暗的巴黎行走。突然,我眼花了,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人口处的白光同外面的黑暗对比太强烈了。
从前,什么时候的情景就已经象现在这个样子了呢?从我名字叫彼得罗·麦克沃伊并且在每天晚上都回到这里的那个时候开始吗?我能认出入口处,认出那块很大的方形擦鞋垫吗?认出那灰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围有铜环的球形灯吗?透过门上的玻璃小格子,我看到楼梯从那里盘旋上去,我真想慢慢地爬上楼,好顺着我从前走过的路,再重温一次过去的动作。
在这幢楼房的各个入口处,过去经常有许多人穿过这里而随后又消失了,我相信人们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脚步声的回音。因为在他们经过以后,有些东西至今仍继续在震动。虽然震波越来越弱了,不过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依然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也许实际上从来不曾叫过彼得罗·麦克沃伊,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透过我的有时远而弱、有时近且强的振波所散播的回音,它们在空气中打转儿,然后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我了。
十六
康邦街,卡斯蒂耶旅馆。问讯处的对面,是一个小客厅。在玻璃书橱里,陈列着L·德·维埃尔-卡斯泰尔撰写的多卷集《法国王朗复辟时期历史》。某天晚上,我在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之前,也许拿了一卷读过,但随后我把当书签用的一封信、一张照片和一份电报遗落在里面了。可是我不敢向管理员提出要求,请他允许我把这十七卷再全部翻一遍,以使寻找我自己的这个踪迹。
在旅馆的深处,有一个院子,四周围着长满常春藤的栅栏,地面用赭色的方石铺成,颜色象网球场的沙地一样。院子里还摆着几张花圆桌椅。
这么此我和那个德尼兹·库德勒斯曾在这里住过。我们的房间到底是朝向康邦街,还是朝向院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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