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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aozhu

以前在网刊里发过，存一下，好找，有时候不认识年轻的自己了。有人在豆瓣问我是否认识尹楚兵，并问我这个文章发在什么期刊上，误以为我是搞学术研究的，同时要我给他推荐资料，有点小崩溃。

《令狐楚里籍小考》

引言

　　令狐楚（七六六——八三七），字壳士，《唐才子传》说他是敦煌人，后迁宜州华原（今属陕西省）。刘禹锡《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诗注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息。”亦作咸阳人。《少年行》三首：

　　 一、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

　　 二、家本清河住五城，须凭弓箭得功名。等闲飞鞚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

　　 三、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唐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选集共收入令狐楚的诗歌三首，其实《少年行》共四首，在《全唐诗》里题目也叫《年少行》：

　　 四、霜满中庭月满楼，金樽玉柱对清秋。当年称意须行乐，不到天明不肯休。

　　令狐楚和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有唱和，论关系，应该和刘禹锡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刘禹锡有六十多首诗是与令狐楚相关，或唱和、或赠送。而且在《刘宾客文集》（197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版）中可以找到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卷二《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和卷十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令狐楚和广宣以及李逢吉、白居易等也有唱和。《唐诗大辞典》（2003年，凤凰出版社）中如下记录：“广宣，生卒年不详。诗僧。俗姓廖，交州（今越南河内）人。德宗贞元间居蜀。宪宗元和间入长安，初住大兴善寺，后奉诏住安国寺红楼院。以诗应制供奉十余年……有诗集《红楼集》，又有《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卷，皆不存”，可见广宣和令狐楚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李商隐年轻时深得令狐楚赏识。李逢吉《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和严揆省中宿斋遇令狐员外当直之作》《送令狐秀才赴举》等作品和令狐楚《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节度宣武酬乐天梦得》《春思寄梦得乐天》等作品也都充分说明令狐楚和这些人的关系。

　　 五凤楼西花一园，低枝小树尽芳繁。洛阳才子何曾爱，下马贪趋广运门。

　　这首诗题名《皇城中花园讥刘白赏春不及》，更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密切，洛阳才子指的是刘禹锡。（刘禹锡是洛阳人，也有彭城人之说，不做细究，不过这也似乎为“刘禹锡是洛阳人”添了一个佐证，因为白居易怎么说也不会成为“洛阳才子”）。令狐楚和这么多人都有干连，可是他的里籍却多有争议。《文学遗产》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作者姜剑云先生力主“太原说”，《文学遗产》二零零六年第五期《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作者尹楚兵先生力主“咸阳”说。其他的说法笔者在文中会提及并作出解释。

令狐德棻和令狐楚的关系

　　令孤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楚兒童时已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欲以礼辟召，惧楚不从，乃先闻奏而后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闱之恋，又感拱厚意，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不预宴游，乞归奉养，即还太原，人皆义之。（《旧唐书》）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旧唐书》）

　　令狐楚，字壳士，德棻之裔也。生五岁，能为辞章。逮冠，贡进士，京兆尹将荐为第一，时许正伦轻薄士，有名长安间，能作蜚语，楚嫌其争，让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材，将辟楚，惧不至，乃先奏而后聘。虽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养，未尝豫宴乐。满岁谢归。（《新唐书》）

　　让人有些奇怪的是，新旧唐书竟然都没有对令狐楚的里籍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交代。《旧唐书》说“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乃“春秋笔法”，意即是否属实未敢妄断（姜剑云语），而且从其行文来看，“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也皆有“搪塞”之嫌，可见后晋刘昫等人并不能肯定令狐楚的里籍，字里行间隐约要告诉读者的是“令狐楚或许是宜州华原人”。 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中提到“卞孝萱先生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甚至谓楚为‘宜州华原（今广西宜山）人’，则又何啻谬以千里哉！”，这样的错误出现是有其“理由”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者可能混淆了“宜州”与“宜州华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过《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图集》（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宜州在南朝梁、西魏时指湖北宜昌市西北，在唐至南宋时指广西宜山，在辽至金初指辽宁义县东北。其实宜州华原应该指的是下面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显然和广西是搭不上边的。

　　华原：旧宜州，领华原、宜君、同官、土门四县。贞观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门县，以华原、同官属雍州。宜君属坊州。垂拱二年，改华原为永安县。天授二年，又置宜州，领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县。大足元年，废宜州，县还雍州。神龙元年，复为华原县。（《旧唐书·志第十八·地理一》）

　　《新唐书》和《旧唐书》比较，《新唐书》省去了“自言”二字，看似准确，实则草率。就现存的资料来说，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令狐楚是令狐得棻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应该是一个。

　　令狐氏出自姬姓。……四子：元保、整、庆保、休。整，周御正中大夫彭阳襄公，赐姓宇文氏，生熙。（《新唐书·宰相世系》）

　　相门才子高阳族，学省清资五品官。谏院过时荣棣萼，谢庭归去踏芝兰。山中花带烟岚晚，栈底江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尽贺，柳营莲府递相欢。
　　——《送国子令狐博士赴兴元觐省》刘禹锡

　　令狐熙，字长熙，敦煌人也，……少子德棻，最知名。（《隋书》）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旧唐书》）

　　令孤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旧唐书》）

　　令狐楚生于776年左右，安史之乱已经平息，而令狐垣生活在安史之乱中，因此令狐垣和令狐楚的父辈或者祖辈应该年龄相当，假设令狐楚是令狐德棻的后裔，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应该不是很远，而令狐楚以及他的儿子都是比较有名的，在编撰史书的时候当不会忽略令狐楚和令狐德棻的关系。而《旧唐书》中“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甚为含糊。因此，令狐楚应该不是令狐德棻的直系后裔。刘禹锡称令狐楚为“高阳族”，令狐氏出自姬姓，令狐德棻是令狐熙的儿子，这样看来，令狐楚和令狐德棻是一族，但不是直系后裔。况且，《隋书》中令狐熙是敦煌人，《旧唐书》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人，《隋书》的编撰在前，《旧唐书》编撰在后，父子的里籍并不统一，可能是编撰者的角度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某人是某某地方人，这个某某地方应该是他的出生地，即里籍。

太原说

　　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力主“太原说”，不看他的证据，首先来看看文中的两段话：

　　唐人向来以郡望相矜，刘禹锡始终以敦煌为令狐楚之郡望，盖因令狐氏确实一度是“河西右族”，所以一直呼楚为“敦煌令狐公”，以至目之为“敦煌人”，这便给后人造成了误解。

　　不过，刘禹锡所言亦有前后矛盾之处，其《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自注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这一脚注不仅既推翻了“敦煌说”，又否定了“宜州华原说”；而且连谓“楚为咸阳人”之说也一并否决了，因为既言“家本咸阳”则说明至楚之时家已不在咸阳。

　　其实，这句话本来没有矛盾之处，刘禹锡和令狐楚是同时代人，而且关系很密切，应该对令狐楚的家世等情况了如指掌，怎么可能犯下像姜剑云先生所说的“矛盾”呢。很明显，刘禹锡也知道令狐楚不是敦煌人，敦煌是令狐楚的郡望而已，更重要的一点是“敦煌令狐公”和令狐楚的里籍推断基本不着边，我们再来看看刘禹锡的另外几首诗的题目：《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和宣武令狐相公郡斋对新竹》《和郓州令狐相公春晚对花》，难道我们看到这些题目，就非得说令狐楚既是汴州人，又是太原人，还是宣武人和郓州人吗？因此，姜剑云先生拿出的证据《盘鉴图铭记》中的“太原令狐楚”也就不足为凭。

　　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检事。因开前库东阁，於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写，贮於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元敏绘於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盘鉴图铭记》）

　　姜剑云先生说“太原是令狐楚里籍”的原因是令狐楚于公元826（宝历二年）年写此文的时候，令狐楚不在太原。事实上，《全唐文》中《盘鉴图铭记》的写作时间令狐楚并没有自己标出来，姜剑云先生也没有给出证据，我还看到姜剑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令狐楚年谱简编》，文中也写到《盘鉴图铭记》作于公元826年。单从文本来看，“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 宝历二年”等也皆像追述之语。另外，按《全唐文》中令狐楚的“标明时间和地点”的习惯，假设这篇文章真是宝历二年所写，应该会标有类似“元和十三年八月，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记。”的文字。因此，这样的证据很缺乏说服力。

　　《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文章还有证据，就是卢纶的《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

　　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兰。宝器金罍重，清音玉珮寒。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

　　作者靠“鞍马并汾地”推出“显然这已告诉我们，令狐楚家在太原”，这其实不能作为里籍是太原的证据，只能说令狐楚这个时候在太原居住和生活。

　　假设令狐楚是太原人，刘禹锡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在刘禹锡的诗中不应该没有任何体现，和汴州、宣武、郓州等地同等对待。《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镇太原以诗申贺》《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镇太原》这些诗中看不出半点令狐楚里籍是太原的迹象。《旧唐书》中还有“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之语，“实如故里”背后的意思不言自明。

咸阳说

　　尹楚兵《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列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的“公名楚，字壳士，敦煌人，今占数于长安右部”，另一个是刘禹锡《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的自注“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占数”就是“占籍”的意思，咸阳又在长安西部，古代以西为右，这两条证据是相合的。考察古代人的里籍，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记载应该是最准确的，而且刘禹锡和令狐楚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尹楚兵先生举出的两条证据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笔者还找到一些辅助性的证据可供参考：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这是《少年行》第三首。其中的第二句是否有所影射呢？

　　寒光照旌节，关路晓无尘。吏谒前丞相，山迎旧主人。东瞻军府静，西望敕书频。心共黄河水，同升天汉津。

　　这是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入潼关》一诗。“山迎旧主人”一句是不是也和令狐楚的里籍有点关系呢？

　　其实，“咸阳说”的证据也不够确凿，因为证据都来自刘禹锡一人，但是，相比之下，几种说法中“咸阳说”更为合理。



《王维生年考》


    王维究竟生于何年？古今众多学者皆有考论，目前大概有以下几种说法：1、圣历二年己亥（公元699年）生，乾元二年己亥七月（公元759年）卒，年六十一。2、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上元二年（761），年六十一。（《中华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3、王维（约692——761），唐诗人，画家。（《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4、武后圣历二年（699）生，肃宗上元二年卒，享年六十三岁。（《王维诗集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唐书》中有“上元初卒，年六十一”之说，《旧唐书》则只有“乾元二年七月卒”，因此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年龄和卒年反推出来的，而第一种说法也极有可能是为了弥合《新唐书》和《旧唐书》之间的矛盾做的假设。王维的卒年应该就是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本文对他的卒年再不做详述。
　　 生于生于701年之说，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王维的弟弟王缙，他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前者说“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后者说“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建中二年是公元781年，也就是说王缙生于公元700年，《唐代文学百科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和此说相同。但是，在《中国文学大辞典》中，王缙的生卒年却是（701——781）。其实，无论王缙的生年是701年还是700年，作为王维的弟弟，王维的生年不可能是701年，也就是说第2种说法有误（如果他们都生在701年，即王维是王缙的双胞胎哥哥，史书应该会记载）。现在，笔者在简单地解释一下王缙生卒年的矛盾，我在进行阴历和阳历转换的时候，参考的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陈梦家的《重编序》中提到：“就中西历的对照而说：公元的某年不是和我国某年号某年完整的同在一年之内，常有我国某年之尾是公元某年之初。”而《旧唐书》中“建中二年十二月”应该是公元782年（没有细考），因此，王缙生卒年矛盾很可能是因中西历对照而起，笔者在这里也不再深究。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于考证出王维的生年，因此，现在就剩下两种说法：1、生于公元699年；2、生于约公元692年。《王维诗集笺注》一书占有资料很多，共九百多页，作者杨文生先生认可（699——761）之说，笔者想提出几点疑问：

　　《赠祖三咏》王维

　　蟏蛸挂虚牖，蟋蟀鸣前除。岁晏凉风至，君子复何如。
　　高馆阒无人，离居不可道。闲门寂已闭，落日照秋草。
　　虽有近音信，千里阻河关。中复客汝颍，去年归旧山。
　　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
　　仲秋虽未归，暮秋以为期。良会讵几日，终日长相思。

　　注说“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三年秋”，开元十三年就是公元725年。按699年之说，“结交二十载”难以解释，因为王维的家乡在山西，祖咏的家乡在洛阳，五六岁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相识，而书中也没有提到怎么解释“二十载”。张安祖先生收在《唐代文学散论》中的一篇文章《王维生年小考》中也提到这首诗，文中写道：“结交三十载（一作二十载），不得一日展”。张的解释最后是“十三”流传中误为“三十”的缘故，并举了杜甫和陶渊明的例子。我们来看看杜甫的那一句诗：骑驴三十载，旅食客京华。杜甫用律甚严，这两句也格律工整，不可能出现“十三”之误。再看看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句，陶渊明的生年有365年、372年、376年之说（《中国文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笔者无法详考，但是如果按后两种说法，渊明从出生到辞去彭泽县令的公元405年，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假设王维生于约公元692年，则开元十三年，王维大约三十四岁。王维写《过始皇墓》时年十五（一作二十），写《洛阳女儿行》时年十六（一作十八），可见王维少年时期就游历过不少地方，因此王维十四岁时很可能去洛阳的时候与祖三相识。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杨文生先生《王维诗集笺注》中很多诗都注有“此诗做于某某年”，有原注或者其他版本注“时年……”时，都是按照作者认可的699年之说来进行推算的，比如说《过秦皇墓》时年十五，杨文生先生注“此诗做于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以使时间相合。王维和祖咏相识于洛阳还有两首诗歌可以作为辅证：

　　《送别》（一题作《齐州送祖三》）王维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

　　《喜祖三至留宿》

　　门前洛阳客，下马拂征衣。不枉故人驾，平生多掩扉。
　　行人返深巷，积雪带余晖。早岁同袍者，高车何处归？

　　作于开元十七年的《喜祖三至留宿》中，“早岁”应该不是指三年五年那么短，这两个字也大概地揭示出王维和祖三相识于很早。
　　 这样看来，王维生于约692年解释了“结交二十载”，而且其他的辅证也使它更具有说服力。这是王维生年第3种说法的第一个论据，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首诗《哭祖六自虚》的节选：

　　否极当闻泰，嗟君独不然。悯凶才稚齿，羸疾至中年……
　　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

　　这首诗注“时年十八”，杨文生在《王维诗集笺注》中注“此诗作于开元四年”，也是推算出来的，不做理论。看前面的四句，祖六从小多病，直至中年，去世。“时年十八”笔者以为值得商榷，杨文生在注中还提到：“王维与祖自虚于开元三年隐终南山，间至洛阳”，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中年人共同隐居，不得不让人生疑，如果是忘年交，诗中不应该只字不提。而我们可以再看看《王维诗集笺注》中注有“此诗作于开元三年秋”的另外一首诗：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在隐居的时候写出这样的诗歌也有些不合常理。《唐代文学百科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对王维有如下描述：

　　 王维（699？——761），唐代诗人。字摩诘。太原祁县人（今属山西），后随父移家蒲州，遂为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西）人。开元三年（715）入长安求功名，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开元）十四年（726），辞官返长安。由于罪名颇重，援引无人，遂隐居终南山。

　　 这样的经历比较符合情理，去长安求功名的人怎么可能和一个比自己打那么多岁的人隐居呢？因此，笔者以为，《唐代文学百科辞典》的说法较为有说服力，即王维于开元十四年和祖六共同隐居于终南山。而《王维诗集笺注》中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试想想：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来长安求功名的人，即使为了出仕，也不会隐居，更和何况比自己大很多岁的人。而如果王维生于约692年，则开元十四年他大约三十多岁，和祖自虚同处中年，“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相比之下也更为可信。这是王维生年说法第3种的第二个论据。

　　 综上所述，王维应该生于约公元692年。首先它可以合理地解释“结交二十载”，张安祖先生说《赠祖三咏》作于开元九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或者这个说法的出处，并不可信，而他按照“结交三十载”给出的解释不仅牵强，也解释不通。其次，在和祖自虚归隐这件事情上，王维生于约公元692年也更为合理，因为王维是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才和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的人退隐的，而不是为了出仕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隐居过一段时间。


《古诗三考》

    1、从一首诗说起：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何因得入来。（全唐诗卷一四五署名为蒋维翰，题名《春女怨》，而且在字句上也有一些出入：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该诗在《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因其每卷都题“后村先生编集”，故有“后村千家诗”之俗称）署名无名氏，[考证]中说它在《锦绣万花谷》里署名薛涛。我目前的《锦绣万花谷》是影印电子版的，在前集卷七中找到该诗，最后一句为“春色因何得入来”。看《锦绣万花谷》其他的诗作，似乎作者的姓名，或字，或号，或集，皆署于诗作最后，字体稍小一些。而这首诗最后并无署名，或许是我看到的版本和《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作者看到的不同（条件有限，哪位朋友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资料）。附录《<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考述》一文中，作者考证出：《后村千家诗》并非后村先生编集，而且编纂者是知识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人，今从之。文中讲到《后村千家诗》和类书的渊源，并以《锦绣万花谷》为例，二者在相应门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似乎《后村千家诗》“参考”了《锦绣万花谷》。在这一首上恰恰也有“巧合”，《后村千家诗》中共有五处署名无名氏，开头的那首即为其中之一，而《锦绣万花谷》中该诗同样没有署名，在文本方面也仅仅“何因”与“因何”之别。其实，查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考证]中的“作者为薛涛”之说，而且据张蓬舟《薛涛诗笺》总结出来的图表“薛涛诗专集选集收诗情况”，这首诗也只被《唐诗艳逸品》收录。这样看来，该诗应非薛涛之作。

　　2、《寄旧诗与薛涛，因成长句》元稹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闲似好男儿。

　　这篇出自《全唐诗》卷422。这首诗最后一句“好”改为“教”，“闲”改为“开”后，出现在《全唐诗》卷803。三秦出版社《元稹集编年笺注》中把该诗列入“未编年诗”，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诗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元微之的作品。另外，从诗中后半部分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来看，该诗为薛涛之作似为更妥。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与君开似教男儿”，按格律说，这句为：仄平平仄平平平。王力《近体诗格律学》讲到这样的句子非常少见。笔者觉得“教”“好”之别应该是流传之误，“闲”“开”繁体字笔画相近，也有这种可能。（教，平声，使为也，任命也，俗云“让”，动词。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仄声（去），教化也，名词。陈师道《游鹤山院》：“顿摄尘缘尽，方知象教尊。”摘自《近体诗格律学》，山西古籍出版社）如果“教”按仄声，按名词的意思来讲，似乎很难讲通。

　　3、笔者手头的《望江楼志》署名彭芸荪。近日在《成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看到刘天文先生《薛涛史料考辨》一文，其中提到彭云生《望江楼志.薛涛小传》，《薛涛诗笺》里也提到彭云生对于薛涛的研究。彭云生与彭芸荪应该是同一个人。《薛涛史料考辨》文中考证出“薛涛的出生地是眉州”，主要依据就是“夫子自道”的《乡思》一诗：

　　峨嵋山下水如油，怜我心同不系舟。 何日片帆离锦浦，棹声齐唱发中流。

　　女诗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在“峨嵋山下水如油”的地方，这正是峨眉山下的眉州。也即是其父薛郧于大历年间，由京官外补入川，做地方官的地方。建中二年，薛涛便生于此地。她的童年及少女生活，便是在这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度过的。眉州地近峨嵋，曹学铨《蜀中广记·眉州》条记云：“地在峨眉山阴以之名州。”故称眉州。苏子瞻所谓，“眉州眉山共一城也。”苏轼为眉州人，有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嵋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亦称眉州为峨嵋阴。由此可以认定，薛涛《乡思》诗中“峨眉山下”的家乡，当是眉州。（即今四川眉山）
　　 这是完整地录入刘天文先生《薛涛史料考辨》的一段。看其行文，有点信口开河，像给小孩子讲故事，而且，推理十分牵强。刘确定无疑地说出“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薛涛便生于此地”，并没有给出一点证据，让人难以信服。文中后面提到的元微之“锦江水滑峨嵋秀，化出文君与薛涛”，白乐天“峨嵋山势街云霓”等也不足为凭。彭芸荪《望江楼志.薛涛小传考释》中说“薛涛原籍长安，其生地则在成都；或据涛集中《乡思》一诗，以为生在峨嵋，诗系伪托，不足为据”。其实薛涛的出生地和生卒年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能确定下来，卒于大和年间似乎是没有异议的，有大和五年、大和六年之说。凤凰出版社《唐诗大辞典》中有“薛涛（768？——832？），字洪度”的文字，而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谱主]薛涛，字洪度（又作宏度），长安人，大历三年。戊申（公元768年）生，大和五年辛亥（公元831年）卒，年六十四。”该书也只是从其一说，并有“备考”。《唐才子传》中，并没有说薛涛的生年，只说“大和中卒”，大和共历九年，“大和中”也非确切时间。

陈皮

以前在网刊发过那就不置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