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于丹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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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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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梦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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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2-6-13 15:31:3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1
黑丝高跟，善目慈眉。
礼拜一上午十点、礼拜二下午一点，于丹都准时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生地楼和教二楼。寒假过后的这个学期，她给本科生上《古诗词鉴赏》，给研究生讲《电视节目形态学》。
也有时候，她穿ONLY牛仔裤，拎橙色的爱马仕，染着暗红色的头发，拿着诺基亚E71，坐着奔驰B200。
不再有教室爆满的盛景。2006年后，于丹的课堂一度给人幻觉。那年国庆黄金周，她在央视《百家讲坛》用7天解读《论语》，随即红透中国。
“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迅速塞满教室的角落，交出蒙尘的心灵，寄望于丹用声音勾勒天地五行。
际遇骤变的6年，于丹被极度凝练化、符号化、风格化。在不同的判断体系中，她是无知和全知，担负嗤鄙和顶礼，扮演砒霜和蜜糖。再对她无感的中国人，也不免知道有这样一个教授，常现身人生困惑的路口，母仪天下，顾盼生姿，翘首相望，端着鸡汤。
没有人在意，7天的《百家讲坛》之前，她一字一句，给大学生教了11年古代诗词。
等“于丹热”的虚火终于褪成文火，再到北师大，于丹说，“你会知道我是什么人。”
现在，阶梯教室的两条过道上干干净净。
环绕学生的，是40盏日光灯、14盏射灯、4个挂墙音箱、8台壁扇、1台落地扇、1个投影仪、1个摄像头和1个于丹。
一些人明显困意未消。4名结伴踏进教室的女生在我左手边坐下，于丹开讲后，其中一人打开英文词典，嘴唇无声翕动；另两人埋头，做着各自的四级考试真题；剩下的一位直接趴在桌上睡觉。在她们附近，好几个同学用笔记本电脑刷起微博，再无聊时，便陆续睡去。
他们都错过了于丹对孟浩然《岁暮归南山》的赏析。
“写完这诗，孟浩然老找王维去玩儿。王维上着班，孟浩然就来了。聊着聊着呢，皇上来了。王维一想这坏了，上着班呢，办公室里却聊上天了。一害怕，就把孟浩然藏在床底下。玄宗进来，王维越想越害怕，这皇上在，我屋里还藏个人，要传出去这罪过不就更大了吗。想来想去就跟皇上说，真不好意思，孟浩然来了，就在这儿呢。皇上说哎哟，听说孟浩然挺有才名的呀，见见吧。出来，天子问他，最近写什么好诗了，念念。你说这个孟浩然，直接就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后来唐玄宗跟他说，卿不来求仕，朕何曾弃你。我什么时候不提拔你了？结果这回坏了，从此孟浩然就真做不了官儿，直接把皇上给得罪了。”
拿一个个故事诠释道理，于丹说，这在传播上更能抓人。从论语到庄子，从昆曲到诗词，她的讲述都一以贯之。
听她说文解字，学生们通常佐以鸡蛋饼、火腿肠、面包、豆浆、三元酸奶、午后红茶。上午十点的课对不少在校生来说还是太早了。
于丹不在课上点名查勤，也几乎不批评迟到，考试亦据说不难。“往往对于一个诗人的生命际遇的理解，和对于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动机的解读，是需要一点阅历的。”她后来向我解释，校外万众簇拥的自己并不那么介意校内学生们的散漫。“诗就像中国茶，对孩子们来说，他们这个年龄最感兴趣的是各种饮料。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也许就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你可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去启发他，这是我特别坚持的信仰。”
她在课上告诫学生，《史记》不尽可信。“所谓‘史家之绝唱’，一吟唱故有深情，那是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司马迁要是能够秉笔直书，何来歌唱？有几个史官写完每一段后，要自己注一下‘太史公曰’？他一定要站在历史的缝隙中说话，所以什么是情感判断和历史判断，这一点，大家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去思考。”
话毕，右手边与我一条过道相隔的女生，又撕开了一根火腿肠。
2
受北京地坛书市之邀，今年5月18日，于丹带着母亲和女儿亲赴现场，给淘书者们讲诗。
在她之前登台的，是一个不知名演员的单口相声表演。台下听众乐完，刚好再听一场于丹。
“谢谢，谢谢大家，”空气温润起来，于丹接过话筒，微笑着站在两排塑料假花中间，向各个方向致意，“谢谢大家为中国的诗情鼓掌。”
讲堂的隔壁是索尼PS3的体验区，年轻人全神贯注握着手柄，不为这边所动。
她没有坐在主办方摆好的椅子上。自从当了老师，哪怕怀孕，于丹也没有坐着讲过课。她提供了一个数字：语言信息只占一个人所传递全部信息的38%，其余的，在表情，在肢体语言，在身上的场。“我只有站着的时候，才会知道我那62%在哪。”
刚上小学的女儿已经能够判断出妈妈将要讲出哪个诗句，然后从第一个字开始，在台下和于丹同步念出。就像演唱会的死忠粉丝，仅凭前奏就熟稔地从脑中调出了第一句歌词。
于丹的母亲87岁，满头银发，戴一个范思哲墨镜，陪外孙女坐在第一排。“老爷子在的时候，”她说，“地坛书市一直都来。”
于丹交待在先，不愿谈论家人。有关“老爷子”于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写过二三事。
“1945年，我15岁，考进了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有的长我十多岁，视我为小弟弟。其中出类拔萃的就有于廉、冯其庸……有一次于廉给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劝我要收心读书，不要虚度光阴，有一句话令人至今不忘：流光容易把人抛，聪明易被聪明误。”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于廉和冯其庸都突然悄悄‘失踪’，不知去向，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听说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于廉还是无锡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当时是奉组织之命转移了。”
“上个世纪60年代，从报纸上知道冯其庸已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红学家，出了不少著作；于廉却仍杳如黄鹤。80年代中期，我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始与冯其庸重逢，才知道于廉也在北京，曾长期担任万里同志秘书，时下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
几十年后，那本让于丹创下书界诸多纪录的《于丹<论语>心得》，正由中华书局出版。
儿时的于丹颇得父亲宠爱，当年母亲跟父亲商量，何时再生一个？于廉说，有一个丫头就挺好的，就不生了吧。于丹标新立异地成为了那个年代里极其罕见的独生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出生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下放到密云，母亲下放到通县，两人半个月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在一句论语都没读过的时候，于丹便知道“孔老二”。她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着脚在街上贴大字报，嘴里念念有词：“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
这一切于廉看在眼里。他难得回家，带于丹参加朋友聚会，小声对她说：“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去看看那些叔叔阿姨里有几个老师？”母亲听见，叫于廉赶紧打住，“外面都批判呢你还说这些！”
母亲爱唱歌，哄于丹的时候就唱苏联歌曲，有时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时是《红莓花开》。这回轮到父亲紧张：“这歌儿都不让唱了，你怎么还唱！”
类似的戏码在生活中交错上演，于丹困惑之极。家里门一关，父亲就悄悄播放京剧，余叔岩、奚啸伯，都是那个年代的“牛鬼蛇神”。于丹跟着一起听，哼哼唧唧地喜欢。“他们知识分子啊，骨子里的东西改不了。”不过后来她稍微跑偏，写出来一本《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出席今年的博鳌论坛时，好几个嘉宾直问于丹：为何偏偏是你出来说论语？于丹就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我生于批林批孔时代，比我大的人，他们在文革之前上学，教材里的传统文化都挺完整的。比我小的人，制度改革回来，大家又可以好好看书了。唯独我们生于六零长于七零的那一代人，对这些最没有敬畏之心，是文化上受戕害最深的一代人。如果我来讲，我作为一个最惨时代里面的典型，我都能被文化成全，那别人的情况不都比我好么。所以，是我，我认为我有说服力啊。”
主持人梁冬在博鳌文化分论坛上问于丹，若一百年后有人为你作传，你希望题目是什么。于丹说，到那时，中国该恢复正常了，“等大家觉得这么读书只是一件个人的事，而这个人什么都不算，那就是中国的好时代。”
她认定自己只是一场意外。历史选出她来，她再为一代人“向历史还债，致歉”。
3
仅仅是与于丹敲定一次采访，前后就持续了8个多月。
这期间，她的《于丹趣品人生》和《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先后出版，她在课余飞去了数不清的国内外城市出席活动。但对哪怕两个小时的面聊，她谨之又慎，只是说，先来听听课吧。
2007年，于丹做客央视《面对面》，接受王志采访。说起自己一朝成名后频频被攻击和被误解，她难掩委屈。“其实我现在是有我自己的几个底线的，就是我拒绝商业，拒绝签售，拒绝媒体。能拒绝的我都拒绝。”这一集的名称，叫“于丹：穿越喧嚣”。
大量的批判在那年年初向于丹集中袭来。有“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也有读者在签售现场发难，身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T恤向于丹示威。《批判于丹》、《解‘毒’于丹》、《当<论语>遭遇于丹》等书联袂登上擂台，矛指《于丹<论语>心得》。
至今，于丹都没有对这些攻势做出迎面反击。她以退为进，重复强调自己的角色：我毕竟只是一个传媒学的老师，我不是研究《论语》的，我的书一直叫“心得”，就是我一心所得而已，我从来不敢叫“论语通释”或者“庄子详解”，这是我做不了的事。
王志问：“有硬伤吗？你承认吗？”
于丹答：“看你怎么说了，诗无达诂，我们再纠缠细节，不符合我的风格。”
于丹蹿红，端的是以快餐工艺呈上饕餮大宴的神工。这恰如她的学历：硕士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读大众传媒。她在《于丹趣品人生》中说茶、论酒、谈琴，“无非是在一个物质的时代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找到一种中国人怡情养性最零门槛的方式。”
于丹的每一天有着相同的开始：醒来，穿着睡衣烧矿泉水，等刷牙洗脸回来，在紫砂壶里冲泡茶叶，搭配冬虫夏草。“喝早晨第一泡茶，你就觉得把阳光沏进去了。你去品一盏茶，真正的味道不在水里，不在杯中，而在人如归山林。我没有什么名茶，我只不过是喜欢在茶里面感受四季流光的味道。有学生给我捎来一瓶家酿的杨梅酒，我这两天就在喝，那种酒带着甜甜的江南的味道，带着从九几年她就做我学生时候的那份天真，带着她现在三十几岁人生百味的那种内心的徘徊。”
她对我描述今年5月在北京故宫讲古典音乐的场面。“西边是钟表馆，东边是珍宝馆，我当时就觉得，在那么多钟表滴滴答答的时间里面，光阴就这么流过去。大红宫墙斑驳了颜色，地砖里面长出了青草，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
把采访录音往回倒，我的提问是：于丹热降温了没有？
她发散的思路，连同个人印记鲜明的语言，成为反对派们在解读硬伤之外的又一诟病。
有网文调侃：“半句之内，必有手势；三句之中，必见典故；职业性的微笑很标准，眼神中的优越感瞬间将你击垮。短句，如火星语般精炼，长句，似托福填空难分主谓。”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曾写道：“听于丹讲古诗词，我有难言的生理反应。那副性感的粉脸低胸，吃力得发涩的声调，宛如白开水一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构造了一幅滑稽粗俗的文化奶妈哺乳图。”
去年香港书展，李承鹏在《论中国作家的知行合一》的讲座中，踩着丁字步模仿于丹：“当你遇到挫折，请不要埋怨社会，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会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可是当城管要拆你家房子的时候，你在内心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得找房管局啊。”
炮火中不乏神来之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福娃设计者韩美林指责于丹糟蹋国学：“我从前挺崇拜她的，但她喜欢周杰伦，这一下子绝对灭了我对她的想法。你天天讲庄子、讲孔子，你出来一个周杰伦，庄子不是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你怎么喜欢一个大喊大叫的，那是音乐吗，那是杂耍，傻小子、傻妮子在后面哇哇哇哇，说实在的要了命了。”
而与之对应，实打实的销售数据在为于丹强势撑腰。《于丹<论语>心得》至今已卖出正版600万册，盗版超过1000万册。她的《重温最美古诗词》5月19日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签售，48小时内，通州即出现盗版。
今年“3·15晚会”，央视力邀于丹出场未果。台里掌握的材料证明，美国苹果公司在违法销售英文电子版的于丹著作。节目组煽风点火：“你告苹果，这是多大的事！”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也激动地找到于丹：“终于有外国人盗咱们的版了！”他此前亲口交待于丹：“只要发现外国人盗你版，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在历史上都是我们盗别人的版。”
但于丹坚持不出声。“没辙，”她说，“我骨子里不是爱打架的人，这是我软弱的地方。”
4
《于丹趣品人生》面市之际，出版社在北京安排了一次媒体群访。一家网站的记者率先连发三问，于丹一一答完后，记者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很爱你！”
于丹见多不怪，颔首绽放笑容：“谢谢，我也爱你！”
这个场景像极了电影《饭局也疯狂》中，范伟扮演的“国学、风水学、成功学三栖大师”谭大山在新书发布会上，甫一亮相就对台下疯狂的信徒宣布：“我，爱你们！”前排的记者们难以自已，举着摄像机和话筒争相高呼：“我们也爱你！”
影片里，谭大师挂在嘴边不放的口头禅是：“幸福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
在于丹的《百家讲坛》片段中，这句话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
婚后十几年，于丹一直蜗居在一个建筑面积47平米的小房子里，没地方放衣服，就拿绳子把自家打的衣柜往天花板上吊。老公在上面托起衣柜，于丹在下面总忍不住咯吱他。她偶尔回忆起这个画面，“那时候的苦中作乐，现在没有了，但生活需要这种积累。”
5月14日的诗词课前夜，于丹刚从四川震区探访回来。分享起几日所见，情深之处，台上的于丹和台下旁听的大姐们一起抹眼泪。“这是一个豪气不足，闲情不够的时代。”她说，大家欠着房贷和医疗费，然后想，你还让我读诗，这不矫情么？
“但反过来，假如我们真的认为诗意就是生命中的必需品，那我们的心会不会好受一点？我们之所以觉得过得辛苦，不就是我们心中可信的东西太少了么？说中国今天社会体制改革不到位，明天腐败得一塌糊涂，后天食品安全又出新的问题，觉得中国一团糟，简直烂透了。说实话，中国现在是不够好，但是它再不好，我们的日子也得往下过。而看完苦难，人就会变得坚强。”
“政府可能更喜欢于丹一些。”马千里对我说。这个国学爱好者在5年前写出《当论语<遭遇>于丹》，指出于丹是“按着自己需要的意思把《论语》肆意歪曲”。5年后，无缘谋面的他们在观念上仍未和解。“于丹学术先不说，立意就不对。这种人适合搞文艺，空洞无物的东西，她给说得花里胡哨。”
当年的“十博士”之一徐晋如则拒绝采访，他以微博私信回复：“我对继续评论她并无兴趣。”
罗珊已经在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从大一读到了研一，她在于丹经受最猛烈批评的时期入学，当时，同学中间也是两面意见都有。暂无多少学术见解的学生们曾经总结，于丹每堂课开头都一样：今天天气真好！
4月的一堂电视课，于丹一走进教室就说：“大家看看窗外，真是春光明媚，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蓬勃的春天了，千万别辜负了春天。什么是辜负，这段流光实实在在从你的生命里走过去，但是你没有跟它有过关联，这就是一种辜负。我经常想起李商隐看荷花的心情，‘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小时候一读，眼泪就涌上来了。”
5月的一堂诗词课，她开场又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时节。”中午我陪她走出教学楼，通往食堂的路上熙熙攘攘。她说：“我特别喜欢夏天在校园里看女孩子，一个个穿得多漂亮。”
罗珊听于丹讲了5年“天气”，久了，反觉得有意义。“这种感受的东西其实很重要，但别的老师很少给你提到。我觉得5年下来，不是说在于老师的课上得到多少传媒上的知识和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她开启了你的感受力和责任心，去发掘很多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
于丹很少向学生谈及自己对外界负面声音的看法，但她通过课堂教学，隐约表明过自己的态度。电视课上，她常夸王志、白岩松、柴静、张斌，而有些学生对央视不以为然。于丹就跟他们说，别动不动不屑一顾，要发现这些人的坚持和不易。“你不屑一顾的时候就把自己心里的一扇门关上了，你就无从了解那些优秀的人何以至此，无法让他走进你的灵魂去帮助你。”
5
于丹选了离北师大东门不远的一间咖啡店，大清早接受采访。
店面很小，半数左右的桌子上放着台灯，墙上是随意取阅的书架，摆着在咖啡店通常难得一见的《论语》、《心灵鸡汤全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
我们决定点一壶茶。她的目光在酒水单的最后一页上扫视。
“姑娘，”于丹转头问，“你们的‘有机绿茶’是哪儿的茶？”
两个女服务生一阵大眼瞪小眼，答：“不知道。”但很快给了补充信息，“老板买的。”
她用手臂阻止我接近吧台，执意由她买单，嘴里重复说着理由：“我是老师，我是老师。”
服务生从头到尾没有认出她来。
登上《百家讲坛》以前，于丹在电视圈内已小有名气。她有十几年的电视节目策划经验，包括《正大综艺》、《新闻调查》、《艺术人生》、《对话》。这使她的电视课比起诗词课来，富含更多的新知、实例和前沿感。
《艺术人生》草创时期，于丹和朱军结识，后来成为朋友。于丹在外面挨骂，朱军见到就安慰。“我和她说，这都正常，咱《艺术人生》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泪流满面’，但没过几年，又变成了要舍弃那廉价煽情的眼泪，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难道就不接受了吗？”
“可能在外人看来，于丹那段时间会特别郁闷，其实我们在一起，我没觉得她怎么着。”朱军说。
《艺术人生》一开策划会，动辄6个小时，内部人称“夜总会”。2002年，朱军初为人父，在“夜总会”间隙，他喜欢掏出自己精心装裱的儿子照片，乐滋滋地和大家聊。于丹听得不耐烦，说哥呀，怎么一大男人一天到晚老说孩子的事。朱军告诉她，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你为谁活着，知道该往哪儿奔了。
“刚认识于丹的时候，她不想要孩子的，说我才不要呢，烦死了。她觉得事业刚刚起步，工作又很忙，放不下，老说再往后拖一拖。等她有了女儿之后，那比我当年唠叨多了，很长一段时间见了我就没别的话题。我跟别人开玩笑，说于丹的孩子跟我还有点关系。”
去年全国妇产科大会，于丹受邀对满场的妇产医生演讲，好几次把自己讲哭。她的女学生大都二三十岁，心理装满工作、挣钱。书读得越多越觉得独立，一不小心年纪大了，内心又开始仓皇。“很多人跟我说一个人很好啊，有时候未必真实。”她在现场几番拜托医生们，要给大家传递正确理念，“一个女人在有孩子的时候，她的很多价值观会被修正。”
又到一年答辩时，于丹的硕士和博士中有人毕业。她帮她们找工作，也帮她们找好人家。碰上熟悉的，看着顺眼的男生，于丹直接上前推荐：“你看XXX多好啊，多好啊，哎，你不害怕女博士的吧？”
于丹结婚13年才要孩子。生下女儿那天，医生通报喜讯：50公分整，6斤2两。躺在床上的她竟然惆怅起来，跟医生说：“个子那么小啊？我挺那么大肚子，以为能生一个七八斤的大胖孩子呢。”
医生告诉她，孩子的体重身长颅围胸围，一切都在正常值。“你如果生出一个8斤的孩子，你自己现在可能就是糖尿病，然后这个孩子就有肥胖基因。超常不是好事。”
但产科外的民众不需要平常的于丹。她要么是“五毛”，这样可以骂；要么是诺亚方舟的船长，这样可以皈依。在《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的新书发布会上，出版社给媒体准备了两页现成的“采访提纲参考”，最后一问是：2012是个特殊的年份，如何让2012没有更多的忧思？
于丹说，女儿诞生那一刻，医生令她醍醐灌顶：正常是世上最好的标准，不然，你就付出代价。

南都周刊：约你的采访花了很长时间，你在刻意躲避什么？
于丹：私底下我从来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语言是我职业化的工具，我一站在台上，你会觉得我的状态特好，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文字比语言更值得信任。我一个人会选择写日记，我不喜欢微博。小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聊天，一直到上初中我都是一天到晚说不了一两句话的孩子。在应酬的时候出于礼貌，你可以跟大家都很好，但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你说的躲避，我就是在躲避这种太热闹的东西。老子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是人一种特别美好的状态。你如果成天和我在一起，你也几乎不会看见我接电话和打电话，我就是多复杂的事儿都用短信，我宁可写字都不打电话，已经到了一个字都不想说的地步。从心里说，我是个好老师，因为我上课时特别用心，很有激情地给人家讲，但我下了课会不想吃饭，因为太过投入，我在很多时间里是不想说话的。

南都周刊：哪怕有机会纠正别人对你的不好的认识？
于丹：某种意义上，我对一个深刻展示我内心的采访不是非常渴望。因为我觉得这目的是什么呢，你让大家觉得你特别好么？其实你好是你自己生活的一种愿望，你带着就行了，不用给大家看。你想去纠正大家的误会么？误会是别人的权力。有人说，于丹就是一个讲论语的老师，我觉得OK，中国文化如果需要一个人以通俗方式讲，别人认为我是这个符号，那我就这样讲。有人说她只是会传播，她根本就不懂研究，我觉得OK，因为我确实不是研究者，我就是一个传播者。有人觉得于丹就是一个没什么后劲的女人，她干完这些也就歇了，我觉得很OK，因为我孩子那么小，我确实是个女人，我就是不愿意那么努力。我觉得每个人看我，你哪怕说他盲人摸象，但是摸到腿的，摸到尾巴的，摸到肚子的，他一定都是摸到你的一部分，他没摸到别人吧。那你为什么非要很费劲地说，我这头大象什么样子，我一定要向世界证明么？

南都周刊：和电视课程相比，你更加推崇自己的诗词鉴赏课，但恰恰是在诗词课上，我看到很多学生不专心和睡觉。
于丹：我上这个诗词课呢，其实我不需要每个人在这个课上全神贯注听到一个什么样子。这门课来过大量的在北师大进修的老师和社会上的人，他们听得最专心。你不能因为有孩子不专心，你就对这个课失望。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自己对当今社会保持不失望，我觉得课堂上是我失望最少的地方。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不仅仅是一个校园内的老师。如果我只生活在校园内，我看到课上一个学生不专心，我就有可能会挺生气的哈，但是我看到的失望的地方比这儿要多得太多太多了。

南都周刊：你说现在电视的收视人群是“两低一高”，低收入、低学历、高龄，那通过电视看你讲《论语》的人也是这样的受众了？
于丹：在地坛书市演讲的时候，前面席地坐着、老叫好的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平一定不高，但是你看他们特别喜欢听。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哪怕让看热闹的人喜欢，都是有价值的，我就是让他看个热闹我也要讲。那些教育和文化上已经达到高阶层的人，他们会有自己获得知识的渠道，但是没有那么高阶层的人呢，你让他以什么方式去接触中国古典文化，总要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吧。我1989年毕业，去丰台柳村，在那里先前所有的经验系统全被颠覆。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听厂里的工人说话，男男女女开的那些玩笑，瞠目结舌，这个经验对我太陌生了。1989到1991年在柳村的经历决定了我后来讲述的方式，他们给我的改变不亚于我上了一次博士。

南都周刊：我曾经以为你是不会开微博的人。
于丹：（长叹气）微博我是，我应该是根本不开的。

南都周刊：架不住他们软磨硬泡？
于丹：不是，这个事儿说起来挺无奈的，市委宣传部实名制，直接给你搁上去。

南都周刊：2007年你在《面对面》节目里说，那年的3月以后你不做一场签售，以后也永远不做签售。当时很多人在批判你，你好像还明显还带着情绪。
于丹：我在那之后又出了几本书，每本书我只在出书的时候做一次现场签售，我不做别的签售，这个我一直坚持。那时我说的拒绝签售是什么，你知道《论语心得》一出，我在全国各地做过多少场签售么，每个大城市。确实是大家很热情，但是也很牵扯精力。我后来就跟所有的出版社讲好，我只做一场，别的不做。另外我说远离商业，其实我到现在接受邀请，去哪里讲课，一定有一个前提跟人家讲好，不卖票，这个东西卖票是说不过去的。现在我为人处世的态度比那个时候要平和多了，但内心并没有改变。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庄子里的一句话，庄子说一个人要做到“外化内不化”。从那时候到现在，我的外化会多少好一点，一是我自己的修为，二是社会对我的磨砺。但是我估计我50岁的时候会更好一点，到60岁会再好一点，人就是没有办法超乎自己的年龄。

南都周刊：你也在做一些商业演讲。
于丹：我做演讲一部分是那种市民大讲堂，各地宣传部举办的，好几万人那种。还有一种，各个省委、部委、市委，他们做的中心组的学习。再有各个学校、医院的演讲，占了一大部分。还有各种收容所、管教所，这种我讲的也挺多的。另外有一种给我报酬的，会有一些公司的内部培训，像中国移动给他们VIP客户讲课，还有像招商银行，这个刚刚做完，25年庆的高管培训。我最喜欢的场子还是学校。

南都周刊：从幕后转到幕前的这几年，有没有专业的公司帮你做整体的形象设计和包装？
于丹：从来没有。我是独生女，从小习惯于自己拿主意，特别独往独来，我逛街就喜欢一个人逛，买衣服也不想听别人意见，我自己很清楚我要什么。你没见过我穿很波西米亚的长裙吧，我要么穿短裙要么穿长裤。我都不需要闺蜜跟我一起逛街，我就更不需要别人来设计我。包括我上节目，老有节目组拿来稿子说你确认一下什么的，我说那就别确认了，我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我为什么说我任性，从服装到生活方式，我都不会让背后有人策划我的生活。

南都周刊：你说你是做传播而不是做研究的，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知道大众喜欢怎样的信息，你不是最懂论语的，但却是懂论语的人中最懂电视的。
于丹：看什么叫做懂，角度不同。研究论语一定是在一个全知视角上，从历史脉络研究，有丰富的史料佐证，这是一种内涵式的研究。而我是站在一个文化缺失的时代，我去用当下语境激活在当下可以应用的那些文化基因，我是一种外延的拓展，更多的是我个人的读书笔记，完全不是那种全知视角上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内涵和外延的区别，才是我们真正的差别。

南都周刊：在全知的角度上你尊崇哪些研究者？
于丹：我从小看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我还很佩服钱逊先生，国学大师钱穆的公子。受启发很大的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我的所有讲庄子的东西，都本乎陈鼓应的注本，叫《庄子今注今译》。我能给你说出十几个名字来，这些人是我发自内心很钦佩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是汤一介先生，我觉得如果你要写这些人，汤先生一定要写，汤先生是汤用彤先生的公子。那我觉得你还要写上杜维明，杜维明很重要，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那当然还有很多。我可以讲得很通俗，但是我得去读大家的书，我会去找他们求教。我特别感动这些老人对我的托付，我在他们面前是最没资格说话的，人家是不止一代的毕生精力，都是何等的泰斗，而恰恰他们对我没有那种吹毛求疵和挑剔，说你怎么不对。他们以一种极大的关爱、包容，去鼓励你，说中国现在需要做这件事，他们会拿出书来给你，你知道我特别感动的其实是这些人，以至于在他们面前很理性地从头到尾求教你都做不到，我就经常眼泪流得哗哗的。

南都周刊：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从没有人提出你有地方讲得不对？
于丹：那当然以人家的学养，我自己就会先说我哪儿是不确定的，我去求教。但是他们的那种鼓励，你知道就是江河不拒细流，高山不拒一掊泥土。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能启迪心智，给人正向力量，那说的还是不是非常严谨和正确的那个《论语》，已经不重要了？
于丹：论语有两个思想体系的支撑，一个是关于政治的，秩序感；一个是君子的修身养性，个人的修养。我其实是有意识地只取它的第二条线索，就是我们作用于个人内心的当下解读，还能激活什么。我把他第一个系统全放弃了，因为那个东西呢，你要是做研究，就是你说的严谨与正确，是不能够扔掉那块儿的，但那块儿对当下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没太大用。我做的解读，从时间上是当下语境，从空间上是国际化。什么叫正确呢，我认为是在当下合适不合适。假如中国没有经过20世纪一整个世纪的断层，那我也不会用这么简陋的方式去讲解。

南都周刊：社会上有很多学者对你讲的论语和庄子都提出过自己的指正，你看到之后，有没有过一次，发现真的是自己讲错？
于丹：那很多，那哪里是一次，很多地方会觉得说，哎哟，他这么说是对的，或者说，啊哦，我看的这个版本确实不是这么讲的，但人家那么讲似乎更有道理，很多次啊。

南都周刊：真的？
于丹：那当然了。

南都周刊：可怎么从没听你这样回应？
于丹：这就是，有很多人呢，听我讲东西，他总是喜欢夸张放大对立的部分，你知道么。我为什么说你要跟我接触久了才会了解我呢，其实你不会觉得我的性格很有攻击性，对吧，我会认真地想，人家说的是对的。你想想我跟这些老爷子都保持着这么密切的交往，那我怎么可能说排斥学术界对我的提点呢。人家说你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讲，凡是这么跟我提的人，很多我都会跟人家通一个电话，寄一套我的书，说你继续指点我，我下回有什么问题再求教。

南都周刊：直接承认自己有讲错的地方？
于丹：那当然，当然，那当然。

南都周刊：现在也这样？
于丹：一直到现在啊，因为《趣品人生》后面也还是有人在跟我讲啊，我就赶紧跟人家道歉。包括这次诗词，也有，说你哪个地方讲得不对的，不对我就赶紧谢人家啊。所以你想，我就是这么一个去读别人的人，从论语到诗词什么的，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学术上多严谨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去研究这个的人嘛。我对别人给我纠错这件事情只有感恩，因为你占用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你占用的是国家资源，有那么多小孩子在听，就因为他们喜欢，你不能说我本乎性情我不严谨就是应该的，你占用了国家频道的资源你就应该严谨。

南都周刊：那些写书批判你的人，像十博士啊等等这些，你有和他们沟通说自己确实错了？
于丹：看什么样的人，我要看他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就事论事，来跟我说，你哪一个地方讲错了，我手里版本是什么，这种我就会认真去吸纳。但你要大喊着于丹下课，那我就想说，请他们一起来上课，因为我觉得这个民族现在需要上的课更多一点。

南都周刊：于丹现象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外界的评价泾渭分明，反对你的声音很多都来自精英层，而草根大众却又很喜欢你。
于丹：我琢磨过这事，我说柳村对我的影响那么重，一个人总有自己的设定面，我不可能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吧，我没有那么期待。我自己的设定面就是草根，他们就是我希望传递到位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当年在柳村提携过我的那些大哥大姐。

南都周刊：你是教传媒的老师，你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自己受到这么多攻击？
于丹：别人的心思我不揣测，我没有时间。我很清楚汤一介先生、陈鼓应先生怎么想，我知道我该去做什么。我个人的学养、修为都肯定还要再提高，但是我现在做的事儿我还会做下去。

南都周刊：去年香港书展，李承鹏也在讲座中调侃你，说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内心其实找不到答案。很多人觉得，你讲的东西对解决实际问题无益。
于丹：文化不能承载一切，更多要问责制度。我相信问责制度这四个字你在我的课上无数次听到过，而且课上还有过争论，有的学生认为太夸大制度了，人性更重要。我更强调制度层面的保底，只不过因为我是个文化符号，所以大家记住的都是“寻求内心”的那个点。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传媒的研究者，我更多地看重制度，我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公平的改进是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力量去提升制度的建设，然后文化才有可能起作用。

南都周刊：制度变好之前，很多人已经先对你的东西不屑了。
于丹：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阴暗丑陋太多了，你看美国所有的商业片都是主旋律，我们现在总说好莱坞的结局多浅薄啊，最后一定营救成功了，皆大欢喜了。它传递的叫主流价值，他告诉你善良应该有这样的结尾，就像中国的戏曲，一概都是大团圆。我们会说，难道最后就都那么好吗，从中国戏曲到好莱坞，你可以质疑它的结尾是幼稚的，但是那里面有一种美好的信念，正因为现实不好，所以你抱有一种相信你还可以努力。前不久我给公安部讲了一次大课，说到公安文化，我说我在80年代看过一部比我岁数还大的老片子，仲星火演的《今天我休息》，就是一个当天休息的警察在一路上帮了多少人，每回帮完，都说没事今天我休息。那个片子让我感到很温暖。后来我们看《便衣警察》，所有人都记得刘欢唱的“风霜雨雪搏激流”，那是一种英雄主义。我们现在看的电视剧，警察也有难处啊，警察回家孩子也得病，老婆也离婚，警察也得骂人，警察也得爆发。是，你是还原了人性，但是你削弱了这个行业的英雄主义，这么多警察的戏，我们最后去信任什么？我老在说罗曼·罗兰的那句话：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电视剧，它还原了人性的很多艰难，但过分的现实主义它是会被现实给淹没的。

南都周刊：你知道无论怎么原文照登你的话，该骂你的人还是照样骂。
于丹：我对于很多骂我的人，我只是一种悲悯，我觉得你就不能从好一点的地儿去想么，我跟你素不相识你这么骂我，那对你身边熟悉的人，你会不会也这样。其实你稍微换个好一点的态度去看你身边的人，那都是跟你生活相关的人，我相信你会快乐一点点的。

说于丹
朱军：
于丹和其他文化学者的不同是她落地，接地气。她讲国学没有所谓学者的那份清高，就是邻家妹妹，很亲切。我工作上遇到些不好的事，于丹马上给我短信，说哥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屹立不倒么，我发现你是文艺界里最不像文艺界的人，所以你可以所向披靡。大概这个意思，用于丹式的那种语言，你一下就哈哈一笑。于丹跟我一见面，就是“哥呀，少喝点儿酒吧。”但真要和她坐在一起吃饭，她又“哥呀喝点儿吧，你不喝酒就不是你了。”我说你不是让我少喝么，她说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多喝点儿，咱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别喝了。

濮存昕：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小学六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任何一天的学，在不惑之年恰恰更惑，因为面临重新思考人生的节点，如果没有补养，就一定有问题。我身边的朋友也说于丹不好，讲得那叫什么啊，都是误导。但没关系，像我们这样古典文化非常欠缺的人，先从这些学起。她的特点就是从自己的理解讲，你可以说她理解得不对，但她一定是从她那儿讲。现在我演《蔡文姬》里的曹操，多少人演曹操啊，但是我这个曹操是我的曹操，一定是把自己摆进去，是濮存昕式的曹操，观众一边看我，一边看曹操。至于于丹的哪句话哪个词哪个字可以斟酌，那没关系，这不伤害她整体积极的作用。我跟她说话，有时候跟不上她，她出口成章，引经据典，生活中也是这样，讲着讲着，砰，就给你引到哪儿了。于丹平常就喜欢讲课、写书、旅游，学校要给她职务，她不想要，跟领导较劲，还问我是怎么当领导的，说这下把她套上了，哪干得过来这个，天天开会，完全消耗。

于丹说
喜羊羊
千万不要认为《喜洋洋和灰太狼》就是个小孩的东西，它在中国动画片上是个有历史性的，挺了不起的一种价值输出。因为我们从小听的都是大灰狼来吃小羊，大灰狼一定是非常可恶的，但是现在灰太狼也会成为吉祥物。一群羊用智慧斗败了狼，但是狼其实并不显得那么可恶，灰太狼和喜洋洋的关系是一个翻版的《猫和老鼠》，更多时候你会捧腹大笑，而忽略了猫与老鼠的阶级矛盾，但是过去在我们中国人的童话里，狼和羊那是阶级矛盾。娱乐的进步有的时候就从这种儿童观念中开始改变，它把那种太多的仇恨、对立消解为用智慧、幽默可以闯过的难关，这是一种童话，但是它在价值输出上是一种重大的立场改变。我们怎样影响孩子，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公民意识，从孩子做起都是很重要的。

崔永元
谈话节目成也崔永元败也崔永元，就因为小崔太特立独行了，他以一个另类的形象开创了中国的真实性谈话节目，但是当大家竞相仿效的时候，他们也败在了这一点上。崔永元出来，大家忽略了职业化，而直奔个性化，这就错了。个性化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出了崔永元，所以我们忘了职业化在哪儿。职业化是什么样子的，《对话》的陈伟鸿就很职业化，陈伟鸿不各啬，也没有崔永元名气那么大，但陈伟鸿非常职业化，他面对那么多企业家，他提问冷静，不像芮成钢那么偏激。芮成钢也不是一个职业化的标准，他也很个性，但他是个好记者。

超女
李宇春不是作为一个歌手，而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广告代言人被推出的。自从有了李宇春，原来被周杰伦垄断的亚洲产品，分出了一半给了李宇春，这很有意思。有个电子游戏叫《少女养成》，每人先去领养一个小女孩，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她，刚抱回去的时候都一样，但之后可能一个养成淑女一个养成太妹，这都随你便。事实上超女就是一次真人版的少女养成，你们仔细去看看最初各个选区选出来的女孩都差不多，每个人的个性没那么清晰，李宇春、周笔畅，喜欢她们的人会一直完成她们最后的个性，张靓颖就走向黄健翔等一批外企的、比较有品质的中年男人希望的那个形象。

新闻自由
我不喜欢今天动不动就说，新闻舆论没自由，没有空间，我们的新闻太不怎么样了。风凉话谁都会说。今天中国的舆论还不自由么？你们看看王立军事件在网上被炒的，大家想知道什么，现在都能够调得着。现在其实更需要的是一批有担当的人，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新闻完成它更深层的职能。

民主
大家看新闻，根本的出发点是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家别认为一提中国人的民主就是跟主流意识形态宣战，这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其实我要坦率磊落地告诉大家，我们关注中国的民主，不是在挑战党的现行管理，而是在挑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中国人现在把很多不自由归结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你们知道么，两千多年中，皇上是谁，皇上是天子，他是带着天的意志来人间行使权力的。中国人不使用“政教合一”这个词，但中国人是最大的政教合一者，因为中国人没有全民的宗教，中国人全部的信仰与膜拜都在天子身上，他是半人半神的。我们今天提出打破人治这件事情，不要受西方挑拨，认为这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无论如何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现在是想带着中国人往好处走。所以我在这儿不是要唱主流的高调，我要跟大家说，不要那么肤浅地把怨气撒在共产党的身上，去真正反省一下，好多账要从秦始皇算起。

理财
在博鳌我跟几位银行行长说，不如用几年时间给中国的老百姓进行银行信贷教育：中国人怎么用银行。中国人现在存钱的概念还跟老地主一样，认为把钱都压枕头底下，或者银元搁坛子里埋地底下，这是自己拿着了。中国的草根百姓能够在现代的信贷制度中获利多少？散户入股市肯定是牺牲品，你问问普通老百姓有几个敢买基金。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大家在攒钱挣钱，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存钱生钱。我们一方面拼命地要自由要民主，另一方面我们手中既有的权力不懂得怎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