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短篇]《运送心脏》[美] 贾森•布朗

陶北

　　昨天从丹佛斯到内蒂克的路上我看见有个人在一辆时速80迈的改装卡车上闭着眼睛。我回头看看戴尔，医院雇来让我培训的一个家伙，然后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是一个人的肝。当时他正把手放在那只标着“肝脏”的金属箱上打盹。
　　大多数工作都是眼睛，肝脏，吗啡，或脾脏，送往或接出机场。今晚我们是开往莱巴嫩泉，我出生的那个小镇，给一个快要死于什么事故或疾病的女人送一颗心脏。夜班心脏运输。
　　戴尔坐在我旁边捧着那只标有“心脏”的金属箱子。他眼皮下垂。他的头倒向右侧。他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睡觉，梦入公路。我知道是什么感觉。
　　像今晚这种天气恶劣飞机不能出动的时候，他们就派我们出去。要抵达一个交通不便的小镇，我们是他们的惟一选择。没有移动电话服务而且在很多地方连电灯都没有，但大多数投币电话还能工作。我们每个小时在指定地点停一次然后打电话回医院，好确认那个莱巴嫩病人是不是还活着。医院则跟莱巴嫩联系。我们不许停下来吃东西或喝点什么，如果我们憋得住的话，哪怕是撒尿也不行，在这六个小时车程中。我们打电话就是要问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她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赶紧吃东西上厕所然后我们掉头一路不停地开往伍斯特，那里有一架飞机可以搭这颗心去某个有中心机场的城市给别的人。然而，这颗心脏正在衰竭。很可能过了莱巴嫩也来不及把它送到别处了。
　　心脏盛在冰盒里。但即便是一颗冰冻的心脏在体外也只能维持二十四小时，非官方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得不带它去伍斯特的话，时间刚刚够送到中心机场然后从那里用直升飞机狂奔该市的一个医院。总会有病人的。开往莱巴嫩，我们顶多有六或七个小时。今夜我们必须闯过这狂风和暴雨，为了不浪费这颗心脏。
　　我停下车然后让戴尔带着我给他的号码冒雨跑到投币电话那里。
　　“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你又不是跟她说话，”我说，“而且这无关紧要。只要给医院报上作业编号。他们就会说继续开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否则就掉头。”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上了车，拍掉衣袖上的雨水然后点点头。过了几分钟，他说，“我饿了，”尽管我已经解释过那些规则。
　　医院的运送工作经常吸引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对那些错失的东西怀有非常深刻的关切。他们，在不到半个平均人寿的时间里，已经出生，再出生，因持械抢劫被捕而又一次出生。一个人可能出生很多次，直到连基督都不愿认真地待你。第二次出生的时候我二十岁，穿着一套捐赠的衣服躺在密执安州斯图尔吉斯监狱的地板上。我记得一个警官给我带了碗炖汤而且建议我先吃些东西再进法院，但我摇摇头。我被控酒后驾驶和袭击警察，虽然我不记得做过这些事情了。法官说我一两个小时就喝了十盎司的幺五幺。他说完这话之后便垂下了头，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惊人的案例，而是因为我是他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同一种案例，所以他觉得累了。我问他我怎样才能向他证明我已经知道错了，我很想得到最后一个机会。他看着我，然后大笑起来，那意思是：人人都会这么说。他并不知道我已经重生了，就在青草湖那边，出狱后我要去那里，那里的人相信我。
　　我们行遍了新英格兰，有时去纽约，但我们大多待在波士顿境内。如果你知道从温哈姆到沃本、尼德哈姆、布雷特里的路线，那你就知道一路上可以落脚的地方有贝尔蒙，韦斯顿，康科德等等，但不会到洛威尔那么远。沿海岸线上下的那些地名——维卡鲍格，库诺乔托格，纳奎特，泰提克特，门瑙豪特还有法尔茅斯高地——这些名字让我想起我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如果事情有所不同的话。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就在萨孔奈特那边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偶尔会过去找他——从他家二楼浴室的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大海。
　　戴尔伸过手来拧开收音机；他把右肘靠在车窗上。他窝在座位里。我把收音机关回去。再多的培训也不可能让这样的小毛孩理解他的工作。即便是一个乘客你也该警醒地坐着。你手里捧的是别人的生命。见我扭掉了收音机他把头垂到乘客席的窗上。“别开收音机，”我说。这又让他兴奋起来。戴尔坐起身子然后问我那个需要这颗心脏的女人怎么了，但从他拨弄大衣纽扣的姿势我敢说他其实并不在乎。我告诉他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可能三十岁，可能七十岁。可能是心脏病，可能是别的，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通常他们从某个身体健康但大脑死亡的人那里取出心脏然后把它运给某个头脑清醒但心脏死亡的人。不过说实在的，我解释道，他们通常先选择年轻人。心脏一离开捐献者的身体，它就被钳紧，同时一个时钟开始滴答。在莱巴嫩医院他们现在正站在手术室里，穿好大褂做好准备，等着我们。戴尔点点头，然后我们在沉默中继续开着。
　　我摇下车窗放了一阵空气进来然后再把它摇回去。我转头对戴尔说：“在德克萨斯州的阿比林，有一个人喝醉了然后开着他的车撞进一家便利店。三小时后他的心脏搭一架飞机运到洛根机场。六小时后他的心脏就放在你身边这只标着“心脏”的银色大盒子里，然后我们以最快速度从公路把它送给一个在病房里睡着或昏迷了的危重病人，如果没有这颗心脏她就活不过明天。这个，”我对戴尔说，“就是你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点点头，皱上眉。不管我解释多少次，我觉得他都不可能理解。
　　“如果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会怎样？”他问。
　　“不可能出问题，如果你不开小差的话。现在去打电话，”我说着，指住一家杂货店。
　　我住在一个马马虎虎的街区。那里的人臭烘烘的而且从来不倒垃圾。我的窗子对着一个殡仪馆，而且一年四个月没有太阳照进这一块国土组成部分。有些早晨我琢磨着，如果我辞掉我的工作然后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会有什么后果。照样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到处狂奔，人们照样能得到他们的器官和药品。有替补的。医院有的是人。惟一的不同就是如果我辞了工作我就没得饭吃。
　　我问戴尔他有没有捐过一个器官。他摇头，沉默地望着我，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提前想像着。我觉得也许该告诉他要一路小心。
　　我见过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个从新斯科舍来的女人跟医院提出要卖掉两个肾。她说她有四个。当班医生对这种说法很感兴趣，但他不得不对她说这是医院的政策，实际上是法律，不能接受这样的供货。
　　我知道穷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去环球旅行但这也许永远也办不到。我只能看看图片。我一直想跟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约会。对这些事情我只能说：那又怎样呢。
　　我只坐过一次飞机，带一箱医院的文件去伦敦给一个人签字。我记得大致在拉布拉多上空的时候，过道对面的一个孕妇开始尖叫。那个丈夫开始在走道上四处乱跑，而他的妻子揪着座位用她的膝盖硬顶坐在前面的人，她的肚子一阵阵抽搐。那人突然摔打起来，对着我大叫，“我要一个医生！有谁是医生？”一个坐在后舱的女人上来说她以前做过护士。那人让过一旁指着他的妻子——她穿着薄棉布花裙，脸上的水粉都流到了颈脖。“她才有七个月——还不到，”那个丈夫说。当他让开更多的地方给那个护士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液体从那个孕妇的双腿之间一路淌到座位和地板上。那个曾做过护士的女人一手抱住她的头，然后径直看着四周。她看着我然后又越过我。“还要多久我们才着陆？”丈夫冲口问一个刚赶来的空姐。“太久了，”那个前护士看着我说。
　　对我来说最刺激的事情应该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在危险街区送过比萨饼。到现在我还纳闷我是怎样做到同时既紧张又轻松的，但我认为这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我还不算老，但我敢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是按计划进行的，人人都不能预知，事情就是这样。我还可以说我有一个非常肯定的观念：你不可能伺候好两个主子。我们的思想没有多少重要性。小心翼翼地生活。你最好看看我家。回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比如说，我正骑自行车走在莱巴嫩的卡匹斯克街，有个女人以三四十迈撞上我的后胎。我滚过车罩和车顶，弹到树上然后两脚落地站住。她尖叫着停下来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不敢回头看。我走上去敲敲她的窗。她的手指在仪表板上跳动。她看着我。“你还好吗？”我问。“难以置信，”那女人说着，又把头伏回方向盘上。“难以置信。”
　　我们今晚走的路是熟悉的，轮胎上颠簸和打滑的那种节奏，但在黑暗中看不到熟悉的事物。戴尔摸索着地图，把它转向窗口这样他可以借着路边偶尔闪过的灯光看一看。“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哪儿啊？”他问。
　　“莱巴嫩泉。”我没告诉他我是生在那儿的。对新职员的首要规则之一就是不要告诉他不必要的信息。
　　“它不在地图上，”戴尔说。
　　“什么？”我问。
　　“莱巴嫩。”
　　“翻过来，在另一面。”戴尔翻过地图然后把它凑到脸上。“找我画的那条绿线。从波士顿开始；一直到头。”
　　“我找着了，”他说。“它太小了。这镇子不可能有什么东西。”
　　“那里有一个女人需要一颗心脏，”我说。“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东西。”
　　有些人说我想得太多而有些人说我想得不够，但或许我只是没有想到适当的事情。不要接受你自己的意见，没有充分理由就不要离开你的房间，不要打电话，不要拥有太多东西，不要拥有太少。要住在二楼。要留神别人。
　　戴尔发出一声长叹。他两手理着光溜的后背头，然后按摩后颈。戴尔选错了这份工作。连认识他都没有必要，因为我下个星期又得培训另一个新来的，回答同样的问题，解释同样的规则。
　　戴尔问他是不是能看看那心脏，看它是怎样保持活力的。他以为这样对工作可能会有帮助，但我觉得相反。他是不是以为我独自坐在这座位上挨着一个标有“心脏”的箱子难道就从没看过里面？根本没东西要看。不管它有也好没有也好。
　　我扭头对戴尔说：“你读过手册了？”
　　他点头，但我不相信他是不是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手册。
　　“你到达某一指定地点时却发现电话不通。你怎么办？沿路找另一个电话还是继续开？没有时间想。手册第五十二页，对吗？”
　　“找另一个电话，”他说。“沿路找另一个电话，我是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错了。你要继续开的。”我由着他去拨弄工具箱把手、去掰他的关节。“若无确定，”我告诉他，“一律继续开。只需记住一件事，懂吗？懂吗？”
　　“懂了，”他说。
　　他望着窗外。我瞥了一眼他正在看着的东西，不过是月光映着地平线上丘陵的轮廓。我什么也辨不清。有一个像今夜这样的晚上，月光被暴雨掩盖，我们只能看清刮水器，大片大片的雨和白色的道路标志的模糊的形状。我们可以随便望哪儿开。上次我走这条路是搭便车回家，但后来以车祸告终。在302号线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搭了我，我说随他们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说他们正要去她父母家，就在302号线拐到89号线的一个小镇叫莱巴嫩泉。我点点头，后来他超速驾驶。我已经在雪地里待了很久，脚都僵了。我在后座上脱下鞋来按摩脚趾，还担心它们也许恢复不了了。突然砰的一声，玻璃碎了，我们撞上了护栏。一头大雄鹿撞进挡风玻璃，玻璃渣撒在头枕着方向盘的司机身上。我爬出后门。一些细细的玻璃碎片扎进我的光脚板。小伙子的女朋友只能从窗户爬出来，然后往车罩上走。她走到我旁边，像模特儿似的扭着屁股，擦擦头。那头鹿站在车前面看着我们。然后他闭上了眼睛。那一次我没能回到莱巴嫩。
　　在黎明的薄雾中我开始看清了上次我在这里见过的森林，八年前了。我们也许已经过了我的出生地，我一定要记得什么都不能告诉戴尔。他没有必要知道。但我却想着，我们该从镇子的东边进去，这样我们就不用经过瑟曼桥，我生在那桥上，一辆从斯托克顿开来的雪佛车里，我爸爸在车轮后边而我妈妈躺在后座。据说我妈妈说她也不想那样，而我爸爸说她一定要等着。她说她撑不住了然后就开始尖叫。她想要些什么来止痛的。他对她说只要想想别的事情而且坚持住直到她知道他们到了地方。但她只知道她一秒钟也等不了，于是我在夜里11点42分出世了，我们还没开过那条河呢。
　　隔着雨水泼喇的挡风玻璃望着灰黑的森林，我想起同样的一片森林，离这儿二十英里，我跟父母住在一条长长的烂泥路的尽头。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六年，但一个非常冷的早晨，大风把窗户从中间劈开一直摔到了后院。我醒来后摸进我父母房间的盥洗室，等他们醒来，踩上一个板凳，打开保健箱然后拆了一盒刀片，他们藏在剃须膏后面躲着我的呢。拿出二片，我把一片放在我的右手掌上然后抓紧拳头。又用左手轻轻划着另一片的刀刃，一点也不痛，从肩膀一直到掌心。细细的刀口一秒钟就干了，不留神还看不到，那些红丝出现然后还没来得及像洪水一样汇合流淌。我走进他们的卧室，沿着墙壁摸电灯开关。她的头弹起来。我找着电灯开关了。
　　几年后——我记不清多少年了——我们在那里住了肯定不止七年，我十岁的时候站到同一个窗户边上，我爸爸已经出门好一阵了，我听见我妈妈咿咿呀呀的脚步声爬上楼梯。我锁上我的卧室门，把椅子都推到把手上顶住，然后回到窗口。我听见她摸到门口的时候地板的嗄吱声，然后她小小心地，想不吵醒我，拧那门把手然后往里推。她发现门开不开，就没命地撞还低声地咒骂。雨水泼打着窗户。
　　现在雨停了而且天空开始亮起来。戴尔跑进肯特杂货店，我们的目的地以东二十英里，去打最后一个电话。还有二十分钟。我决定等戴尔回来的时候我要问他一些关于生活的问题，关于缝在他的中学校服上的字母“Ｄ”，关于今后他打算怎样过他的生活。我会尽量和气的。
　　也许他想住在维兰或者莱克星顿然后夏天去玛利恩或者波卡塞特，稍微改变一下，那里气候温暖，青草一直铺到沙滩绵延的大海。对我来说这真是好日子啊。
　　我听见一个汽车引擎在我后面减速，然后是在路肩的砂砾上刹车的嘎嘎声。两个开皮卡的家伙在我窗边停了下来。那车子停下的时候晃了一阵。司机摇下窗户，从嘴里啐了一口什么，然后一手划着圈，意思是叫我摇下我的窗。我做了，他抬起上唇问我现在几点。我低头看看我电子表上空空的面板，拍了它两下然后告诉他我的表坏了。那个箱子上有一个钟，但我要下车然后绕到乘客席那边才能打开来看。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做这种事的。那家伙说他觉得我不知道时间是撒谎，我就给他看看那表。“表坏了，”我说。然后他问我我有多少钱我就告诉他。“没有。”他说他知道我在撒谎我便说，“是又怎样？”
　　“我们饿了，”他说。“我们一直从艾尔迈拉开过来都没有吃东西。我们想到那商店买点食品。”
　　同伙拿出一支猎枪递给那个司机，然后他指着我。“你的小命值多少钱？”他说。他转头看看他的伙伴又转回我这边。“我的朋友刚才说十美元。价钱公道，嗯？十美元然后你的小命就归你。”
　　我一手掏进口袋翻着皮夹里的钞票，想着那颗心脏。“我没有毛票，”我说。
　　“一毛也没有？”他说。
　　“一分也没有。”
　　那司机撇着眼然后放下猎枪保险。“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说着，闭上一只眼把头低到枪柄上。“我的朋友说趁有人来之前就射掉你，但我宁愿要十美元，所以我再等两秒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望着那杆双筒枪，停住了呼吸，然后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久久地听着他们的卡车引擎不规则的隆隆声，就像那是我自己的呼吸。
　　突然他抬起眼睛。“砰，”他说完，把那枪抽了回去但他的眼睛还是盯着我。他的嘴唇在牙齿上揉动。“我猜你比我们还饿，”他说，然后他们开车走了。我趴倒在方向盘上，我的胸口起伏着，我的右手按着那只银箱子。
　　戴尔出了肯特商店，在台阶上绊了一下，他扶起身子然后跑过来。他爬上车，抽了一大口气然后说，“我没能打通。”我换档提速，非常清楚是什么情况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戴尔说。“这周围的电话线都很好，但肯特说波士顿那边的暴风雨更厉害。兴许线路是坏在那里了。”
　　“没关系，”我说。
　　“嘿，”戴尔说着，从座位上直起来，好像想起什么重要讯息似的。“我打电话的时候，肯特望着窗外嘀咕说你恐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发生什么了？”
　　“没什么，”我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
　　“什么情况？”戴尔说着，擦擦他的额头。
　　“你打电话了但不能打通。”
　　“哦。我们继续开，对吗？”
　　“你说呢。”
　　“我们继续开，”戴尔说，然后我们坐在那里沉默着。过了几分钟一辆警车从后面靠上来而且闪着蓝灯。我靠到路边摇下窗户。一个警察停车，从仪表板上撕了几张纸，打开门，然后仔细地关好才拔腿走到我们这儿来。他半道又停下来，摘下帽子，往后理一理他的灰头发，然后把帽子戴回去才继续朝前走。戴尔望着地板。
　　“你今早上好吗？”那个老警察说。
　　“很好，先生，”我答道。
　　“真高兴听你这么说，”他说。“是因为……我以前见过你吗，是不是？我认识你。”
　　“这不可能，”我说。“我恐怕你是弄错了。”
　　“哈，”他说。“我叫停你是因为老肯特给分队报信说你在他商店前面碰到麻烦了。”
　　“没什么事，”我说。
　　“肯特说有几个开皮卡的家伙……”
　　“警官，”我说。“我不想打断人，但我们正在出紧急任务，运一颗心脏到对面镇上的医院。我们从波士顿一路冒着暴雨赶路而且每一秒都要算计。我们不能停。等我们送完货我会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的。”
　　“一颗心脏，你是说？”那警察挠挠头。“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是在你搭档拿着的那口箱子里吗？”
　　“是的。”
　　“那你是要送它到镇上？”
　　“是的。”
　　“那我不耽搁你了。”
　　“谢谢你，警官。”
　　“啊。我不耽搁你了，”他又说了一次，注视着我。“但是，请你，等你做完以后到局里来一趟。我们要做一个报告。”
　　“没问题。”
　　“谢谢，”他说完离开了车子。
　　我继续开，在砂地上稍微倒了一下轮然后一路踩住踏板，看着速度表慢慢地重新爬上五十五。沉默了十分钟之后，迅速穿过华盛顿街，下了温思罗普街然后横过索尔顿街，我们在一个电子门外停住，上边亮着标志：“急救”。“就这儿，”我说着，抓起箱子。“跟我来。”我把箱子捧在身前快步地，不能跑，往急救室门口走去。戴尔蹦了几下跟上我。我径直走到监视房，那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桌上填表格。还有一个，一个肥大的女人，坐在一张等候椅上，看不出明显的伤痕。她旁边有一个男人正拿一块抹布捂着他流血的手。他们俩都盯着对面的墙壁。
　　我紧张地敲敲玻璃。“请问有什么事？”那女人应着但没有抬头。
　　“我是从波士顿总院送心脏来的。表格在这里，”我说着，把东西推到她面前。她接过表格但看都没看。
　　“心脏？”她说着，看看我和我的金属盒。
　　“对，”我说。
　　她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把背靠到转椅上。“你带一颗心脏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说。这是急救。我们已经耽搁了。这里有一个女人需要这颗心脏。这颗心脏不能维持太久。”那女人瞪瞪我，又看看表格。“没有谁告诉过你？”我问。
　　“我刚来上班，”她说。“我没听说有这种事情。”
　　我放下箱子然后抓住那个女人和我之间的隔板边缘。我俯视着，盯住她的下唇。“看，”我说。“那颗心脏就在这儿。”
　　“我得到后面去找一个医生核对一下，”她说完，淡淡地微笑，然后从一个走廊消失了。我靠着玻璃板闭上眼睛。我可以听见坐在椅子上的那个胖女人挪动屁股。那个手受伤的人咳了两下然后开始磕着他的脚。他厌烦地晃着，不是痛苦。每隔两秒钟他就用脚趾头敲一下地板。然后他停下来，我觉得他的眼睛在看着我和那只银箱。嵌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像昆虫一样嗡营，一阵比一阵更响，直到我听见远处从走廊那边传来那个接待员的高跟鞋的滴答声和一个医生的胶底鞋的吱吱声。我猛地转过身来，想知道戴尔干了些什么。正当那个医生走到我身后的时候，我看见戴尔在一个角落转悠，旁边是一个写着“餐厅”的黑色箭头标志。那个医生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就这样停着，等我转过头来。
　　“我很遗憾，”见我不转身他就说。“波士顿总院应该已经在上一个电话通知你了。”
　　他挪开手耐心地等着我做出反应。接待员回到她的桌子从满山的纸堆里取出另一份表格。戴尔已经把他刚从大厅买来的一个三明治的剩余部分从袋里剥了出来。他躬着头，让那些莴苣菜丝掉在地板而不是他的夹克上，然后往我这边走。一片番茄还挂住他的下唇。他一边咽着一边继续走。但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再咬上一大口，这一次是用他空着的那支手把莴苣菜丝全都舀出来然后塞进他的嘴角。医生提起那只箱子，把它靠墙放好，跟接待员说了两句，她打开一个抽屉找出一沓纸。去伍斯特也太迟了，我想。戴尔见我正盯着他就停了下来然后使劲把剩在他嘴里的东西咽下去。那个医生又带着一个写字板走到我旁边。“我们需要你签一下这些，”他说。我没看他就接过了写字板和笔。
　　“我饿了，”戴尔说着，耸耸他的肩膀。“我琢磨我们已经到这儿了吧。我再也不能等了。”
　　“这不是借口，”说完我低头填我手里的那些表格。我签了我的名字。“到达时间”，上面说。我转过腕子看看我那只空白的表。我望着那个医生。“几点？”我说。
　　他抬上他光光的手腕。“忘了戴了今天。”他笑笑，他的眼窝下面有两个黑圈。
　　戴尔把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口袋。“现在七点钟，”他说着，抿起嘴唇做出一副严肃对待我们的工作的样子。他走过去提起那只银箱。“我们现在做什么？我想我们到过这儿了。”
　　我走到他旁边，把箱子从他手里拿过来然后把它在墙边放下。“太迟了，”我说，但他还皱着眉头盯着那箱子。当一个见习生不明白一项工作怎么会失败的时候，这是一个好信号。我们往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提醒他，一颗心脏，一旦脱离了身体，只能维持二十四个小时。再没有别的地方让我们继续开下去了。在门口，他突然转身回去找那只银箱，一个护士正把它送进一个长长的黄色走廊。我只是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胳膊，但他不会回头的，直到那个护士已经消失在另一条走廊。我明白这是这项工作的最艰难的部分；对我来说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要怎样怎样去运送一颗心脏，说到底，如果它没有生命的话。

　　罗池译稿


　　贾森•布朗（Jason Brown），1969年生于波特兰，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作家班，曾被聘为斯坦福大学驻校作家，现在亚利桑那大学英文系任教，有短篇小说集《运送心脏》（1999）、《为什么魔鬼要选择新英格兰做他的事业》（2007）。他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学时被开除过两次，酗酒成疾，后加入匿名戒酒会，渐渐获得康复，大学时在医院做杂工谋生，修习过瑜珈，这些经历成为他的第一批创作素材。
　　传统上，美国批评界对“自传性”小说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对有着奇特经历的布朗似乎网开一面，因为实在太“奇特”了。在他的成名作《运送心脏》中，我是医院的器官押运员，在风雨大作的夜晚，把一颗心脏运往偏远的家乡救人，我必须六个小时赶到，否则这颗心就浪费了。途中我回忆起我一次次迷失后又获新生的艰辛的青春。我已长成一条硬汉，而同伴是一个新手，他对这个职业以及这个人生并不理解。终于送到了，但事情已经被新手搞糟，因为他的不理解，所以这颗心就要白白死去。面对一个“掏心窝”的自传性小说，像“滥情”、“自恋”这样的说教就会显得丑陋不堪。但要一个作家总是能把心窝不断地掏出来，不显得像表演，这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