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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中的“家”——2012-08-23
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或者说是以不曾留意到的方式,将他的生活经验,融入到小说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情节里面。
司屠也是这样的。
而对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对家的经验和感情)更重要的呢。因此,本篇所要讨论的,便是《同行》里“家”。
所以在“家”上打个引号是因为我在此处所指的,并不是单纯的家庭和家庭所占据的那个居住空间。而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更为庞杂的概念。从这个“家”可以引申出家乡;可以引出家里面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情故事。而这一切,都是以“家”为引子或由头的。
《同行》的情况也恰恰如此,虽然其中经常性的出现“家”的影子,但实体却很少落在货真价实的家庭上,而是由此及彼,通过衍生和推导,落在“家”之外。
先说说《同行》中两篇以古代为背景的小说,《唐朝的瘦身运动》和《故人豫襄》——哦,在分析前,我想再说一遍:对于司屠小说中那些比较众所周知的特点(诸如平静而精到的陈述、疑惑和自我否定的内里还有平常但不失情致的生活细节等等),我就不在此复述了。
回到这两篇小说上,我想仔细的读者都能够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故事的发生地,都在家乡。杨如佩所在的县城和豫襄的老家——在此所引出的是“家”(准确的是说小型的熟人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反应:杨如佩的瘦身和豫襄的“变身”,其首先针对的,统统都是邻居街坊。或者反过来说,是这小小的熟人社会对其个体成员的褒贬、流言和要么直接要么间接的压力。
在这里,“家”的概念有限度的扩大为熟人社会的一片缩影。主人公与他和她的邻人们的关系,就是整个小说的要点所在。在《唐朝的瘦身运动》中,杨如佩的我行我素根本与县城里人们的风言风语没有半点关系,甚至她的故事;她的故事的结局也与整个县城的人们的生活毫无瓜葛。她是否就是讲故事的人(即叙述者)所揣测的“瘦身运动”的发起者,也未可知。事实上,在整个小说里,到处都是疑问和人们捕风捉影自我幻想出来的情节和细节。但,这绝不是一篇关于流言的小说,它的立意不在女主人公的身份到底如何,而在于萦绕在主人公身上的种种流言与其对象所形成的冷冰的关系——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个体与社会意识无法达成某种共识的主题——也即是一篇典型的现代小说,它所关注的其实并不是社会意识与个体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和这一互动最后是造成了喜剧还是悲剧那种十九世纪常见的主题,而是将这两个要素并排分列。当然,主人公始终不为所动的表述,似乎表明了作者坚持个体高于集体这个烂俗的理念但,实则不然,我是说,比起有声有色的流言蜚语来,主人公的冷淡仅仅是一个浮在表面的假象。其实质则是对“误读”这个概念的变形——在《唐》的最后两小节以前,往往会造成读者的这种“误读”:也就是以为在结尾处,整个小说会发生逆转。但没有什么逆转,外在的陈述(相对于杨如佩和其生活的那个县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客观性的历史叙述),在此处,作者借用了人们对“唐朝”的刻板观念,适时地将读者引入一种“对富有戏剧化的精彩故事的期待”的思维定式中,然后再忽然将故事刹住,用一笔带过的交代,击碎了读者的期待。
相同的棒喝在《旅行与艳遇》中出现过,在《故人豫襄》中再一次出现: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大刺客,最后和老婆孩子“苟且偷生”去了。然而,在豫襄这里,前期的“误读”则更为庞大,作者几乎不放过“为报仇而易容”的每一个细节。当然,对豫襄结尾处的处理,除了针对读者外更是对长久流传的历史的颠覆——就像芥川龙之介以及博尔赫斯对忠臣藏的颠覆类似。但与博尔赫斯的“故事新编”所不同的是,司屠注重细节尤其是心理上的细节。而这一细节所酝酿和发酵的土壤则是“家”及其概念的延伸。我认为,此一类小说情节的扭转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家”所象征一系列的情感。豫襄的偷生与他易容后每日看到妻子女儿时的心情,有着必然的联系。很难想象,豫襄每日看到家人(尽管已不相识)而却毫不动容——那仅是令人生厌的历史道德编织出的神话。
就此而言,“家”对于司屠便是一种制造和排出情感所必备的磁场。也只有在这个磁场里,作家的情感流露才不是一种有意为之和故作如此的。如在《故乡》和《阴谋》中,情感流露就依托于“家”这个无形的场。
或许我们不应简单的把作者叙述的家庭琐事,看做是一种单纯的生活经验或者一个关乎于家人的简单故事。因为,小说所诉诸的情感除了一般家庭因素外还有一份难以察觉的静默。这是对生活本身进行长时间参悟后所得出的三昧。从他这一类小说中,我能嗅到某种从生活日常中提炼出来的醍醐味儿。就是说,小说中的“我”在母亲回娘家的事件过程中,不仅是一个近距离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个处在这一过程之外的凝视者。这第二个身份使得“我”带有某些哲人(或者“僧人”)置身事外的态度。固然,纷乱而丰富的生活气息始终将“我”牢牢拴在这个家庭之内,但“我”又仿佛还有一个分身在他处看着“我”、“我妈”以及这个家——这是“我”在《故乡》中回溯一篇小说时出现的场景。这个套在小说里的小说同样具有浓郁的生活氛围;更仔细来讲,似乎还带着一丝不详的气息。“我”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以至于母亲有多次跑回江北的老家;也就是外婆那里。“我”与外婆的联系则几乎都汇聚于母亲一身,再加上“我”早已成家就进一步独立于江北的外婆家。至此,“家”被撕裂开来;不光是地理上的分离更还是心理上的隔膜。这一心理距离在《阴谋》中甚至扩大为阴阳两界:“我”同样置身于祖父母的老屋之外,而祖母死前执意要见一面“我”的要求,则被“我”误解为要留下什么宝贝。当然,没有什么宝物。这里有的,仍然是一种难以跨越的“家”的沟壑。挑明了讲,即身为晚辈对于传统血亲家族的叛离。然而作者真正的意图仍不在这儿——这种家族感情只是随手带过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这种心理距离一方面展示生活本身的无常(换言之即无意义),另一方面则透过这种无意义而出发去寻找意义。自然找寻意义过程中自然会重又拾起家族一脉而承的情愫,但这毕竟只是这一旅程中的一个收获,它的目标则是终点那个好似迷雾重重甚至不可描述的彼岸。就是说,在这里的故事、人物都起着一个要把被琐碎的日常所打碎了精神唤醒,并催促它展开某种找寻意义的旅程的作用。一言蔽之,便是离开曾经的“家”而去寻找自我的家园。
综合《同行》中的“家”、“车”,我们会发现,两者互为奥援。“车”是离开“家”的范畴的另一个空间,而“家”则往往会成为“车”的始发地或目的地。在这里,从家走出的永远都是“我”的回忆和思绪,回到家的则常常是我的另一个分身(《在继续之中》和妹妹一同来看“我”的那个男人,尤为典型)。至于在车上的那些人不用说,更是分解为“多重之我”和多重他者的一个个个体;这些个个体往往在故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同时又具有无限相似之处;他们疑惑、不解或者装作冷淡、世故亦或是热情亲切……正是这些个“我与他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我与他者”往往具有惊人的洽合性)构成了司屠的小说世界。
正在这个世界中,既有平淡如常的生活,也有凸出于日常的反常。而这些反常便是作者从对日常的观察和体验中抽离出来的异质。不过,纵然这些异质赫然映入读者之眼,可作者对生活的静默态度却将其抚平——不是说把那些异质重新填埋回日常的芜杂之内,而是说作者给它打上了一层温热的涂层。这也恰如作者自己所乐于承认的那样,他更钟爱这种波澜不惊的表面姿态。因为就连死亡的阴影,也威胁不到这一平静如海(实则暗涌迭起)的叙述。
我想,在面对司屠的小说时,我们最好多留个心眼儿:不仅要从其平静中搜出那些扎眼的东西,还要学会从更多层面和角度去把握这些扎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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