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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浩|皇帝的新衣——读阎连科《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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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8 16:15:2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迄今为止,阎连科有影响的小说都是题材性的,如文革(《坚硬如水》),如残障群体(《受活》),如艾滋病(《丁庄梦》),如高校教育(《风雅颂》),如果单看这些小说的简介,我们定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堂·吉诃德般的英勇作家,他不断用手里的长矛挑动那些在这个共同体中似乎属于最极端最难以撼动的题材;而我们更要赞叹的,是他事实上左右逢源的从容姿态,一方面他是一位引起巨大争议似乎被这个共同体排斥的禁书作者,另一方面却也是这个共同体中诸多文学奖项的常客。
  2011年,阎连科在麦田出版最新小说《四书》的繁体字版,题材之激烈震撼据说较其以往写作更进一层,所谓正面书写“大跃进”。在繁体字版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只有他敢这样写小说!一本尚未在中国出版,便已消逝的传奇禁书。”小说虽在内地出版未果,但非常有意味的是,这种缺席却反倒因此获得了某种引人注目的存在感,某核心期刊刊载了关于《四书》的长篇评论,学界同时期也为《四书》开了一次研讨会,此外,他有两本谈论小说艺术的著作——文论集《发现小说》和谈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同年也在内地相继出版,两本著作的内在指向都是《四书》。
  种种迹象表明,《四书》对于小说家阎连科似乎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从题材、文体,抑或是自身创作出路的寻究上,它似乎可视为阎连科公开张扬的,对于小说写作认识的一次集大成,而因为在内地没有出版,它更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受难光环,凡此种种,使得《四书》有可能成为一个对阎连科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观察阎连科最简便的窗口。
  批评界对阎连科乃至《四书》的诸多褒扬,大致可以集中在三个方面:选择题材的勇气,对所描写题材的见解,以及文体的创造性。因此,我对《四书》的阅读兴趣,也就暂时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四书》讲述的是黄河边一个右派劳改农场里发生的故事,虽然小说本身据说高度抽象高度荒诞高度虚构,但最为作者本人乃至诸多褒扬者津津乐道的,首先依旧是其碰触历史真相、揭露隐秘现实的胆略。然而,全书涉及的诸如毁树毁物大炼钢铁、虚报田亩产量并将口粮当成公粮上缴的浮夸风,乃至随后大饥荒饿死人乃至吃草皮吃人肉等等据说是重磅炸药般的历史书写,就我的阅读观感而言,充其量,还不如百度百科“大跃进“条目来得深入细致,更勿论和内地正式出版过的相关题材的诸多书籍相比了。仔细查考一下就会知道,大跃进在当下中国其实并非绝对禁区,任何一个小学毕业的读者,只要有心,他不用去看任何禁书,单从正规图书和被允许的网络渠道,就能够对大跃进这段历史的真相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认识,与之相比,《四书》提供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新的无人敢公布的历史发现了吗?它揭开了什么样的天大的不曾被人述说的秘密真相了吗?阅读这本蒙着禁书神秘光环的小说,其感觉,就仿佛一脚踩进了八十年代内地小县城里赫然写着“少儿不宜”的录像厅,在其光怪陆离烟雾缭绕的表象后面,是平庸无奇,是打着擦边球的循规蹈矩。
  那些录像厅老板的目标消费群体,不是成年人,而是对性和暴力正处于猎奇心理期的未成年人;而阎连科的目标读者,也不完全是中国人,更包括对中国有猎奇心理的海外读者。唯有无知,才有猎奇;唯有猎奇者的存在,才滋生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摇者。完稿于2010年的《四书》以题材得意,但早在2000年《上海文学》杂志就开始连载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同样一段历史时间,同样的封闭式农场的地点,同样以一群右派改造知识分子作为描述对象,同样的题材,《四书》比《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晚了十年,虽然一是小说一是纪实,但既然作为小说的《四书》以书写历史真相来标榜,那么它就不能再以虚构之名来回避与纪实的《夹边沟记事》之间的比照,而就题材所碰触的历史真相和人性深渊而言,《四书》远远不及《夹边沟记事》骇人。我不知道《四书》作者还有什么可以为题材得意的地方。我怀疑,《四书》无法在内地出版,最重要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题材禁区,而只是因为阎连科写得太没有新意和诚意。
  那么接下来就看看《四书》到底写了点什么。
  《四书》中的人物,没有具体名姓,主要人物都以其社会身份命名,比如“学者”原来就是一个著名学者;“音乐”原来就是一个女钢琴家,“宗教”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作家”原来就是一个享誉全国的作家,“实验”原来就是一个研究技术的实验员,他们都是农场里的改造对象,农场在小说里被叫做“育新区”,而育新区的管理者被叫做“孩子”。在这里,“学者”和“音乐”忙着偷情,“作家”孜孜不倦于告密揭发,“宗教”热衷和背叛信仰,“实验”则很有实践精神地上蹿下跳着捉奸,而“孩子”用纸剪的小红花来管理他们。
  从这里可以看到阎连科的野心,他企图展开某种寓言写作,或者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神实主义的写作。
  “如果说《四书》之前我对神实主义还是模糊、朦胧和犹豫不决,那么,在《四书》的写作过程中,有关神实主义的想法已经在我头脑里渐次清晰,逐步成形。”(《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在《四书》之后完成的《发现小说》一书,可以视作阎连科小说理论的一次系统表达,其重点就是推导出所谓的神实主义,他说: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往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从如上表述中,可以看出阎连科一以贯之的目的论的腔调,正如他预设了“话题性”作为选择小说题材的目的,他也预设了某种“不存在的真实”作为小说创作的目的,以此为名,他可以用“特殊臆思”来粗暴地对待任何真实的生活,因为真实的生活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不见的真实”,而为了达到这“看不见的真实”,可以牺牲一切的真实。这是多么熟悉的逻辑,这不就是“老大哥”的逻辑吗?呐喊式的反抗者现出原形,他原来不过是专制者在镜子中的投影,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阎连科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要做写作的皇帝,不要做笔墨的奴隶,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一旦有人有了做皇帝的梦,我们不免要对他有所提防,因为这意味着一定有人不免会沦为奴隶。具体到《四书》中,沦为奴隶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们,就是所谓的“学者”、“作家”、“音乐”和“宗教”们。
  真正的寓言写作和象征写作,需要对于复杂人性的某一面具备非常强大的概括力,并将之抽象成洞见,然后再具象化,而不是像阎连科这样,仅仅满足于脸谱化和标签化。就阎连科在《四书》中对“学者”、“作家”、“音乐”、“宗教”等人物的描写来看,他对这些称谓背后的实质性指向一无所知。他不懂得何谓学术,也不懂得音乐与宗教何为,对于作家,他也许知道一点,但大概也局限于低劣的档次,因此,他所能概括和抽象的,仅仅只是这些称谓中所蕴涵的最最粗浅低劣的成分,就好比一个自大傲慢的西方人满足于自己对“中国人”这个称谓的最最粗浅低劣的认识——哦,黄皮肤黑头发的鸦片鬼。而关于阎连科的对于自己无知的无知和并不大胆的大胆,其实在之前的《风雅颂》中就已毕露无遗,《风雅颂》出版后,有诸多学院中人都曾撰文指出作者对高校生态的实质性无知,遑论作者对《诗经》的根本性无知了,阎连科没有能力画出一个真实的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模样,只好将之画成一个鬼一样的精神病人了事,大概是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吧,但阎连科的荒谬在于,他企图用画鬼的方式来画真实的人,并美其名曰“神实主义”。
  《四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据说是它的语言,即圣经体叙述和中国民间说唱叙述的杂糅。如它的开头模仿《创世纪》的语调: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回来了。金落日。事就这样成了。光亮粗重,每一杆,八两七两;一杆一杆,林挤林密。孩子的脚,舞蹈落日。暖气硌脚,也硌前胸后背。人撞着暖气。暖气勒人。育新区的房子,老极的青砖青瓦,堆积着年月老极混沌的光,在旷野,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光是好的,神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样分开。暗来稍前,称为黄昏。黄昏是好的。鸡登架,羊归圈,牛卸了犁耙。人就收了他的工了。”
  又如写到民众狂欢时采用的说唱腔调:
  “人在天上撒红花,红花如落雨。
  人都站在凳上抢那花。
  各人一朵花。”
  这样的语言,初读起来确实新鲜,但通篇都是这样,通篇都是动辄来一句“事就这样成了”,抑或隔三差五来上一段莲花落般的唱词,却只能令我想到一个词:矫揉造作。因其矫揉,所以造作。阿兰·布鲁姆曾经嘲笑过那些动辄就声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巨人的肩膀真是那么容易站上去的吗?同样,在这里,在《四书》中对圣经体和说唱体的戏仿中,我没有看到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文体创造者,而只看到了一个矫揉造作的表演者。
  “《四书》中有许多对‘习惯文学’变节的笔墨,即便谈不上真正的背叛,也还是一种端倪的开始,权作为对今后写作的激励,也就这样写下去罢……我总是怀着一次‘不为出版而胡写’的梦想。《四书》就是这样一次不为出版而肆无忌惮的尝试……那样一个故事,我想怎样去讲,就可能怎样去讲,胡扯八道,信口雌黄,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建立新的叙述秩序,是每个成熟作家的伟大梦想。我把《四书》的写作,当做写作之人生的一段美好假期。假期之间,一切都归我所有。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发现小说》) 我觉得阎连科至少搞错了一个问题,即便胡扯八道与信口雌黄可以导致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这种自由与解放也和写作能够达到的品质并无直接逻辑关系,严格来讲,每个非文盲都能做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每个非文盲都能做到‘不为出版而胡写’,但仅此而已,这种写作的自由并不能预支作品的伟大。就像一个皇帝,他有穿上任何新装的自由,但这件衣服的品质究竟如何,却很遗憾与这种自由无关。


【黑蓝网刊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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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30 16:20:44 |只看该作者
这个人的小说,不评也可以,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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