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沈从文教授（马逢华）

陶北

　　“沈又称，他估计‘改造’之对于他，作用不会很大，因为他知道自己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标准还很远。” 已经七年了，还远得很。一点也不出我的意外。
　　　　　　　　　　　　　　　　　　　　　　　　　　　　　　　　--- 马逢华

一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五日到次年二月一日，北平是一座围城。黑暗、寒冷、饥饿、肮脏。北京大学的五十周年校庆，原来预备扩大庆祝的，这时因为局势急转直下，终于草草了事。校园里面，除了在“安全委员会”领导之下，有一部分学生在“民主广场”挖掘避弹壕沟之外，其余是一片死寂。文学院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一天在北楼饭厅里苦笑着说：“咱们都像是下了锅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变红了。”

　　中共占领北平以后，真正像热锅里的螃蟹一样，一下子就变红了的人，虽然只剩下了一个暗红色的躯壳，倒也省却了未来长期的痛苦。实在令人惨不忍睹的，却是许多“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团团打转，走投无路。想到这里，我就回想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沈从文教授。从北平失陷以后沈氏的遭遇中，可以看出中共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策略：能够争取利用，就争取利用。不能争取利用，就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法子来折磨你，毁掉你。


二

　　沈先生出身湘西农家，照共产党的说法，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开始写作生涯之前，他曾在湖南地方队伍里当过小兵。无论就他作品的质或量来说，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最有成就的文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大多描写士兵生活，乡土风俗，以及农村中小儿女间的天真故事。篇章之间，充满了浓郁的湘西泥土气息。抗战后期时局沉闷，他又受近代文学心理分析这一发展的影响，文字愈益精美，而表达方式渐趋晦涩。他为人温文儒雅，洁身自好，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近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左翼作家联盟”，虽然网罗了不少出色的作家，沈却始终没有与这个组织发生什么关系，也正因此，他常被左派文人目为异端，斥为“脱离群众”的游离分子。

　　北平被包围之前，他对时局看法怎样？大体说来，那时北方的教授和学生，多数都对于过去没有什么留念，对于未来感到迷惑、疑惧。有些人绝望，有些人抱着没有根据的希望。朋友们见面总爱问起：“怎么办？”那时有位同学在信里偶然也向沈先生问起他对大局的看法，他的回信，大致是像这样：“……目前这个政府，在各方面瘫痪腐朽，积重难返……我们这一代的文人，从‘五四’时候起，握着一支笔，抱着‘科学’与‘民主’精神，努力了二三十年，在文化工作上，也算尽了力量。以后的新社会，还待你们青年朋友努力创造。不管政治怎样演变，新国家的建设，总要依靠你们诚恳踏实的青年人。你问起时局，是不是有走动的意思？照我看来，逃避也没有用。不过既然留下，就得下决心把一切从头学起，若还像从前一样，作小书呆子，恐终不是办法……”

　　这封信里的态度，不论是否正确，我想恐怕很可以代表当时被困在北方的许多教授先生们的看法。


三

　　北平围城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的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且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大家当时不了解“立场”两字有多么重要，后来才知道照中共的看法，一个人若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则他即令不是“反动派”，至少也是一个大废物，一个要割除的脓包。）
　　
　　壁报上的谩骂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封匿名的警告信寄到了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中的沈家，信内画了一个枪弹，声称：“算账的日子近了。”当时北平城区，时常有炮弹从郊外射来，谁也不知道今天过去之后，明天是个什么样子。被威胁辱骂得莫名其妙的沈从文，不知道将来会有一场什么祸事临头，曾把一部分存书，分送给住在红楼和东厂胡同的几位朋友和学生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中共进城以后，“欢迎解放军”和“展开政治学习”等事，把整个学校闹得乌烟瘴气。并且围城期间大家实在也苦够了，紧张够了，我决定忙中偷闲，到清华园去清静几天。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前碰到李广田先生。李开口就说：“沈先生已经好得多了，你知道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追问下去，才知道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空气下，沈神经很受刺激，郊区交通恢复后，沈夫人曾陪他到清华来，在金岳霖先生寓所休养了一个短时期，这时因为沈的精神状态较好，又由沈夫人接回城里去了。


四

　　此后一段时期，学校里不论师生都在忙着念新民主主义论，讨论猿猴怎样变成人，似乎把沈从文渐渐地忘记了。这些人忘记了他，另外一些人大概并没有。据说一位从东北来的某部队的“政委”曾去看过沈，（好像是以沈夫人旧友的身份来的）劝沈把两个孩子送进东北的什么保育院去，让沈夫人到“革大”或是“华大”去学习，且劝沈自己也把思想“搞通”些。详细情形，局外人很不容易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沈先生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不久我就听到沈先生自杀的消息，消息不在报纸上，也不在任何壁报上，而是在饭厅里，宿舍里，低低地传述着。

　　我事后到沈家探询，才知道沈先生吞服了煤油，并且用利器割伤了喉头和两腕的血管。自杀并未致命，但是一连好几天，昏迷不醒，住在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斜对面那家小医院里。我看到沈夫人时，她容色惨淡，说“最好大家都不要去看他，让他多休息几天。”听说沈在病房里面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牢狱中。“清醒”的时候，拼命在病床上写东西，并且一再叮嘱沈夫人去请汤用彤先生设法把他营救出来。

　　出院以后，沈的身体极坏，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面目浮肿，鼻孔出血不止。他很难过地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沈健康略略恢复之后，不知出于什么人的安排，北大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中，已经把他讲授的功课取消了。他成了在故宫博物院填写古物标签号码的“职员”。他的北大教授的职务，是否已经免去，从来也没人问过。
　　
　　自此以后，他除了为“人民”填写古玩号码之外，并且努力研读马列著述，和“联共党史”，晚上则在家里进行他计划之中的中国瓷器史的撰述，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沈夫人劝他休息无效，有好几次在见面时对我们说：“你们去劝劝他吧，我说话他都不听！他身体并没有完全好，这样不休息怎么成！”

　　但是沈也有他的理由：“他们说我是废物，对我过去的工作成绩全不承认，说我是白吃了几十年的饭。现在我得加倍努力，作些成绩出来，抵补过去那些白费的光阴。并且——我怎么能睡得着觉！闭下来，不能睡，我又不敢想下去！不把自己埋在工作里怎么成！”


五

　　在中共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和“治病救人”的呼声中，朱光潜先生那篇简短的“自我检讨”已经在人民日报上面刊出好久了，好像有人示意沈从文、贺麟等人也应该各自写一篇类似的文章。

　　沈的自责文章久久不能成篇，中间他曾多次向熟人们问起，究竟应该怎样写法。耽搁了好几个礼拜之后，一个傍晚他忽然把一份初步写成的稿子给我看，题目是“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五百字一张的红格稿纸大约写了七八张。我没有看内容，就问：“沈先生，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他把声音压低，说“你不懂。他们希望这样，对外面可以有一点作用。”

　　我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其中除了一些事实的叙述外，他再三重复地说：“物难成而易毁。”

　　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当前的局面，是由中共领导，牺牲了几百万生命，换得来的。他自己过去既没有对中共的“革命”尽过力，现在只要还能对中共有些好处，那么即令把他牺牲进去，似乎也是应该的。以下他就劝胡先生和其他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们说，国内大势已成“定局”，你们若还存心观望，等候国际局面变化，恐怕只是一种幻想，最好及时回国，来“为人民服务”。

　　我读了以后，很爽直地说：“不成，沈先生。你写得这么消极，恐怕不见得能够应付过去。并且文章主题，似乎成了劝大家同归于尽，还不如不写为好。”

　　他听了以后连连摇头，似乎有难言之隐。后来我始终没有看到他这篇文字公开发表。


六

　　沈从文夫妇一向被熟人们称誉为模范夫妇，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聪颖活泼，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家庭之间，向来是快乐融融。沈夫人张兆和女士的美丽贤淑，凡是看见过的，无不称道。

　　北平沦陷后沈先生的遭遇，使这个美好的小家庭失去了多年以来的快乐气氛。在情绪上比在年龄上更要年轻的沈夫人，一方面眼看着自己多年以来十分敬爱的丈夫，变得这样一筹莫展，四面楚歌；一方面又看到不少朋友们的跟着“南下工作团”浩浩荡荡地“南下”去了，有的进了“革大”、“华大”，她大概也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终于决定自己也到“华大”去学习。进“华大”之后，不久她就加入了“组织”。她因为还没有入“党”的资格，年纪又已超过“青年团”的“团龄”，所以是以“团友”的名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孩子呢，在中学的小龙，是青年团的团员，在小学的小虎，进了少年儿童队。随着夫人和小孩在政治学习上的“进步”，沈在家庭之间，也显得越来越落伍。夫妇父子之间，不免有了一些距离。记得那时沈先生曾经伤心地说：“连太太都不了解我了，我怎么还能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
　　
　　有一次我在沈先生家里，他把小虎的一篇作文拿给我看，一面自己解嘲似地苦笑着说：“你看，虎虎也要开始教育我了。”那篇作文，照我记忆所记，大体是像这样：

　　“我的家庭 沈虎雏

　　“我家一共有四个人，爸、妈、哥哥和我。

　　“爸爸是个国民党时代的所谓作家，从前写过很多的书。他因为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所以很是骄傲。解放以后，他因为认识不清，心境不好，生了一场大病。

　　“妈妈对我们很好，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爱好劳动。她现在进了华北大学，是青年团的团友。哥哥在中学读书，是青年团员，我是儿童队员。

　　“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

　　这篇作文在学校里得了甲等，沈先生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面，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这段时期，恐怕也是沈先生精神上最痛苦的时期。那时沈夫人住在“华北大学”，沈先生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学习、检讨。晚上回到寓所，服侍两个小团员队员入睡之后，常常深夜独坐，听古典音乐唱片。有天晚上，我陪着他听音乐，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这付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他真是像在作梦一样）——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能写出很多东西来，第二天再把它们撕掉。”

　　那晚他给我看了一首新写的长诗。那首诗是一曲哀歌，低诉他自己的身世，写得实在不错，我们平时读沈先生的小说的机会很多，他的诗并不多见。我当时有些爱不忍释，说：“沈先生，这样好的诗，撕掉岂不可惜？你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保存好吗？”他说：“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后的文章作品，都得为工农兵服务！”


七

　　大概是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的秋季，我忽然听说沈从文先生决定到“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去接受思想改造。大家都觉得这似乎是他唯一可走的路，并且觉得这样也许可以使他少受一些痛苦，因为“革大的教育，一向是很成功的。”
　　
　　他入队的前几天，我去看他。家庭之间，空气似乎愉快得多了。沈夫人正在忙着张罗应该携带的衣物，两个孩子也很高兴地来参加我们的谈话。

　　沈显然是在勉强振作，给自己打气。他话并不多，有点像陷于深思中似的自言自语，“……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去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
大家谈起了从朋友们听说到的“革大”生活，谈到了扭秧歌。沈毫不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
　　
　　“爸！你不是说什么都干吗？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小虎立刻理直气壮地抗议。

　　沈摇摇头，说：“不，我决不扭——（又缓和了下来），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八

　　几个月的光阴转瞬即逝，我再到沈家去的时候，沈已由“革大”“学成”回来。但是从面部表情看来，他是“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那天晚上他有点沉默寡言。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后就说：“你看从文一点都不进步，在革大‘总结’的成绩尽是些丙、丁！”

　　沈先生很平静地说：“当然尽是些丙、丁。分数是‘民主评定’。指定的东西，我一字一句地读，讨论的时候，却尽是那些不读书的人发言；你跟他们讲，他们不懂。打扫厕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个人干，在讨论‘建立劳动观点’的时候，却又是他们发言最多。我帮助工人挑水，在厨房里跟厨师们一面帮忙，一面谈天，他们又讥讽我，问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说材料。晚上在宿舍里，他们尽说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类的下流话，你要我跟他们谈得来？分数全由他们‘民主评定’，我当然只能得丙、丁。”
　　
　　沈夫人说：“对呀，人家不懂。我听说你在‘革大’写的思想总结，连文法都不通！你是怎么回事，一个作家写了半辈子书，连个思想总结也写不通？”

　　沈没有回答。

　　话题不知怎样又转到了“中苏友好协会”。沈轻描淡写地说：“在革大他们还发动了申请加入中苏友协，我没有去申请。”

　　想不到这句话竟使沈夫人大吃一惊：“呀！你这个人！到现在你都没有告诉我，你连中苏友协都没有加入！你为什么不参加？”

　　沈很认真地说：“交朋友是靠互相认识。俄国文学作品凡是有译本的，我大概都看过，说得上对俄国文学有点认识。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交朋友要‘申请’，还要等候上级‘批准’。我没有去申请，是因为怕被批驳。自己去‘申请’跟人家去作朋友，若是万一不‘批准’，那才难为情！而且，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参加过什么团体、协会呢，所以这次也不想加入。”
　　
　　沈夫人真的有些发气了：“你看他这成什么理由！从文，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反对‘一边倒’！你说！”
　　
　　（在共区，“反对一边倒”这罪名是万万加不得的，这是“搞通思想”的核心问题，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沈连忙缓和地求饶：“唉！唉！何必动气？明天我就去申请加入好不好？”

　　沈夫人说：“谁希罕你这些！我才不要你因为我讲了，才去加入！”

　　她跟着又向我抱怨：“你不知道，从文这个人就是这样自高自大，他不肯去申请跟大家作朋友，（她转向沈）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是不是？上次人家丁玲好意来找他给《人民文学》写点稿子，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和现在的文艺刊物已经脱了节，你最好先找两篇近来发表的像点样子的文章给我看看，然后才好写。’（又转向沈）从文，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说：“我不知道现在的时髦文章像个什么样子，怎么好写？写了寄去，人家若是不用，又怎么办？我自己编了十多年刊物，别人的稿子不知道看了好多，现在要我去向别人投稿，我倒不知道怎样写才好了。”

　　“你看，你看，”沈夫人说：“这个人呀，说了半天，就是自高自大！你向别人投稿又怎么不行？”

　　沈说：“不是不行，也不是自高自大，我是自卑。现在我是什么都不会，都不懂。不知道怎样写出别人喜欢的东西，所以要丁玲拿两篇样子来看看。”

　　沈夫人说：“什么自卑？你愈说自卑，愈是自高自大。你觉得别人的文章都不行，偏要人家拿一两篇像样子的来给你看。”

　　谈话过程之中，陆续进来了朱光潜、废名（冯文炳）两位教授。朱先生坐了一会，看看情势不妙，借故告退了。这时废名用他沙哑的湖北官话插进来说：“从文，别说什么都不会，都不懂，你只要走群众路线就成。我从前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现在想想，一下子就想通了：乡下人知道的事情，真比我晓得的多！”
　　
　　沈夫人说：“是呀，一点都不错。”

　　沈先生歪了头像在问自己：“以前大家都说废名迂，难道我比他还迂？”

　　沈夫人说：“冯先生一点都不迂！他讲的有道理。”

　　废名笑呵呵地：“从文你走群众路线就成。先从家庭之间做起，试试看。”
沈说：“叫我在家里走群众路线？我要跟谁走？我们一家四口，只有我一个人是‘群众’，三个领导阶级！”

　　废名告辞后，我也回去了，沈先生送我到他的寓所门外，站在那里好像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我说：“沈先生，我想在家庭里，你若能迁就一点，空气就会和谐得多了。”他说：“迁就？有些事情分明是不对，你也劝我迁就？”


九

　　沈从文这个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直到我离开北平时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告一段落的迹象，但是如果局面这样拖下去，恐怕迟早他的思想是要“搞通”的。我在大陆时曾听到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这样得意忘形地说：“现在还有些人在那里拖延观望，不肯早些丢下包袱。好，让他们拖吧！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共产党会垮台。但是，这一二十年他们就难以过得去。就算让他们混过去了吧，试问二十年后，他们这一辈子还剩下来几天？”

　　想起沈先生，我同时还想起许许多多留在北平受难的师友。一别经年，现在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后记

　　沈从文先生是我昆明和北平读书时候的国文老师，前面这篇文字，写于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初春，是写给几位关心沈先生当时情况的朋友们看的，虽有朋友建议给更多的人看，由于种种考虑，始终没有拿出来公开发表。这次把它发表出来，一方面是时间已经把从前的某些考虑冲淡了，一方面是想用一个微小的事实，来作一次历史上的见证。

　　中共在大陆上不是在高喊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也许有些滞留海外的学人们觉得这样也就不错了。但是：正像缠足的小脚媳妇们不能举行百米竞赛一样，在以“马列主义”为唯一真理的地方，“百家争鸣”只能是一种欺世之谈；正像在冰天雪地里看不见红花绿叶一样，在以毛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的地方，“百花齐放”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不信吗？七年以来大陆上有什么像样子的文艺作品问世？茅盾写了什么？巴金写了什么？曹禺写了什么？老舍写了什么？萧军哪里去了？胡风哪里去了？

　　在“百花齐放”的口号声中，让我们看看从五四以来写过数十本小说的沈从文，这朵中国文坛的奇葩，是怎样枯萎下去的。

　　据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二月廿九日的纽约华美日报说，二月八日的北平光明日报登载了沈从文的“自白”。“据沈自称，由于过去彼对中共事业没有贡献，而思想意识和写作态度又倾向自由，遂使成为今日中共尺度下的‘空头作家’。沈又称，他估计‘改造’之对于他，作用不会很大，因为他知道自己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标准还很远。”
已经七年了，还远得很。一点也不出我的意外。

　　第八年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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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十六年元旦，安娜堡。）

（作家简介：马逢年先生，河南开封人。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及远东研究所助理教授。）

《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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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录入：顾蕾（言雨）

陶北

这个不知怎么过审的?

镇州大萝卜

“试问二十年后，他们这一辈子还剩下来几天？”

每每看到说这种话的，残酷到去消磨他人生命的人，我就会想：谁又会几百几千年地活着？